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傳炯

1907年，王傳炯受清廷派遣與吳振南、毛仲方、林國慶、宋天森、許建廷等5人一道前往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大學、朴茨茅斯槍炮學校及樸烈茅斯領港學校學習。1910年回國後，任清海軍《舞鳳》、《龍驤》號二炮艦管帶。1911年初率軍艦駐防山東煙台。1911年11月13日（辛亥九月二十二日），帶領《舞鳳》號全體官兵，參加反清武裝起義，佔領煙台城，被公推為民軍總司令，通電全國，宣佈煙台脱離清政府獨立，成立煙台軍政府，旋被推為軍政分府司令、山東獨立政府都督。12月間，徐鏡心等人返回煙台，與由遼東來煙台的革命黨人劉藝舟等組織了“北部共和急進會”，王傳炯加入該會，後因王傳炯與清政府始終保持聯繫，與革命黨人逐漸產生矛盾。

1912年1月24日下午1時左右，支援山東革命黨人的上海北伐軍艦《海容》《海琛》《南琛》三艘，駛抵煙台，煙台民眾數千人歡迎。王傳炯親自登艦迎接。1912年2月，他在煙台為海軍烈士薩國昌主持追悼會。同年4月，辭去軍政府職務南下，面見孫中山，並隨孫先生視察安慶、蕪湖等地。

1912年8月25日，同盟會等5團體正式改組為國民黨，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王傳炯出席並 與閻錫山、張繼、李烈鈞、胡瑛、沈秉堃、温宗堯、陳錦濤、陳陶遺、莫永貞、褚輔成、松毓、楊增新、于右任、馬君武、田桐、譚延闓、張培爵、徐謙、王善荃、姚錫光、趙炳麟、柏文蔚、孫毓筠、景耀月、虞汝鈞、張琴、曾昭文、蔣翊武、陳明遠一起被推舉為參議。

南北議和達成後，隨南京臨時政府遷往北京。1913年3月，發起成立中華海軍協會。1913年5月7日，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授予王傳炯陸軍少將加中將軍銜。1914年5月15日，署海軍部軍事科科長。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王傳炯受命赴上海，處理煙台海軍學校學潮，與軍校學生對話。1920年由軍事科長兼任編譯科科長。1924年任軍需司司長。曾出任蒙古宣慰使。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王傳炯於1927年初舉家遷往上海，在北伐海軍司令部任參事。1929年奉命去煙台，收編奉系軍閥的渤海艦隊，受到煙台各界的歡迎。

1929年，國民黨政府曾明令褒揚，追授海軍少校。 ^[1] 

1930年始，兼任上海輪船招商局船務科科長，任內培養提拔中國人擔任船長、大付，打破了這以前中國輪船要職多由外國人擔任的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在南京海軍部任職的王傳炯，力主共赴國難，救亡圖存，經常給海軍學生講授軍事理論。1935年患血毒症，病菌侵入腦內而不治，客死於南京寓所, 終年51歲。

著有《潛水艇學》（1920）《魚雷快艇學》（1931）二書。

為紀念辛亥革命煙台起義，煙台各界人民曾在毓璜頂修建了一座大理石雕像--王傳炯先生紀念碑，以表達崇敬的心情。“文革”期間紀念碑遭到損毀。

其子王先衝曾任清華大學電機系教授。

煙台起義後成立了臨時軍政府，王傳炯任煙台臨時軍政府總司令，但他始終暗中與濟南的孫寶琦通氣，山東獨立取消後，他又與袁世凱秘密聯絡，在王的控制下，革命形勢趨於惡化。

為了把煙台的軍政大權從王傳炯手中奪回來，12月18日，徐鏡心和原來策動煙台起義的李瑞芝等人召集各界代表在毓材學堂開會，決定改煙台臨時軍政府為山東都督府。會上推舉革命黨人左汝霖為總司令，執掌兵權，王傳炯改任暫時代理都督。王傳炯所部軍官董保泰等人見軍權將被革命黨人掌握，即刻退出會場，派兵將學校包圍，並向校內開槍示威，並指示亂兵衝進會場欲捉拿徐鏡心。混亂之中，共和急進會成員劉藝舟等人將王傳炯拘留，以應付危局。王傳炯恐自身難保，在《芝罘日報》社經理、日本人桑銘貞治郎的調停下，下令圍校軍隊撤退。此事過後，共和急進會遭到王的破壞，徐鏡心等40餘位共和急進會成員被迫撤至大連，伺機再舉。煙台的革命形勢暫時處於低潮。

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消息傳來，山東的革命黨人備感歡欣鼓舞。當時正在上海的山東同盟會會員丁惟汾等立即謁見孫中山和臨時政府陸軍總長黃興，請兵支援山東。孫中山也認為山東的革命形勢關係到革命大局，於是指示山東的革命黨人在煙台、大連加緊活動，命令組織山東軍政府，並任命胡瑛為都督，派北伐軍開赴煙台。

1912年1月中旬，三支革命軍雲集煙台，4月，王傳炯棄職出走，革命黨人宣佈成立山東軍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