文化女性主義

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女權主義發展歷程中掀起了旋風般的新思潮，即文化女權主義，它的目標是創造一種獨立的女性文化，讚美女性氣質，質疑男性統治文化的價值，大力張揚女性主義在社會各個思想傳統上的文化表達。倡導者們甚至提出了“女性優越論”。這種思潮不僅是對傳統女性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更是在理論上顛覆了男權話語中心的體制。 ^[3]  它的主要目標是創造一種獨立的女性文化，讚美女性氣質，限定男性統治文化的價值。開啓了文化女性主義思想傳統的是瑪格麗特·富勒（MargaretFuller）的著作《19世紀的婦女》。主要著作有金堡（GayleKimball）編輯的《女性文化：70年代的女性文藝復興》（1981年）。內容涉及視覺藝術、音樂、文學、戲劇、宗教和政治社會組織。 ^[4] 

文化女性主義被認為是“價值重估派”，主張推倒重來式的重估與女性有關的價值，重新開拓女性的價值空間。在文化女性主義看來，女性所需要的不是那種“統治慾望”或“權力慾望”，而是要展現作為女性“最本質的東西”，即女性可以按女性應有的自然本性成長，獲取知識和自由生活。 ^[5] 

她們通常不談論“政治問題”，認為兩性不平等根源於男權制文化。 ^[6]  男女兩性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處於性別文化的二元結構中。如果不考慮性別，就不能充分地認識技術，性別是審視技術不可或缺的視角。文化女性主義進入技術哲學研究領域，以文化為中介透過性別審視技術，即聚焦於“性別一文化一技術”的相互建構關係，透視技術的性別隱喻。 ^[1] 

文化女性主義主張重估女性的重要性，認定女性價值高於男性價值，如果將社會建立在女性價值之上，將使社會變得更加“富於生產力、和平和正義”。它還認為，由於女性所擁有的母性本能，女性在生理上優越於男性。女性的性格特徵是人類行為最可貴的形式。它反對男權制社會為女性所貼的反面標籤，使用正面框架定義女性。

文化女性主義主張重新估價傳統女性的技術和觀點，重新估價女性對文化的貢獻，超越男性的思維框架。它們批判男性中心的宗教，提出各種女神崇拜的宗教。坎貝爾（K. Campbell）在《男人不會為她説話》一書中重寫了女性歷史。海倫·凱勒（E. F. Keller）的著作使人們重估基因學專家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的工作，寫作了一部更加完整、更加準確的科學史。

文化女性主義主張重估女性的活動和倫理特徵。吉利根重估女性的關愛價值，認為男性只看重公平和個人權利，而關愛並不比公平低下。吉利根提出：“女性的關懷倫理、母性思維、和平和關愛是最有價值的倫理。如果我們能夠將女性的形象確立為社會保護者的形象，高揚女性和母性——關愛、養育和道德感，社會將會變好。”因此西方出現了母性運動。母親的經歷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女性自身的經歷，又是男權制的經歷。

文化女性主義認為，由於自然（生理）和養育（社會化）過程，或由於二者的結合，男女兩性形成了不同的價值觀。女性注重建立和保持深入的親密的關愛的關係；男性更願意表達其個人性和對他們所屬物及他人命運的控制。文化女性主義拒絕男性氣質對政治權力、經濟地位和醫學專業的追求，希望改變競爭的制度關係，將個人利益導向合作的制度關係，以達到共同目標。女性編織親密關係的能力是女性在私領域和公領域都擁有的能力。文化女性主義所主張的女性建構知識策略是，將分離（線性的、權威基礎的）與聯繫（同情、個人基礎的）結合在一起的模式。

文化女性主義在某些方面與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有重疊。結構主義女性主義相信，女性不同於男性。她們具有獨立的文化和道德傳統，她們擁有母性和合作精神。 ^[2]  文化女性主義者認為：由於女性所擁有的母性本能，使得女性價值優於男性價值。母性的最大特質是寬容和奉獻。 ^[3]  她們體現了利她/他主義的精神，是生命的維護者。 ^[2]  女性與男性不同，但不是先天而是後天建構而成的。女性留在家庭中的傳統使她們更富於養育性、支持性、合作性。文化女性主義從立場理論出發，為女性爭取特殊法律保護，要求法律承認，由於只有女性生育，男性不生育，因此只有女性才有與此相關的特殊需要應由加以法律保護。這種新的法律實踐的一個副產品是將女性的價值觀推廣到整個社會。 ^[4]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正是文化女性主義的女權理想激勵了眾多女性投身到社會改良和反戰的事業中去。 ^[2] 

文化女性主義的觀點有過一個演化的過程，其女性優越論的形成也有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演化過程可以被概括為三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她們主張消除和減少男女兩性的生理差異，以便消除性別歧視；

在第二階段，她們譴責男性的生理特徵，主張排斥和脱離男性；

在第三階段，她們轉而讚美女性的生理特徵，主張女性的生理優越和道德優越。

在否定男性本質之後，文化女性主義進而肯定女性的本質。此時她們認為，即使男女兩性差別的生理基礎真的被剷除了，還是不能保證女性就一定能夠獲得解放。因此，她們不再主張剷除兩性的生理差別，而是去讚美女性的特徵，呼籲整個社會和男性重新評價和接受女性特徵。

文化女性主義不像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那樣認為女人同男人一樣是由於她們分享了那些男性的能力，而是讚美女性氣質中的獨特之處，她們認為，這些特徵不僅不應當被否定，而且應當大力肯定，並認為男人也應當接受和培養這些女性特徵。例如被動性，樂於照料別人的撫育性，富於感情，對她人的依賴等。她們為此列舉的原因如下：“被動性可以避免人與人的暴力衝突；撫育性可以使人樂於去照料兒童、窮人和受傷害的人；對男性理性的崇拜會毀掉這個星球，反之，女性的重情感和重直覺則可以避開對生命毫無感覺的理性；依賴性對於地球的倖存也是絕對必需的，男女兩性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依賴是絕對重要的。”所有這些特徵都應當得到重新評價。

文化女性主義者進一步提出，她們對與男人平等不感興趣，假如平等意味着同男性壓迫者相同的話。因此她們反對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一些抹煞男女差別的主張諸如女性參軍等，而是主張男女都不應該參軍，因為軍隊是男權制誇大男性、壓迫女性、毀滅人類和地球上的生命的機制 ^[7]  。 ^[4] 

早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女性主義理論家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從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角度提出過女高男低的觀點。她認為，性別關係是一種最基本的力量，並將女性特質與人類進步和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她指出：“女人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狩獵者、思想者、教育者、行政人員和管理者、立法者，她們具有關懷、愛、保護這一類的特徵，這些品質來源於母性，是從母親角色培養出來的；而男人就沒有這些品性，所以他們必須從女人那裏學習這些品性。男人的基本特徵是暴力、對立、鬥爭、相互踐踏。一個以男性的自私、競爭和個人主義為其特徵的社會，必將被一個以女性的集體主義及為所有人的利益的協調合作的社會主義為其特徵的社會所取代。雖然有史家因此把她歸入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但我認為她的思想更接近後來出現的文化女性主義。”

被批評為本質主義者的法國著名女性主義者露西· 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提出了“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變成女人”的問題，呼籲母性的迴歸。拉康（Lacan）把性差異理論建立在男性性行為的基礎上，伊麗加萊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女性性行為的基礎之上。伊麗加萊提出如何創造女性美的問題，她的答案是：“作為一個女人，最要緊的是應當承認：我是這些女人中的一員；作為女人，我為子女賦予了性別；作為女人，我們被限制在一些不適合於我們的形式當中，我們應當打破這些形式，重新發現自己的性質；男性中心的文化剝奪了我們形象的表達，限制了女性和母性的天才。”

伊利格瑞對女性解放的思考已經超越了男女平等這一簡單要求。她認為，作為一個女性，去要求平等是對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的錯誤表達。女性之所以受剝削，是因為性差異，要想解決這個問題，也只有通過性差異這一途徑。她批評某些女性主義者為了尋求男女平等，主張女人的中性化（be neutralized）。她認為，中性化是身分的喪失；而且這種中性化如果有可能普遍實行的話，將意味着人類的滅亡。人類之所以分為兩種性別，就是為了保證其生殖繁衍，希望擺脱性的差別，是在召喚一種“種族滅絕”（genocide），比歷史上已有的任何毀滅形式都更激進。她指出，重要的是去定義男女兩性各自的價值；社會正義應當賦予或説還給女性特徵以文化價值。

她認為：“我們的文明缺乏兩種尊敬，表現為兩種不公正：第一種是賦予別人生命的女人被排除在男人的秩序之外；第二種是女孩得不到與男孩相同的地位，被排斥在文化之外，只作為一個能生育的自然肉體而存在。如何才能擺脱這種男權制的男性生殖器崇拜（phallocratic）秩序呢？”她提出瞭如下主張：“要恢復對生命和撫育行為的尊重；在家庭和公共領域中樹立母女關係形象；母女關係中要建立可以互換的主體地位；母親要為子女灌輸性的不分等級的思想；要強調女性生活空間的重要性——那種在生育和滿足男性慾望之外的空間。”

她認為，女性傾向於和平、乾淨的環境及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產品的生產，這才是人性的選擇；她列舉的應當受到尊重的女性價值和女性應當爭取的權利包括：財產和姓氏的母女傳遞；姐妹的特權；女性在宗教中佔據重要地位；尊重各種地方文化的空間與神祉；尊重自然食品如水果和穀類；尊重生命的週期，日月的循環與季節的流變；以愛與和平為基礎的更高的道德水準；建立一個囊括所有人類在內的大社區；在締結盟約和解決衝突時強調女性價值；在與藝術有關的象徵體系中強調女性價值等等。

伊利格瑞的觀點鮮明惹眼，充滿激情和浪漫詩意，富於感召力、煽動力。但是有批評者認為，她過高地估計了性別的重要性，把女性文化完全建立在生理差異的基礎上了。 ^[4] 

凱瑟琳·麥金農（Catherine Mackinnon）認為：“真實的情況是，男人和女人是在兩性不平等的情況下經歷性行為的。在觀察了我的許多朋友之後，我得出結論，平均來説，男女雙方一般只有兩個星期的平等。” ^[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陽具羨慕”假説受到文化女性主義最激烈的抨擊。弗洛伊德曾説過：“從許多女性心理症患者身上可以看到，她們早年曾有一段時間特別羨慕其兄弟們有一個陽具，併為自己缺少這樣一個器官而沮喪 (其實並不真的缺少，只是比較小一些)。覺得自己是因為受了某種虐待才導致了這種殘缺不全的狀態。我們可以把這種‘陽具羨慕’看作‘閹割情結’的一部分。……在這種羨慕中包含了一種‘希望成為雄性’的含義……。”女性主義的反駁是，女性根本就不會去羨慕男性器官，因為她們不但有自己相對應的器官，而且她們的器官比男性的既好且多。她們還假定，按照弗洛伊德的邏輯，完全可以把母親的乳房視為兒童心理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女孩因即將擁有這樣的乳房而自豪，男孩因為不會擁有乳房而感到缺憾、羨慕。嬰兒同乳房的接觸畢竟要多於和陰莖的接觸。著名的心理學家霍妮還討論過男性的“子宮忌妒”。

文化女性主義明確提出了“女性是優越的”（Female as superior）這樣的口號。一些激烈的本質主義者（essentialists）將女性的優越追溯到女性的生理基礎，提出的主要論據有荷爾蒙成分和生育的能力。據説男性存在荷爾蒙缺乏現象，而且男性荷爾蒙與生命的聯繫較弱。傑梅因·格里爾（Germaine Greer）在其影響巨大的著作《女太監》中指出：“男性從胎兒期起，就有一連串的弱點，被稱為伴性的弱點，這些弱點源自只有y染色體中才有的基因。這些弱點會導致毛髮過度症、角質斑塊、色盲等症狀；此外還有大約30種機能失調現象可以在雄性物種身上找到，但很少能因同樣理由在雌性身上發現。有足夠證據表明，女性從體質上比男性強壯，壽命更長，在每一個年齡組中，男性死亡人數都多於女性，儘管男性胎兒數目要比女性胎兒數目多10%到30%。男性中的天才、瘋子和傻子的百分比要高於女性，而女性與之相比更為正常。” ^[4] 

文化女性主義者還提出，女人是天生的和平主義者（natural pacifists）；而男人是戰爭販子（war-mongers）；女人是看重人與人關係的（relational）；男人是個人中心主義的 （individuated）；女人全身到處都能體會快感；男人的快感只侷限在生殖器（penis-fixated）；女人從事各類行為時總是能夠從整個過程中得到快樂；男人卻一門心思盯着最後的結果（goal-oriented）等等。她們由此得出結論説，女人比富於攻擊性和自我中心的男人更適合、也更有能力領導這個社會。文化女性主義者大力頌揚女性氣質，主張以感性代替知性；以天生愛好和平的氣質代替好鬥氣質；把母性神化為一種創造性行為。 ^[4] 

17世紀末的艾斯泰爾（Mary Astell）認為，男女均有理性，因此她有建立女子學院的壯舉，鼓勵女性追求知識和精神需求。這就是分離主義女性主義/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前身。

文化女性主義也被視作一種分離主義的女性主義。分離主義女性主義的基本觀點是：女性的特質是人類行為的最佳價值和正面價值；它強調有獨立存在的女性文化，它是建立在女性特徵的基礎之上的。分離主義女性主義（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有吉里根 （Gilligan）、亞當斯（Jane Addams）、龐克斯特 （Christabel Pankhurst）等人。亞當斯認為，女性比男性高明，如果社會能夠建立在女性的價值之上，將會變得更加富於生產能力，更加和平，更加公正。在使女性徹底脱離男性、建立自己獨特的文化和社區的方向上走得最遠的龐克斯特提出了一個簡單明瞭但相當激烈的觀點：“女人的利益在於反對異性戀。”文化女性主義所主張的解放女性的戰略包括建立女性文化，從而使男女兩性隔離。實際上，最徹底的文化女性主義立場最終會與性別分離主義的立場合二為一。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主張完全脱離男權文化，建立女性文化。由於女性重視生命、平等、和諧、養育和和平，而男性忽視這些價值，這就造成了男女兩性根本的不同，造成世界上到處都是競爭和強權的局面。因此應當建立單獨的女性社區，反對男性的攻擊性、個人主義和壓迫價值。文化女性主義提倡建造以女性為中心的文化，發展以女性為中心的經濟、女同性戀社區經濟等。

在女性主義法學理論體系中，文化女性主義法學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流派。該流派承認男性與女性之間存在差異，其中最為重要的差異表現在女性重視“關係網絡結構中的人”，而男性重視“孤立的個人”。在承認男女兩性存在差異的基礎上，文化女性主義法學肯定了女性特徵的積極意義，肯定了女性特徵對於改造現代法律制度的積極作用。文化女性主義法學理論這些獨樹一幟的觀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表現在它引發了女性主義法學內部關於差異/平等問題的持久爭論，至今這種爭論仍在繼續；另一方面表現在它從根本上動搖了現代法學關於“理性人”的理論預設，從哲學的高度為法學理論的深入研究和展開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視角和理論路徑。 ^[9] 

文化女性主義法學以“關係網絡結構中的人”為其理論預設。在此基礎上，該理論強調了女性特徵與法律制度之間的關係，重新界定了政府與個人的關係，論證了法律制度給予女性特殊保護的必要性。這些獨特的觀點的最直接理論依據來自於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文化女性主義法學將其具體運用於對各種法律制度的分析之中。該學派值得認真關注和研究，因為該學派帶來了一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解構了現代法學的理論根基，並提出瞭解構之後的建構之路。 ^[9] 

美國女權主義批評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婦女形象批評” 、“婦女中心批評”、“身份批評”。美國女權主義批評要取得長足的發展，應超越其單一的性別立場走向全方位的性別詩學，在保持多元模式的前提下不斷吸收借鑑其它流派理論，建立自己的批評和理論體系。 ^[10] 

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作為“20世紀最具破壞力和蠱惑力的一種全新的文學批評理論”，從女性視角出發，通過對男性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以及對女性文學創作的研究和對女性文學傳統的尋找，揭示了人類文明中的男權制的本質。它強烈要求打破現存的兩性秩序，重新確立女性的地位和角色,以最終達到消解男性中心文化的目的。

它是以婦女為中心的批評其研究對象包括婦女形象、女性創作和女性閲讀等。它要求以一種女性的視角對文學作品進行全新的解讀，對男性文學歪曲婦女女形象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它努力發掘不同於男性的女性文學傳統，重評文學史；它探討文學中的女性意識，研究女性特有的寫作方式。女權主義批評在發展過程中廣泛吸收和改造了在當代西方影響很大的新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等批評的思路與方法，呈現出多元化的傾向，體現了它的開放性，增強了它對父權中心文化的顛覆性。 ^[11] 

在文化女性主義者看來，女性氣質是一種社會建構，在傳統的女性氣質觀點中，女性往往被賦予生育、養育的角色，在社會發展和技術領域中少有她們活動的空間。文化女性主義反對單一男性的理性思維規則。在她們看來，男性氣質的技術看來好像是自由和客觀的，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帶有徵服與侵略、自我與功利、霸權與反人性等文化品質；而女性氣質的技術則是女性思維方式與文化氣質的呈現，其文化表徵表現出的是合作、關心、責任、和諧與善。可以認為，在技術的發展上，文化女性主義在強調文化上男女的差異性基礎上更為關注的是要拓展包含女性獨特氣質的新技術體系，在她們看來，女性文化更優於男性文化，現代社會出現的種種技術問題，正是男性文化主導下的艾斯勒意義上的“劍”的技術大量發明與隨意濫用的產物。基於此，人類未來的出路同時也是技術的出路在於，將女性文化與氣質延伸到技術領域，拓展包含女性價值在內的新技術體系。 ^[1] 

基於文化女性主義技術認識的共同特徵是“性別一文化一技術”之間的相互建構，也就是説，文化女性主義認為技術是社會建構的，正是因為技術的建構性，技術與性別之間的協同作用才具有可能性和現實性。因此，可以認為，作為人類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女性在技術發展中也會起到應有的作用。 ^[1] 

把技術建構成男性的氣質，或者説按照技術能力來建構男性的氣質，是男權社會的現實。“在技術領域，為什麼少有女性？女性為什麼基本被排除在技術發明、創新領域之外？”在文化女性主義者看來，這與人類社會中對女性的地位、對女性價值的評估有直接的關聯。在文化女性主義看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技術，對技術進行批判要力圖使性別和技術的爭論超越技術的使用範式，把技術本身的政治性質作為分析的焦點，與此同時，還應充分肯定不同於男性的女性的利益、需要和價值觀，並認為目前的技術沒能很好地滿足她們。 ^[12]  這也就是説，不僅在技術發明、技術的社會化方而女性的價值沒有得以體現，而且作為技術使用者，女性也沒有被充分關照。 ^[1] 

1845年，美國著名作家及早期女權主義運動領袖瑪格麗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在其代表作品《十九世紀婦女》中提出了“女性氣質”“姐妹情誼”等女性差異性理論，消解了男權社會性別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男性凌駕於女性之上的性別文化，表達了模糊的雙性同體的理想。 ^[13]  富勒把世界和個人都視為不斷成長的有機體，她強調知識的情感性和直覺性。這種超驗主義的世界觀與啓蒙時代理性主義者的以機械論為本的世界觀截然不同。是福勒首先提出了女性的差異性理論，指出了女性解放與社會進步之間的關聯，這就為其後的女性主義者參與社會改良打下了理論基礎。 ^[2] 

為文化女性主義思想的成熟做出了重大貢獻，並將其付諸於社會實踐的是美國定居救助運動（the settlement Movement）的領袖———芝加哥赫爾館（Hull-House）的創立者簡·亞當斯（Jane Addams）。簡·亞當斯認為：“從女性責任的原始性中所衍生出來的歷史、知識、社會性以及見解能夠也應當對於當時的社會生活和社會問題起到影響作用。男人從自身利益出發把女人禁錮在了固定的模式之內，這樣的做法有百害而無一利；與此同時，女人為更加廣泛的社會所可能做出的貢獻卻無人接受，也無人喝彩。” ^[14]  在簡·亞當斯看來，女性參與社會改良是美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自然結果。她的這一看法代表了當時參與進步主義運動的廣大中產階級人士的一致呼聲。 ^[2] 

時隔數十載，文化女性主義並沒有從人們的視野中淡出，在影視、文學作品中都能捕捉到“女性優越論”的影子。國內影視作品有《鏗鏘玫瑰》、《女人四十》、《20，30，40》；國外有《美麗佳人奧蘭朵》、《女人幫》、《慾望與都市》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國電視劇《瘋狂主婦》。拉徹爾·布朗斯泰恩（RachelBrownstein）説：“女性成為英雄’的戲劇故事在不同範圍的文本和媒體裏得到表現，其中很多在文化中佔據了中心位置，而過去的傳統是對女性性別的虛構。” ^{[3]  [15]} 

另外，由於翻譯涉及到語言、審美、文化、思維等各個方面，因此，對翻譯的研究也可以從不同的層次來切入，這樣，因為所切入的層次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翻譯流派。80年代後，西方婦女運動拓展為反對一切文化霸權（主要是受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影響）。在翻譯理論方面，她們也持相同的觀點，並將來自以上理論的影響帶進了對翻譯的探索和思索中，最終形成了頗具個性的女性主義翻譯觀。女性主義觀濫觴於北美，至今波及全球。 ^{[16]  [17]} 

在文化女性主義體系下，女性的價值得到重估，在傳統視角下被忽略的女性特質譬如事業心，母性的力量，重直覺和情感以及獨立和智慧等都一一得到重視和讚譽。

文化女性主義主張通過重新評估與女性有關的價值，開創女性獨立的精神空間，弘揚女性精神。它主張復興和培育女性被壓抑的經驗、價值和品質，在不推翻男權制的基礎上超越男權制。事業成功不是男性的專利，女性同樣可以撐起事業的一片天。 ^[3] 

在文化這一層次上，女性主義時代文化的主要特徵決定了女性主義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採用的重目的語的重寫策略，同時譯者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創造性也得到了充分的發揮，這與一般傳統的翻譯理論在翻譯過程中所遵循的方法是不同的。也正是由於符合了當時社會的文化背景與社會潮流，女性主義譯者的翻譯工作獲得新生，她們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也得到了合法地位。 ^[16] 

文化女權主義之所以要肯定女性的自身價值、女性經驗和價值觀，就是要女性真正在精神上獲得解放，因為經濟上的獨立並不等於人格上的獨立。女性必須在精神上做到自愛、自強、自尊、自立，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18] 

文化女性主義者一直以來都在強調這樣一個存在卻又經常被忽視的事實：“女性的重情感和重直覺可以避開毫無感覺的理性；依賴性對於地球的倖存也是絕對必須的，男女兩性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依賴是絕對重要的。 ^[19]  所有的這些特徵都應該得到重新評價。 ^[3] 

文化女性主義關於“女性重情感和直覺”的觀點：因為直覺化、感性化，女性被無辜地貼上了濡弱，不理智的標籤，但這只是冰山一角，甚至只是虛幻不真實的一角。事實上，所有的懦弱、瘋狂，掩飾的是她們對男性世界過分理智甚至對人性及對真情冷漠無知的無聲控訴。女性無法脱離的並非男性，而是人間至純至善的真情。她們在自己的世界裏歇斯底里，在男性的世界裏奔波遊走，無非是割捨不下人性的真與紅塵的美。 ^[3] 

文化女性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是要塑造一種獨立的女性文化，體現女性所特有的氣質，大力張揚女性在技術發展中的文化表達。 ^[20]  在這樣的核心價值的支撐下，在傳統視域中被懸置的女性特質將得以重新呈現，如女性所體現的母性的力量、重情感、主張合作、和平、關愛等。吉爾曼認為，如果女性有足夠的智慧發現其自身的力量和潛在的美，那麼女性永遠也不會希望成為男人，會爭取與男人相似。 ^[21] 

文化女性主義的核心價值取向就是女性不但不能向“有問題”的男性文化看齊與靠攏，而且要以女性文化和價值為導向，張揚歷來被貶低的女性文化。技術發展需要聯合、創造和維護的力量，這種力量可以通過女性參與到技術發展中去得以實現。這些觀點為女性參與技術領域打下了文化理論基礎，也進而為女性的“實質性”解放與技術的“真正”進步提供了可能的價值實現途徑。只有通過技術與性別的共同形塑，女性在技術變革和社會發展中的價值才能得以實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