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鏡心

徐鏡心（1873-1914），字子鑑，山東黃縣（今龍口市）館前後徐家村人。5歲時，徐鏡心入本村私塾讀書，天資聰穎，過目不忘。稍長，經常去黃山庵、鎮河寺訪僧拜友，研究佛經，並學習民族樂器笛蕭的奏法，不久即掌握了吹奏技能，在同窗好友中以善吹笛蕭而著稱。

1893年春，徐鏡心與兄弟徐鏡清同去登州府應試，結果雙雙考取，徐鏡心考取第三名，在黃縣城西一時傳為佳話。有的老人説，在考場上公佈了考題後，別人都在聚精會神地思考，而徐鏡心卻拿起蕭來圍繞考場吹蕭漫步，一週回來提筆成章，交了第一卷，都稱讚他才分過人。 ^[2] 

徐鏡心在家鄉讀書期間，親眼目睹農民生活的貧困，清朝官員的腐敗。甲午中日戰爭，由於清政府屈膝媚外，導致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徐鏡心非常敬佩丁汝昌、鄧世昌等愛國將領，同時對清政府的黑暗腐敗產生不滿，進而萌發了反對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革命思想。

1901年，徐鏡心入煙台疏材學堂讀書，在這裏結識了日本友人倉谷箕藏。次年，轉入濟南山東省高等學堂就讀。1903年春，徐鏡心由山東高等學堂東渡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科學法律。當時山東留學生丁惟汾在日本明治大學學法律，他創辦的週刊《鐘聲》，宣傳革命，擊時，對徐鏡心的影響很大。隨着形勢發展和視野的開闊，徐鏡心開始覺悟到，中國的前途是要用革命手段把清王朝推翻，才能挽救民族危亡。

1905年，孫中山抵達東京，與黃興在風樂園會面時，建議把反清組織聯合建成“同盟會”，共同致力革命。孫中山與黃興邀集了宋教仁、張繼、陳天華和宮崎寅藏、末永節、內田良平、徐鏡心和中國留日學生代表、旅日華僑、革命志士70餘人召開了籌備會。孫中山宣講了國內外革命形勢，提議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同盟會章程，並正式提出了“三民主義”等救國方略。

同盟會成立後，公推孫中山為總理，黃興為執行部度務。徐鏡心、丁惟汾被委為山東主盟，有權隨時隨地接收同志入會。很快，山東籍留學生有50多人加入了同盟會。

1906年春，徐鏡心歸國。他先在濟南山左公學任教，不久便回煙台。在倉谷的協助下，與胡英、謝鴻泰等籌資在西郊通紳岡創辦了東牟公學、端本女校，吸納革命人才，借學堂作為同盟會的機關，進行革命活動。並以東牟公學為基地向四周擴展，僅兩三年，黃縣就辦起革命學堂10多處。徐鏡心利用自家油坊創辦了明新學堂和坤元女校。

徐鏡心留日前即剪掉了辮子，回國後首先動員學堂的學生剪。他還把子侄們召集到一起，把他們的辯子剪下來，引起一場軒然大波，親友們羣起而攻，罵他犯上作亂。1906年5月，有人到濟南告密：煙台東牟公學是同盟會機關。山東巡撫派人暗中偵察，徐鏡心聞訊迎風而上，徑奔濟南，進行公開演講。隨後直奔山東撫院提學使公寓，向新上任的提學使連甲大講新政於國於民的褲益，並陳述了擬訂的教育革新方案，直講得這位大員連連點頭，徐鏡心竟直截了當地勸導連甲加入同盟會。

連甲與徐鏡心接觸只是為標榜自己開明，一聽真要他加入革命，頓時大驚失色，起身環顧左右，呼了口氣：“我真服了你，也感謝你對我的信任。但我係朝廷命臣，清廷雖多有失政，我卻不可忘恩負義。我們還是各保其主吧。你宣傳革命能宣傳到我名下，夠大膽的了。只是今後萬不可再提此事。我們井水不犯河水，好自為之吧。”説罷，端茶送客。徐鏡心離開泉城不久，巡警道即奉諭懸賞通輯他，連甲聞訊嚇得魂飛魄散。

1906年7月，為廣泛發動民眾，擴大革命隊伍，徐鏡心趕到萊州沙河鎮珍珠村拜訪同盟會會員邱丕振。邱丕振家道殷實，在東京振武學校攻讀時與徐鏡心相識。徐鏡心先拜見了邱丕振的父親，邱老先生被這位年輕人的愛國熱憂所打動，概然應允：“我有10個兒子。兩個務農，4個經商，其餘4個就交付你調遣吧。”並填寫了一張2萬元銀票，捐贈同盟會做經費。邱丕振也當即把剛從日本購來的十幾台織網機關閉停產，傾其所有，交付同盟會。從此，邱丕振與3個弟弟跟隨徐鏡心走上革命生涯，人稱“邱氏四傑”。

1906年底，徐鏡心將省內工作委交劉冠三等主持，自去東北進行活動。他先在奉天實業學堂任教，後擔任日本人創辦的《盛京時報》主筆。當時的《吉長日報》《長春報》《奉天日報》《微言報》主筆多是同盟會員，他們利用這些典論陣地揭露清廷腐敗，倡建民主共和。

1907年春，宋教仁奉孫中山之命由日本來吉林，與徐鏡心、新軍中的吳祿貞、藍天蔚、張紹曾和在奉天提督府任參贊的張榕等組成同盟會遼東分會。這期間，徐鏡心與張繼、商震、陳幹偕同日本友人末永節、古川清等結伴在東三省宣傳革命，招攬人才。徐鏡心有時扮成商人收購山貨；有時扮成書販子兜售書報；有時扮成民間藝人走鄉串户，他秘密結識了楊國棟等一批富有正義感的綠林頭目，為推翻關外總督府，建立東北根據地，支援北方各省反清運動做了大量準備工作。

1908年，正當徐鏡心等計劃進一步開展活動時，行蹤被官府偵悉，被捕去多人，宋教仁、徐鏡心多虧了吉林警察署長連承基的底護，才倖免於難。連承基曾於1903年畢業於日本警官學校，傾向革命，對宋、徐十分欽佩，並從此棄官不做，與徐鏡心結為生死之交。徐鏡心脱險後，潛赴延吉，堅持革命活動。

兩三年後，東北已發展同盟會員3000餘名，武裝力量也相當可觀，戰鬥力很強。徐鏡心與陳乾等在長春組織山東同鄉會，團結山東籍軍人。新軍六鎮中山東籍官兵特別多，這部分人在後來的灤州起義中成為骨幹。

1911年春，徐鏡心因母病回鄉。在原籍逗留期間，與鄒耀庭、張殿邦等創立了黃縣農會，在農民中進行推翻帝制、創建共和的革命教育。4月27日，黃興等在廣州舉義。秋末，徐鏡心趕回奉天，與革命黨人在西關外南滿鐵路旁的遼東分會機關組成關外四路民軍，計劃發動奉天獨立，奪取關外控制權。徐鏡心、商震、祁耿寰等先後在遼陽、鳳城、遼中等地舉義。趙爾巽急令張作霖坐鎮奉天，組織軍隊和地方武裝殘酷鎮壓，東北舉義終因組織欠周密、傷亡慘重而失敗。不久，吳祿貞、張榕為袁世凱、張作霖殺害，急進會會員被迫疏散，潛伏各地待機再舉。徐鏡心與劉藝舟等20餘人由海路轉抵煙台，為在膠東起事做準備。 ^[2] 

武昌起義爆發，十餘省起來響應。同盟會也加緊了活動，徐鏡心由煙台匆匆趕到濟南，與丁惟汾、劉冠三等密謀促使山東獨立。大家議定，分頭聯絡同盟會會員深入發動各界人士，並將意圖滲透給傾向革命的諮議局議員丁佛言及江蘇候補知府、開明士紳夏蓮居。同時，爭取新軍五鎮協統賈賓卿參加獨立。

山東巡撫孫寶琦是個忠實的保皇派。當丁佛言等登門爭取他支持獨立時，他雖煌恐不安，卻不願順應民意。針對他的死硬態度和整個時局，徐鏡心等決定在諮議局議會廳召開全省各界代表大會，借社會力量壓迫孫寶琦就範。

1911年11月5日，濟南同盟會會員、各界代表和五鎮部分官兵出席了各界聯合大會，明確提出了推翻君主立憲、建立共和政體、宣佈山東獨立的《獨立大綱》。會議開始後，新舊兩派衝突，丁佛言拍案而起，慷概演講，力壓羣聲。迫於各界壓力，孫寶琦勉強參加了於11月13日舉行的山東獨立大會。會議直開到晚上9點，他仍其頑不化地堅持“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丁惟汾、徐鏡心等將大門上鎖，禁止出人。孫寶琦無奈，將頂戴花翎取下往案上一放，帶着哭腔説：“既然你們認為獨立對山東有利，我也不堅持己見了！”丁佛言立即將事前寫好的獨立宣言張貼出來，提議推舉孫寶琦為山東都督，全場一致通過山東獨立。

11月16日，孫寶琦託病請假，預謀撤銷獨立；按察使、布政使等官員亦紛紛辭職，表示不願合作。鑑於反動士紳、立憲派的頑抗，和自己對山東前途的憂慮，徐鏡心決定赴廣州請孫中山指示今後的行動方向。徐鏡心由上海轉廣州，孫中山接見他時關切地説：“子鑑，鬥爭這樣激烈，你何必到這裏來呢？山東的事情你相機決斷就是了嘛！”並指出：山東獨立不可靠，孫寶琦是猶抱琵琶半遮面，隱退後面有殺聲。孫中山安排徐鏡心與上海軍政府都督陳其美商定山東戰略方案：一旦有變，先據煙台，後取登、萊，再圖濟南；責成上海軍政府要給予實力援助；授權徐鏡心繼續領導山東革命。

12月4日，徐鏡心由上海到青島，於劉冠三處得悉濟南形勢日趨惡化，便疾奔車站，連夜乘車向煙台趕去。此時的煙台上空愁雲回合，處處傳播着守舊勢力敵視革命的歌謠：“死了徐子鑑，禍害去一半；除掉徐鏡心，革命斷了根。”

1911年12月6日，徐鏡心一行7人抵達煙台。第二天即會見同盟會山東分部同志，策劃肅清反動勢力，扎牢西征根基。同盟會會員欒星蜜、謝鴻春等在徐鏡心離開煙台這段時間，以東牟公學為依託，做了大量瓦解清軍、爭取獨立的工作。11月13日—11也就是山東獨立的當天夜裏，時稱“十八豪傑”的革命黨人兵分三路，發起武裝行動。煙台道台衙門及都督府官兵猝不及防，兵備道徐世光乘亂逃往青島。革命黨人宮樹德、楊德盛接管了海防營，另一路人馬佔領了巡警局、電話局及銀行等要害部門，貼出安民告示。第二天，煙台街頭鑼鼓喧天，慶賀煙台獨立。徐鏡心先在煙台組成了“北方共和急進會”。王傳燜擔心失去民心，主動要求加入急進會，但以兵力單薄為詞，拒絕發兵西征。徐鏡心風聞登州知府孫熙澤來煙台活動，王傳燜在他的蠱惑下已準備兵變，決定先發制人。

12月17日下午，共和急進會在疏材學堂集會，請王傳燜到場，徐鏡心威逼其交出總司令印信。董保泰等在東山海軍練營見王傳燜深夜不歸，情知有變，急率所部200餘人包圍急進會，聲言解救王司令。急進會被圍，會員們奮起進行還擊。徐鏡心連拋出4枚炸彈後，自料敵眾我寡，決定隻身前去日本人的芝罘報社請記者倉谷及經理桑名貞治郎前來調停。但幾次出門均被阻回。軍警呼叫要槍能他，徐鏡心高喊：“槍斃了我，要由王傳燜償命！”王傳燜急忙隔牆喝令放行。

徐鏡心請來倉谷和同情中國革命的桑名貞治郎。報社經理桑名貞治郎以保護報社財產為由會見王傳燜，王傳燜借梯下樓，率兵離開。回營後，馬上宣佈全城戒嚴，搜捕黨人。又三番五次與日本領事交涉，污衊徐鏡心為土雁，指令交人或到報社捉人，但遭倉谷與桑名貞治郎極力抵制。

這時，徐鏡心得悉有數百名參加關東舉義的散兵在大連集結，遂於1912年1月5日由海路北上，去大連搬兵。徐鏡心到大連建立了急進會總部。倉谷因在芝罘報發表文章支持徐鏡心，清廷與日方交涉勒令其回國。倉谷遂決定去大連參加中國革命，並介紹旅居大連的日本友人慄田、喬木、石井投奔總部。連承基也帶着一部分散兵到總部報到，招募的散兵已近500名。日本友人購來武器，邱不振捐資添置了彈藥。徐鏡心向登州知府孫熙澤發出警告信，虛造聲勢迫使他逃亡濟南，使其所轄牟平、福山等10縣清兵不敢輕舉妄動，減輕了攻取登州的壓力。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辭去大總統職務。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徐鏡心當選為山東理事長。周自齊為籠絡徐鏡心，報請袁世凱發表他為濟南道，徐堅辭不就；改委日本留學監督，仍謝絕。受孫中山影響，徐鏡心與邱不振在濟南發起組織大同會，致力解決民生問題，興辦實業。 ^[2] 

1912年底，山東徐鏡心、丁佛言等當選為國會議員。徐鏡心見袁世凱時，直言諫爭道：“總統，應是公僕，國民才是主人……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心懷叵測的袁世凱聽後逼視着徐鏡心，沉默良久，非常陰險地説：“昔聞子鑑，今見子鑑矣！”而後又授意親信以甘肅都督一職相誘，徐鏡心不為所動。3月20日宋教仁被害，徐鏡心在《泰東日報》上發表文章痛斥袁世凱倒行逆施，力逼查辦兇手以謝國人。面對血腥鎮壓，徐鏡心毫不畏懼，在《順天時報》發表撰文，指責袁世凱復闢獨裁。親友們看到袁世凱的《亂黨自首條例》《懲辦國賊條例》，深知袁世凱意在剪除異己，都為徐鏡心的處境擔心，勸他出京暫避。他不以為意，表示要在北京繼續進行倒袁計劃，並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正式下令解散國會。3月4日，又悍然指示軍法處長陸建章密造偽證，將徐鏡心逮捕下獄，嚴刑拷打十餘次，終不可奪其志。4月13日凌晨，徐鏡心英勇就義，時年41歲。時隔不久，邱不振等亦先後遇難。至此，參加登、黃戰事的十幾位革命志士相繼被害。 ^[2] 

1935年6月10日，國民黨五屆二次會議通過了中央十四次常會做出決議，追授徐鏡心為陸軍上將，進行國葬。1936年5月，徐鏡心，邱不振、鄒耀庭等十幾名烈士的遺骸由原籍遷葬濟南千佛山“辛亥革命山東烈士墓”，國民黨中央政府和山東當局在烈士陵園舉行了隆重的遷葬儀式。 ^[2] 

根據檔案記載，徐鏡心是在1915年3月15日被捕的。3月17日，京師警察廳發往軍政執法處的公函中寫道：“本月七日，接準大總統府秘書廳發到探員孫會員（孫會雲）報呈，並附凌鉞寄京同人便函，及新同盟會章程、黨證各件，奉大總統批示：吳庭監密訪辦。等因。當即，秘派探員設法取得證據，並得其中真相。因於本月15日七時餘，派員率帶長警，在兵部窪中街日本人下平寓所門外，將亂黨徐子鑑即徐鏡心並同寓之人倉谷萁藏抓獲。並查獲手槍11枝（支），子彈35匣，計885粒，又上有陸軍旗之國民實業券四百張，回子營租房折一扣。①”從中可見，徐鏡心案是經大總統袁世凱批示查辦的。

抓捕經過，在偵緝隊函覆司法處的公文中有細緻的描述：3月14日夜，偵緝隊奉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的命令後，隊長侯某便召集各分隊進行了分工佈置，15日黎明來到兵部窪中街29號院外。29號院是《順天時報》社為員工租賃的寓所，《順天時報》是一家日本人開辦的報紙，社址在化石橋（現和平門路口一帶）北。“分隊長高鳳林會同右一區鄭署長導引人孫會雲，督率三、五兩隊……齊集徐鏡心寓外。高分隊長偕孫會雲入內，至東房尋徐鏡心不見，乃至其相連西房。”西房住的是日本人倉谷萁藏。倉谷萁藏是徐鏡心的朋友，曾與徐鏡心在煙台同事。三四個月前來京。倉谷有朋友在報館供職，來京後就在此寄居。同時在此居住的還有《時事新報》特派員小川。

見到倉谷，孫會雲、高鳳林謊稱是新同盟會員，來此取槍。倉谷即從牀下取出槍彈，交給孫高二人。孫高二人又向倉谷訂買炸彈4枚，手槍數支，“伊約兩三星期來取。”二人聲稱“兑取價款”，將倉谷騙出，往西走了一里多地。這是埋伏在此的警探一擁而上，將倉谷抓獲。

將倉谷帶到區警署後，偵緝隊分隊長高鳳林、區警署長鄭某又回到徐鏡心寓所，檢查出信函多件，事業證券一張，面值十元。正在檢查的時候，有一個叫下平的日本人進來，聲色俱厲地阻止檢查，高鄭二人只得走出徐鏡心寓所。

上午9時許，徐鏡心乘人力車從西口回來，也許發現了異常，徐鏡心沒有下車，人力車向衚衕東口駛去。偵探毛偉雄發現後奮力追趕，喝令人力車停下駛回，車上的徐鏡心被抓獲。

徐鏡心是以勾結匪黨、謀為破壞之名被捕的，主要證據是一封號稱凌鉞的“通函”。所謂的“凌鉞通函”，不過是孫會雲的一個手抄稿，而且這份手抄稿也沒有徐鏡心的名字。徐鏡心的另一個罪證是購買槍支，接濟亂黨，也是經不住推敲的，倉谷萁藏在供詞中説：“此次購買槍支之事，繫有一週姓隨我到天津，在一外國人手共買的手槍十支，子彈一千粒，共四十盒，周姓出錢買的……聞周姓託我購買此槍，系一雲姓朋友轉託，彼盼運河南販賣發財。至我與徐是多年朋友，他事（是）毫無關係。”倉谷所説的周姓朋友名叫周維屏，曾任同盟會河南支部副支部長。徐鏡心在供詞中説：“周生名維屏，號凌卓，系去歲在河南會館謝某處有一二面之識……至買槍情形及其用途，均有倉谷、周生可問，本員不知。”

倉谷所説的雲姓朋友就是孫會雲。孫會雲先抄凌鉞通函，密呈總統府於前，後又託周維屏向倉谷買槍於後，然後作為導引人，以取槍之名，誘捕倉谷，抓捕徐鏡心，其捏造證據的行為真是用心良苦。周維屏此人曾在辛亥開封起義中被捕，奇怪的是，同志皆被處死，斯人獨生。他先以徐鏡心朋友的身份託倉谷買槍，事發後，在警察廳又對倉谷“甘言誘之”。再來看上述檔案，徐鏡心等亂黨案是由探員孫會雲報呈大總統秘書廳，大總統秘書廳發下，由京師警察廳實施抓捕。在大總統秘書廳發給京師警察廳的公文中，有大總統袁世凱的批示：“吳廷監密訪辦”。可見徐鏡心等議員的被捕，是大總統府直接參與的結果。

徐鏡心是國會中著名的反袁派議員，一直為袁氏所忌恨。在徐鏡心成為國會議員之初，就曾利用接觸袁世凱的機會，對袁的行為予以當面告誡：“總統者，公僕也，國民者，共主也。僕無自己意志，以主人行動為行動。總統能為此，則中國治，否則中國亂。”袁世凱只得賠笑答稱：“昔聞子鑑，今見子鑑矣！”為了拉攏這位老同盟會員，袁世凱曾以甘肅都督相許，但徐鏡心不為所動。

在“善後大借款”事件中，袁氏領略了徐鏡心的冷漠。當時，政府財政困難，向五國財團借款2500萬英鎊。由於這筆借款扣除賠款、鹽税、借款後只剩不到820萬磅，期滿後中國連本帶息要付6700多萬磅，還要搭上鹽税與關税利益，所以受到徐鏡心等國民黨籍國會議員的極力阻止。搞得政府不得不偷偷與五國簽訂協議，借得部分貸款，被議員們知道後，窮追不捨，迫使總理、財長不得已辭職。

1913年3月，國民黨代表宋教仁被殺後，也是這個徐鏡心，要求查辦殺害宋教仁的兇手國務總理趙秉鈞，並將矛頭直指大總統袁世凱。

最可氣的是，在袁氏指使“公民團”包圍議會，迫使議員選舉自己為總統之後，這個徐鏡心竟然在報紙撰文，罵大總統為“破壞共和之蟊賊”，是“國人之罪人”。最不能容忍的是，這個徐鏡心竟然在“二次革命”時，曾聯絡江西的李烈鈞反袁。這樣的人留在京城，袁世凱寢食難安。

3月16日，京師警察廳將徐鏡心等人移交給京畿軍政執法處。用刑十餘次，終不能令徐鏡心屈服。在獄中，徐鏡心還以生命擔保自己的日本友人倉谷無危害政府行為。3月27日，徐鏡心寫下了生命中最後的一個便條：“老賈如在寓，即將室內鬥篷一件、枕頭兩個交由去人帶來聽用。又皮甲內有銀票一張十元，一併交去人為要。匣上鑰匙在黑皮包內外層，尋之自得。”

4月14日清晨，徐鏡心被槍決，遺體埋在城西南萬人坑（今北京宣武區菜園街北）；4月23日周樹標、丁佛言等人將徐鏡心遺體轉移至宣外寶應寺。寶應寺位於登萊衚衕，登萊衚衕原是一片義地，專門用來埋葬登州萊州膠州在京死亡人士之用，名為登萊膠義地。義地旁有廟曰寶應寺，相傳是唐時所建，後重修。徐鏡心遺體在巡官文桂、巡長畢克順的監視下，被移至寶應寺後，更換了棺木。裝殮前，倉谷萁藏為遺體拍了照。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