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伯翔

孫伯翔自幼學書，臨池不輟。曾得王學仲、孫其峯指導。崇尚碑學，傾心北派，兼涉隸、篆、行、草、書作雄強古拙，形散神聚，氣質不凡。出版有《孫伯翔書法集》等。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師承王學仲、孫其峯諸名家。潛心翰墨六十年有餘，曾習唐楷，後專師北魏石刻。

孫伯翔作品入選全國第二、三、四屆書法篆刻展覽，全國第一、二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展覽，中日書法交流展，中國.新加坡書法聯展等，被收入多種作品專集或被多處美術館、博物館收藏。曾為中央廣播電視大學主講《書法教學》（北碑部分），獲全國電教獎。與人合作出版《書法藝術》一書。曾獲天津市“魯迅文學獎”。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創作評審委員會委員，天津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天津市文聯委員。

2014年3月19日，中國文聯在京舉行第11屆造型表演藝術成就獎頒獎典禮，孫伯翔獲造型藝術獎。

2023年11月，孫伯翔九十書畫作品展在天津舉辦。本次展覽涵蓋古詩詞、古籍經典等，共展出書畫精品90餘件，均為孫伯翔先生近年來的新作。 ^[3] 

書藝之道，當勤奮為主，然勤奮當以酷愛為前提，沒有酷愛，就不會勤奮。聖哲雲：“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讀書如此，學字亦如此。學書當學法，學法當從古入，這個道理似乎都承認是源流之理，毋庸置疑。從古開始，就強調以名碑、名帖來作為法則深學，不是任何一種都可作為法源，比如無名的或以刀代筆的小墓誌、小造像、刑徒磚以及竹簡、木簡，一般的寫經等等。只能取意，悟其天趣，不能做法。學隸書的只取漢簡為法，不臨禮器、曹全、張遷諸名碑；學魏碑的只把重點放在以刀代筆的小石刻，不以張猛龍、始平公、張黑女、鄭文公、論經書詩為宗，雖是學古，卻是歧途。

學書多源流之分，當以學源為主，先人的流可以兼取，但不能本末倒置。就碑學而論，清代中葉，碑學大興，造就瞭如鄧石如、張裕釗、趙之謙、康有為等諸多巨匠，他們的成功目標是經源頭而取，闢成自己的流派，各自成宗。當從源頭起，有為之士再闢流，如果學魏碑只取趙之謙或康有為，學隸書的以鄧石如為法，舍其源，學其流不是上乘之見。

學書當有主見，但不是固執，學書更要廣泛請教徵求意見。其兩者並不相悖。欲請教別人，須知自己的欠缺處。學書也好，作書也罷，始終保持一種沉靜的心態最為重要，不為名所左，不為利所右，特別是現今的年輕人千萬不要為參加某個大展入選或獲獎而喜，不要為落選而懊恨，更不要逐追時風。此生無所求，只為愛此道足矣。

書藝之妙，皆在於思，線多了字要着眼於點，點多了的字要着眼於線。執筆於手，巧悟於心。

一幅好字是多因素而生的。筆法、結構、章法、行氣、俯仰、疾徐、剛柔、虛實、延伸跌宕、疏密等等，簡言之，即矛盾、和諧、統一的關係，永遠掌握言語的哲理，書家應有能力挑起矛盾，而後再有能力平和矛盾。知其陰，必曉其陽，天覆地載，萬殊一象。形質為軀殼，性情是靈魂。無形質莫論性情，形質由古取，性情應時生。

藝術本身是矛盾的，需要人從心靈來擺平，搞藝術的人也是矛盾的，相互有褒、貶。褒貶是客觀存在，但要尊敬人格，不要亂扒，亂抬，要知道好的藝術是扒不下來的，反之，也是抬不起來的。沒有厚積，難得妙得，沒有長年，難有瞬間。孫伯翔是寫北碑的，在臨寫龍門造像和雲峯山下了多年的笨功夫，尤其是在方筆龍門更多一些。因此對刀與筆多了些膚淺的認識，在這方面爭議頗多。古人有論，今人有論。刀筆各半，甚至説方筆的形成純為刻工所為。傳世的方筆魏碑有其明顯的鐫刀斫起成分，不可泯除，但其形神主要是當時書家所為，欲得方，必得厚，方能積雄，形態易得，質感難求，刻工只能得其表，無法得其質，無法得其厚，無法得其神。

無名的小造像、小墓誌卻是以刀代筆，不能作為法來學習，但是它們當中有—種自然的天趣，給人們一種樸實無為的美感，不能作法，但可取意。

不好得的經典最難得到，愈要取，好得的“樣板”無須取。

筆毫分軟硬，捉管有高低，古也談，今也談，都説自己最正確，因人而異，以己為主，藝術效果是答案。

現今影印技術非常發達，各地書局影印各種碑帖範本，其質量優劣不一，要擇優而取。但是我有這樣的認識，影印本不如以前珂羅版，珂羅版不如拓本，拓本不如全拓片，拓片不如原石，可是我們沒那麼好的條件。

孫伯翔認為將來書種、書風之變很可能在碑帖結合上。書法藝術無疑要在字內功下大力氣，同時要多讀有用的書，更要捕捉大自然的萬物之象。書畫的點線其質如鋼筋（帶鏽），或如木棒，或如鐵塊，或如石塊，千萬不要似棉團，似麻披，更不要像稻草。豐腴的字最難寫，清人劉墉字品位很高。每人寫字快慢程度不同，寫快也對，寫慢也對，關鍵看他“節奏”、“音符”掌握的準不準，美不美。

潛心翰墨六十年有餘，曾習唐楷，後專師北魏石刻。

早年書法築基於《龍門二十品》，六朝摩崖、墓誌，其中尤鍾情於《始平公造像》《楊大眼造像》《魏靈藏造像》。取法高古，得其神髓，為當代書壇所稱道。近些年多有變法，碑中寓帖，方峻挺拔中含清新靈動。其用筆方中寓圓，剛柔相濟，中側兼施；結體開合有變，天然成趣，雄渾博大；通篇血脈暢達，精神飛揚。其書重法度，講情性，主革新。作品曾參加全國第二、第三屆書法篆刻展覽，國際書法展，中國新加坡第二次聯展等。日本《現代臨書大系》收錄了其臨碑之作，《中國書法》《書法》均發表專論，評介其書法成就。作品收入《中日書法作品集》《中新書法聯展作品集》《中國當代百家墨跡作品集》。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特約其任書法課講師。

超越別人難，超越自己更難，因為這意味着對自己的否定，意味着對既有名利的捨棄，更為可怕的，是隨時都有歸於沉寂而被人遺忘的危險。因此，許多藝術家一旦確定了自己的風格和麪目，就不再想變，而且也不敢變。大多數的欣賞者、收藏家也往往不希望他們求變。一旦變了，人們往往不予承認，作品的價碼就會因而大打折扣。但孫伯翔沒有被名利所左右。他在不斷地否定着自己，超越着自己。他在創作的時候，往往會譭棄許多別人看來已經足夠成功的作品，直到自己滿意為止。在見到自己以前的作品時，他也很少持欣賞、肯定的態度。

儘管在探索中不免要走些彎路，但毫無功利目的的探索使孫伯翔加深了對魏碑的理解，並實現了新的突破。孫伯翔的書法，已經不完全是純粹意義上的魏碑書法，而是寓雄強於飄逸、寓險絕於平正的藝術佳作，是繼承與創新的統一，是功力與性情的結晶。他的書法創作，已突破了固定的格式，或如清風朗月，或如黃鐘大呂，或如高山峻嶺，或如小橋流水……已經接近了碑帖交融的美妙境界。

“開北碑新境 書正大氣象。”（天津日報評） ^[5] 

“孫伯翔先生在當代書法領域是一個標誌性的人物，也是一個勇立藝術潮頭的人。”（天津市書協副主席、天津美術學院教授喻建十評） ^[5] 

“他（孫伯翔）的作品兼具正大氣象與清涼境界，已臻化境，展現了民族氣概，彰顯了時代精神。”（中國書協副主席張建會評） ^[5] 

孫伯翔(3張)

他臨寫的一些作品，給人的印象是：乍一看，很像原碑；但和原碑相比較，又有相當的距離；回過頭來再細細品味，卻發現更加像原碑。他對原碑的形態、神韻已經爛熟於心，這些碑刻的風格特徵已經融化在他的大腦中，並自覺能動地在他的筆下表現了出來。孫伯翔自己也談到，自己練字用過的紙一卡車也拉不走。他反覆地臨習、揣摩，對魏碑的各種風格、形態、神韻進行觀察、體味、比較、融合。

他多次告誡學生，寫方筆魏碑的時候，要注意到它圓渾的一面，惟有圓，方能厚，惟有圓，方能活，惟有圓，方能內藴豐富；寫圓筆魏碑的時候，要注意到它方雄的一面，要靠方雄體現出魏碑的力度和神采。其實，孫伯翔所謂的方中有圓、圓中有方，並不一定是原碑刻的點畫特點，也不一定是北魏書家所具有的駕馭能力，更不一定是刻工有意的修飾，而大多是他個人對魏碑的創造性理解，是他數十年臨池、研究的甘苦之言。他臨寫的魏碑作品，不是對原碑的刻意模仿，不是對原碑的簡單複製，而是融入了自己的理解，體現着自己的創造。同原碑相比，他的作品點畫更峻厚，內涵更豐富，變化更多樣，風格更鮮明。這是孫伯翔對傳統的開拓和發展。

孫伯翔在書壇的地位和影響來自於他在魏碑筆法上所取得的突破，尤其在魏碑筆法上的突破完全是在沒有前人可資借鑑的基礎上，經過他十餘年的反覆實踐、反覆探索所取得的。他用一管柔軟的長鋒羊毫，敢於大膽地側鋒起筆，絞鋒行筆，寫出了魏碑斧劈刀削、斬釘截鐵、鋼打鐵鑄般的藝術效果，真正達到了形神兼備的藝術境界，再現了魏碑的那種大氣磅礴、奇崛方雄的藝術風格。他的方筆魏碑是對筆法的一大創造。

孫伯翔不僅在魏碑的筆法上有自己獨到的創造，而且在對魏碑的研究上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在《怎樣臨習〈始平公造像記〉》一書中，處處閃爍着他思想的靈光。這都是他苦學、深思、頓悟的結果，是前人所沒有談到的。在書法界，孫伯翔的人格是有口皆碑的。他為人誠樸，正直善良。不論年齡大小，職務高低，他都一視同仁，以誠相待。他從來不妄自尊大、臧否他人，對傳統、對前人總是懷着一種虔敬之情，雖已名滿天下，但依然像一個辛勤的農夫，在硯田內默默地耕耘着、勞作着。他的書法雖然影響巨大，而且私淑者眾，但他卻經常告誡人們，要多向傳統學習，不要直接以他為範本，要根據個人的性情愛好，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和主動性。他從來不想製造什麼“轟動效應”，而只是“想在宣紙面前搞得明白一點”。他的心胸是博大的。儘管經歷了那麼多的曲折，忍受了那麼多的苦難，但他依然樂觀、豁達。他把絕大部分精力用在對書法藝術的探求和創新中，而不用在對名利權位的企盼和追逐上。這也可以説是孫伯翔取得令人欽慕成就的秘訣所在。

“偏工易就，盡善難求，專精小劣，博涉多優”。這16個字用在孫伯翔身上是再精當不過的了。

孫伯翔專攻魏碑，專攻到數十年如一日用成卡車的紙來臨習造像、摩崖，這種專攻勁頭，惶論當代，就是與古代的大家相比恐怕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正是這種專攻，使他的魏碑筆法和線條質量跟任何一個碑學大家相比，都不遜色。這樣的深厚功力，使他從當代99%的那些追求短平快急功近利不下苦工夫的書法家中脱穎而出，具有了成為大師的第一個條件——功力。

同清代以來眾多寫碑的書家相比，孫伯翔的另一個過人之處是定位獨到，定位時間早，這是需要大智慧的。他在很早的時候就確定自己迥異流俗的寫碑路數，就是把魏碑的霸悍雄強推到極處，追求生、重、厚、硬、勁、拙，這種審美追求，使他同何紹基、趙之謙、康有為、于右任等人寫碑的取向區別開來，也比當代無數今日寫碑明日寫帖、今日寫隸明日寫草、今日跟這風明日跟那風的書家堅定和深刻。

孫伯翔苦下的功夫不是死工夫，為了打造他雄強霸悍剛直朴茂的魏碑書法，他在苦臨魏碑的同時，有意地增加和強調了線條和結體的誇張變形和對比，字與字之間的避讓和行氣的貫通，這些形式變化又不是憑空捏造，而是皆有所根本，有深度，看似現代、流行的招數，卻是從古碑刻中得來，真是古不乖時，今不同弊，這一點，流行書風的一些徑取今人的高手們是難以望其項背的。

孫伯翔做人的正直厚道，書法理論的精闢深刻，使得孫伯翔在近20年中立定而不倒，這不是機遇和取巧得來，而是真本事和功夫得來，實屬不易，令人讚歎！

孫伯翔的致命弱點在他一貫孜孜以求的碑的草化上，正是這一點使他與于右任趙之謙相比具有相當的距離。於兼擅北碑和行草，碑中有行，草中有碑，相互融合，各具風貌。趙將雄強的北碑雅化，在碑的草化方面更有獨造，碑體行草已經成熟和諧。孫儘管也對碑的草化進行了長期的探索，可惜的是他的這種探索沒有找到轉化的契機和紐帶，沒有成熟，還是楷草簡單攪和的雜拌。

孫伯翔在碑的草化方面之所以十幾年難以成功，主要原因一是孫伯翔的楷書的剛厚生硬與行草的連綿靈動本來就是天生難以協調嫁接的，驢唇不對馬嘴，非要吻在一起，再聰明的人恐怕也難以作為。原因之二是孫偏工的侷限，除楷書和稍微草化一點但也沒有實質變化的魏碑書法作品外，幾乎見不到孫二王系列的行草、篆隸，取法的單一必然影響他的眼界和視野，影響他進一步的成就。原因之三是他學養的欠缺。孫談論書法是有深刻見地的，但書法的高妙光對書法有透徹的認識還不夠，還要有書卷氣的滋養。

簡言之，孫伯翔書法，其價值在楷書上，而不是在魏碑的草化上。其魏碑達到的高度在當代無疑是數一數二的水平，對古人，可以與清道人曾農髯有一拼，但比之趙之謙、何紹基、于右任等還有相當的距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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