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智慧

《孔子的智慧》中，第一章為導言，對孔子思想及其品格作總體性的闡述，以便讀者有一個基本認識。第二章為“孔子傳”（《史記·孔子世家》）。此傳出自大史學家司馬遷之手，所記孔子的生平經歷是可靠的，讀者從中可以看出孔子較真切的面貌。第三章為“中庸”（原為《禮記》第十三章）。林語堂之所以把它置於儒家典籍之首，是由於認為它是瞭解儒家學説的一個“相當適宜而完整的基礎”，“自此入手，最為得法”。第四章為“大學”（倫理與政治）。這是採用朱嘉改編的版本，但林語堂作了一些改動。第五章為“論語”。除選入約四分之一的《論語》語錄外，還選了《禮記》十多節作為補充。第六、七、八章為“論以六藝施教”（《禮記》“經解”第二十六）、“哀公問”、“理想社會”（《禮記》第九《禮運》）。林語堂認為這三章是關於社會方面的“孔氏三論”，實際上都是論禮。孔子志在用“禮”來恢復古代的封建制度是不合時宜的，但要建立一種和諧的人際關係的哲理（即彼此以適當的態度相對待，為父母者要慈愛，為子女者要孝順，為弟者要敬兄長，為兄長者要愛護弟弟，對友人要忠誠，為臣民者要敬尊長，為首長者要仁愛）卻對中國仍然有益處，仍然是中國社會風氣的基石。第九、十章為“論教育”（《禮記·學記》）和“論音樂”（《禮記·樂記》）。其中孔子對教育與音樂的看法，林語堂説“其見解、觀點，是特別現代的”。第十一章為“孟子”（《告子》篇），以顯示儒家哲學的發展。 ^[1] 

《孔子的智慧》是林語堂應藍登書屋約請編寫的，於1938年1月編寫完成該書。據説，該書屋曾出版世界哲學叢書廿冊，其中一冊為《孔子哲學》（Aymond Dowson編），頗為暢銷。於是，該書屋擬出版《現代叢書》時，便認為不可以沒有孔子的書，並邀請林語堂編寫。林語堂為有這機會向西方介紹中國重要的傳統文化思想而感到高興。儘管書屋老闆只給600元，買斷該書的版權，他也答應。他允編後，於1937年12月準備材料，將孔門之書重讀了一遍，確定了編寫的有關內容和體例，接着又花了一個月時間，將書編寫完畢。 ^[1] 

《孔子的智慧》一書，較為完整地表達了林語堂的孔子觀，也較為系統地向西方介紹了儒家學説。該書中，他對孔子思想價值取向、系統和特點以及孔子的品格等等，作了較為切實的論評。

林語堂提出儒家思想在現代生活中還有沒有價值的問題。他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他敏感地看到了儒家思想遇到了“更大的敵手”，那就是“整套的西方思想與生活，以及西方新的社會思潮”。可是，他也表示，那些西方思想如同中國歷史上的反儒學派道家、墨家、法家一樣，不可能將儒家思想根本推翻。其原因在於，“儒家思想的中心性與其人道精神之基本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他還説：“儒家思想，若看作是恢復封建社會的一種政治制度，在現代政治經濟的發展之前，被人目為陳舊無用，自是；若視之為人道主義文化，若視之為社會生活上基本觀點，我認為儒家思想，仍不失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在這裏，他否定儒家思想作為政治制度或政治形態方面有繼續存在的價值，但肯定它作為人道主義文化或社會生活上的基本觀念仍然適應現代人生需要，並具有“真理”一般的生命力。因而，他斷言“儒家思想，在中國人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影響我們民族的立身處世之道”。這樣的見解，不同於那種對儒家思想作全盤否定的看法，也多少有別於對它作全盤肯定的觀點，而是體現了一定的分析眼光和批判繼承的膽識。

同時，林語堂對孔子思想的系統作了探討。他認為，孔子思想之所以能夠支配中國，而且“在兩千五百年內中國人始終奉之為天經地義”，絕不是僅靠《語錄》（指《論語》——著者按）中零散的精粹語錄，而是有其“更為深奧的統一的信念或系統”。而要了解孔子思想的系統就須除了要看《論語》這部“孔學上的聖經”外，還應依賴《孟子》和《禮記》等著作。對於是孔子思想的系統，林語堂指出：“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個理性的社會秩序，以倫理為法，以個人修身為本，以道德為施政之基礎，以個人正心修身為政治修明之根柢。”“更精確點兒説，儒家思想志在從新樹立一個理性化的封建社會，因為當時周朝的封建社會正在趨於崩潰。……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藝術的力量，相信文化歷史的傳統，相信國際間某種程度的道德行為，相信人與人之間高度的道德標準，這都是孔子部分的信念。”對孔子思想系統作出這樣簡明扼要的概括，説明了他對孔子思想有較深入的研究。

此外，林語堂認為孔子思想具有五個重要特點。一是“政治與倫理的合一”。即重視道德的作用，把社會秩序和政治軌道都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但其最終目的卻與施行刑罰之治的目的相同。二是“禮——理性化的社會”。“禮”在孔學中頗為重要，與“政”的定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是“正”，禮是“事之治也”。而禮的具體內涵，則包括宗教的法規（祭祀的典禮規範）和生活的規範（宴飲騎射的規則、男女兒童的行為標準、對老年人的照顧等）。它的作用在於恢復一個理想的社會秩序，使萬事萬物各得其宜，人人相愛，並尊敬當權者和長輩。三是“仁”。“仁”與人”通用，“仁”即“人”，“仁的本義應當是他的純乎本然的狀態”，“人的標準是仁”，這是孔子的哲學精義。因而孔子叫人修身的辦法，“就是順乎其本性的善而固執力行”，並推論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四是“修身為治國平天下之本”。即“儒家把治國平天下追溯到齊家，由齊家追溯到個人的修身”。五是“士”。所謂“士”，就是“知識階級”。孔子把道德教訓全部寄託在他們身上，期待他們成為“在道德上仁愛而斯文的人，他同時好學深思，泰然自容，無時無刻不謹言慎行，深信自己以身作則，為民楷模，必能影響社會。不論個人處境如何，無時不怡然自得，對奢侈豪華，恆存了幾分卑視之心”。

林語堂論述了孔子的品格。他反對把孔子説為“聖國人”，認為他也是一個具有普通人一樣的感情的人，但又有超過常人的品格。具體而言，他有其道德的理想，知道自身負有的使命，深具自信，奮勉力行；學識淵博，多才多藝，努力繼承古代經典學問，思想保守；生活講究，和藹温遜，風趣詼諧，亦恨人卑視入，等等。這些看法，與歷來把孔子神化的説法不同，比較接近孔子的本來面目。 ^[1] 

林語堂曾表示，他之所以從儒家經典及《四書》中選出若干章來編寫成《孔子的智慧》一書，是因為它們代表前後連貫的思想，形成了一個系統，有利於西方讀者對孔子思想及其發展得到“全面一貫的瞭解”。 ^[1] 

林語堂從語言學的角度闡釋了翻譯不能是以字為主體的字譯，不能採用以字解字，以字譯字的方法，而只能是以句為本體的句譯。惟有此，才能使譯文真正達到通順的目的。這正體現出他的翻譯觀中對於“通順”的理解，即譯者應做到對譯文讀者負責。

林語堂在翻譯各種文化負載詞時特別強調在不同語境下詞的多義性，即採取意譯的策略表現同一表達方式在不同語境下的特殊內涵。以“仁”字為例，有些譯本將《論語》中的“仁”譯為近乎同一的表達方式，如譯為“benevolence”或者“goodness”，而林語堂在翻譯時考慮到不同語境的影響，對“仁”字做出了不同的理解，例如：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林語堂將這裏的“仁”譯為trueman，而在“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中，“仁”被譯為 wiseman，“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他將這句話中的“仁”譯為gentleman。從中可以看出，林語堂在處理同一文化負載詞時，着重考慮了語境對於詞義的影響，幫助讀者真正理解原文詞語的用意，避免了意義的含糊，同時也體現了他對原作及譯文讀者的負責態度。

《論語》的表達方式簡練而藴意深厚，林語堂在翻譯時則考慮到句意表達的連貫與明晰，時時採用句譯法，例如：“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他將此句譯為Confucius said，I won’t teach a man who is not anxious to learn，and will notexplain to onewho is not trying tomake things clear to himself.林語堂運用句譯的方法演繹了孔子獨特的育人理念，將“憤”和“悱”做了詳細的闡釋，通順地表達出原文的內涵。

林語堂認為，語言之用處實不只所以表示表象，亦所以互通情感；不但只求一意之明達，亦必求使讀者有動於中。為使西方讀者系統而全面地瞭解孔子的東方學者和他看似深奧實則平實的生活哲理，林語堂在語言風格和編譯方法上都使用了通俗的手法，即語言的平民化和結構的系統化。

首先，在語言風格上，為了把古漢語譯為美國人民可接受的語言，林語堂運用了散文式的現代英語，以簡潔而流暢的方式將深奧的思想傳播給了西方世界。譬如，“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林語堂將該句譯為Confucius said，I’m not born a wise man.I’m merely one in love with ancient studies and work very hard to learn them.可想而知，西方讀者通過這句翻譯，會很容易地把孔子與謙虛好學聯繫到一起，用詞簡練但表達充分。

其次，在內容的編譯上，林語堂在《孔子的智慧》中沒有按照《論語》原作的順序來直接翻譯，而是將其作為一個章節來闡述，除此之外，還選取了其他與孔子生活息息相關的一些語料來彌補《論語》的不足，比如在前言中增加有關孔子思想學説、孔子的生活和孔子的幽默等方面的內容，盡力展示孔子思想和性格的多樣性，把孔子從天堂接到人間，把“聖王”孔子變成了通俗可愛的智慧老頭。即使在《論語》這一章，林語堂也在充分理解內容的基礎上，重新整理為對孔子本人的描述，孔子的情感與藝術生活，與弟子的對話，智慧語錄，人性與仁道等板塊，使西方讀者更能系統全面而且深入地理解孔子的思想理論，同時也更加平實易懂。 ^[5] 

《孔子的智慧》出版後，受到了美國廣大讀者的歡迎，而且在長時期內，一直是西方讀者瞭解孔子及其學説的入門之作，為促進西方讀者瞭解中國傳統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孔子的智慧》於1938年在美國首次出版。 ^[4]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龍溪（今漳州）人，原名和樂，後改玉堂，又改語堂，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語言學家，景星學社社員，新道家代表人物。早年留學美國、德國，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回國後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任教。1945年赴新加坡籌建南洋大學，任校長。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主任、國際筆會副會長等職。林語堂於1940年和1950年先後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曾創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作品有《京華煙雲》《啼笑皆非》《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藝術》以及譯著《東坡詩文選》《浮生六記》等。1966年定居台灣，1967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主持編撰《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0歲。 ^{[2-3]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