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學院

從歷史上看，19世紀以前單性別教育非常普遍，由於天主教會長期以來認為男女學生同校是對正常而恰當的兩性分離的背叛和挑戰，那個時候大部分中學、大學都是男校或女校。而早期的這種單一性別教育，是在基於性別歧視之上建立的男子學校或女子學校中進行。女子學校的課程設置較強調德行和才藝，教育的主旨是造就好女兒、好妻子和好母親。

從19世紀早期到20世紀70年代，男女同校開始被視為女性贏得與男子一樣的受教育機會的標誌性成果，以及實現男女平等的重要途徑。男女同校教育被認為是“自然的”，它使得人們與其異性之間更容易建立積極的關係，減少刻板印象，使男孩和女孩有機會在一起共同學習、工作。

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單一性別教育再次興起。一方面，性別生理學、心理學、人類學及社會學等學科的興起與發展，分別從不同角度研究了性別差異，人們開始探索如何有效地對男女學生進行適合各自性別特徵的教育。另一方面，一些激進的女性主義者也認為，男女合校對女生而言是一種災難，因為男女合校的教育不是為女生準備的。它把女性置於男性的普遍話語體系當中，減少了女性的自主與自立。這一次，單一性別教育的出發點是性別差異，落腳點是性別平等、教育公正。

關於分校還是合校，爭議還沒有停止。2004年美國公立學校獲准實施單性別教育時，教育部公民權利辦公室負責人馬庫斯曾表示：“我們知道男女共校仍將是標準。我們不過是努力確保教育工作者有（為學生和家長）提供更多選擇的靈活性。” ^[2] 

女子學院19世紀出現於美國，其時女性很少有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伴隨着女性權利意識的高漲，一些有識之士認識到女性教育的社會、政治意義和迫切性，併為此創辦了第一所女子學院（1836年，作為美國的第一所女子高校佐治亞州女子學院獲准成立，並於1840年開始授予學位）。 ^[1] 

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美國女子學院得到了蓬勃的發展，至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女子學院已近300所。1959年，美國在女子高校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為5萬人，與此同時，共有3.7萬名女生在男女合校中接受高等教育，女子學院可稱為是其時美國女子高等教育的主流。

即使20世紀60年代後美國女子學院的發展受到挑戰，其成果依舊豐富，上世紀70年代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伊麗莎白·泰迪鮑爾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結論：女子學院的畢業生在藝術、人類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領域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比例明顯高於男女合校學校畢業的女生，女校的學生有更高的期望值、更多自信心。

美國女子學院培養出很多著名校友，比如曾經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宋氏三姐妹，畢業於美國威斯里安女子學院（Wesleyan College）。美國著名女詩人艾米莉·狄金森和美國第一位進入美國內閣並任勞工部長的華裔女性趙小蘭都畢業於蒙特霍利約克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

20世紀60年代女子學院的發展受到挑戰，1972年美國教育法案第九條關於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條文制定，消除了女性進入男女同校的大學的基本障礙，同時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使男女分化教育得到排斥，此外，收費低廉甚至免費的公立社區學院（Public Community College）的發展也擴大了女性選擇學校的機會。這些關鍵性因素都影響到女子學院的發展，女子學院開始減少。

近年來，美國女子學院招生人數更是不斷下滑，2005年，紐約州歷史悠久的女子學院韋爾斯學院（Wells College）決定開始招收男生，引起學生靜坐示威，甚至有兩位學生因此起訴學校。其時在申請上大學的女生中，只有3%的人願意上女子學院。美國女子學院的數量已由原來的近300所減少到60所左右。

參加此次活動的美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會的資深研究員、韋爾斯學院前校長Patti McGill Peterson説，“當女性受教育已經成為共識的現在，人們開始發問：‘我們該怎麼辦？’” ^[1] 

當美國女子學院的招生人數不斷下滑的同時，女子學院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得到迅速發展。

“在150年後的現在，從女子學院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歷，我們已經看到與美國女子學院發展歷史相似的情形。”Patti McGill Peterson説。

在蒙特霍利約克學院全球女性教育聯盟組織下、由美國各女子學院校長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同行參加的這次會議就是該校為此作出的努力，這個組織致力於國際女子學院校際間學生的交流培養和課程體系的研究發展。

孟加拉國的亞洲女子大學，這所由社會活動家Kamal Ahmad倡導建立的學校。已經培養出3位諾貝爾獎得主的美國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前校長已經決定出任該校校長，一位曾在哈佛大學工作的管理人員也加盟該校，並已完成學校首期50億美元的籌資目標。

亞洲女子大學只是一個代表，女子學院在津巴布韋、肯尼亞、沙特阿拉伯等國家不斷湧現。在非洲、亞洲和中東地區的一些地方，女子學院幾乎成為撬動當地經濟增長和政治進步的重要槓桿。

雖然美國的女子學院有着悠久的歷史和公平完備的管理體系，但Peterson不認為美國模式一定完全適用於其他國家女子學院的發展，只是希望美國的經驗能給它們更多的借鑑。 ^[1] 

資料來源： ^{[4-9]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