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倫·霍妮

凱倫·霍妮1885年9月16日生於德國布蘭肯內茲（Blankenese）。父親是挪威人，遠洋輪船長，是一個篤信宗教、獨裁而沉默寡言的人；母親是具有荷蘭和德國血統的荷蘭人，潑辣而隨和，是父親的第二任妻子。父親比母親大19歲，和前妻生有四個孩子，均已成人；除此之外，她還有一個哥哥。

在霍妮的回憶中，父親是一個可怕的人物，他看不起她，認為她外貌醜陋，天資愚笨。同樣，她感到母親偏愛哥哥，對她十分冷落，因而其童年生活頗不快樂。

9歲時，她改變了生活態度。她説：“如果我不能漂亮，我將使我聰明。”霍妮12歲時，因為治病而對醫生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從那時起她就萌發了當一名醫生的決心。1901年，在母親的支持下她進入高中，父親對她想當醫生的想法極力反對。在1904年霍妮的父母離婚。

1906年，她進入弗賴堡大學學習醫學，1908年轉至哥廷根大學。大學期間，她遇到了已婚的奧斯卡·霍尼（Oskar Horney），他們在1909年結婚並生了3個女兒，但婚後夫妻感情不睦。1909年，由於抑鬱症和性問題的困擾，開始接受弗洛伊德的嫡傳弟子卡爾·亞伯拉罕的精神分析。

1910年，她的父親去世；1911年，她的母親去世。

1913年，她獲得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14－1918年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精神分析訓練，1919年作為一名精神分析醫生私人開業。1923年，奧斯卡得了腦膜炎，生意也跌入低谷。霍妮的弟弟因肺炎去世。一連串的不順使霍妮的情緒低落，抑鬱症再度發作，甚至萌生過過自殺的想法。1926年，她和奧斯卡離婚。

1920－1932年間，她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此外還創辦了一傢俬人診所。在這段時間裏，她由於對弗洛伊德關於女性性慾的看法表示不滿而離開弗洛伊德的正統學説，並在雜誌上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多為關於女性問題和不同意弗洛伊德觀點的文章。

1932年，霍妮接受弗朗茲·亞歷山大（Franz Alexander）邀請，擔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長，任期兩年。

1934年，霍妮與心理學家弗羅姆相戀。兩人遷居紐約。霍妮在紐約精神分析研究所任課。數年後兩人分手。經過深刻的自我分析，霍妮於1942年著成《自我分析》。 ^[2] 

隨着她與弗洛伊德理論分歧的增大，霍妮與紐約精神分析研究所其他成員的關係緊張。1941年，紐約精神分析研究所剝奪了她的講師資格。隨後，霍妮創建了美國精神分析研究所並親任所長。 ^[1] 

1952年12月4日，霍妮逝世。

霍妮的主要著作為：

雖然霍妮被稱為“新弗洛伊德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她的觀點與弗洛伊德有着顯著的不同。

霍妮反對“幼年經驗決定一生”的理念，對於當代精神分析中過度強調早年經歷的做法持批判態度。她認為，經歷本身固然重要，但精神分析更應立足個體當前的精神狀況，重視當前問題的解決。 ^[1] 

霍妮的觀點與社會心理學一致。她同意弗洛伊德關於無意識衝動決定人的行為的論點，但堅決反對弗洛伊德把無意識的衝動理解成是性本能的衝動、用原始性慾發展階段的進展來解釋人格的形成的觀念。她認為，人類的精神衝突與社會環境的聯繫密切，從根本上來源於與基本焦慮相關的心理衝突，而與性有關的異常心理只是其表現之一，並非所有的心理問題都與性有關。 ^{[1]  [3]} 

霍妮對人的本性持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她認為我們每個人都在努力地發展着自己的獨特潛能，但人格會受到文化因素的強烈影響，因此當我們積極成長的內在力量受到外界社會力量的阻礙時，病態的行為就有可能出現。 ^[4] 

神經質性格（neurotic character），是一種對自己無信心、對他人多懷疑、對環境充滿憂慮與不安的異常性格。霍妮認為，神經質性格的形成起因於長期心理壓力。在基本焦慮的影響下，個體為自身防禦而發展出一些非理性的神經質需求（neurotic need），按性質分為如下三類（這三類不同性格在神經症患者身上經常並存）： ^{[1]  [3]} 

對自我的解釋，霍妮不採用弗洛伊德本我、自我及超我三層次的人格結構觀，而是將自我視為個人在生活經驗中所形成自我意象（self-image），即對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她認為，由於個人生活經驗不同而有三種不同的自我意象： ^{[1]  [3]} 

霍妮指出，理想化的自我不同於真正的理想。很多神經症患者由於內心的衝突與焦慮，會以否認和逃避的方式面對問題，用理想化的自我來代替對現實自我的認識（比如認為自己勝於他人，或是自己十全十美）。這種態度使人不能正確認識到自身的問題，阻礙人的成長。同時，當一個人完全受限制於理想自我並在他的指引時，他們就總是以“應該是什麼”來支配自己的思想。霍妮用“‘應該’的暴虐”來形容他們的自我破壞。他們在太多的“應該”下越來越遠離自己。理想化自我與現實自我常會產生不可忽視的衝突，當神經症患者真正意識到自己遠遠不及理想化的自我時，會陷入更深的自卑。（有時，人們能清醒地意識到這些過程；而有時人只會模糊的感覺到。）對這些人進行治療時，最重要的是幫助患者重新評估自己、認識自己，從而放棄不切實際的觀點和急於求成的態度，從現實出發改變自己。 ^{[1]  [3]} 

當霍妮還是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一名講授正統理論的教師時，她開始反駁弗洛伊德關於陰莖羨妒、女性受虐狂和女性發展的學説，並試圖用站在女性立場的觀點去取代當時流行的以男性為中心的女性心理學觀。雖然起初她嘗試從內部去修正精神分析學説，最終她還是向這一學説的許多前提條件提出挑戰，繼而發展了她自己的理論。

霍妮有關女性心理學的論文徹底脱離了弗洛伊德“解剖構造即命運”的信條，強調文化因素是女性問題及其性別定位的重要誘因。霍妮認為女性的精神障礙是基於對男性陰莖的妒忌，但並非陰莖本身而是男性特權。霍妮採取阿爾弗雷德·阿德勒的觀點，指出女性希望成為男性是因為希望擁有那些被我們的文化認為屬於男性的特質或特權，比如力量、勇氣、獨立、成功、性自由及選擇伴侶的權利，這些都是文化因素而非生物因素決定的。霍妮亦指出當男性發現自己沒有懷孕生育的本能時，他們反而會產生妒忌及自卑，所以男性表現出的進取心，爭取成功是對這種自卑感的補償。儘管霍妮將她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投入了女性心理學的寫作，她仍於1935年放棄該選題。因為她感到，文化在女性心理形成中的角色令她無法確認哪些心理為女性特有，哪些不是。

她指出：由於社會環境的複雜，當前不可能真正地區分女性和男性心理上的不同；心理學家的首要任務不應是探討“女性本質”，而應推動整個人類人格的完善。從此之後，霍妮開始發展她認為中性、對兩性同樣適用的理論。

霍妮所創造的一個最基本的概念是“基本的焦慮”。她同意弗洛伊德關於無意識衝動決定人的行為的論點，但堅決反對把人的無意識衝動理解成性本能的衝動。她認為人不是受所謂快樂原則統治的，而是受安全的需要所支配的。

她在進一步論述如何滿足尋求安全、解除焦慮的衝動的過程中，提出了關於人格形成的理論。霍妮認為兒童尋求安全、解除焦慮主要是在家庭這一天地中進行的，兒童能否滿足這方面的衝動取決於家庭、雙親對兒童的具體態度。假如兒童從家庭、父母中得不到温暖和情愛，就可能產生各種不現實的顧慮，這種顧慮得不到及時清除就可能發展成為神經性焦慮；相反，假如兒童從家庭中的父母那裏得到了温暖和情愛，就會感到安全和滿足，就不會產生焦慮並導致精神病。與此間時，兒童也必定要對來自家庭的影響作出自己的反應。兒童正是在對家庭的影響作出的反覆的反應中形成了人格。由於出身於不同家庭，兒童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人格。

霍妮比阿德勒、榮格更尖鋭地批評了弗洛伊德學説的侷限，她更強調了文化和社會因素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並且更明確地把治療精神病的關鍵歸之於改變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