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業救國論

實業救國論在19世紀末已開始出現，到了辛亥革命（1911年）前後成了一種頗為流行的論調。甲午戰爭 （1894年—1895年） 後，陳熾宣稱：今後中國的存亡興廢，“皆以勸工一言為旋轉乾坤之樞紐”（《續富國策·勸工強國説》），這可説是中國近代實業救國論的濫觴。

20世紀初，張謇極力宣揚實業救國論，認為：“救國為目前之急……譬之樹然，教育猶花，海陸軍猶果也，而其根本則在實業”（《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對於儲金救國之感言》）。張謇是中國近代實業救國論的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實業救國論經他提倡而在資產階級上層人物中風行一時。

實業救國論風行於20世紀初，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獲得了初步發展，同時帝國主義國家在清朝廷賣國政策幫助下，瘋狂掠奪中國的資源和主權，民族災難空前嚴重，這時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也日趨高漲。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初步發展，提高了資產階級人物投資辦新式工商業的興趣。

帝國主義的猖狂的殖民掠奪，激起廣大人民愛國救亡的義憤，資產階級也感到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受到更加致命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以發展本國資本主義工商業，以抵制帝國主義侵略、掠奪相號召的實業救國論，成了一個反映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願望，又具有廣泛影響的議論。

實業救國興起的原因：

①甲午戰爭後，一部分開明官僚、地主和商人積極主張發展民族工業，挽救民族危機。

②甲午戰爭後，清政府放寬了對民間設廠的限制。

③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族資產階級大受鼓舞，把發展實業作為救國的重要方針。

分析評論：一戰結束後，帝國主義捲土重來，一戰期間迅速發展的民族資本主義重新受到壓制，張謇等創辦的民族工業不斷衰退。“實業救國”的命運説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不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民族工商業就不可能得到獨立發展，“實業救國”不可能實現。

20世紀初，宣揚實業救國論的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人物。在國內以張謇、湯震等為代表，在國外以康有為、梁啓超等為代表。他們宣揚實業救國論，都具有對抗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康有為在1905年就把振興實業、講求物質説成是“救國至急之方”，攻擊革命派的“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説”，是所謂“毒溺中國之藥”（《物質救國論》）。隨着資產階級革命的更加高漲，實業救國論的這種敵視資產階級革命的動機，也表現得更加露骨。

1910年，清政府已處於崩潰的前夕，梁啓超竭力宣揚只有振興實業才能救亡的論調説：“苟實業更不振興，則不出三年，全國破產，四萬萬人必餓死過半”（《飲冰室合集·文集·敬告國中之談實業者》）。辛亥革命後，一些敵視資產階級革命的人甚至提出“舍政治而謀生計”的口號，鼓吹“絕從事政治之心，而專心致志以營生業”（《論國人宜舍政治而謀生計》），這是一種否定資產階級革命，為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北洋軍閥勢力篡奪政權張目的論調。

中國近代史上主張以興辦實業拯救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想。產生於洋務運動時期，盛行於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前後，代表人物有張謇、張東蓀等。

在洋務運動時期，鄭觀應興辦實業，提倡“商戰”，他認為發展商業能夠富國，富國就能禦侮，從而達到救國的目的。張之洞雖然主張“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但認為發展實業可以強國強民。他積極地創辦鐵廠、兵工廠，並籌辦鐵路。

中日甲午戰爭後，民族資本家和愛國人士紛紛設廠救國。張謇創辦有紗廠、麪粉廠等多種企業，興辦學校，企圖實現以實業所得來資助教育，用教育來改進實業，憑實業發展而救國的目標。他認為，實業和教育是國家“富強之大本”。

辛亥革命時期，報刊競相宣傳“實業救國”，並提出國家振興實業“要道”5條：改良各種行政機關、調整和統一度量貨幣、疏通貨物流通渠道、收集才智之民歸實業界、制定特別保護獎勵法規；提出要擴大出口貿易、實行關税保護政策等具體辦法，從而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實業救國”論。

在五四運動前後，“實業救國”論盛行不衰。民族資本家大力提倡國貨，抵制外國的經濟掠奪，維護民族利益。他們的共同口號是：“振興實業，挽回權利。”哲學家張東蓀也曾鼓吹“實業救國”。他認為，中國既然有貧乏病，那麼開發實業就成為唯一的要求；在開發實業的要求下，資本主義、機器生產與日俱增，形成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要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要增強國力，要增強國力就必須開發實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在中國都是行不通的。

近代實業家張謇等人和張東蓀提倡“實業救國”的動機是不同的。前者反映了實業界和開明人士發展民族資本主義，自強救國的進步要求。他們興辦實業，對發展社會生產力有一定作用，但是這種主張沒有抓住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後者則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反對中國實行革命與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種託辭。

實業救國論還被一些資產階級人物作為加強對工人剝削的理論根據。辛亥革命前，梁啓超就以實業救國論為依據，把資本家的利益説成是民族的整體利益，而工人的利益則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宣稱要使資本家能夠振興實業，同外國資本進行競爭，降低工人工資、延長勞動時間是必要的。1920年，上海資本家穆藕初鼓吹振興實業必須降低工人的工資的論調，説工人要求“多給工值”，就會使“實業界……蒙其害”，結果使外國更加佔據中國市場，“制我全國之死命”（《藕初文錄》）。

資產階級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對實業救國論曾有過批評。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曾指出：“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從前為清政府所制，欲開發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孫中山選集》）。他正確地認識到在清朝反動政權下，是不可能靠振興實業來救國的；必須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才能為振興實業創造必要的政治前提。當然，孫中山認為“民國”建立後就可“產業勃興”，這又表明他對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篡奪政權的危險還缺乏認識。

五四運動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仍時有鼓吹實業救國論者，其中一部分人是以此反對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革命，但多數則是表現了民族資產階級企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