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西自治

民國初年，宛西地區盜匪猖獗，據1926年的統計，僅鎮平縣內，土匪的數量達到一萬多人。土匪的活動方式，由過去的夜聚明散、暗偷明搶、勒索富豪，發展到了明火執仗、貧富不分，甚至攻城掠寨。民無安寧之日。社會混亂，廣大人民不堪其苦。

另一方面，軍閥混戰，頻繁更換駐軍，或收編土匪擴充實力，或勾結土匪而分其利，或以“剿匪”為名抄家抄村，造成了河南民國史上兵匪不分的現象。很多土匪也把“拉竿做匪”當做升官的途徑。拉的土匪越多，官府收編你的時候給的官職就越大，地方政權特別是貪官，變成了助紂為虐的工具，已經無力履行對社會起碼的功能和職責。1930年編修的《內鄉縣誌》載“從古亂局，未有如此之甚者”，普通民眾對現狀極端地不滿，那麼對軍隊和地方政權徹底失望。

在這種背景下，宛西各縣的地方精英包括內鄉（含今西峽縣）的別廷芳、鄧縣的寧洗古、淅川的陳重華與鎮平的彭禹廷，這些“內為良心所驅迫，外受民眾之請求”，挺身而出，憑藉民間自發的武裝從應付土匪開始撥亂求治。1930年9月27日，他們齊集內鄉楊集舉行會議，成立自治指導委員會，制定了“十條公約”和“五不法則”，明確了自治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目標，以及“三自”方針。

十條公約：1，農工合一 2，統一指揮 3，撫卹劃一 4，彈糧自籌 5，整編保甲 6，清丈土地 7，普及教育 8，設保健所 9，採會議制 10，務實去虛

五不法則：1，不泥法縱匪 2，不偏聽誣陷 3，不奔兢説情 4，不浪費公幣 5，不拂逆民情

1930年的1月，彭禹廷得到了河南省當局的資助，在河南輝縣百泉開辦“河南村治學院”，與國內倡導“村治”的學者梁漱溟等人，同心合力、潛心研究改造社會的“治本之法”，從理論上來尋求一條根本變革中國社會、 根本救治民眾貧窮的方法。無論是“村治” “自治”還是“鄉村建設”，“河南村治學院”的開辦，開了風氣之先。1930年秋天，彭禹廷從河南村治學院返回家鄉，這個時候，他已經有了一個經過潛心研究、比較完整的理論形態，這就是“三自主義”，“三自主義”就成為日後宛西自治的理論基礎。對於三自主義所要達到的目標，彭禹廷曾這樣講：

自衞，以自衞來安定社會秩序，宛西四縣所面臨自治的最重大的任務就是剿滅土匪，地方自治，首在自衞，只有武裝起來，才能維護地方治安，從而推進地方自治，自衞活動的承擔者是傳統的民間武裝——民團。自治，在自衞的任務完成後，開始實行自治，以自治來改革社會，來推倒“官治”。然後設立機關，成立地方自治委員會和區自治辦公室，實行直接民權——選舉鄉鎮長、區長，訓練地方自治幹部，設立鄉鎮長練習班，合格訓練班，教師培訓班，振興教育，增設學校，普查户口，清丈地畝，修築道路，改良風俗。自富，發展經濟，根除窮亂，從經濟上改善一般民眾的生活狀態。自富的原則是“增加生產，減少浪費”，改良工商業，發展絲綢業，提倡農業副業，設立婦女草帽辮傳習所，支持民族工業，提倡國貨，減輕農民負擔，禁止高利重苛。振興農村經濟，辦理農村合作社。造林育苗，發展農業，救濟貧困，調解糾紛，禁煙禁賭。

三自主義以地方自治學説和儒家為主體，並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教義。為了防止國民黨迫害，被迫與三民主義掛鈎，所以彭禹廷把他的“三自主義”稱作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和“地方自治學説”的“縮小”和“延伸”。彭禹廷把“三自主義”作為“三民主義”的縮小，是在理論上尋求一種自我保護，因為彭禹廷他們的自治活動沒有得到官方的授意和許可，而且宛西自治對現政權強烈地不信任，不信任現政權，彭禹廷並且提出了宛西自治的“三不顧政策”。即不顧官廳、不顧法律、不顧手續，掃除一切自治活動的障礙。

宛西自治開始於1930年，1930年正是國民黨政府推行“訓政”時期，治宛西自治理並不為當權者所不容，彭禹廷就把他的“三自主義”貼在了“三民主義”的標籤上，那麼以此作為憑藉，來抵禦官方的攻擊和破壞，引起輿論的同情來保證宛西自治順利進行。彭禹廷把他的“三自主義”，納入“三民主義”的範疇，是一種策略性的考慮。

宛西自治的武裝組織是民團，民團在近代起源很早，民國時期，各種各樣的民團遍佈宛西各縣，比如守望社、保衞團、家族寨、聯營寨等等，這些民團還以地域的關係、家族的關係、宗教的關係，相互之間有協議、義務，互相聲援，互通聲氣。

1930年9月，彭禹廷發起了宛西四縣民團聯防會議。彭禹廷召集鎮平、內鄉、淅川、鄧縣四縣的民團首領召開了個聯防會議，建立了四縣聯防辦事處，對民團進行統一的編制和序列，形成了一個通力合作、利害共享的區域性自衞同盟。然而這個舊式的民團武裝，組織鬆懈、成員散漫、訓練落後，加上封建家族式的結構等特點，極大地限制了它的自衞能力的發揮，也很難成為民眾自願擁戴和支持的武力。為此，彭禹廷對舊式民團進行了全方位的根本改造。他按照瑞士義務兵役制的模式，對鎮平，還有後來宛西各縣的民團，依據“三自主義”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造。

改造的民團在組織形式上具有更大的廣泛性，幾乎所有的民眾都被編入了民團，包括了常備民團、後備民團、保衞團。根據不同的年齡，編入到常備民團、後備民團和保衞團。把全縣合格的壯丁分期調訓，每期四個月，期滿解散回家，受訓期間為常備，期滿回家後為後備，最大限度地把民力吸納到地方自衞事業中，造成了一種“人人皆兵，莊莊皆營，土匪入境，寸步難行”的局面。這樣土匪進入以後，寸步難行。在民團的功能上，實行軍民合一政策。

金融方面，發展經濟需要金融支持，為了融資，再加上國民政府在1928年頒佈的相關條例，命令各地推行鄉村自治。在金融政策方面，特別強調發展合作經濟成立農民借貸所藉此來發展農村金融。在這種背景下，宛西四縣均設立了獨立的金融機構，印發流通紙幣。1927年內鄉縣在西峽口鎮（今西峽縣）建立金融流通合作社，以貸款扶持農工商業。1931年淅川縣建立了農民借貸所對商號和農民發放貸款，1936年又建立了地方信用社。1931年 ,鎮平在縣城和各主要集鎮，建立農民借貸所，其款項系從各方面籌措，向農民貸款。宛西各縣的金融機構相繼以不同形式印發了地方金融券——“宛西自治紙幣”在宛西流通，拒絕使用者會受到重罰。

税費制度，整理契税，確定商業税收制度。1929年，別廷芳在內鄉縣城設立契税管理局，並委派了局長，在全縣9個區各設一名徵收員，專門對從事買賣土地、房產者進行徵税。這批收入，三成上交省方，七成留歸地方，增加了地方財政來源。

早期，宛西地區田賦混亂，百姓負擔不均，加之各區鄉保甲長層層附加和從中漁利。為改變這種狀況，進行了土地丈量，清理田賦，制定“稞石冊”。從1929年起，集中訓練了200個能寫會算的人分派到各地，各區選出土地陳報員，再進行訓練。由經過訓練的1000多人，對所有土地進行丈量，以户為單位進行登記，寫清畝數和銀兩稞石數，並規定出土地等級，以等級定稞石，經過丈量。不僅改變了田賦混亂、負擔不均的現象，而且增加了政府收入。

宛西自治最終觸犯了土豪劣紳的利益，也影響了國民政府對地方的統治，1933年，“宛西自治”的領袖彭禹廷被土豪收買的侍衞殺害，自治事業受到嚴重的衝擊，1940年2月,別廷芳到洛陽開會，回到縣裏嘔血而亡，內鄉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南陽各縣共同為他立碑建祠，蔣介石、林森、馮玉祥、孫科、李宗仁等國民黨的高層送來了輓聯，別廷芳死後，宛西再也無人能與國民黨抗衡，民團基本被國民黨控制，至20世紀40年代初，宛西自治結束。

宛西自治期間，由於相關措施的強力推行，宛西各縣出現了安定的局面，工農業和教育業得到發展。

1913年彭禹廷率民團，剿匪千餘人，揪出人質萬餘人，1939年，日軍由湖北隨州和棗陽分道侵犯南陽的新野和唐河等縣，時任河南省第六區抗敵自衞團司令的別廷芳調集精鋭壯丁7000餘人，配合國民黨的第二集團軍，殲敵千餘人，史稱“新唐大捷”。

教育方面，推行“三杆教育”即槍桿子、筆桿子和鋤杆子，使教育出來的學生既能夠習武，又能夠行文，又能夠務農。各縣學校林立，1933年宛西四縣聯合在內鄉建立宛西鄉村師範學校，彭禹廷被公推為校長。學校佔地50餘畝，房屋近400間，聘請了羅卓如、王扶山、孫伏園等國內知名人士前來任教，並經常請山東鄒平，河北定縣的鄉建名家來講學，培養了大批自治人才。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宛西安定的局面，加上別廷芳積極為淪陷區學校提供校舍和經費，省內公私立學校後遷至內鄉的達20於所，僅鎮平一縣，設立中學，師範和小學274座。

民生方面，基本上達到了自給自足，不用外貨的地步，尤其在內鄉縣境內，“綠樹成蔭，道路平坦，電線交錯”，在宛西境內治河改地，進行大型的水利設施的建設。1932年夏，中原大戰過去一年多，《大公報》記者從豫中前往宛西南採訪，這名記者這樣描寫到“沿途所過村莊，盡斷壁殘垣，而以葉縣迄保安驛一帶為尤甚。地皆荒蕪，房屋毀百分之九十九。”但在鎮平境內，這位記者卻這樣描述“公路皆寬三丈，中稍鼓，兩旁有流水溝，雖遇雨大，亦無泥濘。城內之大街小巷之道，均經修過，光硬異常。菜市、肉市、雞蛋市、糧市均有一定地址，秩序井然。”1943年，閻錫山在山西吉縣小河畔聽村政指導員彙報別廷芳與彭禹廷在宛西一帶實施自治後的成果自愧弗如，當即寫下七言詩一首：“彭、別赤手理南陽，路逢遺物須送還；國權重寄三十載，何難何易愧無顏！”並在小河畔新碹石窯一孔，命名為“愧別室”。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