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星學社

1921年4月，為研究與傳承漢學，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厲麟似在德國創建了景星學社（德文：Gesellschaft des Brillanter Stern；英文：Brilliant Star Society）。這是中國國人在西方世界創建的首個以漢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組織，開創了國人“中學西播”之先河。 ^[2-3] 

1931年，在國際聯盟與南京國民政府的支持下，景星學社由厲麟似遷回中國，社址曾設在南京市玄武區成賢街43號教育部和南京市玄武區四牌樓2號國立中央大學，由蔡元培擔任名譽主席，德、奧、瑞、英、法、美六國駐華公使和國際聯盟文化合作組織代表等擔任顧問。遷回中國後的景星學社已從一個專門繁榮漢學研究的學術組織發展成為一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引進國外先進文化並重的中西文化研究、教育與交流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厲麟似歸國後一度曾在政府中擔任要職，並得到國際聯盟的支持，但其所創辦的景星學社既非政府官方機構，也非國際聯盟附屬文化機構，而是一個非政府國際文教組織。

1949年，早已對國民政府的腐敗墮落看不下去的厲麟似，斷然拒絕了蔣介石的赴台邀請，在周恩來的挽留下留在了大陸，景星學社也隨他一同留在了大陸，為百廢待興的新中國貢獻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厲麟似將其所擁有的景星學社的物質資產等大量資產悉數捐給了國家，支持新中國的文化教育建設。景星學社後由有“學貫中西的一代大師”之稱的厲聲教執掌帥印。 ^{[5]  [19]} 

總部設在德國期間的景星學社下設編輯部、翻譯部、出版社、辦公室、圖書文獻處、交流聯絡處。

由厲麟似創辦的景星學社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中西方思想文化史和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對中西兩個世界的思想文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厲麟似和其所創立的景星學社使得中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歐洲主流知識界的尊重，提升了中國人在西方世界的國際形象，影響了數代西方人的“中國觀”，並推進了中西方文明在平等尊重基礎上的交流互鑑。厲麟似也被公認為“講述中國故事的鼻祖”。以易學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哲學，金石書畫和音樂戲曲等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以及中醫藥學都是通過厲麟似與景星學社最早為西方主流知識界所接受併產生實質影響的。西方世界的第一本專門研究漢學的專業學術期刊——《漢學》也是由厲麟似通過景星學社創辦的。 ^[5] 

景星學社在中國古代哲學、傳統文化藝術、中醫藥學等多個領域的“中學西漸”方面均起到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開創性作用，並對衞禮賢、榮格和黑塞等一批西方知識精英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3] 

景星學社創始人厲麟似對衞禮賢等一批西方漢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幫助他們更為深入地理解中國古代哲學等漢文化，進而助推這些西方漢學家對漢學進行更為有價值的準確的傳播。 ^[2] 

景星學社於20世紀20年代開始將大量中醫醫案、中醫古代文獻和方藥等譯介到了西方世界，使得歐洲知識界開始對中醫藥、中國古代的人體觀與宇宙觀、經絡與臟腑的理論學説以及中藥方劑的配伍標準等逐漸有了較為客觀的認識和了解，開啓了中醫藥國際化的進程。 ^[1] 

景星學社還參與創辦了德國首個“中國學社”及《中德年鑑》、《中國》等數種漢學研究報刊，並參與主辦各類中國文化報告會和展覽會，內容涉及中國文學、音樂、書畫等諸多文化領域。 ^[2] 

藉助景星學社和自己多年在國內外積累的人脈，厲麟似為中國吸收和引進了大量西方先進文明成果和優質資源。如，景星學社將西方的優秀教育辦學理念、歐洲古典音樂、電影、西醫學技術及教育體系、德日軍事思想和實踐、新聞出版理論與實踐、法學理論與實踐和德國的自然科學技術等引入中國，同時引介了一批西方知名高校的優秀學者援華授課，還引進、編譯了大量的德、英圖書和雜誌。此外，景星學社也為在國內學習和研究西方文化的中國學者提供支持，為中國學生赴歐美留學提供幫助，如：開辦德、英、法文補習學校，在國立中央大學、上海暨南大學、大夏大學等高校開設德文、英文、法文等課程，組織文化活動，舉辦文化講座等。厲麟似還通過景星學社和在中國的西方漢學家（多為景星學社社員）將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進一步地傳播了出去。中國首部獲得國際榮譽的電影《漁光曲》就是由厲麟似審定並推介參加莫斯科國際電影節進而獲得榮譽的。 ^[6] 

作為厲麟似創辦的非政府間國際組織，景星學社在譯介日德軍事著作、搶救民族文獻、開展國民外交併為中國抗戰爭取更多國際社會的支持等方面均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19] 

景星學社是民國時期日本文化研究的標杆，引領了近現代日本文化研究，是日本文化研究的權威機構。 ^[5] 

景星學社在民國時期國民外交與文化外交中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開創性、里程碑意義的重要篇章，為當代中外文化交流事業開闢了道路。 ^[5] 

厲麟似與景星學社給中國台灣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在台灣的影響至今猶存。如台灣的“景星勳章”即是源於厲麟似與其所創辦的景星學社。由景星學社設立的“景星獎”被稱為“文教界的諾貝爾獎”。而今日台灣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幾乎都是厲麟似、鄭振鐸等人藉助景星學社、暨南大學、光華大學和商務印書館，以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名義為國家搜救的。再如台灣現今重要對外交流組織——曾由蔣經國任理事長的“中德文化經濟協會”，其聯合創始人便是厲麟似。移居台灣的不少政要學者都是他的學生或親友故交，如朱家驊、陳立夫、施承志、程天放、陳誠、蔣夢麟、蔣復璁、梁實秋等。此外，厲麟似是台灣中央大學的前身國立中央大學的一塊“金子招牌”，名教授中的傑出代表人物，是這所百年名校校史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其創辦並執掌的景星學社的社址就曾設在中央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作為具有較高聲望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曾經的政府要員，厲麟似憑藉其在海峽兩岸的影響力，為祖國和平統一事業多方協調，作出了積極貢獻。

2020年，在景星學社創始人逝世50週年，聯合國成立75週年之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特發文紀念景星學社創始人厲麟似，稱其“為中國教育發展和中歐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貢獻”。 ^[2] 

2021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之際，景星學社創始人厲麟似與毛澤東、周恩來等29人一同入選“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黨史資料庫”。 ^[4] 

總部設在德國期間的景星學社出版公開發行的學術期刊《漢學》和內部刊物《景星通訊》。 ^[3] 

景星學社曾受到周恩來的高度讚譽，被周恩來評價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幟”、“古為今用，西為中用的典範”。 ^[3] 

蔡元培評價景星學社為“貫通中西文化之第一名社”。 ^[5]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評價稱，景星學社是歷史最悠久的漢學研究組織之一，吸納了當時中西方的一批具有較高聲望的學人，成為當時中外學者交流研討中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平台。 ^[3] 

對於厲麟似與景星學社，《中國日報》曾撰文評價稱：“厲博士是連接中歐文化的一座橋樑。他在幫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哲學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併為中國帶來了大量西方的進步思想。” ^[2] 

德國漢學家衞禮賢曾評價道：“厲麟似先生所創辦的景星學社為那些對東方文化懷有興趣的西方學者們開啓了一扇窗，使我們受益匪淺。我創建中國學社的想法就是源於厲麟似先生和他所創辦的景星學社。” ^[5] 

景星學社社員均為在國內外具有較高聲望的學人，有蔡元培 ^[7]  、黃炎培 ^[21]  、于右任 ^[21]  、衞禮賢 ^[2]  、費正清 ^[20]  、李約瑟 ^[20]  、林語堂 ^[8]  、陳寅恪 ^[9]  、徐悲鴻 ^[10]  、厲綏之 ^[5]  、陶行知 ^[11]  、梅蘭芳 ^[12]  、徐志摩 ^[13]  、厲良玉 ^[5]  、沈鈞儒 ^[5]  、陳叔通 ^[5]  、馬敍倫 ^[5]  、施承志 ^[5]  、羅家倫 ^[5]  、何炳松 ^[5]  、鄭振鐸 ^[22]  、鄒韜奮 ^[5]  、程天放 ^[5]  、蔣夢麟 ^[5]  、胡適 ^[14]  、蔣作賓 ^[5]  、厲爾康 ^[5]  、孫科 ^[5]  、周鯁生 ^[15]  、傅斯年 ^[16]  、張大千 ^[17]  、田漢 ^[23]  、唐麗玲 ^[5]  、衞德明 ^[5]  、蔣復璁 ^[5]  、梁實秋 ^[18]  、戴季陶 ^[21]  、朱家驊 ^[21]  、蔣廷黻 ^[20]  、蔣百里 ^[20]  、蕭友梅 ^[20]  、陳鶴琴 ^[20]  、方東美 ^[20]  、張伯苓 ^[24]  、錢均夫 ^[20]  、呂思勉 ^[25]  、金嶽霖 ^[20]  、錢端升 ^[26]  、李景林 ^[20]  、佟忠義 ^[20]  、王子平 ^[20]  、田兆麟 ^[20]  、孫存周 ^[20]  等。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