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徙木立信論

普通一班毛澤東

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於淪亡之慘也。謂予不信，請罄其説。

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維持之，務使達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國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雖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與秦民，適成此比例之反對，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當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戰事正殷。舉國疲勞，不堪言狀。於是而欲戰勝諸國，統一中原，不綦難哉？於是而變法之令出，其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於是知執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吾於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於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闇、國幾蹈於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

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東西各國文明國民聞之，當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譏矣。烏乎！吾欲無言。 ^[3] 

我讀史書讀到商鞅搬移木杆樹立誠信一事，不禁慨嘆起我國國民愚昧，執政者煞費苦心，幾千年來民眾不覺悟、國家接近走向滅亡的悲慘命運來。認為我説的不可信，請允許我詳盡地説出我的道理。

法令，是謀求幸福的工具。法令如果好，它讓我們民眾獲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們民眾正擔心不公佈這些法令，或者公佈後擔心這些法令不產生效力，一定竭盡全力來保障它，維持它，務必使它達到完善的目的為止。政府和國民互相維繫，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法令如果不好，那不但沒有幸福可言，而且還有足夠讓人恐懼的危害，我們國民又一定會竭盡全力來阻止這些法令。即使想要我們信任（法令），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商鞅與秦國民眾之間（具有同樣的利害關係），卻恰恰運用跟政府與國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即運用徙木立信的辦法）去做，這又是為什麼呢？

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試着翻閲一下我國四千多年的記載，尋求那些利國福民的偉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嗎？商鞅處在秦孝公時代，中原局勢極不安定，戰事正盛，全國民力疲憊，（達到了）不能夠言説和描述（的程度）。在這種情勢下，卻想戰勝各諸侯國，統一中原，不很難嗎？在這種情勢下，變法的命令出台了，這些法令懲罰壞人來保護人民的權利，鼓勵種田織布來增加國民的財力，崇尚戰功來樹立國威，把貧困、懶惰者收為奴隸來杜絕人力、物力資源的損耗。這確實是我國從來沒有過的重大政策，國民害怕什麼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過）搬移木杆來樹立誠信，我從這裏知道了執政者都費了苦心，我從這裏知道了我國國民愚昧，我從這裏知道了幾千年來民眾智慧缺乏、國家差點兒走向滅亡的悲慘境地是有原因的。

雖然這樣，但一件不尋常的事情開始出現時，百姓對此會感到驚懼。國民是這些國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為什麼對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擔心這搬移木杆樹立誠信一事，如果讓東西方各國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國民聽了，一定會捧着肚子大笑，（或者）高聲譏誚。誒呀！我不想説了。

毛澤東在學生時代就富有法治意識，《商鞅徙木立信論》就是一個例證。

1912年春，毛澤東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學學習，編入普通第一班。毛澤東愛好史學、文學，文史相通，從私塾開始，就練成一色文字。 ^[1] 

同年6月，學校舉行了一次作文大賽，毛澤東這篇論説文奪得頭名。

作為班主任和國文老師的柳潛，頭一個翻出來的便是毛澤東的卷子。舉賢不避親仇的柳潛，寫畢評語後破例給了滿分。柳潛的同事看了，也一致認為毛澤東“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沒有任何疑義。

作文僅500字，柳潛閲卷後，作了7個眉批和總評，計150字。“實切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而義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筆力挺拔。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是有功於社會文字。”

不難想象，柳潛批閲時的快慰與喜不自勝，對這篇見解獨到、文筆一流的作文，除了讚美、推崇與激勵，竟還有超出尊重的敬畏。

然而，這篇作文在今天卻可能會遇到麻煩。除了與800字的高考要求明顯不符，容易引發疑義的還有“報筆”。

“報筆”説的是報上文章的筆鋒，此處指新聞評論筆鋒。當日的代表人物是梁啓超。梁啓超嗅覺靈敏，立論鋒利、思想廣博、議論新穎，行文流利暢達，文思如湧，極富鼓動性。懷揣憂國憂民的政治情懷，想用筆驚醒國人睡夢的梁啓超，筆鋒無數次打動過毛澤東。

清朝秀才出身的柳潛並不泥古，不喜歡弟子讀那些內容老化、與時代脱節的文章，也不讓弟子只在“統編”教材裏使勁，柳潛有意引導毛澤東學習梁啓超的文風。作文比賽前一個時期，毛澤東遵循師命，幾乎每天都要交給柳潛一件強化訓練的習作。想必這些訓練同樣得益於“報筆”之深鋭觀察，同樣深受梁啓超的影響。解放後，毛澤東曾向老師符定一打聽柳滌庵（柳潛）的下落，得知“此人早已謝世，子孫後代情況不明”，毛澤東深感遺憾：“可惜了。袁大鬍子（注：毛澤東年輕時的國文老師袁吉六 ^[2]  ）不喜歡的梁啓超式的新聞記者的手筆，是我向柳滌庵老師學來的。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論》，他給了我100分。” ^[1] 

“報筆”是一種引領，是時代變革的先聲，是社會風向的潮湧浪卷。為文終是為人。毛澤東終成文章大家，與其胸襟、抱負、個性及才情等等莫不相關。而在這其中，柳潛激賞的“報筆”磨礪，對毛澤東無疑起到了巨大的導向作用。

柳潛，湖南湘陰縣人，前清秀才，酷愛梁啓超的著作，學習梁啓超的文風。他也熱心引導學生學習梁啓超的文風、新聞評論家的筆鋒。他曾借給毛澤東一部《御批通鑑輯覽》，鼓勵毛澤東多讀課外書籍。見到毛澤東寫得好的作文，常寫上評語交全班同學傳閲。《商鞅徙木立信論》是其中的一篇，現已被收入《毛澤東早期文稿》，列為首篇。商鞅“徙木立信”，最初見於《史記·商鞅列傳》。

毛澤東看了《史記·商鞅列傳》，揮筆撰寫《商鞅徙木立信論》，抒發胸懷。 ^[1] 

該文立論的大概意思是：以民為本，取信於民。“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是為人民謀取幸福的工具。法令善不善，關係到是否利國利民。有益於人民的法令，必能為人民謀取更多的幸福，人民唯恐不制定、不公佈這樣的法令。有益於人民的法令，政府和人民都必須竭力去維護它、執行它，並在執行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逐漸充實、修改、完善它。這樣的法令，人民哪有不相信的呢？法令如果不善，則不只是對人民無幸福可言，而且會危害人民，人民就會起來反對這種法令。

這篇文章緊扣“立信”二字。首先從立法的角度論述了法與民的關係，強調為政者要取信於民，法律、政策必須以民為本，以民為出發點、歸宿點，要有利於人民。有益於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會自動地去實現與維護；如果法律違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損於人民的利益，那就會使政府與人民對立起來。然後，又從執法的視角，闡明執法要嚴明、公正。有了好的法律，但不去執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不能取信於民；或對人不對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不公正，不透明，也不能取信於民。至於違法不懲治，那天下就會大亂，好人也會變壞。

毛澤東讚賞商鞅變法。他寫道：“商鞅之法，是好法，是富國利民之法。”商鞅之法，獎勵耕織，能夠增進國民的富力；鼓勵軍功，能夠樹立國威；嚴懲奸邪，能夠保護人民的權利；嚴懲貪官污吏，有利造福人民；統一度量衡，有利物資交流，促進生產發展；實行郡縣制，有益於全國政治統一。“這是我國從未有過的大政策。”翻閲四千年我國的歷史，“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毛澤東進而論説道：像這樣的好法，最初人民為何“憚而不信”呢？為何要“徙木立信”呢？因為變法前的秦國政府失信於民，“黎民懼焉”。於是，毛澤東將筆鋒一轉，指向清朝末年及袁世凱當局，寫道：執政者的腐敗、欺壓，是導致我國幾乎“蹈於淪亡慘境”的深層原因。 ^[1] 

《商鞅徙木立信論》聯繫社會現實，提出當政者要取信於民、開發民智，必須以法治國，言必信，行必果；該文從頭至尾論述了以民為本、取信於民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後的民國元年，一個剛滿18歲的中學生有這樣不凡的見解，很不容易。（人民網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