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江

1872年2月17日（清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九），王永江生於奉天金州，祖籍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他的祖父王作霖逃荒過海，定居金州，以農為業。父王克謙少時曾在金州雙興貨棧當學徒，後升任賬房。

王永江童年拜宿儒李某為師。清末政治腐敗，李懷才不遇，“憤中國國勢陵夷不振，外交着着失敗也。每讀劍南集中從軍感事諸作，常慷慨悲歌，傾酒狂醉”。王永江受其師影響，也“欽慕放翁之為人，而酷喜其詩集”。王永江在其輔導下，在二十一歲時成為廩生。

王克謙收入不多，但對未來很看好。因為兒子永江、永潮，天資聰慧，好學上進，都考上了秀才，鄉親們就以西晉文學家、天才少年陸機和陸雲讚譽王氏兄弟，稱讚他倆為“二陸雙丁”。王永江還與遼陽才子袁金鎧等人結為學友，“時把酒相聚，議古論今，縱談時局”。雙興貨棧的曹老闆是金州城的開明富商，很喜歡永江、永潮，自己做主，把兩個千金分別嫁給了兩兄弟。曹老闆還慷慨解囊，資助王克謙在金州南街開設了一間雜貨鋪，名叫“永慶和”。

1897年，王永潮作為候補知縣，獨自到直隸省城保定府等候填補縣令空缺，卻因為沒錢送禮、無人幫忙，苦苦等了一年多，又氣又憂，急火攻心，英年早逝。

“永慶和”買賣不太好，王永江生計無着，向親友借錢，到遼南新興都市旅順開設了一家“採真堂”，出售中草藥。可是，由於西醫大量湧入，旅順市民比較認西藥，中藥不好賣，開業時間不長，藥店關門大吉。他回到金州。時逢日本人創辦“南金書院”，延請他為漢文教員。任教期間，他洞悉日本人在華實行奴化教育的卑劣用心，不滿而辭職。此後，他對日本帝國主義在租界地實行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政策頗為留意考察，尤其注意村屯制度和警察制度的實施情形。 ^{[4]  [5]} 

1907年，遼陽地方團總袁金鎧寫信叫王永江調查日本租界地實行警察行政的情況，王將調查所得覆信詳述，袁深為滿意，便邀他去遼陽辦警務學堂，這是王永江踏上仕途之始。他參照日本警察制度，結合當地社會情況，編寫教材、章程等若干種，培訓了一批警察人員。由於他辦警務成效顯著，受到東三省總督的獎敍，被譽為奉省辦警政的第一人。

1910年，王永江任遼陽警務所長。這時東三省鼠疫蔓延，王永江因明瞭醫學，防疫有功，經遼陽知州史紀常保薦為候補知縣，1911年改任南路巡防營管帶。武昌起義爆發後，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調他進省，入督府民政司民政科，參與鎮壓鐵嶺縣革命黨人起義。

1912年，他署理東邊興鳳道尹，“甫三月，即掛冠歸里”，經袁金鎧相勸，才又出任遼陽、康平、牛莊、海城以及省城等地税捐局長等職。

1913年，袁世凱以大總統名義通令各省選拔人才，王永江受到奉天省的推舉。袁世凱召見王永江後，特令“為記名內務部存記道尹”，讓國務院備案。次年，趙爾巽想讓王永江擔任奉天民政司使（即民政局長），卻遭到了張作霖反對。原來，土匪出身的張作霖羽毛已豐，他家“成為全省政治中心，每日賓客如雲，文武官員都有。無論與張有無關係的事情，都與他相商或徵求他的意見，事先必使他與聞”。而王永江卻不吃這一套，從未去過張府送禮物、套近乎。趙爾巽見事情僵持不下，就授意他主動一些。那天，王永江硬着頭皮進了張府，卻空着兩手。張作霖聽到管家的報告，故意不出來接見。王永江枯坐半個小時，拂袖離去。當晚，他就辭職回到金州，並留下了一首諷刺詩：“士元竟以酒糊塗，大耳如何慢鳳雛？才得荊襄寧志滿，英雄通病是輕儒！”

1915年，他任奉天省税務局長，兼官地清丈局長及屯墾局長，以“幹練”而知名。

1916年，張作霖當上奉天督軍之後，深知欲成霸業、必須“延攬人才”，王永江經奉天軍政兩署秘書長袁金鎧的推薦，被任命為奉天督軍署高等顧問。同年11月被任命為全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後又任奉天財政廳長、代理奉天省長等顯職，成為張作霖手下“文治派”的首領。王永江在張作霖的支持下，在奉省實行了若干措施，如整頓全省警政、招民墾荒、發展實業、整理税收等，為奉張的“霸業”竭盡心力。那時，張作霖感到原來綠林出身的軍人難於約束，是統一奉天軍政的障礙，決心整頓軍紀。王永江任警務處長之後，立即改革警政，仿效日本警察制度，重新釐定警務規章，在省城各處設立派出所。他嚴督部下按章辦事，凡軍民人等，如有違犯警章者，概依法懲處。其時，二十七師五十三旅旅長湯玉麟部下紀律最壞，在省城胡作非為，常用軍權侵害警權，不時發生軍警摩擦。有一次湯的部下在省城西關平康里妓院鬧事，不服從警察干涉，並毆打警察，王永江下令將鬧事人員拘押起來。湯玉麟聞訊大怒，徑向警務處要人，揚言要率兵包圍警務處。王永江也不示弱，在警務處院內，架起一門小炮藉以防衞。湯玉麟無奈，怒氣衝衝地去找張作霖告狀，要求撤銷王永江警務處長職務。王永江也自動提出辭呈，等待張作霖裁決。張作霖為了長治久安而支持王永江懲處鬧事官兵，並對湯玉麟等人嚴加申斥。湯玉麟頗覺難堪，後竟與張作霖鬧翻，於1917年3月被免去旅長職務。 ^{[4]  [5]} 

風頭過去後，張作霖將王永江從金州請了回來，任命他為奉天財政廳長兼東三省官銀號督辦。張作霖統治奉天之初，金融紊亂，財政入不敷出，年虧空二三百萬元，並負外債一千餘萬元，極為窘困。1917年王永江就任後，對奉天省財政紊亂狀況做了調查，研究積弊的緣由，力圖刷新。

王永江有多年當税捐局長的經驗，深諳聚斂之道，他首先整頓官營企事業。按照興利除弊的原則，對官營企事業或予維持，或停辦，或改由民營以進行整頓。對省內的荒地實行開放，獎勵開墾殖民。對省內各礦山的採掘，則實行官營。其次是整頓税收，制定田賦徵收成績考查條例。按税捐局所徵税區的耕地面積、商户多少和農工產品生產情況，定出切實應徵税額，超過定額增收的税款，對有關人員除記功外並留出提成部分作為獎金；對達不到徵收定額者，查明原因，確實由於自然災害等情況，准予酌情減免，如屬貪污中飽或不盡職責者，則按章懲罰。他還於1918年提請省議會通過，發行省公債五百萬元，年息六釐，從奉天省税捐收入溢出項下，每年撥出一百萬元作為還本付息的擔保。此項公債實際發行額為三百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九十七元，並於1920年10月將本息全部償還。

經過一番整頓，到1920年3月，奉天省的財政狀況已經好轉，不僅償還一千餘萬元地方外債和彌補了每年二三百萬元的財政虧空，還有一千餘萬元的結餘。對此，張作霖大喜過望，説：“這實在是我夢想不到的。” ^[4] 

張作霖看到王永江理財有方，決定將奉天省長職務交給王擔任。王永江執意不肯，經張作霖再三促請，才應允任代理省長兼財政廳長（省長仍由張作霖兼任）。

王永江代省長後，首先是整頓吏治，對官吏實行甄別考核制度。貪贓枉法的，輕者撤職，重者依法懲處；奉公守法著有政績的，予以獎勵、提拔重用。他還注意培訓縣知事，開辦講座，親自講授“縣知事學”，內容有：保護商業，獎勵工藝的發明創造，振興實業，宣傳教化，溝渠整理，嚴禁苛斂誅求，邊境開墾與殖民，褒揚榮典，保存古蹟和提倡優良的風俗道德，興辦義倉、學塾，清查盜源，禁止吸毒，講求衞生，提倡特產等等。

王永江很注重文化教育事業，認為“教育為人才之本”，大力普及小學，發展中學，並創辦東北大學，造就專門人才。他還創辦實業、發展交通。如建立奉天紡紗廠，開採鐵礦、煤礦，修築奉海鐵路等。此外，他倡導講究衞生，把講衞生作為地方官保護公眾福利的一項職責。

在王永江代省長期間，出現了短暫的所謂“倉廩足，治安寧”的景象。這時張作霖看到東三省的實權盡在自己掌握之中，奉省財富厚集，政治野心益熾。為了向關內伸張勢力，不惜把人民的血汗用於擴軍備戰。1920年7月，張作霖趁直皖戰爭之機，率軍入關，助直倒皖，把勢力伸展到察哈爾與熱河，並與直系共同把持北京政權。王永江曾向張力諫説：“我們何必去參加內戰呢？！我們修明內政，把東北治理好，富強起來，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不用去打，他們自然就來投我們，地盤可以不擴自張，何必急在一時呢？”然而，張作霖熱衷於問鼎中原，迷信強權政治，對淨言無動於衷。從此，王永江與張作霖開始發生政見分歧。

1921年底，奉系支持梁士詒組閣，直系軍閥反對，直奉矛盾激化。

1922年4月9日起，奉軍入關。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戰爭正式爆發，但不到一週，奉軍戰線便迅速瓦解。奉軍戰敗後，縮回東北，張作霖在王永江等人的策劃下，由東三省議會宣佈東三省“自治”，與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斷絕關係。張作霖覺得沒聽王永江的話吃了虧，他安撫王永江説，這回你當省長，放手幹。同年6月，王永江被任命為奉天省長。

張作霖經此次失敗，以所謂“存勵精圖治之心，蓄卧薪嚐膽之志”，整軍經武，準備對直再戰。王永江任奉天省長期間，企圖趁勢進行某些改革。他認為欲使東北富強，必須注重文化建設，不參加內戰。曾寫信給楊宇霆説：“現在潮流所趨，日重文化，此後以中國人與中國人鬥，勝者不足榮，敗者不足辱…反足以遺害於國家而已。弟本明達，又系武官，當極力主張縮減軍備，共圖文化，他日使奉省為莊嚴燦爛之奉省，不當使奉省為焦頭爛額之奉省，即大有造福於桑梓也。”王永江建議興辦大學教育，培養專門人才。經張作霖同意，1923年4月26日東北大學正式成立，王永江兼任校長。

王永江主張東三省閉關自守，增強實力、充實財富、儲備人才、改革軍備，説這是不戰而勝的萬全之策。這時，張作霖則全力整頓奉軍，設立陸軍整理處，改革軍事教育機構，重用軍校出身的軍事人才，擴充兵工廠，建立海軍和空軍，興建葫蘆島軍港和東塔飛機場等，為此每年耗費二三千萬元。王永江認為，軍事之繁費有增無已，將來後患無窮，勸張作霖“幡然改計，以兵足自衞為度，而將兵工廠縮小一半作生產事業，汰糧秣處之冗費，去駢枝之機關，裁冗濫之閒員，省財力以救金融，均度支以興庶政”。但張作霖不願聽這些意見，總想進兵關內，打敗直系以雪戰敗之恥。

1924年10月，當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之時，王永江還是力勸張作霖武力不可恃，戰事結束後速回東北，他説：“戰事結束後，我們什麼也不要，因為北京如同一根無肉的骨頭，誰奪到手也無肉可食，不如東北地大物博，有發展前途。我們有這樣的好基礎，決不應放置不顧，而去奪那無肉可食的骨頭。”第二次直奉戰爭，奉軍獲勝。張作霖背棄原先與馮玉祥約定的“奉軍不入關”的諾言，於1925年初揮師入關，迅速佔據了直、魯、蘇、皖等省，到6月將勢力伸展到東南財富中心上海。張作霖的窮兵黷武行徑，使關內人民深受塗炭，龐大的軍費開支也使東北民不聊生。奉軍各將領則爭相擴編軍隊、搶奪地盤。奉軍將領郭松齡因不滿張作霖的窮兵黷武，於1925年11月22日在灤州起兵反奉。張作霖為挽救自己的統治，不惜勾結日本出兵，才把反奉郭軍擊敗。此時，奉天的危局雖然暫時渡過，但王永江所面臨的內外交困局面卻有增無已：日本帝國主義要求履行援奉反郭所許條件；而內部則是民生凋敝、財政困難和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王永江為此急得“左目失明，心臟漏血”，“征斂能手”也束手無策。 ^[4]  他在大連養病期間，王永江給張作霖的干將楊宇霆寫信，指出：“將來不待外力來侵，已成自殺之策，其危險視外力來迫相等，此豈圖存之道！恐不過一年後，即自索於枯魚之肆矣！不速圖挽救，危險即在目前。” ^[5] 

1926年1月24日晚上，王永江心灰意冷，破例請同事們吃了一頓飯，頭一道菜上的就是“鹿尾白菜卷”（鹿尾寓意“路危”，白菜卷寓意“鋪蓋卷”），臨別時，還分別贈送每人一張自己的半身照。次日，他向張作霖請假，希望回金州探望雙親。當天恰是正月初九，王永江的生日，張作霖以為廉潔的王永江是為了躲避生日應酬故意回鄉待幾天，爽快答應。

1926年2月19日，王永江請假回金州故里省親，到家後以才弱事紛，留職無益，給張作霖寫了辭呈，請開去本兼各職。他在辭呈中寫道：“竊永江從將軍治奉，將十年於茲矣。初意本期舉實業、教育、吏治、交通、屯墾諸大端，逐漸發展，兼經營東蒙，以為利用厚生根本之圖。…自民國六年，畀永江以財政重任，勉竭愚忱，不避勞怨，得以財政日裕，內外債漸次償清，度支由是以不乏…乃又值時局不靖，戰端屢開，知進而不知退，而卒因軍事之牽動，致金融紊亂，且猶復牽動不已，則一切期望，將難達到，民生日蹙，復何以固根本而圖發榮…夫時局如此，簡練軍實，自屬必要，然備兵自衞，與逞兵爭雄，則利害相反。…況中原兵交方始，民生凋敝之秋，獨東北一隅，最得地利，本足以自強，無待外求，而不速圖之。輕內而重外，忽近而圖遠，將自投入荊棘之中，而納人民於水火之內也。”王永江的信也表明張作霖窮兵黷武政策的破產。

從此，王永江退出政界，張作霖雖多次挽勸，王始終未歸。晚年王從事著述，其詩作有《鐵龕詩草》二集。王永江對《易經》、《管子》亦有研究，著有《讀易偶得》、《易原窺餘》、《陰符經注》等。王在醫學方面也有所造詣，著有《醫學輯要》、《痼疾蒙談》等書。

1927年11月1日，王永江病逝於金州。 ^{[4]  [5]} 

1996年電視劇《遠東陰謀》王瑛飾演王永江

2016年電視劇《少帥》趙成順飾演王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