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父子成兄弟

這是我父親的一句名言。

父親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畫家，會刻圖章，畫寫意花卉。圖章初宗浙派，中年後治漢印。他會擺弄各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簫管笛，無一不通。他認為樂器中最難的其實是胡琴，看起來簡單，只有兩根弦，但是變化很多，兩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層。他的胡琴音色剛亮。胡琴碼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認為買來的不中使。他養蟋蟀，養金鈴子。他養過花，他養的一盆素心蘭在我母親病故那年死了，從此他就不再養花。我母親死後，他親手給她做了幾箱子冥衣――我們那裏有燒冥衣的風俗。按照母親生前的喜好，選購了各種花素色紙做衣料，單夾皮棉，四時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麥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親是個很隨和的人，我很少見他發過脾氣，對待子女，從無疾言厲色。他愛孩子，喜歡孩子，愛跟孩子玩，帶着孩子玩。我的姑媽稱他為“孩子頭”。春天，不到清明，他領一羣孩子到麥田裏放風箏。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們那裏叫“百腳”)，是用染了色的絹糊的。放風箏的線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結實而輕，這樣風箏可筆直的飛上去，沒有“肚兒”。用胡琴弦放風箏，我還未見過第二人。清明節前，小麥還沒有“起身”，是不怕踐踏的，而且越踏會越長得旺。孩子們在屋裏悶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裏奔跑跳躍，身心都極其暢快。他用鑽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狀的小塊，再一塊一塊逗攏，接縫處用膠水粘牢，做成小橋、小亭子、八角玲瓏水晶球。橋、亭、球是中空的，裏面養了金鈴子。從外面可以看到金鈴子在裏面自在爬行，振翅鳴叫。他會做各種燈。用淺綠透明的“魚鱗紙”紮了一隻紡織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紅染了色，上深下淺，通草做花瓣，做了一個重瓣荷花燈，真是美極了。用小西瓜(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篤瓜”)上開小口挖淨瓜瓤，在瓜皮上雕鏤出極細的花紋，做成西瓜燈。我們在這些燈裏點了蠟燭，穿街過巷，鄰居的孩子都跟過來看，非常羨慕。

父親對我的學業是關心的，但不強求。我小時候，國文成績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時得佳評，他就拿出去到處給人看。我的數學不好，他也不責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畫畫，我小時也喜歡畫畫， 但他從不指點我。他畫畫時，我在旁邊看，其餘時間由我自己亂翻畫譜，瞎抹。我對寫意花卉那時還不太會欣賞，只是畫一些鮮豔的大桃子，或者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瀑布。我小時字寫得不錯，他倒是給我出過一點主意。在我寫過一陣“圭峯碑”和“多寶塔”以後，他建議我寫寫“張猛龍”。這建議是很好的，到現在我寫的字還有“張猛龍”的影響。我初中時愛唱戲，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潤。在家裏，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學有幾個能唱戲的，學校開同樂會，他應我的邀請，到學校去伴奏。幾個同學都只是清唱。有一個姓費的同學借到一頂紗帽，一件藍官衣，扮起來唱“硃砂井”，但是沒有配角，沒有衙役，沒有犯人，只是一個趙廉，搖着馬鞭在台上走了兩圈，唱了一段“郡塢縣在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場。父親那麼大的人陪着幾個孩子玩了一下午，還挺高興。我十七歲初戀，暑假裏，在家寫情書，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幾歲就學會了抽煙喝酒。他喝酒，給我也倒一杯。抽煙，一次抽出兩根，他一根我一根。他還總是先給我點上火。我們的這種關係，他人或以為怪。父親説：“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兒子的關係也是不錯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張家口農村勞動，他那時還未從幼兒園剛畢業，剛剛學會漢語拼音，用漢語拼音給我寫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趕緊學會漢語拼音，好給他寫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打成“黑幫”，送進“牛棚”。偶爾回家，孩子們對我還是很親熱。我的老伴告誡他們“你們要和爸爸‘劃清界限’”，兒子反問母親：“那你怎麼還給他打酒？”只有一件事，兩代之間，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縣“插隊落户”。按規定，春節可以回京探親。我們等着他回來。不料他同時帶回了一個同學。他這個同學的父親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軍將領。這個同學在北京已經沒有家，按照大隊的規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夥同學的秘密幫助下，我的兒子就偷偷地把他帶回來了。他連“臨時户口”也不能上，是個“黑人”，我們留他在家住，等於“窩藏”了他。公安局隨時可以來查户口，街道辦事處的大媽也可能舉報。當時人人自危，自顧不暇，兒子惹了這麼一個麻煩，使我們非常為難。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們的卧室，對他的冒失行為表示很不滿，我責備他：“怎麼事前也不和我們商量一下！”我的兒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傷心。我們當時立刻明白了：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我們這種怕擔干係的思想是庸俗的。我們對兒子和同學之間的義氣缺乏理解，對他的感情不夠尊重。他的同學在我們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離去。

對兒子的幾次戀愛，我採取的態度是“聞而不問”。瞭解，但不干涉。我們相信他自己的選擇，他的決定。最後，他悄悄和一個小學時期女同學好上了，結了婚。有了一個女兒，已近七歲。我的孩子有時叫我“爸”，有時叫我“老頭子”！連我的孫女也跟着叫。我的親家母説這孩子“沒大沒小”。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儘量保持一點童心。

1990年9月1日 ^[1] 

本文作者記述了父親與自己，自己與兒子之間那種親近、温馨、平等的關係，文章提出了許多頗具教益的觀點，對於招待人們如何“做父親”，如何處理好家庭父子關係提供了良好的借鑑。語言生動、簡練，體現了“短篇高手”汪曾祺先生一貫的幽默風趣風格。

做父親的能儘量保持一點童心，與兒女處成兄弟一般的關係，或許是父子人倫一種較高的境界。那麼，推而言之，多年夫妻能否成兄妹？多年母女能否成姐妹？倘如是，人間親情將更温馨，更融洽。

其實，父子關係是很微妙的。中國的父子一般是缺乏溝通的，大多時候是互相的心領神會。就這樣在沉默中，雙方度過一生。臨了，回頭一看，説是父子，莫若兄弟！

這應該是中國父子關係比較好的狀態，顯然與西方不同。東方人，就像詩，貴在含蓄。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現代作家、散文家、文體家。早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歷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幹部、《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説創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説集《邂逅集》，小説《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大部分作品收錄在《汪曾祺全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