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

廣義地説，它始現於遠古時期歷史文獻大量出現之前，人們通過口頭轉述將歷史流傳下來，如古希臘的《荷馬史詩》，中國藏族的《格薩爾王傳》等即是，後由於文獻的日益豐富和後代史學家重視文獻而衰落。

狹義地説，口述史出現於 20 世紀40 年代的美國，當時建立了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協會，是最早的兩個口述史研究中心。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因研究需要做部分口述史收集工作，但很少有學者和機構專門做口述史收集、整理工作，許多歷史親歷者因為年齡過高離開人世。

但是，迄今為止，關於口述歷史的概念、操作方法，以及法律與道德等問題在國內都未形成共識，在黨史系統也沒有統一的規範。儘管這方面的成果已經不少，但由於缺少科學的方法，一些已經發表的口述史料，還不能讓史學工作者放心地利用。

埃羅省文獻館收藏有1500小時的口述資料，一般不自定選題去做口述史，而是將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等從事研究工作過程中採擷口述史料所形成的文獻加以收藏。政府也參與和推動着這一工作的開展，主要是將民間可能失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類課題，作為口述工作的內容，或圍繞一些歷史學家未必感興趣但重要的題材，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猶太人的迫害等問題，來主持或組織開展口述史料的收集。並對口述文件進行記錄、整理，公佈於眾，由專業人士和公眾進行評判與利用。

口述史料與其他歷史文獻不一樣的是，前期準備工作較長，一是劃定歷史時期，二是確定課題。選擇口述人很講究，一般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是就某一階段、某一課題尋找親歷者，對能找到的、有表達願望的，進行口述調查記錄。其中對距現實遠一些的時期，由於相關人羣已不多，那麼不管是重要不重要的人物，旁觀者還是親歷者，統統都做口述記錄。而對距現實比較近、相關人較多的情況，就要對人羣進行篩選，選擇有代表性的進行口述記錄。另一種方法是，歷史事件發生在某一地區，見證人也集中在該地區，可以通過當地媒體或發佈廣告來徵集口述人。在口述採訪中往往會不斷髮現新的人選確定為口述對象。這種人選的記憶往往更中性，其價值更大。

口述文獻的使用涉及被採訪人、採訪人、出資人三方利益。歐洲範圍內採用《知識產權法》保護各方利益。口述採錄前，省文獻館授權採錄者與口述者簽署一份合同，請口述者放棄其對口述材料的擁有權。同時採錄者與省文獻館也要簽署一份合同，放棄對採錄來的口述史料的著作權。在文獻館保存的供查詢的目錄中，口述史或者是按題材、或者是按時間段編排目錄，每個文件中前面要有簡短的説明，即採訪人和受訪人的基本信息和問題清單，也有的把幾小時的錄音切割成幾段，每段前起個名字，以便於查詢和視聽。

口述史不是歷史學家的專利，作為一種史學方法，它被普遍地運用於各個學科，如政治、歷史、軍事、藝術、社會史等等。口述史的一些重大選題，不僅是歷史學家的選擇，而更是一種政府的行為。政府非常重視用這種方法來搶救和記錄民族的歷史，特別是用來搶救那些瀕於失傳的藏於民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每年在這方面都有相當比例的預算，並由政府部門直接來組織和採集口述歷史資料。

不僅史學家對歷史規律的發現和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可以給人以深刻的啓迪，而口述史料同樣能達到這一目的。有時縱使千言萬語的文字記錄，也抵不上簡短的一刻種錄音，短短的一小段錄像。法國政府非常重視口述史的教育功能，其採集的目的就是為了傳播，不僅給研究者提供利用，而且也是對國民、特別是對青少年進行教育的一種重要手段。

他們對口述史有自己的理解，即記錄歷史事件當事人或目擊者等相關人的回憶而保存的口述憑證。他們並不認為口述史料一定要整理成文字和出版，而是收藏在檔案館或圖書館，供人們利用。因此，法國的口述史學會稱為“音像擁有者協會”。他們擁有一整套的操作規範和各種符合法律條文的合同書，非常注重有效地保護採訪人、受訪人、出資人三方的合法權益。同時，他們也十分強調口述史的客觀、真實和中立性。主張不誘導、不加工、不修改，原汁原味。

主要是基於兩個方面，

一是政府高度重視發揮史學的教育功能，政府通過檔案等相關部門把口述史作為日常工作加以組織，並在經費上給以充分保證。即口述史在法國不僅是學者的一種研究方法，而且是政府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是法國的口述工作者具有良好的史學功底和文化素養，並經過嚴格的操作訓練。

目前在國內黨史界，對口述歷史的瞭解還十分薄弱，儘管口述成果出版了不少，但並不規範，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口述史。因此，今後的徵集工作要加強對口述歷史的研究，特別是加強對口述史規範的培訓工作，制定全面系統的徵集選題規劃，制定口述史操作的具體規則，如訪談、資料的整理和編輯、保存和傳播，以及法律合同書的樣本等，以推動口述徵集工作的標準化，並不斷取得新成果。

口述史沒有統一的命題；它以多數的觀點講述，而歷史學家所謂的公正的傳統，也都被敍事者的偏好所取代。“偏好”在這裏既代表着“不 牢靠”也代表着“偏袒”：既然“雙方”共存於講述之內，那麼沒有對一方的偏袒，也就沒有口述史。而且，無論他們的個人歷史和信仰可能是什麼，歷史學家和“材料”也決不可能都站在同一“方”。當他們之間因偏好的不同而交鋒時，無論是以“衝突”的形式，還是以“尋求一致”的形式，都會使口述史變得饒有趣味。

口述史料包含的內容要遠遠多過文獻，文獻經常帶有一些機構的非個人氣味，也是靠他們才出版的，當然，即使他們是由許多個人組成的，我們對他們也往往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知，口述材料卻包括了全部他們自己的主觀性説明。在第一個被訪問的敍事者旁邊，站着第一個作為個人的歷史學家，沒有他們，訪談就不存在。受訪者與歷史學家雙方的話語都以敍事的形式存在，在檔案文獻中這種情況是極少的。甚至可以勉強説，受訪者就是歷史學家，而歷史學家在某種程度上，則是史料的一部分。

口述材料並不是客觀的，其實所有的史料都不是客觀的，只是文字的神聖性常常使我們忘記這一點。但口述史料與生俱來的非客觀性則出於它獨特的內在特點，最重要的就是，它們是人為的、可變的和不完整的。

口頭的陳述決不會重複兩次。這固然是所有口頭交流的特徵，但在沒有相關的社會組織的狀態下尤其如此，就象訪談中的那種自傳或對歷史給予的説明那樣。即使同一個訪談，在不同時間從同一個講述者嘴裏也會得到不同的版本。只有當事雙方彼此有了更多瞭解之後，講述者的“警惕性”才會隨之放鬆。其迎合性——即講述者力圖使自己之所想能夠符合採訪者的興趣——才會被更獨立的或者對採訪者目的有更好的理解所取代。也有可能的是前邊的訪談只起到簡單喚醒記憶的作用，隨後的訪談中才被講述出來。

口述史也可以是一種應對藝術，它可以和正史保持距離，讓人們知道有另外一種歷史敍事，讓聽眾和觀者在説拉彈唱中，在羣體效應裏，感受一種面對面的親近和共鳴。口述技藝來自對人類自己器官的反覆練習，不需要識字，不需要專門的學院教育，也不需要城市裏那一整套從小學到大學、從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層級化的知識體系、教育制度和學位制度。不需要昂貴的學費，不需要全國統考，也不需要自己器官以外的那些“身外之物”，如電腦、教室、圖書館之類的“硬件”。講口述史讓人直接觀看操演者對自己的器官熟練支配，讓人領略何謂“刺刀見紅”，觀眾可以用自己的器官和感知來體驗表演者的技藝，誰的技藝高，誰的技藝低，一目瞭然，不會被造假者鑽空子，也用不着專家小組來評審，更用不着高官來頒發學位。

口述史不像文字史那樣有出版的苦惱，也沒有文字式的強勢主義，可以用英語操演，可以用漢語操演，可以用瑤語操演，也可以用哈薩克語操演。它的“市場”取決於聽眾，不取決於惟利是圖出版商。用少數民族文字出版著作是讓人煩惱的事情，市場小，出版社為難；而用少數民族語言操演口述史卻讓人賞心悦目，身心共鳴。

口述史表達的是個人和社會對事件表述，表述的是特定場景下的時空，表述的是親身經歷和肺腑心聲，這樣的表述和表述內容不存在性別之分和年齡之分。

口述史容易超越民族、種族、國家、主權、性別、年齡等等現代“分類技術”的控制，擺脱建立在科學話語上的知識監控，只要聽得懂，看得明白，就成為參與者，成為操演、社會行動和社會記憶的一部分。但是，對於我們這些識字者來説，口述史只有在文本化之後，才能在學術界實現價值——我們採訪口述史的目的恰恰是把它寫成文字、出版發行，在用文字形式頌揚口述史價值的同時，無意中使它脱離了時空語境，失去了真人真事的鮮活，沒有了面對面的親切。這是無可奈何的悖論。但是，不管怎麼説，口述史本身終究是人類學者的寶，它擁有文字史不擁有的價值，自有它存在和被研究的理由。

口述史現場

從20世紀60 年代到 80 年代，口述史有了極大發展，不僅在美國，而且在英、法、德諸國出現了大量口述史研究機構，出現了大批口述史研究成果。由於非洲的特定歷史狀況，口述史也引起了非洲各國史學家的重視。這期間不僅召開過多次關於口述史的國際學術會議，第 15 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還對其進行了專題討論。總之，口述史的發展正方興未艾。

從某個角度説，口述史是重視下層民眾歷史的產物，因為後者的活動和心理很少見諸文獻，為了研究他們，必須藉助口頭資料或口碑；從方法上説，口述史是歷史學與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等注重田野工作即實地調查的學科相結合的產物，因為口述史學家必須通過調查採訪等直接手段，從特定主題的當事人或相關人那裏瞭解和收集口述資料，以其為依據寫作歷史。由於口述史料的直接性，使這些主題的研究，特別是民族史、社會史，從時間上説是現當代史的研究更易接近真實，減少史學家的主觀性。特別是口述史可以藉助現代化的音像手段，大大簡化了資料收集工作。

所有這些，都吸引着史學家去從事這項工作。其中代表作如斯坦利·維斯塔爾描述印第安人領袖的《西亭·布爾》、西奧多·羅森加頓揭示黑人農民看待美國南部史的《上帝的全部危險》、膾炙人口的《根》 ，以及拉斐爾·薩繆爾的《倫敦東區的下層社會》等。

口述史研究也碰到許多方法上的問題，比如如何看待和區分口述材料裏的真偽，如何整理口述材料，把它們變成著史的有用史料，甚至如何選擇主題、制訂調查計劃、最後採用何種方法成書等等，都是口述史面對的一些特殊問題。但儘管如此，口述史的文字生動，以及音像效果的直觀，都極其有利於歷史學的普及，這在今天的中國，尤有引進發展的必要。

自從2009年夏天開始，位於江西吉安的青原色井岡山大學人文紀錄中心（IFChina Original Studio）正式成立“口述歷史”創作單元，探索社區口述歷史的創作。青原色口述歷史專注做吉安/井岡山地區的口述歷史紀錄、整理、存檔和分享的工作，是該地區秉持民間立場的歷史紀錄小組。由於井岡山地區是中國紅色革命的發源地，在這裏做近代革命的口述歷史相對比較完整。截止2011年8月，青原色口述歷史已經開展《記憶捐贈》、《360度城市記憶》、《萬村寫作計劃》等三個系列紀錄工作，以及《超生》、《飢餓》、《生育》等主題的創作。自從2010年春季學期開始，青原色口述歷史在井岡山大學開設了口述歷史創作工作坊選修課，到2011年8月已經培養了三屆學生。同時，有10餘名青年學生志願者參與該項目的工作。2010年青原色口述歷史人員訪問了香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歷史辦公室。

確定口述對象後，具有專業資質的採訪者與被訪對象的第一次約見非常重要，應做好充分準備。

進行口述採錄的場地是在採訪對象家中、其他地方還是省文獻館，實踐證明，地點不同，效果不同，口述內容也會有所不同。一般來説，在省文獻館採錄製作效果較為理想。但場地的選擇首先要把口述者的意願放在優先地位，尊重其選擇。目的是讓被訪者在一個輕鬆、愉快和安靜的環境中接受訪談，以取得最佳訪談效果。

訪談者向被訪者所提的問題，應以超越歷史的中性問題作引導和啓發，而不能以主流歷史觀來設定問題。要仔細研究口述者背景、經歷、宗教禁忌等材料，確定哪些詞不能用。儘量做到中性、開放式的。採錄者工作時應儘量避免敍述歷史資料，不要讓口述者認為你們掌握的材料比他多，這樣會影響甚至使訪談進行不下去。首次見面後準備正式的問題清單。但要根據採錄過程中的情況，有所取捨、調整。問題的設置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按時間順序來提問；第二種是按主題來提問。每次採錄不超過兩小時。採錄者在此期間應儘量少講話。即便口述者有長時間停頓，一般也應耐心等待，不另提問。四是關於口述的成果形式。採錄採用現代技術手段作支持，錄音、錄像確保清晰無誤。錄製環境保持安靜。錄完作為原始文獻保存。同時附上一份備忘錄，內含被採訪人、採訪人的所有信息。採訪的時間、地點和所有的技術手段、問題清單，以供別人使用該口述史時作為輔助信息資料。每完成一份口述文獻，其保存有三種形式：即原始錄音、錄像刻成光碟；對外傳播錄製成MP3格式；永久收藏則用音像合成的DVD技術。

口述史工作者的修養：理論修養和專業修養

1 理論修養

口述史工作者要堅持正確的價值立場和理論指導。

1.1 堅持正確的價值立場——價值中立

口述史學研究目的在於探求歷史的真實，這使得它與弄虛作假、私心邪念是絕不相容的。為了實現既定的學術目標，口述史往往側重蒐集一般不易記錄和留存的史料。而這類史料多具有負面性。要正確記錄和處理這些史料，口述史工作者首先應該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

價值中立並非要求口述史工作者放棄社會理想，絕對客觀的進入研究領域，而只是要求研究者以客觀的態度去認識研究對象，使研究過程和所得結論儘量不受和少受主觀好惡或價值觀念的影響。

1.2 堅持正確的理論指導——唯物史觀

在理論修養方面，歷史觀處於主導的地位，它對史學研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和作用。英國曆史學家赫勒説過：反對利用指導性原則的歷史學家猶如一個水手，決定不用地圖、羅盤，甚至不聽聽別的水手有關海上經歷的敍述，便揚帆出航。從事口述史工作要有正確的方法論做指導。這就是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實事求是地揭示歷史的真相，正確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堅持唯物史觀的原則，把它運用於具體的研究工作，使歷史學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這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的光榮職責。[1]在當代中國，對於口述史工作者來説，就是要善於用科學發展觀考察研究歷史，從歷史和全局的角度，紮實、穩妥地開展口述史研究。

2 專業修養

史學工作者的專業修養往往決定了史學研究的成效。只有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才可能熟諳所要研究的特殊對象及其問題的所在。[2]對於口述史工作者而言，就是既要擁有一定的史學功底，又要掌握部分相關學科的具體知識和技能。

2.1 擁有一定的史學功底

口述史學不是輕而易舉的工作，不是人人能為的。只有那些接受過歷史專業訓練，在某一領域有研究素養的學人，才有可能勝任口述史學的工作，並且做出自己的成績。[3]口述史工作者應該具有史學工作者的基本素質，即才、學、識、德等的要求。如：在才這方面，需要落落大方，短時間、近距離贏得受訪者的信任，具有進行訪談的能力。在德這方面，需要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無私奉獻的精神。在學這方面，需要對受訪者的性格特點、個人經歷以至涉及的風土人情等各方面的知識有所瞭解。當然，還有一些從這項工作的獨特性產生的要求。

口述史學的關鍵是如何利用口述史料進行歷史研究，這也需要口述史工作者必須有一定的史學功底。因為時間久遠，受訪者記憶偏差，口述中難以避免的包含或多或少不真實成分。這就需要口述史工作者在紮實的專業素養基礎上，對受訪者加以提醒、引導和糾正。在保證口述內容真實性的同時，從蒐集到的史料中整理和發掘出其深層次的價值。在這樣一個流程中，只有經過嚴格的史學專業訓練，才能保證我們得到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張豈之就此指出，口述歷史的整理者絕不是簡單的錄下音，然後複印出來。[4]

2.2 掌握部分相關學科的具體知識與技能

《隋書·經籍志》雲：“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口述史學涉及人類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研究領域應用廣泛，這就要求口述史工作者掌握部分相關學科的具體知識與技能。在口述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過程中，要求口述史工作者：具備廣博的社會知識，以瞭解受訪者的生活環境；具備強烈的感染力和語言表達能力，以使自己的語言適應受訪者的語言；懂得心理學，以瞭解男女老幼各種不同人心態上的差異；擁有一定的應變能力和採訪技巧，以適時的把握提問時機和取得共同的話題；熟悉相關法律知識，以維護採訪者和受訪者的權益。

除了面對形形色色的受訪者，口述史工作者還要面對的諸多法律難題(像採訪家庭暴力時遇到的隱私問題)、技術問題(如採訪少數民族時的語言溝通問題)等等。要解決這些難題，口述史工作者必須掌握部分相關學科的具體知識與技能。口述史工作者通過主體的努力可以提高自身的修養。然而目前的口述史研究，缺乏一批做口述史的專業隊伍。大家就像新聞記者採訪一樣，拿着錄音機採訪，做出來的東西與嚴格意義上的口述史不是一碼事。缺乏專業隊伍，最簡便的方法就是搞培訓，把全國的有志於口述史的學者組織起來，進行專業培訓。請那些國內外從事口述歷史研究的有心得的、有實踐經驗的專家來講。[5]此外，國家應給予口述史學相應的學科地位，建立中央、地方口述協會或口述室等。國家應對口述史學有長期和短期規劃，並對優秀的口述史學理論和實踐項目給予立項資助，設立口述史學精品項目，建立口述史學培訓機構，加強口述史學人才隊伍建設。[6]

[1]白壽彝.史學概論[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

[2]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3]梁景和 王勝.關於口述史的思考[J].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7(5).

[4]張豈之.口述歷史暨口述自傳叢書出版座談會發言[C].口述歷史(第三輯)，2005(6).

[5]鄧小軍.做口述史要有緊迫感和奉獻精神—訪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秘書長左玉河[J].中國檔案，2006（1）.

[6]周新國.中國口述史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