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尹師魯墓誌

志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

述其文，則日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白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雲師魯文章不合只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日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孑L、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淪議，雲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吳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遍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範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

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

《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

而世之無識者，乃雲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愧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

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範公祭文已言之矣，町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浞《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

志雲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二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

修見韓退之與盂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志，便以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志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1] 

歐陽修（1007－1072），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天聖八年（1030年）進士。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政治上曾支持過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張，文學上主張明道、致用，對宋初以來靡麗、險怪的文風表示不滿，並積極培養後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散文説理暢達，抒情委婉，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餘風。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對宋代金石學頗有影響。有《歐陽文忠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