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王安石指出國家之所以“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根本原因是在“不知法度”。接着他就在“法度"上大做文章，先是批評“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政”。王安石所謂“先王之政”主要來自孟子：“以孟子之説，觀古今之失”。王安石以“法先王”來進行改革，同時他指出：所謂“法先王”只是法其意，而非法其政，即是説不能“呆信古法”。

為確保做到“法其意”，王安石首先提出了人才問題。他指出，當時的許多官吏都是“不才苟簡貪鄙之人”，文臣不熟武事，就把邊防交給一羣奸悍無賴之人，因此吏制必須改革；學校裏只講章句，學生所學全是無補之學；科舉以詩賦為試，官員對治道一竅不通；恩蔭給官，不問才學，只憑家世；因此學校和科舉必須改革。他認為對官吏應實行法制，要“裁之以刑”。對於選拔、培養人才，他提出了系列陶冶人才之道，即“教之之道”“養之之道”“取之之道”“任之之道”。所謂“教之”，即以學以致用為唯一標準；所謂“養之”，就是“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即用豐厚的俸祿使之廉潔，以種種制度來約束他們，如有違犯，則繩之以法；所謂“取之”，即痛改詩賦取士的模式和痛改不合理的恩蔭制度；所謂“任之”，即區別人的道德和能力之高下，分而任之，使人盡其才。

針對北宋積貧積弱的現實，王安石把理財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認為國家財力困窮，官員貪污腐敗，在很大程度上是“治財無其道爾”，即理財不得其道。對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即通過發展生產、廣開財源來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此外，他對國家軍力軟弱、官吏享樂成風、坐吃山空等問題也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和主張。

王安石還明確指出，他之所以上書，目的就是要進行政治改革，革除“苟且因循之弊”，以期“合於當世之變”，所有這一切都表現了一位有實踐經驗的政治家的膽略和氣魄，也是他日後實行“熙寧變法”的思想和理論基礎。王安石清楚地知道，他的改革主張，在當時一定會遭到頑固派的非議，但他仍然把全部希望寄託在當時的最高統治者身上，他懇求皇帝，能“勉之以成，斷之以果”，將改革運動進行到底。 ^[3-4] 

北宋自立國以來，重視科舉擇人，實行文臣治國政策。宋真宗以後，科舉制度的腐敗、恩蔭的寬泛、學校教育的廢弛，使得官僚行政機構十分龐大和腐朽，科場充弊叢生，加之考試內容、方式的陳腐、死板，只重文辭、不尚實學。於是，官場上“無能之士，祿以利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所以，到了北宋中期，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許多有志改革的人物，他們都把改革學校和科舉，蒐羅人才，刷新吏製作為頭等重要的內容。如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就是以“改革吏制，選拔賢能”為其中心的。在他的十項改革大綱中“明陟黜”“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等，都是涉及人才問題的，其旨意即在於從改革科舉、考察官吏中，選拔一批具有實際從政能力，通曉政令案牘和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歐陽修也主張“盡去尋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並認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他還説：“方今天下之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才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才，……所以無人。”蘇軾在上書中也要求選拔人才、改革吏制，他説：“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治之罪也。”（《策論》）蘇軾主張“擇人要精”“任人宜久”，並且要有真才實學，堅決反對任用那些“多空文而少實用”的儒生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的書呆子。這一時期有志於改革的人物的人才主張，或歸於失敗，或沒有實施，但他們重視人才，改革人才選拔制度的思想，對王安石的人才改革思想起了積極的、直接的影響。

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任提點江東刑獄任滿返京述職時，寫給仁宗皇帝趙禎這篇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但也有人考證王安石上書當在嘉祐四年或五年。據《宋史·王安石》記載：“移提點江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清人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也記載為嘉祐三年。 ^{[2]  [5]}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訁思訁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説，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裏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眾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之人，猶莫不好德，《兔?》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徵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於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眾。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於彼新田，於此?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採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慾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着，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説章句而已。講説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説，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衞，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衞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衞，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衞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衞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以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訁思訁思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衞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衞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説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佈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裏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閒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奸，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衞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着。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鑑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説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悦而趨之，故古之人慾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徵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徵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徵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徵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悦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悦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不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慶曆新政之後，他提出加強學校教育的主張，針對的是學校教育仍然沒有得到實際改善的狀況。王安石認為學校是系統地培養人才的主要場所，也是弘揚治學風氣的重要因素。而當時社會卻是“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所以他極力倡導發展學校教育，主張將太學設為三舍，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以利於人才選拔，設置律學、醫學、武學等專科學校，以培養多方面人才，廢除私學，因為私學會影響學校的設立和生源的數量，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到學校讀書。他提出當代應該學習和效仿“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用人也應該像“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他的一系列建議的意圖就是要把學校辦成人才培養的主要場所，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從師學習本來就是儒學的優良傳統，且在韓愈、柳宗元等人反覆論述教師的職責和作用之後，教師的地位有所提升，連名稱也加上了“官”字，稱之為“學官”，既包括專職的教師，也包括教學的管理人員，王安石對學官的選任也有論及。他的主張是“博置教道之官而嚴其選”，而現實卻是“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而且“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難以完成教者的職責。所以應該廣設學校，重視教師選拔，其根本要求當然是品學兼優，能夠做到“傳道授業解惑”，使得學校不是空設，教師不是空洞説教，學生不是學無所用。

顯然，學校和教師都只是提供必要的環境場地和人力保障，對於學生來説，最為重要的當屬學習的內容。尤其是當時的情況是學校課程內容陳舊、不適用，而且單一不夠系統完整，難以適應社會對人才培養的需求。在文中王安石對此進行了批評，一是學者所教過於片面，沒有古人教授得全面、深刻，缺乏與實踐的緊密結合。在文中他談到：“學者之所教，講説章句而已。講説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所教內容與從政等社會實踐聯繫較少，導致多數人學習到白頭，仍不能很好地適應所面對的工作實際。二是學者所教過於功利，只為應試，而不是為國家之用：“而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人們看重的只是功名，沒有真正地想報效國家和社會，把學習看成是通往仕途的敲門磚。他還論述到：“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這嚴肅地告誡人們，急功近利的結果只能是功敗垂成。三是所學內容過於雜亂，不夠精深。在文中作者談到：“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説，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社會所需要的人才是學有專長的人，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什麼都精通，只能是針對某一具體領域學習最有價值的知識內容。

正因為在教育內容方面存在着以上諸多問題，王安石才提出了專門改革教育內容的意見，他提出：“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法在於學。”從這段話可以發現，王安石對於教育內容的主張集中體現為“全面、實用”，認為讀書人不能只學章句，還要學習禮樂、刑政、射御等多個領域的知識、技能。他提出：“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伎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苟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常從事於射也。”全面發展才是真正有用的人才。他還主張，凡是對於國家治理毫無用處的教育內容應該一律刪除，極力倡導學習內容的實用性。 ^[6] 

王安石認為皇帝是人才養成的決定者，涉及人才的問題主要有四個方面，即“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如果説前面談到的主要與教之、養之有關的話，那在取之、任之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首先是取之，即人才的選拔。這是歷來最為影響讀書人命運的一大因素，它具有明確的導向作用，科舉制取代薦舉制無疑是人才選拔制度的重大進步，因為它使得一些出身於下層的有識之士有機會展示才華並走入仕途，極大地激勵了讀書上進的熱情。但是，王安石生活的北宋中後期，在人才選拔方面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一是人才嚴重匱乏，他指出“以一路數千裏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庸人佔據其位，人才自然缺乏。二是選拔的途徑和方式出現了問題，一方面受祖輩恩澤而被提拔的人才在增多，一方面通過考試作弊而被選拔的人才也在增多，公平性在下降。三是選拔標準出現了問題，這時的科舉取士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茂才異等、賢良方正，另一種是進士，二者的出路就是成為公卿，但是選拔出來的賢良、進士的才能不足做公卿。王安石指出：“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選拔的人才長於記誦文辭，沒有社會經驗，更缺乏執掌政事的能力，這是最大的弊端。針對這些弊端，王安石提出：“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癢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王安石認為一是把學校教育作為人才選拔的重要途徑；二是下級推薦，上級考察；三是從言行事等多方面考察；四是試用之後再正式錄用。

其次是任之，即人才的使用。朝廷對人才的使用，勢必會反作用於人才的培養和選拔，因此王安石在文中着重談了任之的問題。對此王安石談到：“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工者，以此而已。”人才的使用與選拔同等重要，應根據不同人才的特點和優長去使用。他還批評了當時的用人不當的問題，他提出：“至於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用人只重出身和經歷，不注重其德才，不能用其長，且頻繁地變換官職，而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什麼都精通，只能導致難為、不能為，最後只好不為。針對於此，王安石提出了用人的幾個原則：一是“宜”，即“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二是“久”，即“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在職久了對其業務能夠更熟悉，且能從長遠考慮，也利於對其業績的考察，不稱職的容易顯現，大家都會竭盡全力工作。三是“考”，即“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考績是對官員任用的必要條件，反覆考察，才會知其業績如何，是否勝任，進而進行賞罰，這樣才會使人才更好地發揮應有的作用。 ^[6] 

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一向以語言簡練而著稱，而王安石尤其突出。他寫作散文善於錘鍊語言，力求準確、簡潔、質樸，以最少的文字論表達最為豐富的含義。文中在談到對人才問題的對策時提出：“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以“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四個詞來概括出人才問題的四大方面，十分精要、簡潔。其中在談到“養之”時，直接概括提出：“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用了簡短的12個字就把養之之道的三個對策闡釋得清清楚楚，這樣的語言不僅言簡意豐，而且十分有利於讀者把握作者的思路以及文章的結構，使得文章層次清晰，邏輯嚴謹，論述有力。

此文作為上奏給皇帝的書，表達要求十分嚴謹，在探討一些問題的時候經常要聯繫古代君王，也要引經據典，這樣説起來更順暢、更易於接受。“先王”一詞在文中共出現了44次，是使用頻率很高的一個詞，體現作者談論問題動輒以古論今，據理闡述，使得當朝仁宗皇帝無法反對，這也算作者上書勸諫的技巧。文中還多次引用，達15處之多，有《詩》《孟子》《書》《易》的引用等，通過引用，或引起話題，或印證闡釋，能夠更加有力地論述有關的問題。在談到周文王能夠陶冶天下之士而用之的時候，他引用了詩的句子加以印證：“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通過詩句印證所要説明的文王善用人才的問題，十分有説服力。在談到人才要全面學習，也要精通於射時，他引用了《易》的句子：“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這裏以《易》的句子引出所談論的問題和觀點，即不光要學文，還要習武，文武雙全才會勝任所任職務。

王安石的政論文以説理見長，其筆觸縱橫自如，洋洋萬言，把其對於變法革新的主張全盤托出，把問題闡釋得清楚明白。首先，其説理得益於多種修辭手法的使用，對仗、設問、類比、對比、引用、排比、設喻等等，這些修辭手法的運用，能夠增強説理的透徹性。文中僅設問就有30多處，多以“何也”或“……乎”的方式作為標誌，引發議論或回答，使得各部分內容的銜接順暢、過渡自然。在開頭提出自己觀點，指出天下有識之士以天不能久安，連續使用了兩個設問，即“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連續設問引發連續闡述，語氣增強，説理有力。其次，其説理性得益於精心的構思，作者能夠嫺熟地使用書的體裁格式，開頭從寫作緣由談起，然後指出士人擔心天下不能久安，分析其原因是缺法度，由缺法度談到缺人才，由缺人才談到君王對此的重要性，再由缺人才談到對人才的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四個方面，再由分別闡釋到總體論證。這樣層層深入地把問題闡述得明白透徹，其邏輯性十分嚴謹、周密。 ^[6] 

因為王安石要求革新變法的主張，正觸犯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一出，就有人攻擊王安石“迂闊”，甚至説他要亂國。由於社會阻力太大，所以奏書呈送之後，並未引起仁宗的注意，也未提起執政者的興趣，而王安石也並未因此而受到重用。但他的改革願望和過人的膽識，卻在士大夫中贏得了聲譽，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也使其日漸成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4] 

明·茅坤：“荊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措注，已盡於此書中。所以結知主上，亦全在此書中。然其學本經術，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所能見，而其偏拗自用，大較與商鞅所欲變法處相近，故其功業亦遂大壞，而反不如近世浮沉者之得。學者須具千古隻眼看之。此書幾萬餘言，而其絲牽繩聯，如提百萬之兵，而鈎考部曲，無一不貫。”（《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二）

清·儲欣：“荊公此書只是要改制變法，大肆更張耳，胸中有無數見解，無數話頭，卻尋出‘人才不足’四字統之，架堂立柱，將胸中所欲言者，盡數納入，隨機大發，故議論愈多，頭緒愈整，由其以一線貫千條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二）

清·沈德潛：“行文部勒有方，如大將將數十萬兵而不亂。中間絲聯繩牽，提挈起伏，照應收繳，動嫺法則，極長篇之能事。”（《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九）

近代·梁啓超：“秦漢以後第一大文。”（《王安石評傳》） ^[7]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字介甫，號半山，人稱半山居士，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封舒國公，後又改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1070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1076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鐘山，諡號“文”，又稱王文公。其變法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在文學上頗有成就，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擅長説理與修辭，善用典故；詞作不多，風格高峻。有《王臨川集》《臨川先生歌曲》。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