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平等保障法

第一條 (立法目的)

第二條 (法律之適用)

第三條 (大眾運輸工具及場站之定義)

第四條 (語言之定義)

第五條 (主管機關)

第六條 (播音之語言)

第七條 (罰則)

第八條 (施行日)

屬於漢藏語系漢語族北京官話的一支，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戰後政府借國語運動所推行、逐漸在民間普遍使用。

屬於漢藏語系漢語族閩語支，在台灣也被稱為“台語”。本法案規定台灣所有大眾運輸工具均應加入閩南語播音。

台灣閩南語主要分支如下： ^[2] 

屬於漢藏語系漢語族閩語支，台灣地區的閩東語主要是馬祖話，當地也稱為“福州語”，通行於馬祖列島，及桃園市之馬祖移民地區。本法案規定馬祖地區的大眾運輸工具應加入閩東語播音。 ^[3] 

屬於漢藏語系漢語族，本法案規定台灣所有大眾運輸工具均應加入客家語播音。

台灣客家語的主要分支如下： ^[4] 

屬於南島語系，由台灣少數民族使用，共分4類：台灣南島語言的“泰雅語羣”、“鄒語羣”、“排灣語羣”，和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族的“巴丹語羣”。本法案規定由各地主管機構根據當地情況選擇加入台灣少數民族語言播音。

除上述語言外，台灣還有屬於漢藏語系漢語族閩語支莆仙語（與大陸的莆田話屬同一語言的分支）的烏丘話，通行於烏丘鄉，但未列入本法案。台灣眷村還有外省移民使用的吳語、湘語等其他漢語分支和傣語等大陸少數民族語言，但目前已接近消失。 ^[5] 

台北捷運目前的播音使用四種語言，依次為國語、英語、閩南語、客家語。

國民黨接管台灣後，國語推行委員會自1946年開始即開設“國語廣播敎學”。創刊於1948年的《國語日報》不僅是一份以中小學生為主要閲讀對象的國語推行刊物，社址更是借用台北市植物園的國語推行委員會。1951年7月10日教育廳令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嚴禁方言，教師和學生之間談話都必須用國語。聘請教員時，應考慮其國語程度﹐如國語程度太差者，不予聘用。此後，更三令五申，強調此項政策。“國語推行委員會”推行國語期間，各主要道路及在部落較顯眼之處，皆會以大型標題“人人説國語”或“愛國説國語”及“請説國語”等看板宣傳。這種單語政策，造成了相當的族羣仇恨（當時在校園説台語者會遭到校方以如“掛狗牌”的方式侮辱，而民間則以普遍敵視不會講台語者為迴應，濁水溪以南尤其明顯），國語運動也因而在台灣解嚴後結束。 ^[6] 

台灣雖已經廢除國語運動、改行推廣本土語言的台語、客家語和少數民族語言，但國語取代母語的趨勢仍無法停止；許多年輕人的母語變成國語，中老人對兒童也説國語，客家、台灣少數民族的年輕世代中尤為明顯。而原本台灣人主流語言台語（閩南語）亦因大量年輕人不通曉、或長期被污名化，而瀕危。除了與長輩溝通，現代台灣社會缺乏台語、客語與少數民族語的使用環境，大多數人以國語、外語為第一、二的溝通語言，加上政府語言政策不配合、主流社會仍受國語、國文用字習慣影響，而使傳統母語、俗語文加速式微。 ^[7] 

在這種情形下，通過立法保障各語言的平等地位，加強在大眾交通工具中的使用，不僅從法律上給予這些語言使用的空間，更是藉以改變人們的觀念。閩南語、客家語，以及少數民族語言並不是只能在市井、家庭生活中使用的方言，也可以是公開、正式場合使用的有官方地位的語言。這對於語言的保護、傳承、發展尤為重要。

台灣地區的這項法案不僅對台灣的語言保護有着重要意義，對語言更豐富、民族更多的大陸地區也有極大的借鑑價值。在大陸，經過長期“推廣普通話”政策的實施，人們的普通話水平越來越高，各地區人羣之間的溝通也方便了許多，但與此同時，外地移民，以及本地的許多年輕人不熟悉或不會使用本地語言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本地語言沒有使用空間，在許多非必要的場合都被普通話替代，因而新一代人往往選擇只使用普通話。如果語言多樣性漸漸消失，對中國的文化而言將是巨大的損失！

在大陸，僅漢語族就有官話、吳語、粵語、閩語（包括閩北、閩東、莆仙、閩南、閩中、瓊文、邵將等不同語言）、客家語、贛語、湘語、晉語、徽語、平話等十餘種語言，每一種語言都是中國語言庫的寶貴財富。同樣從大眾運輸工具的角度來看，大陸開通地鐵的城市共有23個，其中不屬於官話區的9個城市中，4個吳語城市（上海、蘇州、無錫、寧波、杭州）、1個贛語城市（南昌）、1個湘語城市（長沙）無一使用本語言報站。上海地鐵16號線有滬語。福州地鐵有福州話。廈門地鐵有閩南話。温州地鐵有温州話。而4個有粵語報站的城市，分別是廣州、佛山、東莞及深圳，粵語地區按照慣例，不管任何片區，皆使用統一的廣播腔，即粵語廣府片廣州話。南寧地鐵同樣位於粵語區，雖然媒體多次報道會加入粵語，但最終不了了之。

中國大陸通地鐵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