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錫光

姚錫光，字石泉。江蘇丹徒人，早年先後任李鴻章、張之洞、李秉衡的幕僚。

甲午戰爭時，為山東巡撫李秉衡幕僚，得親見當時的公文軍令，親聽被日軍佔領城市紳民的口述，後來將這些資料整理寫成十餘萬言的《東方兵事紀略》，書中分析甲午戰爭失敗，“乃封疆之吏，將帥之臣，內無整軍經武之謀，外無致命遂志之節。”説明他寫此書目的，是要人們“明可恥之事，求雪恥之道，昭示國人生愛國之心”。《馬關條約》簽訂以後，自萊州戎幕憤然辭歸故里。

後去南京，任兩江總督張之洞幕僚，兩次被派偕德國軍事專家，自吳淞，歷崇明、江陰，抵鎮江，巡視沿江炮台，對丹徒沿江防務尤為重視，親自主持繪製了《吳淞與白茅沙截段圖》、《江陰口截段圖》、《鎮江圌山關截段圖》，並對炮台的堅脆、炮位的優劣、子彈藥庫的建置，均作扼要説明。考察以後，兩次呈折向張報告視察情況，指出其中有的外國專家來華並非誠心幫助，而是慫恿中國多買炮火，從中取利；有的甚至別有用心，應加以警惕。他在同時期寫的《長江炮台芻議》中認為：“現有圌山炮台等如不加以改革，勢必形同虛設，無一可恃。”後又多次提出一系列加強沿江防務的措施，得到張的重視。

1903年，與人合辦華北一所女子學校。後歷任安徽懷寧知縣，和州知州等。

1905年5月，他奉命赴內蒙古東部卓索圖盟一帶考察墾牧、蒙鹽各等情形。7月5日，他經練兵處王大臣鐵良奏補軍政使副使缺。12月，他隨肅親王善耆考察東西盟蒙古事件，並寫出了《籌蒙芻議》。1906年9月23日，他被陸軍部憲堂任命為練兵處提調。1908年，因陸軍部左侍郎壽勳丁憂，姚錫光署陸軍部左侍郎。其間，姚錫光寫出了《籌海軍別錄》。1909年，他任殖邊學堂監督。1909年2月，因蔭昌升遷，姚錫光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免職。1911年，他參與組織了帝國憲政實進會。該年他還任慶親王內閣的弼德院顧問大臣。

辛亥革命後，他參加國民黨。1912年8月25日國民黨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成立大會，他被推舉為參議。袁世凱任大總統期間，他任蒙藏事務局總裁、口北宣撫使、查撫津保被災商民專使等職。1912年5月12日，袁世凱下令在北京成立了五族國民合進會，總統府邊事顧問姚錫光任會長。1912年6月至12月，他任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遣藏勸慰使，在赴西藏的行程中，因英屬印度政府阻撓而滯留於印度。

1912年8月25日，同盟會聯合其他四個政團組成國民黨，孫中山在湖廣會館主持國民黨成立大會，他出席並與閻錫山、張繼、李烈鈞、胡瑛、沈秉堃、王傳炯、陳錦濤、陳陶遺、莫永貞、褚輔成、松毓、楊增新、于右任、馬君武、田桐、譚延闓、張培爵、徐謙、王善荃、蔣翊武、趙炳麟、柏文蔚、孫毓筠、景耀月、虞汝鈞、張琴、曾昭文、温宗堯、陳明遠一起被推舉為參議。

1914年5月，袁世凱任命他擔任參政院參政；1923年1月31日，他被將軍府授“錫威將軍”，此後，在民國政爭中，逐漸淡出政治舞台，確切卒年不詳，但可以推測應該在1923年以後（一説1921年告老還鄉，後在家鄉病故）。

姚錫光是晚清政壇經歷較為複雜的封建官僚，他從外交隨員、督撫幕僚、地方官員到考察教育和傳播西學的教育家，再到鋭意革新、興辦海軍的軍事家和關心邊疆民族問題的中央政府官員，豐富的個人閲歷、現實機遇，加上他超羣的個人能力，使他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大放異彩，在軍事、民族關係、教育等許多領域取得話語權，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著有《東方兵事紀略》、《東瀛學校舉概》、《籌藏芻議》、《籌蒙芻議》、《姚錫光日記》、《姚錫光文稿》等。

姚錫光提出的鞏固邊疆的措施，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對於鞏固邊防、抵禦外侮，發展邊疆經濟文化，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於時代和階級的侷限性，其民族思想含有濃厚的大漢族主義色彩。

辛亥革命後，姚錫光憑藉在處理民族事務方面積累的經驗，受到袁世凱當局的青睞，被袁世凱任命為總統府邊事顧問。1912年5月12日“五族國民合進會”在北京成立，選舉總統府邊事顧問姚錫光為會長，漢人趙秉鈞、滿人志鈞、蒙人熙凌阿、回人王寬、藏人薩倫為副會長。黃興、蔡元培等革命黨元老和黎元洪、梁士詒、段祺瑞、袁克定等民國要員，以及滿、蒙、藏、回等族數十名人或參與發起，或列名錶示贊成。不僅聲勢較大，而且真正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五族聯合組織。1912年7月29日，袁世凱任命姚錫光為蒙藏事務局副總裁，並暫兼署總裁。

可見，辛亥革命後，姚錫光雖然不再撰著作品，闡發民族思想，但積極融入到民族事務的管理中，為鞏固邊疆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姚錫光雖然是一介書生，但他早在入李鴻章幕府的時候就對軍事問題發表過獨到的見解。當時，日本欲侵佔朝鮮，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

為此，姚錫光數上説帖，建議李鴻章採取以下的策略對付日本：（一）“行軍宜舍短而用長，中國長技在陸而不在海”，“我軍宜以陸路為正兵，海軍為奇兵，陸路為戰兵，海道為遊兵.”，強調以陸軍為主，海戰為輔，以取得戰爭的主動權，這一戰略是在當時敵我雙方形勢判斷的基礎上作出的較為科學的策略。（二）採取積極進攻的海防策略：“我戰艦不必以入口為攻，而於朝鮮外海遊弋，以取遠勢，截日朝海道往來之路，阻其歸途，擾其接濟，斯渡朝之倭人勢將狼顧……不然，我不彼往，彼將我來。與其使彼擾我海疆，不若我先搗彼巢窟。先人者奪人，斯我當能致彼而不為彼所致也”。這裏，姚錫光提出的“守外海”、“取遠勢”思想，具有奪取制海權的傾向，可以説他是中國第一個提出制海權的軍事思想家，這種識見在當時是非常可貴的。（三）重視後勤保障的軍事思想。後勤保障是影響戰爭勝負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歷來為有遠見的軍事家所重視。姚錫光認為：“水陸各軍以轉運為急務。誠恐戰事一開，海道多梗，轉運不易。軍火子藥之需，海陸各軍所共；外此則陸以糧為急，海以煤為急，借宜先事預籌。”[xl]並提出了一系列後勤保障的具體辦法。（四）持久戰思想。姚錫光認為：“日人性情囂動，宜持久以老其師。”他提出通過持久戰，拖垮日本的國民經濟，使它“駐朝日久，勢必不支。”同時水陸並用，採取陸路“扼其腹地，據險自顧，不與浪戰，以老彼師，乘間出奇，攻其不備”的辦法，輔之以海路牽制的辦法，將日本拖入持久戰的泥沼裏，最終取得戰爭的勝利。上述軍事建議，初步展現了姚錫光在軍事領域的素養和才華，也是他以一介布衣最後作到了兵部侍郎的逐步。

甲午戰爭後，姚錫光憑藉曾經在李鴻章、李秉衡幕府的有利條件蒐集材料，僅用2年時間撰著《東方兵事紀略》一書，比較真實、客觀地記錄了甲午戰爭發生、發展的過程，體現了作者鮮明的愛國主義思想，反映了作者在軍事理論方面的才能。入張之洞幕府後，他奉命陪同德國的軍事專家雷諾和萊春石泰等巡視沿江炮台和防務，不久又赴日本考察軍事教育。這些經歷，使他既熟悉中國軍隊的現狀，又對日本的軍事思想、軍事近代化有比較深刻的瞭解，由此奠定了他在清末籌建近代海軍的過程中重要的地位。

1900年，馬漢的海權思想傳入中國後，對中國軍界和文化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突出地表現在將海權論運用於研究中國海軍的作戰和建設問題上。

1907年，練兵處提調姚錫光奉命擬製海軍規劃，經過一段時期的工作，姚錫光完成了三個文件，即《擬就現有兵輪暫編經制艦隊説帖》、《擬興辦海軍經費五千萬兩作十年計劃説帖》、《擬興辦海軍經費一萬二千萬兩作十二年計劃説帖》。姚錫光提出的三個説帖對海軍統一建制作了系統的論述，計劃周全，規模宏大，為清朝政府規劃了海軍建設的美好願景，在中國海防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其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1）克服畛域之見，全國建立統一的海軍。他提出，將全國海軍編成巡洋、巡江兩支艦隊，設立海軍提督統一事權，統一指揮。（2）制海權思想。 1907年，清政府命令姚錫光擬製海軍復興規劃時，就充滿了海權思想。他在《籌海軍芻議》序中説：“今天下一海軍爭競劇烈之場耳。古稱有海防而無海戰，今環球既達，不能長驅遠海，即無能控扼近洋。蓋海權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雖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軍？”“夫天下安有不能外戰而能內守者哉？！”這裏，姚錫光的一個重要思想：如果沒有海權，不但遠洋無法控制，即使近海權益也難保證。這對士大夫強調海口防禦是一劑清醒針。他在《擬就現有兵輪暫編經制艦隊説帖》中説：“海軍與陸軍相為表裏，我國海疆袤延七省，苟無海軍控制，則海權盡失，將陸軍亦運調不靈。”

姚錫光在為海軍擬製規劃時，海權思想是他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在他制訂的2個分年規劃中，他將中國海軍裝備建設重點集中在具有巨大遠洋作戰能力的遠洋戰力艦上 ^[2]  ；姚錫光的規劃中，還有一個空前的建議，即在海軍中成立一個海軍研究所。這個研究所的任務，不是研究駕駛、管輪，而是研究軍事技術，他説：“海軍研究所為中下軍官討論學術之地，期擴新知，不封固步。”晚清海軍建設最大的不足，是缺乏海軍軍事學術的研究機構，姚錫光能夠提出如此重要的主張，實在難能可貴。（3）發展軍事航海教育的思想。姚錫光認為：“海軍人才尤賴教育，此為開設海軍之根本也。”“造育之方，設教於本國，遣學於外國，分徒並進，浸淫既久，而人材出焉”。因此，他建議；“茲擬就軍港所在，設為初級、高級專門諸學堂，演習、研究學營諸廠舍，而擇其尤者，以留學監造於外國學堂、工場，期以10年，則具海軍知識之將士可增至千員以上，而足用之。” 姚錫光估計上述各項費用需銀1000萬兩，而且“人才造育之多寡，胥視艦隊之增減以為衡。”如果艦隊增加了，“則所需人員自應大加擴充，方足供艦隊之用，而不虞廢事”。

總之，姚錫光擬訂的海軍振興規劃，起點高，立意遠，如果晚清政府能夠採納，並付諸實行，將會對海軍的近代化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清朝政府沒有采納他的計劃，這三個方案交給水師提督薩鎮冰看後，認為“不得要領”，被全部否決。接着，當局又命姚錫光草擬了一個三年規劃，即《擬暫行海軍章程》，也未被當局採納。姚錫光的方案雖未被當局採納，但他重建海軍的思想卻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