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潤生

1916年　生於江西省吉水縣

1930年　參加紅軍，兩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蘇區五次反“圍剿”，後參加長征

1937年　任八路軍115師343旅686團1營教導員，後任686團政治處副主任、115師獨立旅1團政委等職，參加平型關大捷，轉戰呂梁山根據地、魯西根據地、冀魯豫根據地等；解放戰爭中，參加挺進大別山、和平解放雲南、貴州剿匪等戰役；新中國成立後，任16軍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信工程學院（即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院長、國防部第七研究院政委、海軍東海艦隊政委等職

1955年　授銜少將 ^[1] 

1988年　在東海艦隊政委任上離休，後任中國政協委員、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委員，離休以後，一直住在上海。2011年4月19日2時20分在上海逝世的，享年95歲。

戴潤生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東海艦隊顧問。紅一軍團第四師十團政治委員，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獨立旅第一團政治委員，黃河支隊政治委員，第一一五師教導第四旅團政治部主任，冀魯豫軍區第十一軍分區副政治委員，中原野戰軍一縱隊二旅旅長，第二野戰軍十六軍、十七軍副政治委員，軍事學院訓練部副部長，部長，軍政治委員，國防部第七研究院政治委員，軍事電信工程學院院長，海軍東海艦隊政治委員、顧問組組長。

1938年後，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團政治處副主任、團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晉冀魯豫軍區旅政委，中原野戰軍旅長，第五兵團軍副政委。參加了平型關戰鬥、梁山戰鬥和進軍大別山、淮海、渡江、西南等戰役。1952年畢業於軍事學院。後歷任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軍政委，國防部第七研究院政委，軍事電信工程學院院長，海軍艦隊政委、顧問。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海艦隊政治委員。少將。1916年8月，生於江西省吉水縣阜田鄉總溪村。1930年6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3月，轉入中國共產黨。同年2月起，歷任中央蘇區紅軍學校政治營青年幹事，公略步兵學校連政治指導員，第一方面軍幹部團（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第1軍團保衞局政治指導員、隨營學校政治教員，第4師10團政治委員。參加中央蘇區第一至五次反“圍剿”作戰，長征，直羅鎮、東征、西征等戰役。1938年11月起，歷任八路軍第115師343旅686團政治處副主任，獨立旅1團政治委員，教導4旅政治部主任。參加平型關、廣陽、井溝、樊壩等戰役戰鬥。1945年7月，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1縱隊2旅政治委員。1948年8月，任中原軍區第1縱隊2旅旅長。1949年1月起，任第二野戰軍16軍、17軍副政治委員。參加邯鄲、豫北、淮海、渡江、進軍西南等戰役。1950年12月，入軍事學院高級幹部速成系學習。1952年3月起，任軍事學院訓練部副部長、部長。1958年1月，任第16軍政治委員。1961年3月，任國防部第七研究院政治委員。1964年8月，任軍事電信工程學院院長。1970年12月，任海軍東海艦隊政治委員。1975年8月至1983年8月，任海軍東海艦隊顧問。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2] 

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晉冀魯豫軍區第二旅 政治委員

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第二旅 旅長

中國人民解放軍貴州軍區安順軍分區 司令員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信工程學院（即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院長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 訓練部 部長

中國人民解放軍 少將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東海艦隊 政治委員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委員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委員

第一次，在金沙江畔，三隻小船渡險灘。當時戴潤生所在的幹部團為全軍前鋒。佔領的皎平渡口沒有橋，僅一能容10多人的小木船，中央紅軍大部隊頓時被阻。戴潤生得知附近一渡口有兩隻船，便帶着7連戰士去找船。爬過幾座山，終於看到一個約有20來户人家的小鎮子，還有100多人的敵人保安團。7連戰士們偽裝成白軍，大搖大擺地走進鎮子裏大喊：“快把槍架起來集合，我們長官要給你們訓話。”保安團信以為真，果然出來集合了。就這樣把保安團俘虜繳槍，找到了船，順利巧渡金沙江。

第二次，在大雪山上。爬山前，戰士們每人喝了一碗薑湯辣椒水，準備禦寒。開始爬山時，大家都沒什麼反應。爬到半山，就有許多人開始感覺喘不過氣來。快到山頂時，山上突然颳起一陣狂風，接着下起大雪，還夾雜着雞蛋大小的冰雹，一些體弱的戰士開始撐不住了。一名戰士在風雪中突然倒坐在地上，雖然戰友們趕緊將他扶起來，可是他撐着走了幾步卻再也挪不動了，永遠留在了雪山上。忍痛告別犧牲的同志，中央紅軍大部隊以頑強的毅力翻過雪山。當在山腳下終於見到紅四方面軍戰友時，戴潤生和戰友們都激動不已，紛紛歡呼：“紅四方面軍的同志來了！”那真是熱淚盈眶呀！因為這一刻來得太不容易了！

第三次，在過草地中。紅軍戰士們在過草地前，除了糧食，還帶上了乾柴、臉盆和木棍。可別小看這些東西啊，作用可都大着呢。乾柴除了可以生火，還可墊在草地上休息。臉盆既可用來洗臉洗腳，還可用來燒飯燒水。木棍作用最大，走路時支撐身體，過河時探測水深，還可挑行李擔東西，宿營時候支帳篷……不少體弱的戰士就是靠一根木棍過的草地。紅軍戰士們都風趣地稱它為“第三條腿”。雖然已有思想準備，但是一進入草地，戴潤生就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行進了四五天，戴潤生所在的連隊已有好幾個同志犧牲了。大家把自己僅剩的一點糧食都拿了出來，表示要活大家一起活着走出草地，要餓死大家一起餓死在草地！糧食沒了就吃野菜，走不動了就互相撐一把，終於走出茫茫草地，走向長征勝利。

戴潤生:“平型關我軍傷亡近千,毛主席很痛心”

太陽昇起來的時候，戴潤生已經在老爺廟附近的山上埋伏了快兩個小時，周圍安靜極了，他的雙眼緊緊盯着山溝裏的公路，日軍還沒來。下了一夜的雨，樹葉上還在滴着水，而戴潤生的衣服早已濕透了，9月末的山西，有些涼了，初升的太陽還不能讓他冰冷的身體感受到温暖。老爺廟在平型關東十多里路，戴潤生正在等着日軍的到來，這是第一次和日軍交戰，他已經盼望很久了。

1937年9月25日拂曉時分，戴潤生經過一夜的冒雨行軍到達老爺廟一帶，從凌晨三四點開始已經埋伏兩個小時左右。這之後的兩天一夜裏，戴潤生打了一個勝仗，襲擊了走進埋伏圈的日軍板垣徵四郎第5師團21旅團42聯隊的運輸隊，殲滅1000多人，繳獲大量汽車和騾車運送的物資，這就是“平型關大捷”，打破了日本“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雖然以後再沒去過平型關，戴潤生依然能用筆畫出當時那裏的地形，提起來他還是很開心，“那一仗，打得很痛快”。

戴潤生是1937年8月22日隨部隊東渡黃河開赴山西北面抗日戰場的，這時候他們已經改編一個多月了。這年7月14日，紅軍正式改編為八路軍，紅一方面軍改編為115師；紅一軍團改編為343旅，旅長陳光；紅4師改編為686團，團長李天佑，副團長楊勇。21歲的戴潤生在一營擔任教導員，營長徐德操。改編時的115師不到1萬人，而整個八路軍也不足3萬人，戴潤生擔任教導員的一營一共5個連，也不足500人。八路軍後來改為第18集團軍，按國民黨的劃分，屬於閻錫山擔任司令長官的第二戰區。這時候的戴潤生雖然年輕，卻已經是老革命了，他12歲在家鄉江西吉水縣參加兒童團，14歲參加紅軍，18歲隨紅軍大部隊長征，編入紅一方面軍。一營由副團長楊勇率領，在侯馬鎮搭山西特有的窄軌火車開赴忻口，一營沿途受到了熱烈歡迎，他們乘坐的火車路過太原時，太原市的工人、學生、各界愛國人士，裏三層外三層地歡迎。

1937年9月下旬，戴潤生到達靈丘以南的上寨地區時，靈丘已經失守了，日軍正在進逼平型關，威脅太原。23日，戴潤生在上寨村小學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戴潤生決定在平型關以東一帶伏擊日軍，配合友軍作戰。從平型關山口到靈丘東的河南鎮，是一條狹窄的溝道，中段十幾裏地全是險要的深溝，這條溝叫喬溝，溝底只能通過一輛汽車。“那個地方地形很好，對我們很有利，適合打伏擊戰，因為就我一個人，裝備又不好，所以不正面打仗，都是打伏擊戰”。

1937年9月24日夜裏，戴潤生連夜行軍前往平型關前線。部隊正沿着一條狹窄的山溝急行軍時，天氣突變，瓢潑大雨傾盆而下，彙集成河的雨水沿着山溝流下，一開始溝水剛淹沒腳面，一會兒工夫就漲到齊腰，再不久就到胸口了。水流速度非常急，一不小心就有被沖走的危險。25日拂曉前，渾身濕透的戴潤生終於到達集結地，當時就戴潤生一個人，當天楊成武指揮的獨立團在山西靈丘與河北淶源交界的腰站村一帶阻擋了日軍的增援，殲敵300餘人，而參加主戰場的是兩個旅，其中344旅的688團被洪水阻擋未能到戰場，到場的是戴潤生所在的686團和685、687團兩支兄弟部隊。戴潤生説:“顧不得休息和烘烤行裝，馬上投入戰鬥準備，指揮員察看地形、佈置任務，政工幹部忙於戰前動員，鼓勵大家打好第一仗。我們營的任務是在老爺廟一帶設伏、突擊，我們很快埋伏好了，人不卸裝、馬不卸鞍，只待一聲號令。”

手榴彈一炸就是一窩

日軍被壓在深溝內完全處於捱打的境地，都成了活靶子

太陽昇起後不久，日軍的太陽旗也出現了，“他們毫無戒備地沿着公路向平型關前進，那時候的公路還是土路，大概是大雨過後，道路泥濘、難以行動的關係，日軍幾十輛汽車在辛莊和老爺廟之間停滯不前，後面的日軍又拼命向前湧，人、馬、車擁擠成一團，這正是我開火的好機會”。戴潤生回憶，這個時候指揮部發出了信號彈。

戴潤生説，看到信號彈以後，“埋伏在老爺廟的我，立即用機槍、步槍、手榴彈一起開火，突然遭到猛烈襲擊的敵人亂作一團，很多人躲到汽車底下”，與此同時，兄弟部隊也發起攻擊，我把進入埋伏圈的日軍分割成幾段，分別消滅。

“深溝兩側都是陡坡，日軍無法組織向上爬，我把日軍壓在深溝內，我在溝上，他們完全處於捱打的境地，”戴潤生説，“簡直都成了活靶子，手榴彈一個一個往日軍所在的深溝裏扔，一炸就是一窩呀！”

開火不久，戴潤生和營長肖桂商量後，沿着公路東側一路向平型關方向攻擊。“山路不好走，我們翻山越嶺，一路走一路打，打得很痛快，沒遇上什麼大的抵抗。”下午兩三點的時候戴潤生就打到平型關對面的山頭了，“我就守住山頭，685團在公路的另一面，敵人來了一個反衝鋒，幾百人向我們進攻，我和685團聯合把敵人打下去了”。這個仗打了以後，天就黑了，陳光把旅部安排到戴潤生佔領的山頭，安排晚上的作戰，休養整頓。這個時候，戴潤生髮現自己的衣服已經被陽光曬乾了，雖然一天沒吃飯了，可是他不覺得餓，“打了勝仗，就忘了飢餓了”。部隊也繳獲了一些日軍帶的乾糧，“很好的壓縮餅乾，我們沒見過，第一次吃，結果吃多了，還覺得有點脹”。

打槍又很準，最後我們連炊事員都提着扁擔參與了戰鬥

戴潤生

第二天一早，戴潤生奉命和部隊一起“清查戰場，繼續打擊殘餘的敵人，我們的部隊從兩邊收攏”，日軍雖然只剩下殘餘力量，可是“技術很好，部隊訓練有素，打槍很準，武器又很好，給了我們不小的殺傷”。“我們在戰前也學了一些日語的，比如‘繳槍不殺’、‘八路軍優待俘虜’等等，可是日本人就是不投降，他有‘武士道精神’啊！還向我們射擊，我們傷亡很大，也沒辦法了，不繳槍就打死了，一抵抗我們就打他們。”這一天的清掃，就沒有第一天那麼輕鬆了，“有一個日本鬼子在山上一個洞裏，一個人大概打死打傷我們十多個人，最後我們是用手榴彈把他炸死的”。

戴潤生聽説，“連炊事員都參與了戰鬥，他沒有武器，順手拿起一根挑鍋的扁擔，朝着鬼子衝了過去。不知是什麼原因，這個炊事員竟接連砸死了三四個鬼子兵”。“這一仗殲滅了日軍1000多人”，戴潤生帶着很可惜的語氣説，“我們也傷亡將近1000人，我們這個營犧牲了差不多100人，一個副營長和兩個連長都犧牲了。這近1000人都是經過長征的老幹部，毛主席很痛心。”

“梁山殲滅戰”被八路軍總部嘉譽為“模範戰例”

平型關大捷後，戴潤生跟着115師又參加了忻口戰役，跟日軍進行了一些小的戰役。11月8日太原陷落以後，115師奉中共中央命令轉戰呂梁山，開闢呂梁山敵後根據地。在呂梁山轉戰一年多後，1939年1月，115師改稱東進支隊，越過平漢鐵路，歷時1個多月，到達山東西部的鄆城北面的梁山一帶。這裏是《水滸傳》故事的發生地，戴潤生在此參加指揮打了抗戰中他最滿意的一戰——被稱為八路軍“模範戰例”的“梁山殲滅戰”。

這個時候686團已經一分為二，作為主力的團部和一、二營隨師繼續東進，三營、團教導隊以及師部特務營的一部分則留在魯西地區開展游擊戰，組建獨立旅，由此前的副團長楊勇擔任旅長，戴潤生也升任獨立旅1團政委，團長周海濱。魯西地區的位置十分重要，可以聯繫山東根據地和太行山根據地。八路軍在魯西地區的活動引起了駐濟南日軍的注意，派了部隊來掃蕩。日軍掃蕩部隊來的時候，正是1939年8月1日，部隊正在準備慶祝活動，戴潤生回憶，“大概8點左右，收到了偵察員的報告，不久又接到了師部政委羅榮桓派人送來的情報和作戰命令，要我們查明情況並尾隨敵人，伺機打擊”。這個時候，旅部正在肖皮口一帶活動，師部在梁山集一帶，1團受師部和旅部雙重指揮。8月，正是高粱成熟的季節，這些青紗帳正好成了隱蔽集結和進行運動戰的好地方。“這一帶我們已經很熟了”，戴潤生説，“幾個月前，我們就把這一帶的偽軍和國民黨頑軍掃蕩光了。”“日軍隊伍前面是偽軍，兩個指揮官騎着高大的洋馬，神氣十足”。後來他們知道，這兩個指揮官是田中少佐和長田少佐，率領的是駐守濟南的32師團(板垣師團)的一支400多人的部隊，加上200多人的偽軍。

日軍行進過程中，戴潤生指揮的遊擊小分隊和師部特務營的騎兵連分別突襲他們，一陣猛烈的掃射，在日軍反應過來之前躲入青紗帳中，日軍找不到線索，繼續向前進軍。12點多，到了梁山地區的獨山莊，日軍在酷熱下經過長途跋涉已經很疲憊，便停下來休息，“有的架鍋燒飯，有的脱掉衣服躺在樹陰下乘涼，有的乾脆跳進路邊池塘和水坑裏洗澡，一個傢伙拎了一隻雞從民房裏鑽出來”。戴潤生和團長周海濱決定如果日軍停在獨山莊不走，便在黃昏後發起進攻，“敵我人數大致相等，但日軍技術、裝備優於我軍，白天打硬仗對我軍不利”。

臨近黃昏，日軍有離開獨山莊繼續前進的跡象，於是戴和周發出了進攻的命令，“衝鋒部隊突然攻進獨山莊，日軍的大炮在近距離作戰條件下喪失了原有的作用”。支援衝鋒隊的部隊很快控制了莊外的圍牆這個制高點，成為制勝的關鍵，日軍反覆發動攻擊想奪下這個圍牆都失敗了。雙方經過反覆衝鋒和刺刀戰，到了午夜都有很大傷亡，日軍死傷更慘重，躲在莊內的一個庭院內，戰鬥暫時歸於平靜。這時派來通訊員，戴潤生跟着通訊員來到了師部，羅榮桓和代師長陳光都在，經過一番研究分析後，“羅政委送了我兩句話，‘兩強相遇，勇者勝’，‘你回去放心打，不必顧慮敵人的援兵’”。戴潤生回憶，羅榮桓分析這支日軍是孤軍深入，援兵到達至少要第二天中午，並且派了騎兵連在日軍增援必經的路上偵察和阻擊。

回到獨山莊的戴潤生和周海濱一起利用戰鬥的間隙再作了一次動員，重新部署，把日軍丟棄的彈藥收集起來補充給各個戰士，新一輪的攻擊很快就要開始了。進攻部隊與日軍展開了逐屋逐院的爭奪戰，8月2日天亮後不久，便已經把殘餘日軍逼到最後一間屋子裏了，“3營營長率領一個突擊隊，爬到屋頂，用刺刀和鐵鎬挖開屋頂，把一串串手榴彈投進去，隨着日軍嚎叫聲的消失，戰鬥結束了”。清掃戰場時發現，共擊斃日軍400餘人，偽軍200餘人，俘虜日軍23人，其中4人是老百姓俘虜後送來的。

在同等情況下，全殲日軍的出色戰例，此戰也被八路軍總部嘉譽為“模範戰例”。“國民黨魯西行營主任李樹春也來信祝賀，並寄了500元錢慰勞我軍將士，他還給蔣介石打電報，認為115師轉戰山東抗敵有功，要求將115師留在山東”。

平型關大捷和梁山殲滅戰都已經過去60多年了，抗日戰爭也勝利整整60週年了，年輕的“老革命”戴潤生也已經89歲了。他沒有再去過平型關，可是他依然能畫出那裏的地形，他也忘不了那首著名軍歌。“鐵流兩萬五千裏，直向着一個堅定的方向！苦鬥十年鍛鍊成一股不可戰勝的力量。一旦強虜寇邊疆，慷慨悲歌奔戰場。首戰平型關，威名天下揚！”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