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文物研究院(3張)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於1951年9月，其前身系川西文物管理委員會，1954年川西行署與其它三個行署合併成四川省後變更為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958年起與四川省博物館合署辦公。1981年與省博物館分離，為四川省文化廳直屬文物科研事業單位，主要承擔全省範圍內文物調查、保護、考古發掘、研究工作，對市、州、縣文物工作進行業務輔導。1985年經四川省編制委員會批准，增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牌子，實行兩個牌子一套人馬，定編88人,其中30人有大學本科(含)以上學歷，大學專科生23人；研究館員3人，副研究館員15人，文博館員20人。內設考古一隊、考古二隊、三星堆工作站、文物保護中心、古建石窟研究設計室、技術修復室、《四川文物》編輯部、辦公室、財務科、保衞科、圖書信息中心。現有所領導班子成員4人、中層幹部20人，平均年齡不到50歲。 ^[1] 

所裏建有5千平方米的辦公大樓，其中有文物庫房和圖書資料庫房1千平方米；用於文物保護研究及實驗室約1200平方米；有文物考古資料整理房和專門的電腦及網絡中心；全所有較完善的供水、供電、通風設施。目前該所正積極向國家文物局申報成為國家文物保護重點實驗室。

此外，所裏有西南地區文博單位最多的圖書資料和先進的辦公局域網，文物考古圖書有4萬多冊。

總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半個世紀的成長曆程凝聚着幾代人的心血，從一棵幼苗成長到今天，她仍然需要各方面的關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是中國西南地區規模最大、人數最多、門類最齊的文物科研單位，在田野考古、古建築石窟保護、文物保護修復技術等方面有着較強的實力，尤其在古代巴蜀文化的研究、古代壁畫、古代青銅器和石質文物保護方面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績，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區文物考古行業中處於領先地位。50年來共查明省內一萬五千處文物點，其中絕大多數填補了省內文物空白點；先後共出土文物幾十萬件，為省博物館和各市縣博物館、文管所提供了大量館藏文物。所內有較強的科研力量，人才輩出，先後有全國著名的考古學家馮漢驥先生、古人類學家秦學聖先生、古文字權威於豪亮先生在所裏工作.

所內現有的專業人員絕大多數有大學本科(含)以上學歷，他們分別來自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西北大學等國內知名學府，現有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兩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兩名、省學術帶頭人一名、省候補學術帶頭人一名，他們在國內同行中都享有較高知名度，還在中國考古學會、中國博物館學會、中國殷商史學會、中國秦漢史學會、中國文物學會、中國漢畫學會、四川省歷史學會、四川省錢幣學會擔任常務理事、理事、副理事長，有的被四川大學、西北大學、四川師範大學聘為兼職教授。

考古發掘是該所工作的重點。50年來配合大型基本建設先後進行了成渝鐵路、寶成鐵路、成都羊子山、涪陵小田溪、孟知祥墓、廣元寶輪院、巫山大溪、成都明蜀王陵、三峽水庫、二灘水庫、紫坪鋪水庫、向家壩水庫、官地水庫、彭水水庫、瀑布溝水庫、九寨溝機場、寶成鐵路複線、達成、內昆鐵路四川段，成都十二橋，彭縣竹瓦街，成綿、成南、成樂高速公路以及國道108線廣元段等項目的文物考古調查和發掘，其中有聞名中外的廣漢三星堆遺址以及巫山大溪遺址、新都馬家大墓、涪陵小田溪戰國墓羣、邛崍什邡堂遺址、忠縣中壩遺址、綿陽木槨漢墓、華鎣安丙墓、成都水井街酒坊遺址、宣漢羅家壩、瀘縣宋墓羣、郪江崖墓羣等。

在建國初期，配合成渝鐵路的建設，出土了著名的古人類化石“資陽人”，秦學聖先生是我國體質人類學家，他對“資陽人”的研究成果得到學術界一致的肯定。隨後，我們通過在巫山大溪鎮一系列的考古調查、發掘，確定了新石器時代的“大溪文化”。成都市北郊將軍碑附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建磚廠取土時發現了羊子山土台和一大批墓羣，經過發掘，證實這裏是古蜀先民的祭拜天地的重要遺蹟。從1953年到1995年，該所先後在重慶巴縣的冬筍壩、廣元寶輪院、綿竹、什邡等地發掘了大批船棺葬，對巴蜀文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從此，該所始終把古代巴蜀文化的研究作為全所的科研主攻方向。

1959年、1980年又在彭縣竹瓦街發現兩處西周大型銅器窖藏，出土一大批青銅禮器。1980年，在新都馬家大墓出土188件精美的戰國青銅器。1977年至1986年，該所對榮經縣嚴道古城進行了多次考古調查和發掘，共發掘春秋末到秦漢的古墓30多座，發現大批與楚文化有關的文物。1979年—1987年，在青川縣出土一批秦國文物，其中“更修田律”木牘和刻有“蜀東工”等20字的銅戈最有價值，反映了秦在商鞅變法后土地制度的變化和蜀地手工業的發達。近20年，我們還對分佈在川西山區這一古代“民族走廊”的石棺葬進行了考古調查、發掘，使西南地區民族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所的考古發掘工作以三星堆遺址、三峽地區忠縣中壩遺址、華鎣安丙墓、成都水井街酒坊遺址、宣漢羅家壩墓羣、瀘縣宋墓羣、郪江崖墓羣最具代表性，在國際國內都有較大的影響。以三星堆為例，從1986年兩個祭祀坑的發掘到1997年三星堆博物館的建成，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到我所來視察的有張愛萍、李鐵映；到三星堆參觀的有江澤民、朱鎔基、李瑞環、李嵐清等。我所專業人員對三星堆遺址的發掘、研究，使古蜀文明歷史上推了兩千年。三星堆已成為四川旅遊品牌，近年的遊客每年增長幅度達兩成，僅門票的年收入就上千萬元，帶動的相關產業收入應該大大超過門票收入。忠縣中壩遺址有着厚度達十幾米的文化堆積層，從新石器時代到明清，是三峽地區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遺存。成都水井街酒坊遺址是我國第一個經考古發掘的酒坊遺址，被國家文物局評為1999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全興集團以此為契機，適時推出了高檔白酒“水井坊”，在國內同行業中獨樹一幟，成為新的利潤增長點。

近年來長江三峽水庫的逐步建成和投產，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修建這樣的超大型水庫是我國前所未有的，而保護淹沒區的文物同樣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重慶在1997年未直轄前，川東地區及長江流域四川段的文物保護和考古發掘工作均由我所承擔。從1959年起，我們開始與“長辦”合作，開展峽江地區的考古調查工作。1985年—1997年，我們受國家文物局委託，對三峽水庫淹沒區四川段進行了大規模路的文物調查，動員了上百人的專業隊伍，集中了全省文物考古的精英，對沿江十幾個縣市進行拉網式調查，最後形成了《三峽水庫淹沒區（四川段）文物保護大綱》，該方案經國家文物局、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審定通過，成為日後三峽地區文物保護的綱領性文件。

文物保護同樣是該所的工作重點.早在1964年，我們就意識到文物保護的重要性，從當時的成都大學化學系引進一批大學本科生，籌建文物保護隊伍，並於上世紀70年代末陸續建立文物保護化學實驗室、青銅器修復室；80年代建立文物保護技術隊，90年代正式建立文物保護中心。同時所裏還設有古建石窟研究設計室和文物技術修復室，與文物保護中心共同承擔文物保護任務。多年來在國家文物局和省內各主管部門的支持和關心下，該所文物保護工作成績顯著，碩果累累。

在青銅器文物保護修復技術方面，該所專業技術人員經過長期的研究試驗，在繼承傳統技術的基礎上，採用新的工藝、工具和材料，根據其年代、種類、質地、破損和腐蝕程度的不同，分別採用相應的保護修復方法。如三星堆出土的大批青銅大面具、大立人、神樹，以及漢代搖錢樹等20餘項，恢復了原貌，得以長期保存和向世人展示。在石質文物保護研究方面，先後承擔主持完成100餘項全國重點或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樂山大佛、雅安高頤闕、綿陽平陽府君闕、成都王建墓等石質文物的地質勘探、方案設計和保護工程。

該所的青銅器文物保護專家在繼承青銅文物傳統工藝修復技術基礎上結合現代科學技術,總結出了一套適合本地域青銅質地文物保護修復方法，先後在三星堆出土青銅神樹、神壇、大面具、大立人，彭山出土漢代搖錢樹等修復工作中廣泛應用，其精湛的工藝受到國內外同行的高度評價。在青銅器文物保護研究中，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先後在巴蜀青銅器成分分析、巴蜀青銅器鑄造工藝、鏽蝕機理、封護加固材料、保護工藝等方面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其科研水平在西南地區首屈一指，在國內外也具一定影響力。

石質類文物保護方面，該所專業技術人員在調查勘探、保護技術、材料研究、工程設計施工以及效果檢測諸多領域內，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如：專業技術人員根據四川氣候特點，經過較長時期的研究和多次試驗，選用了以有機硅樹脂和防水劑3號為主劑，以鈦酸丁酯和三乙稀四胺為助劑組成的MSG-8石質文物防風化材料，在大足寶頂石窟和北山石窟、廣元千佛崖和皇澤寺、安嶽卧佛院藏經洞、巴中南龕石窟、新都桂湖龍藏寺碑等多處石質文物封護加固工程中應用，效果較好。《MSG-8古代風化岩石雕刻品封護加固材料》的研究獲文化部1985-1986年度文化科技成果三等獎。以糠醛-丙酮作稀釋劑，採用潛伏性固化劑-酮亞胺，再添加其它助劑的改性環氧樹脂漿液，在飽水狀態下石窟裂隙的灌漿補強和堵水中起到了良好作用，在重慶大足北山136窟防滲加固保護工程中得到了應用，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該成果《潮濕環境下石窟、圍巖裂隙灌漿補強材料的研究》獲文化部1983-1984年度文化科技成果二等獎，1987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聞名於世的樂山大佛，由於千百年的自然風化和人為損壞，已經是病害累累，如何綜合治理已成為文物保護界和社會各界十分關心的大問題。由我所主持完成的《治理樂山大佛的前期研究》成果，為樂山大佛的科學保護提供了全面、準確的基礎資料，該成果亦獲1992年度國家文物局科技二等獎。

在50年來古建築維修保護工作中，先後承擔了成都王建墓、武侯祠、通江文廟、巴中南龕、犍為文廟、渠縣文廟、富順文廟、江油竇團山、峨眉山飛來殿、瀘縣龍腦橋、榮縣大佛、廣元千佛崖、理縣籌邊樓、瀘定縣瀘定橋、三台郪江崖墓、廣安鄧小平故居維修方案的設計和施工。這些項目的完成，既保護了文物，又為國內外遊客提供了很好的遊覽場所，最有名的包括成都武侯祠、樂山大佛，每年它們的門票收入均在千萬元以上，帶動了當地一大批產業的發展。特別是近年來該所在鄧小平故居的維修設計工作中，調集了精兵強將，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求真務實的工作態度，奮戰兩年，順利完成維修設計任務，並指導施工，得到當地黨委政府的肯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 ^[9]  。

《四川文物》是該所的業務部門之一，擔負着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國家核心期刊（雙月刊）的編輯和發行工作。自1984年創刊以來，已出版112期，刊載各類文章2800多篇、1400萬字。全國著名學者夏鼐、張秀熟、徐中舒、蘇秉琦等都曾為刊物撰寫文章。同時，該刊為所內及全省文博專業人員提供了一個展示科研成果的窗口。20年來，我們在經費少，人手緊張的情況下把它辦成了西南地區最具特色的文物學術刊物。

該所專業人員承擔的考古發掘項目三星堆遺址、三峽庫區雲陽淹沒區、忠縣中壩遺址、華鎣安丙墓、水井街酒坊遺址分別被國家文物局評為“七五”期間十大考古新發現和1994年、1996年、1997年和1999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三星堆《古城古國古文化》展覽獲1997年全國十大精品陳列獎，《巴蜀尋根——四川考古事業50年成就展》獲1999年全國十大精品陳列獎。《中國青銅器全集》（巴蜀卷）、《三星堆奧秘》獲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2003年）。《尹灣漢墓木族人口統計資料研究》，獲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1999年）。《四川文物攬勝》獲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2000年）。《三星堆祭祀坑》、《四川省志 文物志》獲省人民政府頒發的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此外，還有多處考古工地獲得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獎。

2021年10月，被表彰為“第六屆全國專業技術人才先進集體”稱號。 ^{[2]  [5]} 

2021年10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北京樂石文物修復中心有限公司共同開展的“江口明末戰場遺址部分出水金銀器保護修復”項目被評為“2021年全國十佳文物藏品修復項目”。 ^[3]  同月，入選“全國十佳文物藏品修復項目”。 ^[4] 

2022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研究所入選2021-2022年度四川省青年文明號擬推薦集體名單。 ^[7] 

2022年7月1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入全國文物系統先進集體擬表彰對象名單。 ^[8] 

2023年6月6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申報的“多學科研究與保護 推動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入選2023年度文物事業高質量發展十佳案例。（詳見詞條：文物事業高質量發展推介案例） ^[11] 

50年來出版、發表了大量的考古發掘簡報和學術論文，其中專著有《王建墓》、《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報告和《中國青銅器》（巴蜀卷）、《四川考古論文集》、《四川考古報告集》、《絲路上的文明古國》、《古蜀金沙》、《金沙遺址》《三星堆》、《三星堆奧秘》、《古蜀的輝煌》、《天門》。《華鎣安丙墓》考古發掘報告業已提交文物出版社，《瀘縣宋墓》考古發掘報告也已完稿，初步完成《中國文物地圖集》（四川卷）的編寫工作。

自改革開放以來該所應邀和派出百餘人次到英美日本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開展學術交流，舉辦學術講座.同時採用請進來的辦法,全方位開展對外合作與交流。近年來先後請日本學者到所裏舉辦學術講座，開展中日南方絲綢之路文物調查和綿陽漢墓出土漆器的保護研究項目。

該所目前正開展三星堆遺址的保護勘探；中壩遺址、煙堆子遺址、羅家壩墓葬等考古工地的資料整理；瀑布溝水電站淹沒區和西攀高速公路沿線考古發掘工作；繼續開展自2002年來與日本有關方面開展了南方絲綢之路的文物調查；繼續完成與日本有關單位聯合開展綿陽木槨漢墓出土漆木器的保護工作；繼續開展國家文物局科研課題《四川道教石窟及摩崖造像研究》、《四川古建築中傳統工具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