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魯番文書

從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古墓葬區以及一些古城、洞窟遺址出土的紙質寫本文書。主要是漢文，其次是古粟特、突厥、回鶻、吐蕃文等。大致屬於東晉十六國到元代（4～14世紀）這一歷史時期。

本地區古為車師前部，西漢置戊己校尉，建高昌、交河諸壁、壘，開置屯田。東晉成帝咸和二年（327），前涼張駿於此建高昌郡，歷經前秦、後涼、西涼、北涼，皆為涼州（或沙州）的屬郡。444年北魏滅北涼，北涼殘部西遷高昌，460年為柔然所滅，立闞氏為高昌王。嗣後，張、馬、諸氏相繼據此稱王。唐貞觀十四年（640），太宗滅立國一百餘年的氏，以其地置西州。9世紀中葉後，為回鶻所據。吐魯番文書主要為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諸方面的原始資料。

當地居民的葬俗，如墓內置衣物疏、明器，稍後又置墓誌，大體和內地相同。入葬時，又將足以顯示死者生前地位的有關文書置於墓內，如因戰功所得《勳告》，記錄生前所作佛事的《功德疏》，各類契券、官府文書等。此外，還普遍利用廢舊官、私文書之類“故紙”，以製作附葬的鞋靴、冠帶之類。由於本地區氣候炎熱、乾燥，故能長期保存。

19世紀末，在敦煌文書被劫掠的同時，吐魯番文書也先後遭到來自俄、英、德、日的克列門茨、奧爾登堡、斯坦因、格倫偉德爾、勒科克、橘瑞超等人的掠奪。他們除掠去大量藝術珍品外，也竊去不少文書、墓誌。當時在該地做官的王樹楠亦蒐集到若干文書及碑刻、墓誌。由於當時出土數量及完整程度遠遜於敦煌，更由於長期秘不示人，除個別文書作為書法藝術品發表外，罕為世人所知。直到20世紀40年代，金祖同《流沙遺珍》發表了流入日本的部分唐代西州文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馬伯樂《斯坦因在中亞細亞第三次探險的中國文書考釋》一書於1953年出版，公佈了斯坦因掠奪的吐魯番文書（主要是唐代文書）。50年代末，日本西域文化協會所編《西域文化研究》六冊，在所收論文中，發表了若干大谷光瑞所藏，即清末橘瑞超掠去的吐魯番文書（今稱大谷文書）。此外，在若干專著，如日本仁井田升的法制史論著中，也公佈了部分文書。池田温《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一書中，又發表了從氏高昌到唐代的若干文書錄文及圖版。最近日本龍谷大學開始將所藏大谷文書、蘇聯將沙俄時所掠文書以圖錄方式分別以分冊出版。20世紀中葉，中國考古學者黃文弼兩度赴該地進行考察發掘，獲得若干漢文、回鶻文文書，大部發表在1954年中國科學院出版的《吐魯番考古記》中。自1959年起，新疆考古工作者以吐魯番之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兩墓葬區為重點，進行十餘次大規模發掘和清理，獲得大量的漢文文書。此外，在英沙古城、安家樂古城、伯孜克里克千佛洞遺址中，也有少量發現。歷年來，部分文書分別以發掘報告、文書簡介等方式在雜誌及文物圖錄中披露，引起學術界的重視。1975年底，國家文物局組成“吐魯番文書整理組”，進行系統整理，分別以普及本和圖版本陸續出版。

吐魯番文書就其性質，可粗略分為公私文書、古籍、佛道等教經卷四大類﹕公文書有朝廷詔敕、律文、籍帳，各級軍政機構的文牒數量更多﹔私文書包括世俗及寺觀所有的各類疏（衣物疏、功德疏之類）、契券（租佃、借貸、僱傭、質賃、買賣等）、遺囑、辭、啓、信牘等﹔古籍有儒家經典、史書、詩文、啓蒙讀物、判集等﹔宗教類有佛教經論，道教符籙、醮辭、經文，以及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文書和屬於高昌郡時期的文書，就目前所知，大部分均在國內，其中以北涼時期為多。從這些文書中，可以看到行之於內地的地方行政區劃以及設官分職，軍事編制，秀才、孝廉的選舉，同樣在高昌郡實行。賦役制度如北涼的計貲制度、各類徭役的徵發，以及水利灌溉的重視與管理等方面，文書中也提供了翔實的資料。

在私文書方面，記載死者隨葬物品的《衣物疏》有助於瞭解當時的葬俗和服飾等。疏中有關於各類絲織品記載。最早的買賣契券是前涼昇平十一年（367）賣駝契。此外還有買賣奴婢、借貸等契。大量辭、啓反映了賦役剝削狀況。

在古籍方面，見到《毛詩關睢序》殘頁，晉人寫本《三國志》臧洪及吳主權傳殘頁。又見記有趙王倫與張華事蹟的殘頁，當為東晉某家所修晉史之抄本。

高昌王國時期的文書以中國所藏為多，日本龍谷大學所藏大谷文書中也有若干件。中國所藏個別文書用永康年號，知是闞氏王朝﹔大量文書屬於朝。史籍記載高昌的行政、賦税制度和郡城的設置，在文書中大體得到證實，而且補充了不少史籍記載的缺略，糾正了一些錯誤。大量朝公文書反映的典制，可以看到中原政制的強大影響，同時還可見到上承漢制、下啓唐制的十六國以至北朝典制在本地區演變的過程。在賦税方面，可以見到自漢朝以來直至南北朝制度的影響，但也有其本地區的特點。

高昌王國私文書中，租佃契約有較大的數量，契文本身的格式化與完整性，反映了租佃契約關係的發展，某些官府機構的土地也採取這種方式經營。土地、房屋買賣契約亦有若干件。在朝晚期還出現了“指節印”在契約上的運用。從買賣契及私人遺囑中，我們還見到一種可以買賣、繼承的“作人”。文書中反映這時期寺院及其經濟活動的發展，在使用奴婢、僱工、土地出租和高利貸剝削等方面，均無異於世俗地主。經濟生活中，銀錢鑄造及其普遍使用也是一個特點。

朝延昌八年（568）寫本帶注《急就篇》、隋薛道衡《典言》等殘卷，多是今已失傳的珍本。在有年款的寫經題記中，可以看到有蕭道成具銜的《普門品》寫經殘卷。這時還出現有道教符籙。這都表明高昌雖稱王建國，但在文化、宗教上仍同內地保持緊密的聯繫。

唐代公、私文書不僅數量最多，內容也最豐富。就目前所知，流散於日本、英國、蘇聯、德國及其他各國的文書中，絕大部分屬於唐代。唐平氏高昌後，將行之於內地的一套政治、經濟、軍事制度亦實施於本地區。因而大批官文書不僅使我們得以瞭解本地區的歷史，幫助我們瞭解史籍記載的真實含義，而且補充了李唐一代文獻記載的缺漏。大量的籍帳文書，包括手實、户等簿、貌閲文書、户籍、點籍樣（見彩圖西州都督府屯田文書，新疆吐魯番出土）、籍坊（庫）牒、諸鄉户口帳等，是研究唐代籍帳制度、階級關係以及田制、賦役制度的重要依據。各類田制文書，如勘田、欠田、給田、退田、請田簿等，是研究均田制及土地佔有的原始資料。文書中大量的差科簿及匠、役人名籍，以及有關文書是研究差科、色役、雜徭制度的寶貴資料。

唐在西州先後建立前庭、天山、岸頭、蒲昌四個折衝府，文書中有府兵名籍、衞士資裝簿、領取甲杖文抄。除府兵外，還有徵發百姓乃至奴婢、部曲入軍的記載。各處要道，還設置了鎮、戍、守捉、烽、鋪等軍事機構。許多文書還反映了為維護統一所進行的戰爭，垂拱年間的汜德達告身澄清了文獻中關於安西四鎮設置含混不清的狀況。文書反映鎮、戍之類軍事機構屯田的情況，有關白澗屯納糧帳反映了屯田的組織與管理方式。

長行坊文書及其他館驛文書，反映了交通組織管理情況﹕各種館驛的分佈，運輸工具的管理、使用，秣糧供給。我們不僅看到唐代官吏的行蹤，也見到漢、胡商人和行旅的來往。

大量私文書中的各類契券，形式較前代更為嚴謹。“指節印記”的普遍施用，五人聯保的出現，都是為了增強契券的可靠性。文書中屬於土地買賣的契券雖未見到，但借貸等券揭示了地主、債主通過高利貸掠奪土地的情況。此外，還有互換佃種的契券。大量辭、啓反映了勞動人民備受官吏、地主、高利貸者的剝削壓迫，是研究階級關係、賦役剝削的重要資料。文書中反映，西州有少量部曲、客女、奴婢。寺院中除奴婢外，還有一種依附者叫“家人”。

文書表明，唐代本地區文化有了空前發展。以《千字文》為啓蒙讀物。儒家經典中有《禮記》《孝經》、隸古定《尚書》等，而以鄭玄注《論語》的寫本最多。所出《判集》大致為供考試和官吏誦習的擬判。此外，尚有具注歷日、針經、藥方、醫書、本草等殘篇。宗教類中，唐抄本佛經多是法華、金剛、般若等大乘經典。由於唐王朝的提倡，道教得到發展，出現《五土解》、醮辭等經咒文。

在古代民族文字方面，出土少於漢文文書。粟特文文書有勒柯克掠去的《大般涅槃經》，以及景教、摩尼教經典殘卷，大谷文書中也有若干﹔突厥文文獻《受難記》。古代民族文字中，回鶻文文書為最多，除大量譯自漢文、藏文和庫車─焉耆文的佛經外，還有公文、契券等。一組關於斌通（善斌）的控訴，反映了13世紀末和14世紀初，該地區奴婢買賣的罪惡。德國所出《柏林所藏吐魯番文獻》多卷本中，絕大多數是回鶻文文書。還有屬於回鶻字蒙文譯本的《亞歷山大傳奇》，對研究當時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線索。

目前，吐魯番地區考古發掘所獲文書，至唐大曆十三年（778）後，漢文文書漸趨罕見。此後所見，多為回鶻文文書。另外，黃文弼所得有少量元朝初年的漢文文書。但該地區尚有大範圍的古墓葬區，眾多的古城、洞窟遺址尚未發掘清理，故今後之發掘與清理定能提供出更多的重要文書。多數文書雖缺紀年，但因出自墓葬，可憑藉墓葬形制、共出文物以判斷其上限與下限。這兩點為敦煌文書所不具備。就目前所出文書時代而言，多數早於敦煌文書。因此，用文獻資料及此兩種文書結合研究，就可看出它不僅僅是研究地方史的珍貴資料，而且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價值。

文書出土後，經許多專家整理，已將其中的漢文《吐魯番出土文書》一書，分裝8冊，公開出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