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蔭槐

常蔭槐，字瀚襄，亦寫作翰香、漢香、漢湘、翰襄，祖籍山東壽光，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生於吉林梨樹，是山東移民的後代，兄弟四人，常蔭槐排行第四。 ^[3] 

常蔭槐於1910年從奉天法政學堂第二期畢業後不久，由大哥常蔭廷帶至黑龍江謀職。經常蔭廷推薦，常蔭槐首先擔任黑龍江都督府軍需科額外科員，後轉入黑龍江陸軍第一師（師長許蘭洲）師部任少校軍法官、軍法處長，常蔭槐辦事果斷、不講情面、敢作敢為的風格深得該師參謀長李景林的賞識。 ^[3] 

1922年4月底，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常蔭槐任鎮威軍騎兵司令部參謀長，戰前鎮威軍總司令部對這支騎兵寄予厚望，希望它在戰場上發揮特殊作用，但由於騎兵司令許蘭洲“不長於騎兵”，而身為參謀長的常蔭槐又是“不曉軍務之人”，不瞭解騎兵的特點及作戰樣式，以致戰鬥打響後，騎兵幾“成無用之物”，基本上沒有發揮作用。戰至5月初，張景惠指揮的西路奉軍首先遺退，該路奉軍三萬餘人全部被直軍繳械。接着，張作相指揮的中路奉軍與張學良、郭松齡等指揮的東路奉軍也相繼潰敗，紛紛向關外撤退。在撤退過程中，奉軍軍紀蕩然無存，沿途打劫勒索老百姓財物，行同土匪，面對這種混亂局面，張作霖想起常蔭槐辦事有魄力、不講情面，當即宣佈任命他為奉天全省軍警執法處長。常蔭槐走馬上任，對不遵守紀律的潰兵實行嚴厲彈壓，很快扭轉了混亂局面，使奉軍有序地撤退到關外。 ^[3] 

奉軍撤退到關外不久，各地鬍匪又猖獗起來。1923年3月14日，經楊宇霆推薦，張作霖任命常蔭槐兼任祧昌道清鄉督辦事宜，調集重兵以十分殘酷的手段將各股土匪鎮壓下去。時任奉天省長的王永江私下向楊宇霆揭發，常蔭槐在剿匪過程中也有包庇窩藏土匪以及污良為匪的殃民行為，強烈要求將常蔭槐撤職交法庭懲辦。但楊宇霆並沒有向張作霖報告，暗中保護了常蔭槐。 ^[3] 

1925年春，常蔭槐任京奉鐵路局局長。京奉鐵路是連接關內外交通的最重要的通道，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後，奉系控制了這條鐵路，但當時交通秩序十分混亂，特別是奉系官兵無票搭霸王車的現象十分嚴重，而且無人敢管，奉系官兵掛在嘴上的口頭禪是：“媽拉巴子是月票，後腦勺是護照。”常蔭槐就任局長後，依然以鐵腕手段整頓乘車秩序，不徇私情，不怕得罪上司與同僚。他主持釐定了整套嚴格的規章制度，嚴格稽查，按規章制度辦事，在瀋陽、錦州、山海關等大車站還加派得力武裝檢查。對於違反禁令的，一律實行嚴懲。奉軍某團長無票乘車，被稽查員查到後不僅拒絕補票，而且破口大罵，甚至拿出手槍來準備行兇，稽查員當場奪下手槍，將其趕下火車。常蔭槐隨即報請張作霖同意，就在車站站台上將該團長槍決，這一事件在奉軍上下引起強烈震動。從此以後，奉系官兵搭霸王車的現象急劇減少。還有一次，張作霖五夫人（即壽夫人）的廚師無票強佔頭等包廂，被稽查員查到後當即被趕下了火車，該廚師依仗其主子是大帥最寵愛的夫人，大為不服，常蔭槐命令執法隊在站台對該廚師予以杖責，打得他趴在地上爬不起來。事後，該廚師向五夫人哭訴，要五夫人為他做主。五夫人向張作霖傾訴後，張作霖不但沒有處罰常蔭槐的意思，反而稱讚説：“這小子，真有種，我正需要這種鐵面無私的角色呢！”經過常蔭槐的鐵腕整頓，京奉鐵路的乘車和運輸秩序迅速好轉。 ^[3] 

1926年，常蔭槐兼任奉軍第三、四方面軍團部政務處長、交通司令。從1927年6月起，常蔭槐擔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長代理總長職務，1928年間還一度兼任奉（天）海（龍）鐵路局督辦。 ^[3] 

1927年六七月間，日本田中義一內閣召開“東方會議”，決定對張作霖採取“卸磨殺驢”或者使其完全傀儡化的對策，日本派出公開與秘密兩路人馬，以軟硬兼施的手段向張作霖索取“滿蒙”權益的交涉，要求解決所謂的“滿蒙懸案”。秘密外交由滿鐵社長山本條太郎、“中日實業公司”董事長江藤豐二負責，與張作霖直接接治；公開外交由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等負責與中國外交當局乃至張作霖公開談判。在日本人的威脅利誘和軟硬兼施下，張作霖與日本於1927年10月15日取得了滿蒙五路的諒解，達成“滿蒙新五路協約”。根據這個協約，由日本政府承包修建：敦（化）圖（們江岸）線，長（春）大（賚）線，吉（林）五（常）線，祧（南）索（倫）線，延（吉）海（林）線。“協約”還規定，“本協約簽字後，尚須派兩國代表正式簽字”，方能生效。1928年5月7日，田中義一再次派山本條太郎到北京，逼張作霖簽訂修建滿蒙新五路的正式合同，張作霖命交通部代總長常蔭槐在合同上簽字。但常蔭槐不想當賣國賊，自談判以來一直表現出強硬態度，不惜違背張作霖的意志，拒絕在合同上簽字。 ^[3] 

張作霖在皇姑屯遇炸時，常蔭槐亦乘一輛專車隨行，常本在張車廂中，至皇姑屯乃離車後行，聞炸聲車停，常恰在兩車廂接頭處，致跌倒受輕傷。 ^[2] 

張學良繼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後，日本人要求東北當局承認和履行張作霖生前與日本人簽署的密約，但常蔭槐答覆説：“保安會並未承認新合同。”常蔭槐的強硬態度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敵視，為此日本人有意散佈謠言，挑撥常蔭槐等人與張學良的關係，製造混亂，成為“楊常事件”發生的重要誘因之一。 ^[3] 

張作霖死後，常蔭槐與楊宇霆結成死黨，對少帥張學良採取極端輕視的態度，在私邸與家人談話時動輒説：“小六子（張的乳名）少不更事，懂得什麼！”即使在公開場合對張學良也不尊重，倨傲無禮，目無長官。1928年五六月間奉軍從北京撤退時，常蔭槐下令將在京奉鐵路上行駛的車輛全部拖到關外，南京國民政府委任的京津衞戍總司令閻錫山向張學良交涉，要求放回車輛以恢復關內外的交通，張學良表示同意，但常蔭槐拒不執行，説：“這是我的事情，這些車輛歸我管，他管不了我！” ^[3] 

1928年7月，常蔭槐升任黑龍江省省長。他為了培植個人勢力，藉助其大哥常蔭廷在黑龍江省任道尹時創編游擊隊的經驗與人事關係，以及瀋陽兵工廠督辦楊宇霆在槍械彈藥方面的支持，擅自動用鐵路資金，編練約二十個營的山林警備隊。張學良對此堅決不同意，而且存有戒心，他説：黑省既有國防軍，又有省防軍，無需再編練山林警備隊。但常蔭槐置若罔聞，我行我素，繼續擴軍練兵，因此引起東北當局的懷疑和關注，更使黑龍江軍務督辦萬福麟感到極大的威脅和不安。常蔭槐與楊宇霆沆瀣一氣，反對張學良與南京國民政府合作。楊、常認為蔣介石靠不住，言而無信，易幟後會被蔣吃掉，況且蔣也不見得站住腳，倒不如在東北搞獨立。張學良排除重重阻力，毅然宣佈東北三省於1928年12月29日易幟，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懸掛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楊、常兩家公館拒絕掛旗，以示反對。 ^[3] 

在“楊常事件”發生數日前，常蔭槐自黑龍江抵瀋陽面見張學良，要挾張罷免中東路督辦呂榮寰職務，提出讓劉哲繼任，並且手持紙筆，脅迫張學良立即批准，氣焰囂張，使張學良十分惱火。長期積壓在心中的怒火加上種種媒孽，使張學良產生了以非常手段處決常蔭槐及其後台楊宇霆的念頭。 ^[3] 

1929年1月10日下午5時左右，常蔭槐隨楊宇霆來見張學良，要求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以常蔭槐為督辦。張學良表示，目前東北甫經安定，涉及外交之事應該慎重考慮，不能草率行事，此事須從長計議。楊、常堅決要求立刻決定，並取出事先寫好的便條，讓張學良簽字批准。張推託説現在已到晚飯時間，容飯後再作決定，並留他們共進晚餐。楊稱臨來時已告家人回去用飯，表示飯後再來。於是，楊、常相率辭去。至此，張學良忍無可忍，決定先發制人，即召警務處長高紀毅、侍衞副官長譚海在老虎廳會客室準備行動。兩小時後，晚上7時左右，楊、常如約而來，徑人老虎廳就座。高紀毅、譚海率領六名持槍衞土一擁而上，高紀毅當場宣佈：“奉長官命令：楊宇霆、常蔭槐阻撓國家統一，立即處死，即刻執行。”楊、常聞言，頓時木然，臉色慘白，一句話也説不出來，隨即分別被兩名衞士抓住，一名衞士開槍，當場斃命，陳屍老虎廳。 ^[3] 

處決楊、常後，張學良根據罪不及妻孥的原則，立即派人到楊、常家慰問，並各送一萬元慰問金。張學良還給常蔭槐寫了一副輓聯：“天地鑑餘心，同為流言悲蔡叔；江山還漢室，敢因家事罪淮陰（韓信）。” ^[3] 

常蔭槐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祖籍山東壽光，後遷至吉林梨樹西北劉家館子鄉落户。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其長兄常蔭廷，字括襄，為清光緒甲午（1894）科舉人，1910年起至1932年，歷任黑龍江省青岡、木蘭等縣知事，綏蘭、龍江等道道尹，黑龍江交涉員，呼海、齊克兩鐵路總辦及黑龍江省政府參議等要職。當其兄任綏蘭道尹時，曾創編所屬各縣游擊隊兼清鄉會辦、游擊隊營管處會辦，與黑龍江督軍兼省長吳俊升結拜為義兄弟，因此，在黑省政界中成為一位有影響的人物。常蔭槐次兄在梨樹家鄉經營家業，三兄長年在哈爾濱開設錢莊、商號等。常家依仗其權勢，在黑龍江訥河縣境佔有大量肥沃土地，據常家管事人稱：“日初騎馬出發巡地查地號，直到日暮天黑尚未到達邊界。”其土地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於此可以想見。常家的產業還不止於前述，在瀋陽天后宮附近常蔭槐還建有私邸一處，宅第建築比較闊氣，時人稱“常公館”。 ^[2] 

1996年電視劇《遠東陰謀》湯志江飾演常蔭槐

2016年電視劇《少帥》徐光宇飾演常蔭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