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之治

宋太祖是通過發動陳橋兵變奪得的政權，所以他非常重視帝王和百姓之間的關係，他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他在960年繼位以後，在所統治地域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百姓在這一時間段經濟比較富足，北宋的國庫也收入比較穩定。但是，在這同一期間，宋太祖趙匡胤連年征戰，大興土木，使剛剛發展起來的經濟又緩慢增長，不過，因此北宋的兵馬經過了嚴格的訓練，很快統一了中原廣大地區。到了963年，百姓生活富足、兵馬強壯、國庫充裕、社會治安良好，達到了自唐朝開元盛世以後的又一強盛階段，歷史上稱“建隆之治”。 ^[1] 

宋朝的政治機構，適應中央集權的需要，分列為政事、軍務和財政三大系統，相互平行，分別由皇帝直接統屬。另設御史台等機構。地方權力集中到朝廷後，又進一步集中於皇帝。

行政權的集中：在中央，設立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權力，實行軍政、民政和財政的三權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擔任知州；並設通判與之相互牽制。

財權和司法權的集中：設轉運使把地方收入大部分運送中央；在地方司法人員由中央派文官擔任，死刑須報請中央複審和核準。

宋代官制有官、職、差遣之分。“官”是一種等級待遇，供定薪之用，表示祿位、品級的高低。“職”只是一種虛銜，如學士、待制等，不是職務。只有“差遣”才是實際職務，握有實權。

宰相：宋沿唐制，設尚書、門下、中書三省。尚書、門下列於外朝，中書設於禁中，稱政事堂。實際執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同平章事名號，無定員，有二人即分日掌印。宋初仍用後周宰相範質、王溥、魏仁浦三人為相。公元964年，範質等三相請退，獨用趙普作宰相。為了防止趙普擅權，又以薛居正、呂餘慶作副相，稱參知政事，此後成為定製。

樞密使：唐代宗時，開始設內樞密使，用宦官掌管朝廷機密。唐末，樞密使專權，造成禍亂。五代時，仍存樞密院掌管朝政。樞密使等於宰相之外的又一個宰相。宋朝建立後，樞密使改為專掌軍事政令，調動禁軍，與宰相文武並立。中書省與樞密院號稱“二府”（政府、樞府）。樞密院的大事都要奏報皇帝批旨。宰相與樞密使分別朝奏，彼此不相知。皇帝由此分別控制了政權和軍權。

三司使：三司使總管四方貢賦和國家財政，地位僅次於宰相，稱“計相”。三司使統領三部：鹽鐵掌管工商收入及兵器製造等事；度支掌管財政收支和糧食漕運等事；户部掌管户口、賦税和榷酒等事。地方州郡賦税收入除留一小部分外，其餘全部由中央掌握，三司權任甚重。

刑部：宋太祖時，刑部複核各地大辟罪案。

學士院：學士院設翰林學士若干人，職責是為皇帝起草詔書，包括宰相的任命、對外的國書等。翰林學士還侍從皇帝“備顧問”，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對國事的建策。

御史台：宋沿唐制，朝廷設御史台為最高監察機構，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初無專官，由其他官員兼職。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官員。 ^[1] 

宋代建國後，充分吸取了唐、五代時科場積弊的教訓，在科舉考試中採取了一系列防微杜漸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

軍權的集中：解除禁軍將領兵權，並調往外地充當節度使。繼而削弱節度使實權，使其徒有虛名。接着，將禁軍的統領權一分為三，都直接對皇帝負責。設立樞密院，樞密院有調兵權但不直接統領軍隊。而統領軍隊的將帥卻沒有調兵權，使其互相牽制。實行更戍法。實行“守內虛外 ”“內外相制”政策。駐軍一半京師，一半各地。

宋初的軍隊分為禁軍、廂兵、鄉兵、蕃兵四種。禁軍是軍隊的主力，趙匡胤即位後從各方面加強禁軍的實力。

首先是選練。禁軍選全國精壯充任，趙匡胤最初撿選強壯士兵作為兵樣，遣至全國各地，令地方照樣召募，後來改為木梃，並規定尺寸，由地方官依樣挑選送往京師。當時禁軍的標準是琵琶腿，即大腿粗壯者，車軸身，即肩寬腰細者，身高為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禁軍聚集在京師，太祖親自教閲，加強訓練，並給以優於外州的俸祿。

其次是建置。禁軍約半數駐守京城及其附近，半數分戍邊境及內地若干重鎮；禁軍每一年或兩年必須換防一次，一則習於勞苦免於怠惰，二則因統帥並不隨地易防，從而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不得專其兵”的局面。

最後是軍權。聚集在京師的禁軍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侍衞馬軍都指揮使和侍衞步軍都指揮使統轄，稱為三衙。三衙只在平時負責對禁軍管理、訓練，無權調遣。禁軍的調動權歸樞密院，樞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揮。禁軍外出作戰，由皇帝派遣將帥，並由皇帝親自制定作戰方略，將領不得擅改。這樣，禁軍的選練、建置、駐守、出征、行軍、作戰等一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 ^[1] 

北宋建立後，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並沒有結束。在北宋北面，有強大的遼和遼扶植下的北漢。南面和西面分佈着南唐、吳越、後蜀、南漢、南平（荊南）等較大的割據政權。另外，周行逢在湖南、留從效在泉州、漳州還建立着一些小的割據政權。

趙匡胤根據當時的形勢，鑑於南方是經濟重心，各國力量較弱，而北方契丹建立的遼政權，實力又比較強大的現實，在徵詢了張永德、趙普等大臣的意見之後，確定了與後周世宗基本一致的“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戰略方針。

963年，宋太祖派慕容延釗和李處耘出兵兩湖，滅掉荊南（即南平）和湖南（原來的楚）。從此，宋軍西逼後蜀，東脅南唐，南可直取南漢，戰略上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

964年，宋太祖派王全斌、崔彥進、劉光義、曹彬分兵兩路向四川進攻，第二年年初滅後蜀。

970年，宋太祖派潘美率軍進攻南漢，第二年滅南漢。至此，南唐已陷入宋軍包圍之中。南唐主李煜大為恐懼，向宋朝上表，自動削去南唐國號，稱江南國主。

974年，曹彬、潘美率十萬宋軍，戰船千艘，自荊南順流而下，向南唐發動進攻。公元975年，宋軍直抵金陵城下，976年初，金陵城破。

南唐覆滅後，公元978年宋太宗又用強大的政治壓力，迫使吳越的錢和漳、泉的陳洪進相繼納土歸附。至此，“先南後北”方略的“先南”部分完成了，剩下來的就是北方了。

968年和公元969年，宋太祖曾兩次出兵進攻北漢，都因遼出兵援助，無功而返。公元976年，宋太祖第三次進攻北漢。兩個月後，宋太祖突然死去，遼又出兵支援北漢，新登基的宋太宗只得下令撤兵。

979年，宋太宗親自統兵進攻北漢，包圍了太原城。北宋軍隊在石嶺關附近擊潰遼派來支援北漢的軍隊，迫使北漢投降。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宣告結束，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 ^[1] 

趙匡胤對有關國計民生有重要影響的黃河下了很大的力量治理。黃河的問題主要是水患，五代時期，黃河決堤、改道，淹沒村莊農田，宋初也不斷有水災出現。

趙匡胤在962年，令黃河沿岸修堤築壩，並大量種樹，以做防洪時用。 ^[2]  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為黃河堤壩例修期，趙匡胤下令嚴格巡察，防患於未然。因此，素以黃害著稱的黃河在太祖在位的17年中，只有十幾次潰決的記載，並且都沒出現嚴重的災害。除了黃河之外，宋太祖對運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這對於農業經濟的穩定、商業經濟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趙匡胤還重視農業生產，減輕徭役，賦税專收。地方賦税一小部分作為地方開支，其餘全部由中央掌握（中央集權）。公元964年，趙匡胤下過一道命令，就是將各地每年所收的民租和專賣收入，除地方支用外，一律運往京師，地方不得佔留。 ^[1]  趙匡胤還澄清吏治，勸獎農桑，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些舉措不僅儘快醫治了200年的戰爭創傷，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榮的局面，出現了歷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趙匡胤奉行“文以靖國”這一理念，果斷的實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國策，通過設立“誓牌”，尊孔崇儒，完善科舉，創設殿試，知人善任，厚祿養廉等一系列重大舉措，徹底扭轉了唐末以來武夫專權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於後人有稱“宋朝是文人的樂園”的稱譽。

同時，趙匡胤重視圖書建設。建國之初，注意收集各國遺留圖書，用以充實官府藏書。建國初，三館（史館、昭文館、集賢院）僅有書12000餘卷。乾德元年（963年）平荊南收高氏圖書，以充實三館。乾德三年（965年）平定蜀國，右拾遺孫逢吉赴成都收圖書13000卷。開寶九年（976年），平南唐，令太子洗馬呂龜祥到金陵，收圖書2萬餘卷，又收吳越圖籍萬卷。廣泛徵集民間藏書，規定凡有獻書者，視其書籍價值，如館閣所無，則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官職俱委以官職，如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三人獻書1200餘卷，並賜科名。通過徵集和獻書，於開寶中，官府藏書增至8萬卷。為北宋官府藏書奠定了基礎。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