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瘟疫

古羅馬“安東尼瘟疫 ^[1]  ”是因為傳染而引起的。

對於這場瘟疫究竟屬於什麼疾病，歷代學者有各自的解釋方式，包括天花、鼠疫、流感和霍亂。作為古羅馬時代最偉大的醫生，蓋倫經歷這次劫難並留下了豐富的診治記錄。後人根據其記錄，認為安東尼瘟疫最可能是天花。

傳染病的症狀為：劇烈腹瀉、嘔吐、喉嚨腫痛、發燒、黑色膿皰疹、結膜發炎、感到難以忍受的口渴、氣管深處潰瘍、手腳潰爛或生壞疽、皮膚流膿，以及黑色或帶血的糞便。大部分痊癒患者都會在全身起瘡，身上的疹也會像鱗片一樣剝落。

公元165年，死亡的氣息開始悄無聲息地降臨在小亞細亞半島。大規模的瘟疫爆發，像暴風一般席捲了帝國東部。隨即又迅速蔓延到西部的意大利、高盧和日耳曼地區，所有的行省都無法倖免。

在近東作戰的士兵回到羅馬帝國，帶來了天花和麻疹，傳染給了帝國的人們。兩位皇帝，維魯斯（Lucius Verus）與馬可·奧勒略·安東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都可能分別死於這場瘟疫。

包括社會精英在內的眾多人口，就由於這場突如其來的災害而集體斃命。例如長期保有特殊地位的雅典，在公元167-171年之間，首席法官的職務就因候選人病死而無法補足。考慮到相似體制的行政單位還有許多，不少地方的基層治理能力就因此遭遇重創。

據羅馬史學家迪奧卡稱，當時羅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相當於被傳染人數的四分之一。估計總死亡人數高達5百萬。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羅馬兵力。

皇帝因大量士兵患病斃命，不得不從普通奴隸或角鬥士隊伍中招募新兵。但老兵的安撫與新人的入職，無不需要大筆資金維持。然而，帝國的銀礦開採也因瘟疫而陷入停頓。隨即，東方商業重鎮亞歷山大港的銀幣鑄造完全停止，商品價格普遍上漲而地租卻巨幅下跌。這場瘟疫就像巨人泰坦的鐵拳，將帝國的各級秩序敲得搖搖欲墜，幾乎所有的行業都不能倖免。

這場瘟疫足足肆虐了7年才趨於消停。然而，當大部分人們覺得災難已經過去，疾病卻在公元191年再度大規模爆發。許多村莊從此徹底消散，大城市人口也遭遇二次重大次損失。在帝國的核心羅馬城，每天就有超過2000人死亡。

前後兩次瘟疫加起來，整個羅馬帝國的死亡率在10%-20%之間，大約有750-1500萬人陸續斃命。瘟疫削弱了帝國的軍力，對羅馬帝國的社會和政治，特別是對文學和藝術領域造成了很大打擊。

雖然，羅馬沒有因安東尼瘟疫而呈現出崩潰徵兆，但以往的黃金歲月已徹底遠去。只是因為的暫時絕跡，也為稍後的塞維魯王朝開創了一個嶄新局面。

災後的相對穩定，讓羅馬經濟開始復甦。人口隨之回升，並在地中海地區掀起了一波新的大規模的公共建築修建熱潮。生活在這個時期的特爾圖良描述道：很明顯，整個世界的耕種和建設都比過去更發達。所有地方都有道路穿過，所有地方都為人所知，所有地方都向商業開放。曾經臭名昭著的荒地，如今建起了最令人愉悦的莊園。森林深處被農田取代。野獸在我們的畜羣面前奔逃。我們在沙漠播種，在多石的土地上栽種，沼澤也被排幹。大城市比以前的房子還要多。沒有人再害怕孤獨的小島或是崎嶇的海岸。到處都是房子，到處都是人，到處都是城市，到處都是生命！其中最偉大的見證就是人類的充裕。

然而，隨着短暫的塞維魯時代結束，氣候變化又讓災害重回帝國境內。不僅僅是温度的下降，以往是帝國糧倉的北非，也開始經受乾旱帶來的糧食短缺。東方的巴勒斯坦同樣如此，讓猶太拉比們在文獻中坦白，乾旱一直是一個難以應付的問題。到公元249年，可怕的西普里安大瘟疫就疫降臨在地中海各地。

這次災害的破壞性不亞於之前的安東尼大瘟疫，甚至在很多方便表現得更加猙獰。作為東方第一大城市的亞歷山大，市民數量從原本的50萬鋭減到只有19萬人。接着，病魔又從依靠運輸糧食的海船從埃及擴散到希臘、意大利、高盧和西班牙。

根據後世學者研究，這次的元兇不再是天花，而可能是致死率更為恐怖的埃博拉病毒。即便是在現代醫療條件的情況下，它致死率都高達50%~70%。患者如果能存活下來，也會因留下四肢的永久性殘疾。每個家庭只要出現1名患者，其他人都可能全體染病。而且不像天花那樣，埃博拉對鄉村地區的影響幾乎和大城市相同。所以在羅馬全境不間斷地持續了15年時間。

羅馬人雖然熬過了三世紀危機，卻因西普里安大瘟疫而遭到新一次重創。此後的多瑙河諸帝，將用更多軍政改革將帝國拉入最後階段。但歷史的進程和發展趨勢都將向着不利於羅馬的方向急速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