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理論

也稱培養分析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由G·格伯納等人提出。格伯納認為，現代社會傳播媒介提示的“象徵性現實”對人們認識和理解現實世界發揮着巨大的影響。由於傳播媒介的某些傾向性、人們在心目中描繪的“主觀現實”與實際存在的客觀現實之間發生着很大的偏離。同時，這種影響不是短期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培養的過程，它在不知不覺當中制約着人們的現實觀。在這個意義上，格伯納等人將這一研究稱為“培養分析”。

“培養”理論的外圍

“培養分析”並不是一項孤立的研究，相反，它是一項綜合的系統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這項研究被稱為“文化指標研究”（cultural index studies）起源於20世紀60年代後期，它包括三個方面：①制度分析。②訊息系統分析。（message system analysis）③培養分析。

其主要目的是分析大眾傳播的信息生產、傳達和消費過程中的各種制度性壓力和制約因素，揭示大眾傳播內容的特定傾向性形成的原因。

2.訊息系統分析

大眾傳播的訊息是通過語言、文字、畫面、影響等象徵符號來傳達的，這些訊息並不是符號的隨意組合，而是根據一定的觀點和意識形態進行加工整理後的具有完整意義結構的系統。訊息系統分析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揭示媒介信息系統的整體傾向性。

3.培養分析

“培養分析”是信息系統分析的延伸，換句話説，它的目的是考察大眾傳播的特定傾向所造成的社會結果。

培養理論的核心觀點是：大眾傳播媒介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受眾的世界觀。例如，接觸大量電視暴力節目的受眾，對遭受暴力攻擊可能性的估計，遠高於實際，也高於少接觸或不接觸同類節目者。這就用實證的方法證實了媒介的長期效果，就對受眾世界觀、價值觀的影響來説，媒介具有正反兩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如果媒介對客觀世界進行客觀的、真實的、全面的反映，提供受眾正確的信息，就可以對培養受眾健康全面的世界觀價值觀有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如果媒介對客觀世界進行了偏頗的描述，就會歪曲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從而形成不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

而綜觀歷史和當下，許多新聞媒介因為經濟利益的驅使等原因，對客觀世界的反映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偏頗。比如，美國的揭醜運動時期，媒介大量地對公眾人物進行揭醜報道，給受眾留下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印象。這一現象在我國現今新聞界也大量存在。比如媒體在一段時間內對農民工犯罪問題和心理問題進行集中報道，使受眾對農民工產生負面的刻板印象，從而對這一社會羣體產生負面認識，這一偏見妨礙了農民工羣體與社會其他羣體的交流與理解，無法融入主流社會，不斷被邊緣化。托馬斯公理認為，如果人們對某狀況作為現實把握，那這狀況作為結果就是現實，因此可能會反過來刺激更多的犯罪行為和心理問題，對社會增添不安定因素。因此，我們應當合理接見培養理論的這一觀點，重視新聞媒介在建構人們世界觀和價值觀以及具體見解中的作用和任務。首先，要把新聞真實性擺在第一位，不僅要新聞事實本身真實，還要求一系列的新聞事實作為一個整體的真實和細節的真實。其次，要注意平衡報道，始終堅持正面報道為主。也就是要把新聞真實性置於宏觀背景下去考量，使受眾獲得對客觀世界的積極正確的認識。

"培養理論"提出後，格伯納等人又對其做了理論上的補充與修正。提出了"主流説"(mainstreaming)和"共鳴説"(resonance)以及"第一級信念"和"第二級信念"(second-orderbeliefs)。

"主流説"是指，不同背景不同社會羣體的長時間看電視者，其對社會現實的看法，即"主觀現實"均傾向於"媒介現實"，具有趨向"主流"的趨勢。"共鳴説"是指，電視的"培養"效果在某些特定羣體中具有更加明顯的效果。如女性更加容易受到暴力傷害，因此大量收看電視的女性受眾更加傾向於認為暴力犯罪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也就是“與電視中呈現的高犯罪世界的描繪產生了‘共鳴’”。

"第一級信念"則是指人們對社會現實的表面認識。如暴力犯罪的發生率等。"第二級信念"是指對社會現實態度層面的認識。如社會是安全的還是危險的。應當指出的是，"第一級信念"與"第二級信念"雖然在程度上是遞進的關係，但它們並不具有天然的因果關係。在培養理論中，"第一級信念"更多的受電視影響，而"第二級信念"則受電視以及其它各種因素的綜合制約。

經過不斷的補充與修正，培養理論日漸完善。但是，一些問題仍時常困擾着研究者。

首先，電視培養效果的因果關係難以確定。"到底是長時間的收視使人不敢在夜晚獨自上街；還是由於這種恐懼使人不得不呆在家裏看更長時間的電視？" 從現有的研究來看，這一問題似乎並不能得到滿意的解答。

其次，從總體看長時間的收視確實是產生培養效果的主因。當控制某一變量如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時，受眾的"收視時長"在"培養"效果中所起的作用出現一定程度的弱化。當同時控制多個變量時，"培養"效果中可以歸於電視的效果就非常小了。這一點也是其他研究者對"培養理論"提出質疑的依據。

實證研究的技術手段對研究結果也有比較顯著的影響，如問題設計的精當與否在研究中至關重要。有的研究者認為，以某一特定節目類型為研究對象(如暴力節目)，會看到更加清晰的培養結果。但這種觀點似乎與格伯納的基本假設存在一定程度的背離。

從培養理論提出2018年，新的研究結論層出不窮。其中既包括支持"培養"假説的研究結果，也不乏部分甚至全部否定"培養"假説的研究結論。

米歇爾·摩根(Michael Morgan)與詹姆斯·沙楠(James Shanahan)在1997年傳播學年鑑(Communication Yearbook)上發表文章，梳理總結了"培養理論"提出後二十多年中的5600多項"培養研究"後，肯定了"培養效果"的存在。作者認為儘管很多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但從總體來看，"培養理論"已經得到了證明。正像約瑟夫·多米尼克(Joseph R. Dominick)在他的書中講的那樣："公平地説，儘管不是所有的傳播學者都對"培養理論"表示信服，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培養"效果在一部分羣體中確實存在。"

培養理論的基本論點是：電視已成為人類社會化過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電視的主要功能在於：散佈、穩定社會行為模式。主要目的不是要改變現有社會行為模式，相反，而是要避免改變。

包括電視在內的新聞媒介具有形而上的上層建築屬性，它與一定時期內的政治經濟制度相適應，和一定時期的生產力發展狀況相適應，從本質上説是具有階級性的輿論工具。因此它勢必會維護既有的社會模

式和規範，而不是去摧毀它。這從世界各國的媒介實踐中都得到了證實。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美國國內新聞媒介一邊倒地支持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就是明證。在我國，新聞媒介也以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己任，並大力宣傳和貫徹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和道德律，從而促進社會穩定。新聞媒介的這一功能無謂正面還是負面，關鍵還在於社會行為模式本身的正確與否。

然而，在促進社會變革方面，新聞媒介並非無所作為。在社會動亂年代，媒介宣傳變革，啓蒙民智的作用就表現得十分明顯。如我國近代史上的兩次辦報高潮，當時的許多報刊都是在既有社會模式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但是它們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社會行為模式，那就是通過改良或社會革命改變社會既有行為模式。在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媒介在倡導新的社會行為模式方面，也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在實踐中，我們要利用新聞媒介促進社會穩定，然而媒介也應成為改革與發展的宣傳者與排頭兵。

“迴響效果”理論指當電視世界的經驗與個人經驗趨於一致時，培養效果會如同空谷迴音一樣顯著擴大。這又與選擇影響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就要求新聞媒介的報道與宣傳應極力貼近實際，貼近社會，貼近羣眾，這樣才能使媒介效果達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