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大圩

廬江縣的地貌大體是“山圩各二分，一水五丘陵”。圩又叫圩田、圍田、湖田。北宋范仲淹對圩田的解釋是：“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潦則閉閘，拒江湖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南宋楊萬里説：“農家雲：圩者，圍也。”元人王楨言：“復有圩田，謂壘為圩岸，扞護外水，與此（指圍田）相類。” ^[1] 

同大鎮瀕臨巢湖，是純圩區的鎮，史載“巢匯焦湖，環三百六十港汊，實為淮西巨澤，眾流經絡，有陂塘堰港以蓄水，有圩岸閘壩以止水，其為民利莫大焉”。誠如隆慶年間《巢縣誌》所云：“蓋地下而築堤以障水者，謂之圩田地。其水去退灘者，謂之灘田地。圩田則邊湖、邊河處有之，灘田地各處有之。” ^[1] 

同大圩內含36口小圩，又外圩8口，加一個紫荊洲。同大圩在1949年7月之前，為合肥、廬江兩縣共有，之後，全境歸屬於廬江。據史料記載，清代雍正年間之前，同大圩子圩自西向東逐漸形成，先墾於合肥境，後墾於廬江境。據先人口口相傳，清初，合肥縣臨湖的圩口因埂身單薄，直接面臨巢湖風浪威脅，這些圩口為了在汛期不至於各自為政，相對聯合協力防汛抗災，起名為“同心圩（同心抗擊風浪）”和“大德圩（聯圩功莫大焉）”兩個聯圩，到了乾隆年間，“同心圩”、“大德圩”又聯合成一個較大的圩口，取首字“同大”作為圩名。清嘉慶年間，“同大圩”基本定型，不過，那是指以“同大浦”（亦寫作同大脯，“脯”指雞鴨胸脯肉，意為胸部）為核心的向合肥縣境內輻射的沼正、四正、北林、褲襠、同湖套等圩口（見嘉慶《合肥縣志》：“同大圩，在城南八十五里，田一千石”），果然，包括《合肥縣志》、《續修廬州府志》均沒有這些圩口的記錄。光緒《續修廬州府志》將當時的同大聯圩，寫作“潼大圩”，並援引通志裏的説法：“合肥南鄉圩口最大者東灣圩，田至三千六百石，次下大圩同大圩，田千餘石”。“潼”，從水，或許是取“潼滃蔚薈，林木來會，津液下降，流潦霈霈”的意思。與“同大浦”等相鄰圩口，如“南林圩”，嘉慶《合肥縣志》説其“在城南九十里”，這個“同大圩”“在城南八十五里”，是否矛盾？其實不然，因為當時交通不便，記載並不精確，同時，合肥到同大鎮一帶，當時有三條路可走，每一條路里程均不相同，這樣理解，“同大圩，在城南八十五里”的困惑就迎刃而解了。當時，這幾口瀕臨巢湖的圩口，均很低窪，同病相憐，惺惺相惜，它們“同心大德”率先聯圩，主要是縮短防汛戰線，“船大抗風浪”，相輔相成，為了汛期共同抵禦巢湖和長江倒灌的潮水。一九六二年巢湖閘未建成之前，巢湖與長江是聯通的，所以，巢湖經常出現江潮倒灌，當時的潮水來勢兇猛，正如《黃池大水歌》所吟：“不衝不激不澎湃，漫高漫長漫囂塵。黃地地勢低且壙，築堤種柳名圩田。一圩動是數百頃，耕民縛舍沿郊阡。良苗懷新交翠浪，一刻莽作蛟龍淵。倉皇老釋競祈禱，搬移兒女外牽連。村莊草屋浮斷梗，黃流黑氣蒸腥羶。市民運土積塍脊，危如燕壘懸杗（房屋的大梁）前。中宵突爾駃一決（馬一般快），盡與河伯裾相牽……”。道光年間，合肥洪水連年，位於合肥縣境內的今同大鎮部分的絕大多數圩口，聯圩呼聲與日俱增，在合肥縣大力支持下，通過彭以温為首的圩董、鄉紳、圩民的共同努力，在原同大圩的基礎上，不斷擴張，幾乎將合肥縣以小南河為界的北邊的圩口全部囊括進同大圩，風雨同舟、眾志成城。這個擴張定型了的同大圩，最初圩堤長5400丈，“捍禦巢湖山洪水”，面積45000畝（見民國初的《安徽通志稿·水工稿》和1965年的《廬江縣誌初稿》）。當時的同大圩的子圩情況，我們可以從嘉慶《合肥縣志》中得知：“永熟圩：在城南一百一十里，田八十石。馬河圩：在城南一百零五里，田五百石。東興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一百六十石。義興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二十石。西灣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一百石。沙蕩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七百石。楊坡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四十石。義城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石。西城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石。東灣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千六百石。姚家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六十石。南林圩：在城南九十里，田八十石。馬廠圩：在城南九十里，田六十石。”由此可見，同大圩一帶的小圩口，是自西南向東北先後而鑿，而聯圩順序，正好與鑿圩相反。但到了光緒初年，由於隸屬不同，廬江縣的圩口，仍然被排除在同大圩之外。光緒《廬江縣誌·水利卷》在論述“北鄉”時，雲：“自白石山至齊頭嘴，河西之圩（即如今的同大圩所含圩口）即便臨湖，東北風作湖浪衝擊時出險工。河西之四淋溝及小套等七圩，民力尚勤，堤埂亦尚完固，迤北之又沙圩、盛安圩東埂，濱臨巢湖，北連合肥同大圩，西北皆系合肥圩田。兩圩地勢最低，人事又復不齊，圩內子埂全壞，天雨水多，上圩之水順流下灌，久成澤國。然合肥二十餘圩全賴盛安、又沙兩圩為之障蔽湖浪。光緒九年（1883），工賑局發銀派員，將兩圩臨湖之埂大加修築，而去今兩年（1884、1885）仍為水浸，人民離散，堤埂漸就塌陷。合肥圩民屢次稟府（廬州府），轉飭將兩圩之埂設法保護，雖埂由田派，各有段落，勢難強流亡失業之民，枵腹從事。現於又沙圩范家拐地方，修建石閘（南閘），盛安圩北合肥界原有老閘（北閘），亦已重修，必俟水小之年，勸令將圩內子埂興築，清出河道，然後水路分明，各守各埂，上圩之水不得下灌，庶東作可興流亡可復。”合肥的同大圩和廬江的九個獨立小圩口，一衣帶水，唇亡齒寒，廬江的小圩口，“城門失火”，必然殃及合肥同大圩的“池魚”，正是在這樣的彼此需要相互依存的情況下，合肥、廬江兩縣才坐到一個桌面，由廬州府協調，直到光緒末年，廬江的同大圩部分絕大多數圩口才加入到同大圩行列。傳統習慣上的同大圩內圩的三十六圩、外圩八口和一個洲，包括原新河鄉的12口圩：四成圩、褲襠圩、束家郢、周家郢、尖月、王郢、義興圩、東興圩、大馬場、小馬場、朱小郢、東灣圩。黃道鄉的內圩4口：西灣圩、沙塘圩、姚家圩、楊婆圩（現屬肥西），外圩的魏壋圩、後灣圩。北閘鄉的內圩7口：聖安圩、南靈圩、同湖套、同大補、沼正、四正、義成圩，外圩的靈台圩、鳳洲圩、龍心圩、雞心灘。南閘鄉內圩13口：又熟圩、螞蝗圩、永熟圩、小套子、東沙圩、西沙圩、大沙圩、小沙圩、王沙圩、石頭圩、永安圩、姚灣圩、油沙圩，外圩有小王圩、私林溝、紫荊洲。這些圩口，尚不包括圩內的彈丸小圩，如菱角圩、大小葫蘆圩，以及沿白石天河河灣和巢湖沿岸灘地的小圩，如米湯圩。解放後的1954（6月31日巢湖水位達12·93，長江警戒水位為9·93米，1954年8月31日，達11·54米，是有水文記載的水位最高的年份）、1969、1983、1998年大水，均未潰破，人們以“同”、“銅”音諧，稱作“銅打圩”。1954年，仍屬同大圩外圩的後灣圩潰破，時同大區組織全區力量，於當年冬堵口復堤，將後灣圩聯入同大圩；1977年，實施杭埠河下游裁彎取直工程，魏壋圩自然納入了同大圩；1976年，白山大橋興建，私林圩才被同大圩勉強接收，直到1991年大水之後的復堤，私林圩才正式圈入。楊婆圩1977年由於杭埠河工程，脱離同大圩。一九六九年洪水，安徽圩口幾乎“全軍覆沒”，當聽説同大圩安然無恙，毛主席十分欣慰，説，“安徽還剩一個大同圩嘛”。雖然宵衣旰食的開國領袖，將同大圩圩名次序顛倒了，但能惦記一個圩口的安危，無疑是同大圩人莫大的光榮。當然，同大圩1931年後雖沒有潰破，但建國前後的大水年成，內澇嚴重。有民謠兒歌為證：“正月雷打結，二月雨不歇，三月耖乾田，我家泔水腳，喝之我家泔水湯，喊我三聲老大爺，把你帶到同大圩，同大圩水更大，麻子嚇得屁直炸。” ^[1] 

石大圩位於同大圩之南，與同大圩以小南河為界。1954年大水後，時石頭區截堵魏河、下馬渡、連河等眾多穿境而過的小河，聯柳旺、新興、永興、十份、蘆子、薛家、夜圩、新齊、吳南陔小圩、荒月等10個圩口而成“十大圩”。1959年大辦水利，時新渡人民公社又在原十大圩基礎上聯7口圩與“十大圩”合併成“石大圩”，以“石”對應同大圩的“銅”，寓意“銅打石壘”，使得圩口總數達17口，尚不包括吳南陔小圩、張志鵬小圩等眾多小圩口。石大圩現有圩口主要有：六聯圩、永和圩、薛家圩、新齊圩、永興圩、新興圩、星夜圩、譚家圩、朱陳圩、蘆子圩、柳旺圩、五連圩、排圩、小荒圩、犁頭圩、十份圩、荒月圩。該圩1969年7月16日潰破。 ^[1] 

1980年，石大圩、同大圩、牛廣圩，三圩聯成“廬北大圩”，其中，石大圩與牛廣圩依存度更為緊密，故有民諺：“南北宮圩、施家灣，老虎頸是鐵門閂，要破都不破（或“鐵門閂拴不住”），一破到白山”。 ^[1] 

同大圩和石大圩，如今計有子圩六十五口。其實，他們的眾多子圩中，歷史上也曾經歷過數次擴張、吞併、聯合的過程。如石大圩內的六聯圩，便是由廟城、大黃姑、小黃姑、創興、長埠、轉彎六口圩聯合而成。 ^[1] 

華夏種植稻穀歷史悠久，《詩經》就有詠稻的詩句，如“小雅·白華”：“浸彼稻田”；“豳風·七月”：“十月獲稻”。查檢《全唐詩》，共得詠稻詩263首，詠麥詩253首，通過詩歌也可以窺見稻麥消長的軌跡。“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杜甫《茅堂檢校收稻》），江淮之間，稻作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周禮·職方氏》雲：古揚州域，“畜宜禽獸，谷宜稻”，時合肥、廬江均屬揚州；太史公曰：“楚越之地，飯稻羹魚，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合肥、廬江兩地的人民熱衷於種植稻子，因水稻乃“谷中之最美者，色有紅白，種有粳秈，熟有早晚”，生長期短，所謂“稻走着吃，麥等着吃”，水稻是“手拿黃秧七十七，連栽帶割一百一”，在民以食為天的年代，種植水稻，當然是人民的首選。於是，巢湖流域出現了：“隔歲種成麥，起麥秧稻田。晩禾亦云竟，冬菜碧相連”的欣欣向榮局面，和“卻破麥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暉”、“犁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麨”、“腰鐮刈晩禾，荷鋤種新麥”的繁忙景象。《周禮》：“稻人六水之法，首瀦蓄，次防止，以澮寫終之。瀦令水入，防止水出，必極盛滿無容，然後寫之。務使水鍾稼地，乃膏吾苗。”就是説，種植水稻，首先要蓄水，其次要防止被淹沒，排澇兩便的圩，是最理想的種植水稻的土地。 ^[1]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雲：“合肥前奠平隆，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後亦廣野，故有塘有圩。”為什麼鑿圩？岡區人為什麼對到圩區生活趨之若鶩？嘉慶《合肥縣志》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給出了答案——“水利”卷中雲：“廬（廬州府）屬五州邑，合肥地最高，恆憂旱不憂澇。他邑小澇，則合肥大熟。邑境西北尤高，憂旱尤甚。故宰斯邑者，宜以水利為政首……”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圩田得水利之先。圩田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因為圩田兼能防旱排澇，可以旱澇保收，加之引進了早熟的占城稻種，使巢湖流域稻米產量顯著增加，“田地之入，倍於他郡，魚蝦竹葦柿慄之貨足以自給”。稻作文化的根深蒂固，廬民對水稻的情有獨鍾，可以從雍正年間廬江知縣陳慶門（陝西周至人，《清史稿·循史傳》有載）呈報給知府的《請墾旱地詳文》中窺豹一斑。“廬江一邑有從水濱築埂而樹芤者，圩田也。山凹取水而興作者，沖田也。更有平坂大坂無水可取亦勉強營田，惟籍天雨適時而冀，幸有秋者，岡田也。……江南之民惟樹稻穀，不種雜糧……”，有感於此，陳知縣要改變廬人種植習慣，親自在城邊“開高田四十餘畝，種植雜糧，躬身教稼，以為鄉民仿效。”恐防小民不買他的帳，或是此舉師出無名，“伏祈憲台頒示曉諭，並嚴飭卑職重以責成，庶幾仰仗憲威，奉得有據，而民亦踴躍從事矣。”當然，陳知縣的努力，收效甚微，廬民還是一如既往地種植水稻。俗話説，水稻水稻，一半水，一半稻，顯而易見，種植水稻，最事半功倍的，就是在湖灘上作圩了。難怪乎廬州府的合肥城建了稻香樓，清初大學士李天馥在《稻香樓雜題》中有句：“一聲村笛下牛羊，依舊西風送稻香”了。 ^[1] 

若是從空中俯瞰，同大圩和石大圩，自西南向東北，嵌合排列呈魚鱗狀，這與古代丈量田畝所繪的魚鱗圖冊不謀而合。滄海桑田，“何代何人作此圩，石頑土膩鐵難如”。唐宋以前巢湖灘上鑿的圩，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圩”，而是面積小、埂頭低矮的灘田，灘田演為灘圩，灘圩再成圩口。一般以為，同大鎮內的圩田，最早興築於曹魏江淮屯田。嘉慶《合肥縣志·大事記》中説：“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各聚眾數萬在江淮間，曹操表沛國劉馥為揚州剌史。時揚州獨有九江，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懷乾、緒等，皆貢獻。相繼數年，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堤，以溉稻田，官民有蓄，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為城壘，積水石以修戰守之備”。據光緒《廬江縣誌·武備卷》中載：“建安十九年（214），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對孫權説，“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宜早除之。孫權乃親攻皖城。”兵馬未至，糧草先行，為了破壞曹操在同大一帶屯田，爭奪對環巢湖圩田的控制權，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曹操數經三河、同大一帶，四越巢湖，南下攻吳，雙方經過四十年鏖戰，對同大一帶的巢湖灘地非常熟悉。東漢末年，羣雄蜂起，戰亂頻仍，曹操在號稱曬網灘的巢湖灘上屯田，一是為籌集軍糧的“軍墾”，以便與孫權在巢湖相持；二是為了安置流民的“民墾”，強盜無種急中生，否則，這些“各聚眾數萬在江淮間”的起義軍，可能就會重新被逼上梁山捲土重來。後來，曹操在北國還寫過“冬節食南稻”的詩句。當然，安置農民起義軍，在同大鎮上圩湖灘上屯田，曹操也是抄襲別人的。東漢末期，黨錮之禍愈演愈烈，水旱蝗災頻仍，土地兼併嚴重，許多人流離失所，農民起義蜂起雲湧，光和三年（180），廬江人黃穰率眾起義，在廬江縣留下黃屯、黃山寨、黃演衝等遺蹟，起義軍堅持數年，雖被鎮壓下去，但廬江太守陸康，為了安置起義軍餘部，不得不“給出路”，令他們在巢湖灘上屯墾，解決這些失地農民的生活。中平元年（184）黃巾軍起義，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廬江郡安豐縣黃巾軍戴豐等響應，廬江太守羊續大破黃巾軍，為了安置黃巾軍投降者，“其餘黨輩原為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同大鎮沿湖那些無主灘地，是政府對起義軍俘虜發配地的首選。 ^[1] 

其實，在此之前，同大鎮內的西南境，漁民們就嘗試着在那些較早裸露出來的湖灘上墾植小片圩地，以種植稼禾菜蔬。《左傳》中記載，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時，三河、二龍街所在的沙蕩圩、楊坡圩，叫做“鵲岸”、“鵲渚”、“鵲尾渚”，《爾雅·釋水》稱：“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那時候的洲渚上，是鳥雀翔集的地方，再經過數百年的河溝衝擊泥沙沉澱，這些星羅棋佈的小渚，變成了“水中可居者”的“洲”了，巢湖的漁民便陸續來到洲上定居，他們本是從丘陵、山岡上移居而來，自然帶來了墾植技術，在洲上過着亦漁亦農的生活，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他們中，肯定試探着在洲上作圩，以防種下去的谷種被洪水吞沒。我們所看到的最早的文字記載，是文翁造田。宋初《太平御覽》載：“文翁(前156～前101)者，名黨，字仲翁，廬江人。為兒童時乃有神異及長，當初歷下歧以作田”。文翁是西漢蜀郡守，興教育、舉賢能、修水利，政績卓著。據《都江堰水利述要》記載：文翁在任職期間，帶領人民“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頃”，是第一個擴大都江堰灌區的官員。由於注重興修水利，發展農業，使蜀郡出現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小説》載：“漢文翁當起田，斫柴為陂。夜有百十野豬，鼻載土著柴中，比曉塘成。稻常收。嘗欲斷一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咒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正砍所欲，後果為蜀郡守”。譯成白話文便是：“漢朝有個叫文翁的人，要開一個水田，就想用刀把柴草都砍掉建個小池。夜晚有一百多頭野豬就用鼻子運土往柴草裏倒，等天亮池塘建成了。水稻年年豐收。一次他曾經想砍倒一棵大樹，想要砍的地方，離地面有一丈八尺高，砍樹前，文翁就祈禱説：‘我要能做個二千石谷的官，斧子就應當砍在這個地方。’説完就把斧子扔了出去，正巧斧子就砍在了所要砍的地方。他後來果然作了蜀郡守”。史料説，文翁是廬江舒人也。由於區劃變動，所謂的廬江舒人也，就是廬江縣，文翁家居如今三河交叉之地，當屬杭埠、三河、同大交界。那時候的巢湖灘，芳草萋萋，亂花雜樹，野獸出沒，文翁家窮，只有到巢湖灘上插草為標，開一個水田，種植稻子了。巢湖灘上地肥，焉能不年年豐收？許是在巢湖灘上的築圩作田的嘗試，成就了他後來在蜀地當郡守，整修都江堰的豐功偉績吧。 ^[1] 

唐宋時，尤其是宋代，由於北方女真貴族和党項貴族頻頻南犯，中原地區頗不安寧，百姓紛紛南遷，在大江兩岸定居，使得耕地日顯不足，特別是宋室南渡後，偏安江南，貴族、官僚大量搶佔土地，使耕地更加緊張，因此宋廷多次詔令有關大臣經理圍湖造田，圩田興建得到大發展，同大鎮境內形成了第一波鑿圩高潮，那時所鑿的圩口，以上圩為主。嘉慶《合肥縣志》記載，合肥“東南濱巢湖，圩田倚以為利”，土地肥沃，水利方便，以致湖灘不斷被圍墾成農田。《宋史·葉衡傳》載：時“合肥瀕湖，有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耕，歲可得谷數萬石”。正是由於圍湖造田，在廬州、無為等建大糧倉，屯糧轉運，北宋初，運往京師的江淮米達450萬石，到北宋中期達700萬石，所以時人曾説：“當今天下根本，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明清二代，形成了第二波鑿圩高潮。元朝末期，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日益尖鋭，各地農民起義軍揭竿而起，元王朝搖搖欲墜，朱元璋採納了大臣朱升的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詔令在自己的地盤上廣泛墾荒，因朱元璋當年在巢湖訓練水師，正是藉助水師之力，一舉突破天塹長江，對巢湖沿岸的灘地印象深刻，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巢湖湖灘屯田，補充軍糧。到了清初，順治十年，由於明末之亂，廬江縣的“無主荒田地一百二十二頃（一頃等於一百畝）二十四畝，撥入興屯內”；清政府實行勸農政策，號召廣開田地，並規定“每歲農忙自四月初一起至七月終止，不理詞訟，每歲芒種節後，知縣親往四鄉勸農”，故從清初至雍正的不足百年中，同大鎮下圩基本復圩或鑿成圩口。瀏覽康熙十二年《巢縣誌·焦湖圖》，該圖在西南凹陷處，標明“由此入三河”字樣，那凹陷的部分，正是後來被同大圩一些子圩補缺的部分。《巢湖志》載，清代二百多年，沿湖圍墾面積達六十二點八萬畝。清咸豐以降，杭埠河、三河以下二十多里已淤塞而全被圍墾，原三百六十汊，基本成圩。建國後50～70年代，僅同大鎮範圍內的杭埠河下游的三角洲湖灘，就被圍成二千畝圩田。 ^[1] 

圩是土地的一種形態，圩口的形成、擁有與歷史上實行的國家土地政策息息相關，如曹魏推行的屯田制、西晉的佔田制和北魏到唐代中期的計口授田的均田制，對同大鎮境內的小圩口的興建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合肥縣志》、《廬江縣誌》等古志常有“隆慶四年（1570），令民開墾水灘荒地建圩”、“親勘埂堤，捐廉保險圩，民享其利”、“里人某某等稟奉縣批，由業户自築，嗣是頻獲有秋，圩田遂成腴產”等記載。從圩的來源來看，分軍隊開墾的屯圩（田）、政府組織開墾發包給居民耕種的營圩（田）〈一種是政府全資，另一種是政府和個人投資入股〉、老百姓自發開墾的民圩（田）〈一種是個人或聯户開墾的私圩，如吳南陔小圩、王善圩、吳長湖小圩；另一種是眾姓共同開墾的圩口，如永興圩、夜圩等〉。屯田和營田都屬於國有土地系統，但卻是兩種有區別的土地經營制度。同大鎮境域的屯田始於漢，延綿於唐宋明清，經營者多為軍士。“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邊境御戎，以兵多積穀為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如薛家圩等。兩宋都在巢湖流域發展屯田，尤其是南宋，巢湖流域既是戰爭前沿陣地，又是重點屯田區；元代在淮西設屯田打捕總管府，巢湖流域屯田規模前所未有；明代把屯田定為基本國策；清初將屯田視為“養兵裕國之本”，直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清廷下諭，各省屯田地畝，令各屯户報官税契，聽其管業，將屯餉改為丁糧，統歸州縣經收，屯田才完成了它的使命。嘉慶《合肥縣志·田賦志》雲，至嘉慶七年，合肥縣屯户二千九十五户，口九千八百一十，屯田一千九百七十七頃七十一畝。光緒年間，安徽屯田數量仍佔耕地的十分之一以上。也有百姓屯田的現象，“孝恭治荊，為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如沙塘圩、西灣圩等。營田主要存在於唐宋時期，目的是為了安置流民、發展生產、以豐國庫。“天下營田皆僱民或借庸以耕”、“諸道除邊軍營田外，其軍糧既取正税米，分給其所管田，自為軍中資用，不合取百姓營田。”明朝穆宗下詔軍糧不應從百姓營田中取得，這説明元和年間依然有百姓經營營田的現象。如廟城圩、創興圩等。由於合肥縣是安徽最大的縣，人口眾多，實力雄厚，對土地擴張興趣不減，故在同大鎮境內的湖灘上墾圩面積、數量較廬江縣大且多。從圩的屬性來看，分民圩和官圩，除了軍隊的屯圩和政府的營圩之外，其他所有的圩口，都是民圩。隆慶《巢縣誌·田賦志》按：“田地舊額，有官田，有民田。蓋沒入者謂之官田，世業者謂之民田。”明代劉昂在《丈量永議》中説巢湖“河灣港汊，每多平灘，有力之家，興工築埂，遂為腴產”。從作圩年代、地勢和排澇水系來分，分上圩和下圩，因巢湖湖灘西南高，東北低，如同大圩羣眾習慣地稱楊婆圩、沙塘圩、馬河圩、姚家圩、西灣圩、東灣圩、東興圩等七圩為上七圩，而將東沙、西沙、大沙、小套、盛安、西正、姚灣等圩稱作下七圩。從成圩年代來看，分古圩和新圩。從完糧納税類型來看（清末同大鎮屬廬江縣部分），清同治四年核納田畝時，將圩田分為“圩田大糧”，項下有現石大圩內的“犁頭圩”；“圩田水糧”，項下有石大圩內的柳旺圩、畢家圩（現永和圩內的“柏家套”）、新豐圩、齊頭圩、新興圩、十姓圩、盡頭圩（現五連圩內一部分）、永興圩、大小畚箕栳（現五連圩內部分）、大小萬壽圩（即排圩）、南長豐圩、轉彎圩、朱陳圩，同大圩內的四林溝、小沙圩、鄧家圩、小套圩、沙嘴圩、盛安圩、永安圩、同湖套、雞心洲、又熟圩、大沙圩、又沙圩；“灘田”，項下有同大圩外的靈台圩；“溝田”，項下有石大圩內的薛家圩。 ^[1] 

清嘉慶八年（1803），廬江縣誌記載，縣有圩86口，而在此之前的順治、康熙、雍正縣誌均有圩口92口。這説明，其中的一些小圩口，進行了做大做強的聯圩。光緒《廬江縣誌》記載，全縣大糧圩田102074畝，水糧圩田75828畝，其中灘田、溝田和廢圩計18386畝。到了1985年，全縣有圩口192口，圩田面積349847畝。而同大圩、石大圩，就有10萬畝，約佔三分之一。 ^[1] 

民謠有“圩田好做，五月難過”之説，誠如古志所云，圩田“但地勢平而水難泄，每逢雨潦，往往多淹沒之患。”1931年大水，同大圩及現石大圩中的大部分子圩潰破，1933年，汪培實任廬江縣長，成立塘壩委員會，“是年，縣徵集民工修築沿河、湖的圩堤，均較1931年最高水位加高一尺左右。”1969年2月初，值農曆臘月底，雷電交加，大雪，羣言非吉兆，預料當年有災。7月13日起兩日內，特大暴雨，山洪暴發，龍河口水庫以2100立方米/秒流量泄洪，同大圩倖存，石大圩於15日潰破。1984年，同大圩四鄉發動民工1·5萬人挑土36萬方，修築巢湖大堤。 ^[1] 

“圩田元是一平湖，憑伏兒郎築作圩”。圩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建築物。同大圩民，“風俗淳厚，士勤職業，民力耕桑，崇儉約，重名教，衣冠文物，於斯為盛。”同大圩和石大圩的興築，以及組成二大圩眾多子圩口，在鑿圩或聯圩時，一般都立了圩碑，可惜如今多已不存。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同大堤防曾於上東附近發現一塊被挪作水跳石的同大圩圩碑，雖字跡模糊，圩令、圩規等字樣清晰可辨，洋洋大觀，此碑被移存在設於新河街的同大圩堤防，後因撤銷堤防，不知所終。興築圩口，絕非一蹴而就。新中國成立後，同大圩成立堤防，在繼承歷史上形成的一整套興築、管護圩口的經驗基礎上，為了進一步提高防洪標準，適時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圩令、圩規，如圩埂不允許栽樹，挖坑式廁所、湖澱窖子，分期分批將居住在外圩埂頭上的居民遷入圩內居民點，圩埂腳下六十米後又擴大到一百米範圍為禁止取土區，並要求在此範圍內的塘口，一律退塘還基，以便強基固本，僅此一項工程，即廢田畝七百餘畝。1956年起，在同大圩的東灣圩的上下東全線投工十萬人，實行土方超工給資的按畝合理負擔政策，遠距離埂腳六十米外取土興堤，一舉扭轉昔日在埂腳下取土不利於堤身鞏固的惜工惜本的舊習慣。1969年大水後，全面以塊石護坡，以及採用混凝土護坡，賴以抵禦巢湖風浪和山洪沖刷，杭埠河右岸20餘華里大部地段亦以塊石護岸。上世紀八十年代，原白山區又仿照江堤，組織數萬民工，歷經數年，挑築同大圩、石大圩外埂環圩公路（平台），使得二圩防洪標準大大提高，名副其實成了“銅打”、“石壘”。同大圩到建國初年，外圩陡門三十三道，關停並轉成二十二道啓閉機石閘。 ^[1] 

事實上，考察梳理同大圩與石大圩內所有的子圩口成圩年代，是非常困難的。嘉慶《廬江縣誌》在“凡例”中就説：“水利一門專指湖河塘堰足資灌溉者而言，至圩田既經按畝起科，自應列入田賦，舊志以圩口入水利，非是，茲取以歸田賦庶為允當”。好在“舊志”裏載有部分子圩確鑿成圩時間，而大部分圩，都在此之前建成。至於原合肥縣境內的圩口，我們只有根據《合肥縣志》、《廬江縣誌》、《廬江縣地名錄》和其他零星資料以及口述歷史，勾勒出大概成圩年代了。 ^[1] 

需要説明的是，這些星羅棋佈的子圩口，由於報税完糧的關係，地方政府往往隱瞞不報，所以，其中的一些圩口，成圩時間大多比志書上記載的要早。如順治十三年《廬江縣誌》便雲：“嘉靖三十一年大旱，巢湖水涸，居民錢龍等將湖灘種稻有收，呈報知縣何汝章踏驗，立名新豐、新興二圩起科，秋糧米九十四石，申報撫核，以為開墾之功，一年後湖水仍舊，灘圩淹沒，賠納糧草，實貽民害”。後來的地方官，片面接受前車之鑑，即使圩成熟了，也不及時申報，故雍正《廬江縣誌》雲：“本朝以來，諸湖之濱陸續升墾，計七百七十九頃有奇，俱在水中，荒多熟少，概不補入”，使得圩口“養在深閨人未識”，這給我們揭開每口子圩形成之初的面紗，設置了障礙。 ^[1] 

原同大圩水利技術員七十八歲的夏成鋒先生，曾以杭埠河兩岸圩名作了一首《十圩詩》，渾然天成，甚是有趣：“昨宵風雨度重陽，秋老林山晚節香。臨沼有龍興勝地，東山無鳳至陵崗。石頭城上飛霞冷，太平橋邊玉露涼。倘教靈台運四合，同大魚米譽八方。”詩中嵌了“臨沼”、“龍興”、“東山”（肥西）、“鳳至”（鳳洲）、“陵崗”（肥西）、“石頭”、“太平”（肥西）、“靈台”、“四合”（肥西）、“同大”等十口圩的圩名。 ^[1] 

同大圩圩碑鑲嵌於同大圩圩神廟牆壁上，圩神廟坐落同大圩的子圩東灣圩。東灣圩成圩於明朝洪武年間，當時圍湖墾圩，是需要皇上批准的，東灣圩就有一面朝廷準允開湖灘建圩用綢緞下的詔書，這與史書記載不謀而合。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剛剛登上帝位，就下令大規模地開墾巢湖灘地，“令民開墾水灘荒地建圩”“丈量升科，士民賴之，因圩在西灣之東，又若流水曲線之型，故名東灣，以志思雲。”據專家介紹，這三塊護堤治水碑，在全國極其罕見。雖字跡模糊，風侵雨蝕，大意仍舊可辨。 ^[2] 

前一碑是東灣圩的圩禁碑，後二碑是東灣圩建斗門碑。

為了保圩，東灣圩歷史上曾幾度立了“立禁碑”，這些碑，就是圩令，“圩令大過軍令”，成為搶險、救圩、興修時人人遵守的法規。從現存的道光年間的《立禁碑》中推測，道光拾捌年（1838年），同大圩尚未聯成，東灣圩是一個獨立的圩口。碑文大意是，在圩埂上種莊稼、砍草，破壞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在圩埂腳下的塘溝內挖秧泥動搖圩埂基礎等行為，一經被地主和佃農巡查到了，必得予以懲罰。同大圩聯圩始於清道光年間，是在三十六圩之外加了個“外套”，那外套如今總長已達89.6公里。有一句俗語：“同大圩不走走外套”，可見那護圩的“外套”之長。還有一句俗語，言的是挑圩的艱辛：“同大圩土方擔把擔”。 ^[3] 

後兩塊建斗門的《立重修碑》，敍述的情況與現狀吻合。治水建斗門“斂費派夫”採取的是“一圩一議”、和按田畝分攤的原則：“是以我等集議按田斂費派夫。” ^[3] 

東灣圩的西南吊，即有六月，可耕地二千餘畝。圩原來是巢湖湖灘，地勢不平，那就得用埂分“吊”，“吊”裏面再因地勢，分出若干個“月”來治水。不分“吊”分“月”攔截，放任自流，下雨時，水就流向低窪處，使低窪田成為澤國；天旱，高“吊”高“月”無法蓄水，作物只能望梅止渴。從碑記中可以看出，重修斗門，是由於先輩建的斗門，年久失修，“我等從而更新之”。“前輩在北河創建斗門工程浩大”，那絕非僅僅修一道斗門而已，主要原因是與此配套的與斗門相銜的吊內溝渠，“水路由此到南，計長數百丈”。打溝，就得費田。八十多歲的老支書胡益明説，所謂的前輩在北河創建斗門，據老輩人説，是在明朝永樂年間，大約六百年前。居民合議建北河斗門，用的條石是從巢湖姥山開鑿而來，那石，取自元末俞通海在姥山南麓開掘的船塘，俞氏後人有一支後來就卜居於同大圩。西南吊胡姓佔了絕大多數，還有幾户雜姓，問題是溝渠主要段落必得通過雜姓田地。於是，胡家與孫張等姓協商買地。經過數輪商談，終於談妥，並立了協議。孫張二家不識字，胡家玩了個心眼，買通了中人，支付孫張二家一籮（鑼）銀子，孫張兩户喜不自禁。排澇渠道修通，到了支付銀兩那天，胡姓將一鑼銀子送給孫張二户，孫張哪裏買賬，將胡家告到縣衙。白紙黑字上寫的是一鑼銀子，這個官司當然孫張敗訴。 ^[3] 

胡益明讀過私塾，他父親就是管水的小甲，解放前夕，父親歲數大了，“世襲”當了幾年小甲，一直當到一九五五年入社，政府在同大圩設了堤防，水利上的事由社、隊管理了，他的小甲職務才自動取消。他説，他管的那月子原來也是有小甲田的，他的祖父當小甲，報酬便是小甲田的種植權，那小甲田是圩埂邊緣的“腳底田”，後來，被加固堤埂，挑成了土塘。到胡益明當小甲，“腳底田”沒了，報酬是抵作一擔田的“工”。小甲的職責是管一個“月”的圩事，包括組織指揮排澇、挑圩、搶險，他們的標誌是手提“粉板”。粉板則是派夫籌款的記工簿、分攤表。東灣圩有一句歇後語：“粉板上寫字——包寫包擦”，小甲依各户田畝多少，用毛筆在粉板上寫上姓名、出夫數、圩費數等，完事後，拿抹布一擦，字就擦掉了。 ^[4] 

明清時期，東灣圩的居民，實際上亦農亦漁，甚至連做田也要依賴船撐，收割時，全是水鋪子，便有一句俚語：“深水田裏割稻——找頭一刀”。東灣圩有一則熟語更是在同大圩一帶叫響：“小張圩婆娘坐在家裏拉彈子”。不知此語出處的人，以為是小張圩的婆娘崇尚拉呱。實際情形是：東灣圩內的小張圩是圩口最低窪的“鍋底澇”，小張圩好比是東灣圩的行蓄洪區。正常年景，小張圩只能種植一季中稻，收割完莊稼的小張圩，不久便成“洪湖水浪打浪”。男人打魚捕飛禽，女人邊織麻網，邊瞅着圩內設置的“迷魂陣”，看有沒有成羣的野鴨進入迷魂陣內。迷魂陣是用竹竿把兩面網挑成蚌殼狀，有一根長約數百米的綱線，那綱線俗稱“彈子”，野鴨飛進迷魂陣，坐在家裏的婦女，眼疾手快，將“彈子”用力一拽，兩片網便“綱舉目張”地合攏到一起。 ^[4] 

圩再堅固，破圩也是常事。同大圩至今流傳一個智取賑災銀糧的故事：咸豐年間同大圩潰破，水漫金山，知縣在向朝廷具報的要求賑災的奏摺中稱：“同大圩，內含三十六圩加一洲……”當時正與太平軍爭奪天下的咸豐帝，哪裏在乎一個圩口潰破，大臣啓稟道，陛下，同大圩可是安徽最大圩口，三十六圩破了，自是無足輕重，只不過一洲破了，不可小覷。咸豐帝正欲御筆一批放銀糧，另一大臣説，聽説世界只有五洲，圩內哪來一洲之説，莫非是地方弄虛作假騙取國庫銀糧？咸豐帝聞之有理，便點了那位大臣作為欽差，前去同大圩察看。那個叫紫荊洲的“洲”，原來是巢湖灘上一塊方圓二十畝，高出周圍二米的沙渚，沙渚上雜草叢生紫荊遍地，當地居民正話反説，將其喚作“洲”。朝廷動了真格，地方慌了，要是被欽差大人發現那一洲只是彈丸之地，豈不有欺君之罪？他們千方百計阻止欽差大臣前往同大圩。地方請來一位老秀才，寫了一封勸止書，書中説，同大圩本來就是水鄉，地裏出長蟲，草棵裏生蚊蠅，當下水深火熱，大災之後必有大疫，蚊子，如魚得水，不但多得一拳能打一個窟窿，而且既肥又大，多大呢？居民有一則順口溜可作佐證：“紫荊洲紫荊洲，自古多草棵，今年破了圩，變成蚊子窩，蚊子賽公鵝，嘎嘎來叫喚，砍它兩扁擔，還能飛過河。”欽差養尊處優，哪裏見過這麼多這麼大的蚊子，只得作罷，趕回京城，謊稱實地察看，地方稟報，全是實情。朝廷於是放了很多銀糧。 ^[4] 

東灣圩在同大圩沒有聯圩之前，即是廬江糧倉之一。《廬江縣誌》載：“明正統六年，從大學士楊士奇議，令天下義民出谷上倉，以便凶年賑濟。本縣開設在城一所，東西南北鄉各一所，俱繚以周垣，嚴以扃鑰，守以鬥級，督以老人。”其中所述的北鄉官倉就建在東灣圩，由此可見，東灣圩所在的廬江北鄉臨巢湖圩區，作為廬江糧倉由來已久。建官倉的目的在於：“建倉積穀，以備水旱賑貸，並給種子，豐收還官。若遇重災，則命撫臣或遣廷臣帑通賑之。”這當然是官方的一家之言，與老百姓的感受大相徑庭。當時，東灣圩經常潰破，而官倉卻盆滿缽滿，東灣村落弟舉人私塾先生胡禾馨暗中指使災民盜竊“繚以周垣，嚴以扃鑰，守以鬥級，督以老人”的糧庫，聊補無米之炊。捕快皂役將胡禾馨緝拿歸案，大堂中，胡禾馨正言厲色慷慨陳詞：“家住胡家灣，大門頂對白石山，書房設在迎水庵，扒糧與我胡禾馨不相干。”官府見他不具備作案時間、地點，證據不足，只好把他放了。 ^[4] 

後來同大圩聯成，年年興修，比較堅固，財主們爭相在同大圩買田建倉，最有名的要算李鴻章家族在同大圩建的兩座“李府倉房”。李鴻章家族在同大圩買了近三萬畝田產，是同大圩最大的業主。李家發達，購置田地，首選同大圩，還有一個原因，是由於李認為同大圩的圩田不僅肥沃且有“相”。清朝在落弟舉人中“大挑”，那大挑其實就是“相面”，概括起來是八個字：“同田貫日身甲氣由”，將臉型、身材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為“同”“田”，東灣圩所在的同大圩的田，四拐四方，如“同”似“田”，便於耕作。 ^[4] 

歷歲勤勞預築圩堤，堅固備防水患。□□□□①不肖之徒興鋤公埂腳地，剝埂皮草，侵踐不堪，亦經雨淋崩塌，故立禁止。毋許興鋤，並公埂外無腳，□□□□，各分頂頭私取秧泥，傷損圩堤，況存餘□備少，凡有公埂內塘外河花利梳歸，小甲②埂應之，均□□□□，業③佃④巡查，概屬在禁犯者，輕則受罪，重則協同追究，□□□□，立禁止為碑，曉諭。 ^[5] 

本吊圩長：魏方本、洪朝珍、胡東曙、胡業圃、胡澤普、胡德文、胡盈泉、汪支龍

道光拾捌年二月

註釋：①：字跡難辨，以□代之。

②：小甲，系過去圩內某份田管水的人，圩內管水是民間機構，與行政上的甲長無關。

③：“業”即“業主”，系田的所有者，後來稱地主。

④：“佃”，租種業主田的佃户。

立重修碑

東灣圩西南窵①業佃重修北大斗門碑記

西賴埂以御水，猶唇齒之相依也，田借溝以引水，猶咽喉之莫塞也。我東灣圩西南窵六月，計種四百餘擔，公私埂堤一切溝路照例興修，前輩在北河②創建斗門工程浩大，立有碑文，水路由此到南，計長數百丈，上半截溝西至方家灣月③直田埂，溝東至張家月直田埂，下半截溝西小甲田④半坌中留大路，路西泥溝一道，以蘇家月腳橫田埂為界，至於小斗門邊溝，路東至左家月溝中，亦留大路，古名黃淋溝埂，路南溝與田齊，路北溝以孫張兩月腳橫田埂為界，孫月界溝寬闊數丈，中有小甲田一段，所以溝留兩面者，以取泥築埂，蘇孫張等月只許取水不得取泥。今因代□，年湮斗門，不無敞漏，我等從而更新之，並昔所遺碑，久經風雨，字跡糊塗，仍述前言，付之手書，以雲鑑於不朽之。 ^[5] 

西南窵圩長：胡協齋、胡訓敖、胡加尼、胡家柱、胡佑迎、胡加珠、胡和江

小甲：胡延盛、汪家書

光緒十七年季秋月上旬立

註釋：①：窵，深遠之意。

②：即杭埠河。

③：“月”碑為“土”字邊加一個“越”字，是圩區人對圩內某一小區水系田疇的俗稱，下同。

④：所謂“小甲田”，即圩內公田，供管水的小甲耕種，無糧無租，以為小甲報酬。

立重修碑

東灣圩西南吊業佃重修南陡門碑記

圩賴埂以迎水，猶唇齒之相依也，田借溝以疏水，猶咽喉之莫塞也。我東灣圩西南吊北月自種四百餘擔，公私埂堤一切溝路照例興修，前輩在北河創建斗門，工程浩大，水路由北到南，已立有碑記。南埂向有陡門兩道，下一道被宣統三年洪水漲破衝滅，上一道年久失修，敞漏不堪，一遇天雨連綿，圩內水無所出，是以我等集議，按田斂費派夫，從而復修水路，亦由南到北。故我吊內田疇，古例南北陡門使水流灌，人人皆知，今仿遵先人行之，後世不得爭論矣，民以重鑑於不朽雲。 ^[5] 

圩長：胡修奇等

民國十四年五月西南吊圩長業佃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