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

宋代的散文和駢文，都有顯著的成就和重要的特色。散文是從唐代韓愈、柳宗元所倡導的古文運動發展而來；駢文也繼承了唐代駢文的某些優良傳統而有所發展。它們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有獨特的地位，歷來引起人們的重視。

散文中唐古文運動在韓愈、柳宗元以後呈中衰之勢，駢文依舊盛行。這除掉主要由於韓、柳沒有得到唐王朝統治者的支持以外，還由於：①跟韓愈同時的作家，象裴度、段文昌、權德輿等都崇尚駢文。②韓柳古文運動，後繼的人如韓愈的學生李翱、皇甫湜的才學都不如韓愈，他們在古文上取得的成就也遠遜於韓愈。③韓柳的古文，還吸收漢代辭賦中的詞語，不避艱澀險怪。韓柳的古文運動有這些不足處，因此到了晚唐、五代，浮豔卑弱的文風仍然成為文學領域中的嚴重問題。北宋初期，文壇上還是承襲了晚唐五代以來的這種文風，它阻礙了宋代散文的發展。當時在文學領域內和這種文風作鬥爭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北宋的散文，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北宋前期，即從開國到宋仁宗時期。晚唐五代以來文風的弱點主要表現為不重視思想內容和偏重浮詞麗藻，和韓愈的時代所面臨的六朝餘習很有些相似。在當時散文領域中，和那種流行的不良傾向作鬥爭，實際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繼續。這個時期的散文改革家所舉的旗幟是韓愈、柳宗元。

北宋初年第一個起來提倡古文的是柳開。柳開原名肩愈,字紹先（一作“紹元”）,就是表示要作韓愈、柳宗元的繼承者。他説：“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應責》）但他的古文並未能去絕艱澀的毛病，所以影響不大。柳開專學“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同前），稍後的王禹偁卻提出“傳道而明心”；從“修身則無咎，事君則有立”中體會到道，這才是“明心”，不光傳古聖賢之道。他又反對“句之難道”，“義之難曉”，即反對文章的艱澀，他的《待漏院記》、《黃岡竹樓記》，含意深婉，情意真摯，成就在柳開之上。但浮靡和艱澀的文風並未收斂。過了幾十年，到宋真宗、仁宗時代，出現了西昆體，“是時天下學者，楊（億）、劉（筠）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在這種情況下，穆修、石介、尹洙等人極力提倡古文。石介寫了《怪説》三篇，對西昆體作了猛烈的抨擊，説“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俬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可以説是當頭棒喝。穆修補正韓柳集的亡字失句，摹工鏤版。他有《唐柳先生文集後序》,認為“舍二先生而不由”,“非予所敢知”。朱熹《名臣言行錄》稱尹洙學古文於穆修。尹洙的古文峭勁簡潔，歐陽修《論尹師魯墓誌》，稱他的古文“簡而有法”，稱他的學問“通知古今”，稱他的議論“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歐陽修的古文風格不同於尹洙的峭勁,但他的治學和議論,與尹洙相似。宋代的古文運動，直到歐陽修才獲得成功。

歐陽修是宋代散文的第一個大師，是宋代散文的奠基者。他對宋初以來將近一個世紀的古文與流行文體的鬥爭作了最後的總結，開始了宋代散文的新的一頁。他獲得這樣重要的地位，有下列三個原因：①歐陽修本人的散文作品是反對當時流行文體的最好典範。宋初以來一些提倡古文的人，他們反覆闡明文與道的關係，強調“文”不能脱離“道”，他們的號召是有力的，但在創作上還不成熟，他們沒有寫出很多耐人尋味的作品。柳開的文章不免艱澀，穆修的文章數量不多，石介的文章失於偏激，尹洙的文章又過於簡古。歐陽修的文章卻寫得平易暢達，蘇洵稱為“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即使是他心情極為激動的急言竭論，如《與高司諫書》也還是用平靜的口氣來説理，這是他的文章風格的特點。他的文章，不論在當時，或在後世，都能打動讀者，為人們所交口稱譽。②歐陽修在政治上傾向於范仲淹等人的改革主張，他比較關心當時的社會現實。因此他在“文”與“道”的關係問題上,眼界開闊。首先,他要求關心“百事”，從“百事”中去體會道，這就不同於柳開、穆修、石介等人以聖賢之言為道，也不同於王禹偁從修身、事君的體會中去求道。其次，他看到了“道”與“文”既有聯繫，也有區別,不象他的前輩一樣將道與文合一,實際上用道來代替文。他認為道德家、事功家不一定文章都好，又説“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與樂秀才第一書》）。這就從語言風格推究到作家的個性。而且，他還並不一概排斥駢文：“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論尹師魯墓誌》）這些觀點有利於文學的發展。③歐陽修在政治上的聲望和地位，成為他改革文風的一個有利條件。他在仁宗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對於當時流行的“險怪奇澀之文”一概斥退，而對蘇軾的文章大為稱賞,取列第二,“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宋史·歐陽修傳》）。他“獎引後進,如恐不及”（同前）,一時許多散文家都出自他的門下。總之，他既得到宋朝皇帝的支持，而他本人又掌握了文權。

除上述原因以外，當時朝廷為了加強統治，也下詔整頓文風，這當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從柳開到歐陽修的古文運動，在散文寫作上解決了兩個問題：第一是文章必須“明道”，對道的理解雖然不完全相同,但都是要求散文必須有一定的思想內容,能有益於政治教化。如歐陽修的議論散文貫串古今，辨明是非,有獨到的見解；而敍事散文能洞察事物的變化,顯示得失。第二要求文風樸素，平易暢達。有取於韓愈的“文從字順”，不取韓愈的奇崛，反對皇甫湜以來的艱澀，使宋代的古文不同於唐代韓柳的古文，有自己的特色。歐陽修的散文平易出於自然，富有情韻之美，不偏重辭藻，使文章更能發揮表情達意的作用。歐陽修以後，宋代的散文基本上是按照這樣兩個要求發展的。

北宋後期，是宋代散文發展的黃金時代。活躍在這時文壇的有歐陽修所推薦和培植的散文家蘇洵、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等人，又有蘇軾門下的六君子陳師道、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李等。這些人中有的雖然所長不專在散文，但他們的散文都有法度，有文采。除了這些和歐陽修直接或間接具有師承關係的人以外，還有其他許多人在散文寫作上都和他們走的是同一條道路，都大體上沿着歐陽修為代表的北宋古文運動的餘波。古文運動，這時已具有極其廣泛的影響。

蘇洵善於論文,他稱歐陽修的古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又稱“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上歐陽內翰第一書》）。這説明歐陽修的古文富有情味，又非常切當。他引陸贄的駢文來作比，也説明歐陽修對陸贄善於説明事理的駢文是讚賞的。

曾鞏比較接近歐陽修的文風。他主張寫文章“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南齊書目錄序》）。他的文章基本上實踐了他的主張，語言平易暢達，用思推勘入微，層次清晰，富有説服力。

王安石把政教看作文,所以説:“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他把文辭只看作器物上的裝飾，認為裝飾雖屬需要，主要還是適用。他的政論文觀點鮮明，言辭犀利，見解卓越。如《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指出了宋朝的積弊，作變法的規劃；《答司馬諫議書》逐點駁辯，議論斬絕，絕不遊移；《讀孟嘗君傳》轉折有力，筆勢峭拔，與歐陽修的紆徐委備的不同，同為宋代散文的傑作。

當時社會上也並非沒有發生某些偏向。這主要是由於對文學的社會作用和地位有不同的認識。王安石用經義之學取士，而且規定用他自己所著<三經新義>和<字説>作為士人必讀書，使得應試之文千篇一律，在一定範圍內影響了當時的文風，致使蘇軾嘆為“文字之衰”(《答張文潛書》)。理學家強調“文以載道”（周敦頤《通書·文辭》），把文章看作僅僅是“載道”的工具，重道輕文。程頤甚至提出“作文害道”、“玩物喪志”（《語錄》），他們當然不肯把工夫用在詞章上面，寫出來的大都是講義語錄。

蘇軾的散文創作在當時起了補偏救弊的作用。蘇軾認為“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蹟，凡與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江行唱和集敍》），這就把文所反映的內容擴大了。他堅持散文的言之有物，也堅持散文的藝術要求。他認為散文創作中，應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瞭然於口與手”（《答謝民師書》），也就是説，對於客觀事物有充分的觀察和認識，才能夠曲盡精微，能夠盡情如意地表達出來。他稱讚他人詩賦雜文“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同前），這其實就是他對散文創作的要求。

蘇軾的議論文，縱橫馳騁,上下古今,無不如意。如《日喻》稱“沒（潛水）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這就比歐陽修的“關心百事”更深入了。他一生寫的散文很多,各種體裁俱備,大都可以當得上“瞭然於心”、“瞭然於口與手”的評語，他的散文很自然地成為當時人們的典範，促進了宋代散文的發展。蘇轍對於散文創作，提出了養氣的論點。他説：“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上樞密韓太尉書》）要從豐富的閲歷中培養文氣，這是在學道以外提出的新論點。

南宋時期以散文著稱的傑出作家不多。但由於歐陽修、蘇軾等人的散文成就和寫作經驗，在南宋已經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散文發展已有良好基礎,因而南宋散文作品水平一般比較高。南宋時期的一些散文作者，他們的作品大都是在激烈的民族矛盾中有為而發，如李綱、宗澤、岳飛、胡銓、陸游、陳亮、葉適直至宋末文天祥、謝翱等人的許多作品。那些抒發慷慨激烈的愛國心情的篇章中，“道”與“文”、內容與形式、思想與藝術結合得相當密切。

南宋前期的散文，充滿愛國激情。李綱提出“文章以氣為主”，“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死生，胸中超然，則發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道鄉鄒公文集序》）。這是適應反抗民族壓迫需要而發的，他的《上高宗十議劄子》正顯示理足而氣盛。後來胡銓強調骨氣與有德，稱“德，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德盛則其言也旨必遠，理也”（《答譚思順》），把韓愈的氣盛言宜説與孟子的養氣説結合。又説：“養剛直，得孟軻之浩然。”（《與黃世永》）他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反對高宗屈敵，謂秦檜可斬，直聲震動朝野，正表現他剛直而氣盛。陸游論文,也稱“文以氣為主,出處無愧，氣乃不撓”（《傅給事外製集序》），又稱“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上辛給事書》），把養氣跟修養結合。他的《跋傅給事貼》，寫成童時“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表達了強烈的愛國精神。他的<老學庵筆記>和《入蜀記》，記事寫景，確實表達他內心的感受，正象他説的“有是實乃有是文”。

辛棄疾對尚氣説作了補充。他説：“論天下之事者主乎氣，而所謂氣者又貴乎平。氣不平則不足以知事之情，事不知其情則敗。”(《九議》)正由於他能平心靜氣來考慮問題,象他的《美芹十論》,從《審勢》、《察情》、《觀釁》直到《詳戰》，分析敵我形勢，結合敵方軍政的變化，善於作深入剖析，議論卓越，富有説服力。陳亮認為，“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眾”；“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書作論法後》)。他的著名散文<上孝宗皇帝書>正體現了他的這種理論。葉適認為“古人約義理以言”（《周南仲文集後序》），又説：“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贈薛子長》）他説的“義理”、“教事”，即合理和實用。他的《上孝宗皇帝劄子》，結合當時弊病進行剖析，具有卓識遠見。

南宋是理學盛行的時代，一些理學家常常涉足於散文領域，有的理學家對散文也有貢獻，如呂祖謙編了一部《宋文鑑》，選輯了北宋的大量詩文；朱熹等人也寫過一些優秀的散文作品。但朱熹論文還是繼承北宋道學家重道輕文、“作文害道”的説法。他説，蘇洵父子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與芮國器》），這是道學家的偏見。有的理學家還編出選本，貫徹他們的主張，如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綱目》，“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西漢和唐，符合他選文要求的只有董仲舒和韓愈兩人，這無疑是持論過窄，不懂散文的藝術性。

南宋末的散文，愛國精神極為昂揚。文天祥、鄭思肖、謝翱等人，有的為挽救危亡，為國犧牲；有的為反抗民族壓迫,誓死不屈。他們的散文,迸發出愛國主義的光芒。文天祥《指南錄後序》記他出使被拘和脱險後九死一生的遭遇，表達了強烈的愛國精神。鄭思肖的《心史總後敍》，反抗民族壓迫，即使“若剮、若斬、若碓、若鋸”,“心中誓不可磨滅”。謝翱的《登西台慟哭記》，“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用哭文天祥的犧牲來表達反抗民族壓迫的憤激心情。

宋代筆記文是散文中獨具特色的一種文體。北宋即有歐陽修的《歸田錄》,司馬光的《涑水紀聞》,沈括的《夢溪筆談》，蘇軾的《東坡志林》，等等。南宋更加發達，名著如林。如陸游的《老學庵筆記》，羅大經的<鶴林玉露>，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周密的<武林舊事>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筆記文在宋代的盛行，和古文運動取得成功之後文體獲得解放有很大的關係。那些筆記文大都是用清新活潑的散體寫出，它們不假雕飾，質樸自然；每一條文字長短不拘，議論、抒情，無施不可。

駢文宋初承晚唐、五代餘習，盛行駢文。當時駢文大家，前有徐鉉，後有楊億、劉筠等。他們都遵守唐人規矩，所寫駢文比較典雅莊重。徐鉉的駢文，著名的有《吳王隴西公（李煜）墓誌銘》，得到宋太宗的稱讚。楊億的《駕幸河北起居表》不免誇張。劉筠的《賀冊皇太子表》不免虛美。這些，是駢文帶來的浮靡文風，是當時古文家攻擊的對象。到了歐陽修，隨着古文運動的勝利，駢文也作了很大的改革。

宋代駢文，經過歐陽修等人的改革以後，其發展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北宋後期。宋代朝廷所用表奏劄子等，多用駢文，歐陽修等人在寫這類文字時，首倡以古文之氣勢，運駢文之詞句，促使駢文散文化。此時駢文面目和唐代駢文大不相同。一時曾鞏、蘇軾、王安石等，都效其體，從此駢文在文體上朝着新的方向發展。如歐陽修的《謝致仕表》不尚用典，語言平易；蘇軾的《謝量移汝州表》，同樣不事藻飾，也不限於四字六字句。這樣的駢文，跟六朝唐代的駢文不同，已經近於散文了。

第二時期是北宋末和南宋前期。這個時期著名的駢文家有汪藻、孫覿、綦崇禮、洪适等。這個時期駢文趨於打破四六格式,多用長句。謝伋《四六談麈》説:“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為句。宣和多用全文長句為對，前無此格。”這形成了宋代駢文顯著的特點。

汪藻的駢文著名的有《隆裕太后告天下手書》，當時徽欽二帝被金人擄去,隆裕太后命康王即位,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用典極為貼切，一時傳誦。孫覿的《西徐上梁文》：“以二百五十畝公田之入，盡歸酒姥之家；為三萬六千日醉鄉之遊，獨佔地仙之籍。”雖用典而並不艱深。綦崇禮的奏書：“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譭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譭譽是恤”。（《宋史·綦崇禮傳》明白曉暢，更勝於前。這樣的駢文就更突破四六句式，用長句作對了。洪适的《湯思退罷尚書左僕射制》用的是在當時比較熟悉的典故。王子俊的《知成都謝到任表》句中多用虛字，更散文化，文辭更有氣勢。

第三時期是南宋後期，駢文名家有李劉、方岳等。李劉有《賀丞相平淮寇奏捷啓》，寫得精當貼切。方岳的《兩易邵武軍謝廟堂啓》，用駢文來敍事，是比較難得的。《四庫全書總目》説，李劉的四六文“惟以流麗穩貼為宗，無復前人之典重”；方岳的四六，“不用古律，以意為之，語或天出”。這雖是論李劉和方岳的四六，也是對南宋後期四六文作了概括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