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豈之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他主編的著作有：《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學説史》《中國歷史大辭典·思想史卷》《中國儒學思想史》《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近代倫理思想的變遷》《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以及《陝西通史·思想史卷》《中國歷史》（六卷本）。自著有《顧炎武》《儒學、理學、實學、新學》《春鳥集》《中華人文精神》。並主編《華夏文化》雜誌。1997年張豈之教授主編的《中國思想史》榮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1999年9月張豈之教授參與主編的《宋明理學史》榮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二等獎。1999年12月張豈之教授參與主編的《宋明理學史》。榮獲首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榮譽獎。歷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歷史學科組成員、國家教育部古籍管理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陝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陝西省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省高校研究生教育協會副主席、陝西省科技史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院校兼職研究員或教授、陝西省政府專家顧問委員會委員、陝西省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等。1988年12月被評為陝西省優秀博士生指導教師。195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年考入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讀研究生。1951年在重慶教育學院任教。1952年在西北大學從事教學工作，1980年晉升為教授，1984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博士生指導教師曾任西北大學歷史系主任（1978年8月至1984年9月），西北大學副校長（1983年9月至1985年5月），西北大學校長（1985年4月至1991年8月），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2001年至2003年）。

現任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張豈之登上“全球通名家講談”講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請人們不要稱他為國學大師。“給我這個桂冠不適合，我達不到這樣的水平。我的老師季羨林先生，他有幾頂桂冠，其中一頂就叫‘國學大師’，季先生公開跟媒體講這個桂冠對他不太合適。我的老師90多歲了，都不敢用，我今年才80歲，當然更不能用。”

張豈之曾在《人民日報》上撰寫過一篇文章，文中提到:“沒有人號召，也沒人推動，‘國學熱’近些年悄然興起。對於一個國家來説，不研究歷史文化，不研究國學，就談不上文化的復興。所以，一定程度上，這股熱潮可以看成是民族文化意識覺醒的體現。”

而在這次演講中，張豈之則強調了他的最新觀點——慎用“國學”這一概念。“1927年，王國維先生自沉於昆明湖以後，由於學科的分類，直到現在中國沒有再產生國學大師。這不是説後人不如前人，而是説沒有一個籠統的國學大師了，有的可能是中國文學史專家、思想史專家，或者是中國哲學史專家、中國美術史專家等等，一個籠統的國學大師在1927年以後已經不存在了。”

張豈之還進一步提議，今後媒體也應儘量少用“國學”一詞，十七大上，胡錦濤主席的報告裏沒有用“國學”，而是使用了“中國文化”這個詞。“胡錦濤主席講‘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永不衰竭的動力，提法非常深刻。而‘國學’含義不太清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也會造成分歧。”

一位現場觀眾由此發問:“那麼傳統意義上的國學概念究竟是什麼呢？”張豈之用詳盡縝密的回答，將國學的起源、發展梳理了一遍。“3000年前的西周時期，沒有私人講學，教育機構全部由政府開辦，就叫做官學，也稱之為國學，所以國學的含義之一就是政府辦學。官學中沒有專門的教師隊伍，當時官吏就是老師，只有貴族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百姓連識字的機會都沒有。官學壟斷一切的局面被孔子打破了，孔子是私人辦學，只要交一定的學費，用他老人家的話來講，只要你帶一點牛肉乾，給一點糧食，我就可以教你。孔子對教育的發展影響很大，他的學生3000多人，大部分不是貴族，而是平民百姓。19世紀西學東漸，中國有些學者為了區別本土文化和西方傳來的科學技術，才提出國學一詞。到20世紀初，有些學者提倡用科學的方法整理一下民族文化遺產，稱之為整理國故，因此清華大學1925年到1929年創辦了國學研究院，吳宓在國學院開學典禮上給國學下定義——國學者，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體。”

要在一個多小時內講清楚中國文化，實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張豈之從這個大命題中拎出了兩條主線，儒家與道家。張豈之認為，《論語》和《道德經》是中華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兩部著作。張豈之把1.2萬多字的《論語》歸結為兩個字，“人學”。張豈之這樣解釋:“《論語》的中心就是一個:怎麼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人？一個人怎樣才是有道德、有文化的君子？”

孔子曾為自己做如下總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對自己人生的描述，成為後世劃分人生的標準。張豈之這樣分析:“孔子十五歲就立志學習，成為君子；到四十歲才不搖擺、不動搖；‘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事物發展軌道，即規律性，這個時候才知道事情是怎樣發展的；六十歲什麼話都能聽得進去，無論批評還是表揚都覺得對自己有好處。”説到這裏，張豈之話鋒一轉，“古人六十已經是高齡了，相當於八、九十歲，我今年八十歲了，耳朵仍然不順，我喜歡聽好的，不喜歡聽不好的話。我達不到孔子的境界。”

儒家一個重要的價值觀是“仁”，孔子曾用四個字對學生解釋“仁”的含義:仁者愛人。具體做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做到這一點還不夠，真正的君子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你自己要站住腳必須使別人也站住腳，你自己要發達，也要讓別人把事情做成功，這是君子應有的氣度與胸懷。如果説 “仁”是孔子對君子修養的一個基本要求，那麼他的進一步要求就是“和而不同”，這也是孔子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價值觀。張豈之這樣解釋:“不同的方面相互結合，叫做和；沒有其他東西結合，單一的東西就叫做同。‘和而不同’與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是一個含義，這一概念在國外受到熱烈歡迎。”

道家和儒家幾乎在同一歷史時期產生和發展。老子的著作《老子五千言》，也稱為《道德經》，裏面闡述的最重要的概念只有一個字，“道”。張豈之很形象地解釋説:“道，在春秋末期即指道路，引申下來就是規則、規律。天地從無到有，天地中間這一塊空間，老子為它取名為‘無’。‘無’沒有形象，不確定大小，相當於量子力學中的‘不確定性’，萬物便從這不確定中慢慢產生。”老子這樣描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張豈之認為老子從這樣的推論中告訴人們，天道是自然而然的，人應該學習天道，讓生活也變得自然而然。道家的思想在後世被尊奉為智慧的最高境界，並在不斷地與儒家思想互相滲入，構成中國文化的主幹。

隨着中國傳統文化逐年被人們重視，這方面的書籍和傳播渠道也越來越多樣化，有觀眾現場向張豈之提問，用什麼方式可以讓中國文化得到更好的傳播，怎樣才能讓國民將中華文化的精髓延續下去？

張豈之認為，光靠書本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大眾的需要。在大學裏開設中國文化課，是培養青年人文化觀念的一種手段，但對於普通百姓而言，接觸傳統文化最便捷的渠道是媒體。媒體用各種電視節目、影視作品、網絡信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速度。但讓張豈之憂慮的是，如果傳播的內容不加規範，國學也可能會淪為一種文化快餐，“文化快餐雖然有其合理性，但它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深度的理性思維，僅僅停留在了表層的視聽享受上。長期吃這樣的‘快餐’，觀眾就會營養不良。因此，媒體開設國學的欄目，既要有講故事的能力，也要具備對史料的深刻理解，只有這樣，對歷史的闡釋才能經得住歷史的檢驗。”

張豈之的憂慮不無理由，事實上，國學熱固然是好事，但也暴露出問題。

此前曾有學者分析，這股熱潮反映出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人文教育的缺失，這使得人們渴望彌補自己在文化經典方面的不足，當然，大家希望補充速度越快越好，這就直接導致了書市的一個現象:解讀經典的書熱銷，經典書籍的銷量卻十分平淡。對國學的過度娛樂化解讀，弊端更加明顯。從“脱身白刃裏，殺人紅塵中 ”，推論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因為“冷月葬花魂”，推論林黛玉是沉湖而死，諸如此類，嚴謹的考證成了書面的文字遊戲，趣味化開始劍走偏鋒，以致走火入魔，這種傾向值得警惕。

張豈之希望從事中國傳統文化推廣的人們，“多做點踏實的工作，少點浮躁與喧囂，國學復興的步伐，可能會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