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角岑生

大角岑生出生於1876年（明治27年）5月1日生於愛知縣三宅村（現稻澤市平和町），原籍高知縣。幼名親一，愛知第一中學（現愛知縣立旭丘高等學校）畢業後進入攻玉社（海軍兵學校預備校，二戰後為攻玉社中學校·高等學校）。1894年（明治27年）11月24日進入海軍兵學校。1897年（明治30年）10月8日畢業，在海兵第24期畢業生中排名第3位，同期次席的是海軍元老山本權兵衞的侄兒山本英輔海軍大將。 ^{[1]  [3-4]  [5]  [6]  [7]  [8]  [9]  [10]  [11]  [12]} 

畢業後，大角岑生以海軍少尉候補生的身份參加了比睿號巡洋艦的遠洋訓練，明治30年（1897）11月5日被編入嚴島號防護巡洋艦（三景艦的二號艦）乘組，同年12月26日被編入八島號戰列艦（富士級戰列艦的二號艦）乘組。1898年（明治31年）4月1日被授予海軍少尉軍銜，同年10月1日服役於千代田號防護巡洋艦乘組。1899年（明治32年）5月1日任吾妻號裝甲巡洋艦回航委員，赴法國接收吾妻號（日俄戰爭前向法國訂造）。同年9月29日晉升海軍中尉。1900年（明治33年）3月14日被編入吾妻號乘組，同年10月29日歸國。1901年（明治34年）3月23日任天龍號單桅海防艦分隊長心得（代理）。1901年（明治34年）9月4日任橫須賀海兵團分隊長心得，同年10月1日晉升海軍大尉，任橫須賀海兵團分隊長。同年10月4日任淺間號裝甲巡洋艦分隊長。1902年（明治35年）1月24日任濟遠號防護巡洋艦航海長、分隊長。1903年（明治36年）5月25日任濟遠艦航海長。日俄戰爭時期。1904年（明治37年）5月8日轉任松島號防護巡洋艦航海長，並在第三次旅順口閉塞作戰時，指揮釜山丸號的沉塞行動。1905年（明治38年）3月15日任滿洲丸號通報艦航海長。 ^{[1]  [3-4]  [5]  [6]  [7]  [8]  [9]  [10]  [11]  [12]} 

1905年（明治38年）8月5日任海軍兵學校航海術教官、監事。1906年（明治39年）1月25日入海軍大學甲種班第5期，研修航海術的指揮。同年9月28日晉升海軍少佐。1907（明治40年）12月18日畢業後任海軍省軍務局員，從此踏入軍政官的仕途。1908年（明治41年）12月10日兼任海軍大學教官。1909年（明治42年）1月27日派駐德國。1911年（明治44年）12月1日晉升海軍中佐。1912年（明治45年）3月1日返國。 ^{[1]  [3-4]  [5]  [6]  [7]  [8]  [10]  [11]  [12]} 

1912年（明治45年）7月12日任軍事參議官副官（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附屬）並海軍省出仕。1913年（大正2年）4月22日任元帥府元帥副官（元帥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附屬）並海軍省出仕。1913年（大正2年）5月24日任筑波號戰列巡洋艦副長。1914年（大正3年）4月21日回到海軍省，同年5月27日任軍令部參謀、海軍省軍務局員、海軍教育本部員，同年12月1日任海軍省出仕，12月11日任海軍省副官，海軍大臣秘書官。1915年（大正4年）12月13日晉升海軍大佐。自大正3年（1914年）至大正6年（1917年）的3年間，在八代六郎處理西門子事件、加藤友三郎實行“八八艦隊”計劃時為兩任海軍大臣之側近（親信），後來因加藤友三郎捨棄他親自推進的八八艦隊計劃而決定接受《華盛頓海軍條約》，時任駐法武官的大角岑生離開了加藤，而加藤所具備的長處和優點他什麼也沒學到。1917年（大正6年）12月1日任朝日號戰列艦艦長，並曾參與1918年英、日聯軍登陸海參崴的戰役（西伯利亞干涉）。 ^{[1]  [3-4]  [5]  [6]  [7]  [9]  [10]  [11]  [12]}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18年（大正7年）12月1日派駐法國。1919年（大正8年）3月1日任駐法國大使館附海軍武官兼造船造兵監督官，同年3月10日兼任巴黎和會全權委員隨員。1920年（大正9年）9月13日任國際聯盟海軍代表隨員。同年12月1日晉升海軍少將，任軍令部第三班班長。1921年（大正10年）7月1日奉命歸國，同年10月1日補軍令部出仕兼海軍省出仕。1922年（大正11年）1月10日任橫須賀鎮守府附。1922年（大正11年）5月1日任海軍省軍務局長。1923年（大正12年）12月1日任帝國海軍第3戰隊司令官。1924年（大正13年）12月1日晉升為海軍中將，補軍令部出仕。1925年（大正14年）4月15日任海軍次官兼將官會議議員，輔佐海軍大臣財部彪。在次官任內，由於並未參與裁軍條約，也未插手條約派與艦隊派的派閥紛爭，使他得以全身而退。1925年（大正14年）5月4日兼任學習院評議會會員。昭和元年12月25日任大喪使事務官。

1927年（昭和2年）2月4日任大正天皇靈柩供奉。6月出席了“東方會議”，參與制定侵華計劃。 ^[18]  同年12月30日任大禮使參與官。

1928年（昭和3年）10月29日任大禮使供奉。1928年（昭和3年）12月10日依願免官，補任帝國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長官。1929年（昭和4年）11月11日任橫須賀鎮守府司令長官兼將官會議議員。1931年（昭和6年）4月1日晉升為海軍大將，與他一同晉升大將的還有山本英輔。1931年（昭和6年）12月1日任軍事參議官。 ^{[1]  [3-4]  [5]  [6]  [7]  [8]  [9]  [10]  [11]  [12]} 

1931年（昭和6年）12月第二次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職，前任海軍大臣安保清種海軍大將依照慣例推薦大角岑生繼任。1931年（昭和6年）12月13日-1932年（昭和7年）5月26日任犬養毅內閣的海軍大臣。當時海軍內艦隊派和條約派的抗爭仍在持續，條約派強硬人物·軍令部長谷口尚真大將的更迭已定，安保大臣不得不向大角做出讓步，將後繼人事全權委託。大角岑生考慮到閒院宮載仁親王元帥就任陸軍參謀總長，推舉伏見宮博恭王大將為軍令部總長，這一人事安排顯然在於消除陸軍憑藉皇族總長之威光來壓制海軍的企圖的可能性。昭和7年（1932年）伏見宮受封元帥，在東鄉平八郎元帥死後成為海軍最後的長老。這樣的佈局卻在日後將大角岑生自己逼入窘迫的境地。

大角岑生在為自己爭權奪利的同時，在中國上海製造了侵略中國的一·二八事件。

1932年1月28日，大角岑生下令調航空母艦“加賀”號、“鳳翔”號，巡洋艦“那珂”號、“由良”號和“阿武隈”號及水雷艦4艘從本土載陸戰隊隊員，分批登陸上海。同日夜11時多，鹽澤幸一率日本海軍陸戰隊突然向中國駐軍發動進攻，一二八事件爆發。日機也開始由航空母艦起飛，對上海市狂轟濫炸，炸燬大片建築和多處橋樑，炸死炸傷中國軍民和外僑無數，戰火迅速蔓延。2月初，大角岑生匆匆來到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的官邸，急匆匆地向荒木貞夫提出：“上海情勢危急，我們希望您能增派1個陸軍旅團，劃歸海軍指揮。”促成日本內閣做出了向上海增派陸軍兵力的決定，植田謙吉率領第9師團增援上海日軍。可以説，大角岑生主持的日本海軍是一二八事件的急先鋒，對此次事件及事件給中國人民和外國僑民帶來的災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 

大角岑生任海相僅僅半年，由於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犬養毅首相被海軍中尉三上卓所率領的襲擊隊刺殺身亡，因此大角岑生引咎辭職。1932年（昭和7年）5月26日回任軍事參議官。現役的海軍將校結黨暗殺首相，作為當時的海軍大臣本應被編入預備役，但由於當時的輿論同情暗殺者，大角岑生也得以繼續保留現役。 ^{[1]  [3-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933年（昭和8年）1月9日，大角又回任海軍大臣。因此，岡田的任命被認為是大角政治盤算下的安排，日後受到許多批判。1934年（昭和9年）2月3日任資源審議會副總裁，同年1934年（昭和9年）7月8日任岡田啓介內閣海軍大臣。 ^{[1]  [3-4]  [5]  [6]  [7]  [8]  [9]  [10]  [11]  [12]  [14]  [1]} 

大角岑生回任海軍大臣後，雖然倒向艦隊派，但在面對艦隊派的領袖、軍令部次長高橋三吉海軍中將要求戰時需將海軍省的部份權力在和平時期也轉移給軍令部時，這當然引起官僚氣質十足的大角岑生的不滿，對於要他放棄既得權力很是惱火。海軍省與軍令部的協商談判從最初的課長級的對罵合戰，上升至局長部長與次官次長之間的激烈論爭，最後延伸為大臣與軍令部長之間的爭論，演變成大角岑生與伏見宮博恭王之間的博弈，而伏見宮則大耍他的皇族王爺的威風。在伏見宮的威光前，大角無力抗爭，只好同意得到軍令部撐腰的艦隊派的要求。 ^{[1]  [3-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此外，軍令部還提出將可能妨害到未來的擴軍路線的將官放逐的要求，大角岑生海相在艦隊派的壓力下，不得不將日本海軍中屬於條約派的高級軍官，包括谷口尚真海軍大將，山梨勝之進海軍大將，以及擔任過海軍次官、軍務局長的寺島健、堀悌吉、左近司政三等海軍中將、軍事普及部部長坂野常善海軍中將，用大角自己的名義與以解職，史稱“大角人事”。“大角人事”的造成的直接後果是葬送了未來的海軍大臣的後繼人選，對於全體海軍來説是重大的損失，更成為日美戰爭的遠因。山本五十六曾發出了“一個巡洋艦戰隊和堀悌吉究竟哪個更重要”的疑問，對海軍的“大馬鹿人事”深感痛憤。山梨勝之進回憶道：“海軍之人事決於大臣的抗爭無濟於事。大角屈從於伏見宮和東鄉元帥的壓力，只可惜東鄉的晚節不保”。 ^{[1]  [3-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隨着職務升遷，大角岑生的侵略擴張野心也不斷膨脹。大角任內以廢棄倫敦海軍條約，以及擴大海軍預算為主要的任務，並毫不掩視其主戰觀點。1935年他與陸軍大臣林銑十郎大將一同要求帝國議會將國家税收的一半撥用為戰費，他説：“即便日本國民只能喝稀飯，也要擴建海軍 。”同時，在外交上迎來重大變局。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招致日本的反彈，退出國際聯盟的論調甚囂塵上。樞密院的實權人物伊東巳代治、海軍大臣大角岑生都認為日本如果退出國聯將失去通過巴黎和會獲得南洋島嶼的委任統治。大角岑生更是採取行動極力阻止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原本與伊東巳代治達成協議，不過因為陸軍進佔中國熱河省的計劃被大角岑生察覺，海軍的全力反對招致引發政治混亂的反論，激怒了主導樞密院的伊東，從而使其脱離大角的阻止行動，因此協議破裂，日本最終還是退出國聯。 ^{[1]  [3-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1935（昭和10年）12月26日，大角岑生與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大將、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大將因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而受封男爵，列入華族。但大角和海軍並沒有參與事變，他之所以受封的理由僅是“事變勃發時的海軍大臣”，這件事受到海軍內部的嘲笑，陸軍內部對此事更是憤恨不平。這顯然又是昭和天皇為平衡陸海軍各派閥而施展的帝王制衡之術。1936年（昭和11年）1月31日，大角岑生兼任議定官。大角岑生沒有堅定的信念，領導力欠缺，為在內外和風波中立足而處心積慮，逐漸暴露出其弱點，最終在當年處理二·二六事件時的無能顢頇而辭職下台。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海軍出身的首相岡田啓介、內大臣齋藤實、侍從長鈴木貫太郎遭到襲擊，海軍省內主張鎮壓叛亂的徹底抗戰論湧起，大角岑生在處理應對上顯得舉止失措，而素為大角所輕視的聯合艦隊司令長官高橋三吉率第一艦隊進入東京灣，採取用艦炮瞄準叛軍佔據的據點的臨戰態勢。加藤隆義率領第二艦隊封鎖大阪灣。在橫須賀鎮守府，代替司令長官米內光政（事變時身處東京）留守的參謀長井上成美命令海軍陸戰隊集結待命，做好突擊東京的準備。與現場準確、迅速的行動相反，大角所下的命令卻是按兵不動。在被問及是否收到首相岡田的生死下落的情報時，大角的回答是“什麼也沒聽到”，也沒有如何救出岡田的打算。叛亂被鎮壓後，大角岑生被迫讓出海軍大臣之位，由永野修身大將接任。1936年（昭和11年）3月9日任軍事參議官，並被賜以國務大臣之前官禮遇，成為重臣。1936年（昭和11年）3月28日兼任高等技術會議議長。雖然他本人在海軍的現役大將中的排序仍是在總長伏見宮殿下之下的次席之位，不過在1940年（昭和15年）末，伏見宮博恭王辭去軍令部總長一職時，按照序列排名，本應為下屆總長的大角岑生讓位於永野修身，相對於歷任海軍大臣和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的永野修身所積累的實績，大角被認為是過氣的人物。 ^{[1]  [3-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大角岑生雖不擔任日本海軍大臣,但其侵略野心一直沒有消退,台前幕後,奔走於侵略活動之中。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大角岑生參與指揮日本海軍艦艇封鎖和騷擾中國商船的海上運輸和漁民的捕魚活動,協助陸軍進攻上海、天津等地,並時常派出飛機轟炸中國沿海及周邊地區。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後不久,大角岑生就來到南京,視察了戰鬥最為慘烈的光華門一帶,為侵略南京的日軍官兵打氣加油。 ^{[15]  [20]} 

1941年（昭和16年）初，大角岑生代表日本最高軍事當局來華策劃擴大侵略戰爭，先後飛抵上海、南京、武漢等地，與侵華日軍高級指揮官接觸。1941年2月5日晨，大角岑生搭乘日本海軍的大型運輸機“微風號”，率高級幕僚從廣州飛往海南島，在那裏組織南譴艦隊為進攻香港和東南亞做準備。誰知，大角的座機在途經伶仃洋上空時，突遇旋風，運輸機引擎失靈，被迫折返珠江口西岸，擬就近迫降三灶機場修理，不料又遇上大霧，飛機迷路後闖入中山縣第八區中國軍隊的陣地上空。國民黨軍挺進第三縱隊防空觀察哨發現了日機，即報縱隊司令袁帶，袁當即下達射擊命令。於是，我三縱機槍羣戰士便以密集火力射向敵機，運輸機中彈後搖搖晃晃向前飛去，接着傳來“轟轟”的巨響。村民們循聲望去，只見黃揚山的山腰上有一股濃煙騰空，還不斷髮生爆炸，前後持續了大約半小時。不久，中國搜索部隊趕到，在墜機地點展開搜索。在現場找到了幾具血肉模糊的日軍屍體，其中2具穿着日本海軍將軍服裝。從撿得的證件上發現，頭部中彈、額頭炸裂者正是日本海軍大將大角岑生。 ^[14] 

1941年2月7日，日軍為搶奪屍體、飛機殘骸和文件，從江門派出海軍陸戰隊1500多人分乘艦艇多艘，在大赤坎登陸後入侵斗門。八區抗日遊擊大隊和廣遊二支隊第一大隊分別在月坑村北松山和風流橋阻擊敵人，迫使日軍繞道進入黃楊山收拾殘骸。當日下午，日軍將大角岑生等人的屍體抬到大赤坎村邊的小荒丘焚燒。2月8日，日本海軍省發表通告，中國中央通訊社、中央日報、中共新華日報和港澳各大報刊、電台幾乎同時從不同角度播發了這一消息。大角岑生的死，和日軍陰謀侵略南洋各國的所謂“南進”計劃的暴露，一時間成為轟動世界的特大新聞。 ^[16] 

大角岑生命喪黃楊山，是中國抗戰史上發生在斗門的一件大事。建國後，由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纂的《民國廣東大事記》等諸多史書均有記載；當年墜落於黃楊山的“蜜蜂”號日機照片被收入《珠海市志》一書，並被收藏於珠海市檔案館，成為日軍侵華的又一鐵證。日本最初不承認有飛機被中國武裝擊落，直到1941年2月20日，才為大角岑生舉行了葬禮，墓所在東京都港區南青山二丁目的都立青山靈園。 ^[16] 

1941年初，大角岑生為密謀策劃擴大南侵東南亞及發動太平洋戰爭做實際準備，專程來到中國。大角岑生先飛抵 上海、南京、武漢等地，與日軍中國派遣軍高級指揮官進行必要的接觸。爾後，在日本海軍駐中國南京偽國民政府（汪精衞）軍事顧問、著名的“中國通”須賀彥次郎少將陪同下，到達廣州。

2月5日上午，廣州天氣晴好，大角及其隨員乘坐海軍運輸機“微風號”在6架戰鬥機的護航下向海南島飛去，機長 為黑瀨寅雄。飛機起飛10幾分鐘後，在途經伶仃洋上空時遇到旋風，而此時飛機引擎也發生故障，被迫折返珠江口西岸。

在返航經過廣東省中山縣大赤坎鄉時，被中國駐軍第12集團軍挺進第3縱隊發現。縱隊司令袁帶當即下達命令，重 機槍羣立刻用密集火力一起向機羣射擊。運輸機被多發子彈擊中，失去控制，在兩名機上人員跳傘後，墜落於黃楊山的山坳中 。

袁帶率領部隊迅速趕到墜機地點，先行封鎖了三條進山的路口，接着進行搜索。在徐徐的餘煙中，官兵們找到了10 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其中有2具佩戴着日本海軍將官服飾。從證件上查明，一名是海軍大將大角岑生，他的頭部中彈，額頭炸裂，鮮血染紅了雪白的海軍將官禮服。另一名是海軍少將須賀彥次郎，他被燒灼得臉面全非。 ^[15] 

1941年初，大角岑生偕有名的中國通領賀彥次郎少將來華，代表日本最高軍事當局策劃擴大侵略戰爭，並準備赴海南島就任南太平洋艦隊司令官。2月5日凌晨，大角一行從廣州乘海軍巨型運輸機起飛，由6架戰鬥機護航，飛往海南島。在途經伶仃洋上空時遇到旋風，飛機引擎發生故障，被迫折返珠江口西岸。墜落於黃楊山。事後，第四戰區挺進游擊隊第3縱隊司令袁帶官兵趕到現場。 ^[15] 

1941年2月5日清晨，大角岑生乘坐日本海軍的大型運輸機（機長黑瀨寅雄），率幕僚從廣州機場起飛，由6架戰機護航，前往海南島就任南太平洋艦隊司令官，為進攻香港和東南亞做準備。不料，大角的座機在伶仃洋上空突遇旋風，引擎失靈，被迫折返珠江口西岸，擬迫降三灶機場修理。之後又遇大霧，飛機迷航後闖入中山縣第八區（大赤坎鄉）中國挺進第三縱隊的陣地上空。

挺進第三縱隊的防空觀察哨發現日軍運輸機後立即上報縱隊司令袁帶，袁帶當即下達射擊命令。日軍運輸機隨即遭到地面機槍火力的密集射擊，多處中彈失去控制，最終墜毀在珠海市斗門縣黃楊山的山坳中。之後，墜機地點發生劇烈爆炸。

不久，袁帶率領部隊迅速趕到墜機地點，先行封鎖了三條進山的路口，接着進行搜索。在徐徐的餘煙中，官兵們找到了10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其中有2具佩戴着日本海軍將官服飾。從撿得的證件上發現，頭部中彈、額頭炸裂者正是日本海軍大將大角岑生，成為抗日戰爭中被中國武裝擊斃的最高級海軍將領。另一名日本海軍少將須賀彥次郎則被燒得屍體焦黑，面目全非。

搜索部隊還在現場發現了日軍的軍用地圖、筆記本、指揮刀及鎳幣，以及裝有大量日軍絕密文件的2個保險箱。此後不久，三縱部隊將這些東西裝在2個大木箱中，運到了粵北的中國第七戰區司令部。

大角岑生的座機被擊落後，日軍曾緊急出動飛機100餘架次，組成多個搜索救援編隊，在中國珠海和新會沿海進行低空拉網搜索，企圖尋找飛機殘骸，卻一無所獲。幾天後，日軍山崎部隊派兵從江門乘艦艇入侵斗門，企圖到現場處理後事。在月坑北松山、塘基遭到劉登隊長率領的廣東遊擊二支隊和陳偉民帶領的挺進第三縱隊第八支隊等抗日武裝的猛烈阻擊。之後，日軍又在大赤坎村強行渡河登陸，遭到馮揚武率領的游擊隊阻擊。日軍行動受阻後，隨即避開斗門墟，繞道進山，但僅找到飛機殘骸，大角岑生的屍體無處尋覓，最後只得撤離。 ^[15] 

據稱，大赤坎村民估計日軍會來收屍，遂於當天下午即由仵工把所有的屍體運至山下，晚上用麻包袋將全部屍體裝運到安豐圍的黃揚河邊，沉入水底。後來，屍體漂到下游，村民怕日軍尋蹤而至，將屍體撈起深埋起來。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