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女症

英文中的Misogyny的詞源是希臘語μισογυνία（misogunia），由憎惡、仇恨（μισος）和女性（γυνε）組成，表達憎惡女性之意。

中文的社會、心理學科將Misogyny譯為“厭女症”，將Misogynism譯為“厭女主義”或“女性貶抑”，持有這種觀點的“厭女主義者”英文為misogynist，網絡用語也有“仇女”、“仇女癌”等詞。

日文中，除了用假名音譯，也可以用漢字詞“女性嫌惡症”來表示 ^[3]  。另有用和語おんなぎらい（女嫌い，意譯為討厭女性），女性主義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即著有《女嫌い》（厭女）一書。

賽吉維克將不帶性愛關係的男人之間的紐帶稱為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male homesocial desire），是指沒有性愛關係，也沒有愛慕關係的男性之間存在着的基於尋求認同、尋求地位所產生的的一種關係。這種關係幫助男性確認了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即男性的主體性確認。為了維持男性集團的這種主體性，就要通過鏡面的比較，在此過程中將女性視為慾望客體並加以蔑視。而為了保證男性集團中每位成員的主體性，他們嚴格打擊同性戀，因為同性戀是把同性男人視為慾望對象，會將男人從慾望主體變為慾望客體，而這樣的行為擾亂了男性集團中的秩序。薩義德提出：“把對方當作不可理解之物，將之從我們之中放逐出去就叫作他者化。”在生活中，他者化體現為刻板印象和羣體的劃分 ^[3]  。通過客體化和他者化，女性被排除在了以男性為主的社會中，逐漸產生了厭女症。

弗洛伊德假設閹割焦慮是男性心理發展的基本元素。男孩害怕父親會切斷他的陰莖作為其對母親的性慾及對父親的敵意等亂倫意念的報復。因此，弗洛伊德認為男性這種被閹割的恐懼是害怕女性的主要原因。然而，女性並不害怕男性的性器官，也不會把它當作使人傷殘的危險性象徵，因為女性已經被“閹割”了。精神分析學派的史蒂芬斯認為閹割焦慮比其他理論更能解釋男童對女性陰道氣味的普遍恐懼及隨之產生的厭女現象，即對女性及其缺陷與流血身體的“否定”或“否認”。在男孩對父母親懲罰的想象中，母親也想要懲罰男孩亂倫的冒犯想法。許多厭女者對於被肢解的和死亡的恐懼，均來自於女性無情的惡行。因此，男孩會通過蔑視、排斥所有女性事物的方法來否認這種戀母的願望 ^[4]  。

退化理論主張所有兒童都曾經歷過心理依賴，希望自己能與包容一切、源出一切的乳房合二為一，而男孩對於退化的願望比女孩更強烈而矛盾。雖然與母親相依偎能讓他感到愉悦，重温嬰兒的感覺，但他也將之視為墮落，因為退化也意味着男性化的消亡。所以男孩被這種矛盾感折磨，只能以否認退化的傾向來結束這種掙扎，即拒絕母親，並帶上厭恨、輕蔑女性的面具 ^[4]  。

1620年，英國出版了一部原始女權主義戲劇《女仇恨者斯威特南》（Swetnam the Woman-Hater），該劇是對反女性作家Joseph Swetnam的批評，劇中以“Misogynos”代表厭女症 ^[5]  。直到1974年，女權主義者Andrea Dworkin發表了批評女性仇恨的文章，才普及了厭女症這一説法。Dworkin認為這個詞不僅包括仇恨或蔑視婦女， 而是在以暴力控制婦女並懲罰拒絕服從的婦女的做法 ^[6]  。厭女症在歷史上一直存在，在宗教、神話、文學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厭女症的痕跡。在古希臘，厭女症被認為是一種疾病，是一種反社會狀態，因為它與他們對女性作為妻子和家庭作為社會基礎的價值的看法背道而馳 ^[7]  。

1.文學作品中的厭女症思想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學》（Politics）中提出，就性別而言，男尊女卑，男君女臣。他認為女性低人一等，並將她們描述為“畸形的男性” ^[8]  。在Cynthia's catalog中，Cynthia説：“亞里士多德説，男人的勇氣在於指揮，女人的勇氣在於服從；物質渴望形式，就像女人渴望男人，醜陋的渴望美麗；女人牙齒比男人少；女性是不完整的男性。” ^[9] 

盧梭在他的論文《愛彌兒》（Emile）中寫道：“總是為你強加給女孩的負擔辯護，但無論如何都要強加給她們，她們必須從小就被挫敗，她們必須被約束，無需花費任何代價來扼殺她們所有的幻想，讓她們服從他人的意志。” ^[10] 

叔本華在他的作品中認為女性只有“微不足道”的理由與“生活在當下的動物”相媲美。叔本華關於女性唯一角色的論點本質上是通過分娩來促進物種的發展，因此具有引誘和俘獲男人的力量 ^[11]  。他認為，女性的快樂是混亂和破壞性的，是她們缺乏道德和無法理解藝術等抽象或客觀意義的表現。叔本華曾因他的文章《論女性》而被指責有厭女症，因為他在文章中表達了女性“天生就是要服從的”，因為她們“幼稚、輕浮、矮小”，他聲稱沒有任何女人曾經創作過偉大的藝術或“任何具有永久價值的作品” ^[12]  。

《詩經》對此的描述則是：“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禮記》也有“好田（狩獵）好女者亡國”的告誡，警示諸侯們切不可因靠近女色而丟掉了江山。

2.社會

在社會中不難見到女性貶抑言論，常見的有對“女司機”、“女博士”的污名化，其根源可能是女性進入男性掌控的傳統領域，挑戰了大眾觀念，引發污名化，而大眾媒體又助長了這種污名化 ^[13]  。網絡時代，作為屌絲文化發祥地的帝吧，就誕生過“黑木耳”一詞，用黑木耳的形狀及顏色隱喻女陰，指代女性，尤指“性生活混亂”的女性。在海天盛筵事件中，更催生出“綠茶婊”、“朝陽婊”等諸多貶義詞彙 ^[14]  。在台灣，有網民將任何他們認為不道德的女性稱為“母豬” ^[15]  。

厭女症會導致身體和心理上的暴力，身體暴力包括厭女恐怖主義和家庭暴力，心理暴力包括內化的厭女症、虐待和騷擾等。

厭女恐怖主義是一種極端形式的厭女暴力。在某些大規模殺人案件中，會將他們的殺戮解釋為反女權主義行為，是一種有權與有吸引力的女性發生性關係的態度，一種為被拒絕的感覺而尋求報復的願望 ^[16]  。自2018年以來，ICCT和START等反恐專業人士將這種形式的恐怖主義描述為“日益嚴重的威脅” ^[17]  。

大多數家庭暴力和親密伴侶暴力針對的是女性，並且是男性所為。他們對如何做一個男人有嚴格、狹隘的觀點，認為男人應該是強有力的，並且，在人際關係和家庭中占主導地位的男性更有可能毆打、虐待、脅迫和性騷擾女性。另一方面，關於男子氣概的平等主義觀念通常會減少暴力行為 ^[18]  。

內化的厭女症是指個人對自己和同性別的人採取性別歧視行為和態度 ^[19]  。經歷內化厭女症的女性可能會通過最小化女性的價值、不信任女性以及相信有利於男性的性別偏見來表達它 ^[20]  。女性在聽到男性貶低之後在腦海中反覆地浮現這個觀念， 最終內化她們的內心的信念，並將厭惡女性的信念應用於自己和其他女性 ^[21]  。美國的一項針對年輕女性的研究表明，內化的厭女症也與政治派別相對應。在接受採訪的女性中，民主黨人士和獨立人士的內化厭女症水平往往低於共和黨人 ^[22]  。

現代厭女症是以霸權模式分化女權主義集體的反抗行動，阻礙女性團結；化用反抗父權和女性賦權話語，只從消費個人的角度鼓吹女性可以通過購買產品和迎合審美規範達到“獨立女性”的標準。鼓吹女性迴歸傳統，妖魔化非傳統女性，包括不符合刻板審美等一切父權傳統的女性。通過製造女性威脅男性的話語重建和加強男性中心主義。

厭惡女性的言論在網絡上非常流行，並且隨着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具有攻擊性。網絡厭女症包括恐嚇和詆譭女性的個人行為，以及協調一致的集體行為，比如搶選票和 gamergate 反女權主義騷擾運動。在為國際事務雜誌撰寫的一篇論文中，作者討論了網絡厭女症如何導致女性在試圖參與互聯網的公共和政治領域時面臨障礙。這些學者還建議通過政府和非政府手段，對網絡厭女症進行管制。

厭女症在男人身上表現為女性蔑視，厭女症最明顯的表現在好色的男人身上，好色的厭女症男人大多喜歡娼妓，但他們的喜歡並不是把娼妓當作人來愛，只是喜歡對用錢買來的女人任意玩弄和控制，男人雖然蔑視女人，卻又要通過女人來證明自己是個男人，男人們對這個事實的怨與怒便是厭女症。男人幻想女人的價值是由男人的選擇而決定的，可男人的價值不是由女人的選擇而決定的，而是在男人世界裏的霸權爭鬥中決定的。厭女症是絕不將女人視為與自己等同的性的主體，而是將女人客體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説就是歧視、蔑視。在女人身上表現為自我厭惡，但女人的自我厭惡可能是把自己當作女人中的例外，將除自己的女人他者化，從而將厭女症轉嫁出去，為此她們有兩種策略。一種是往上走，成為特權精英，女人被當作名譽男人來對待；另一種是向下退，自動退出女人的範疇，從而逃脱被估價的女人身份 ^[3]  。

男性對女性多重的矛盾情結導致其在每個精神層面的不適感與無止境的情緒緊張，因此他們認為消除混亂的方式是攻擊這種混亂的來源——女人。男孩們喜歡用否定的形式來定義自己的男性氣質，如不女性化、不像母親等等，他們必須抑制自己最初產生的與母親的認同感，否定自身的女性傾向和情感。而這個過程中，男孩對任何女性化的東西持有的強烈不屑，實際上是他們肯定自己，藉以顯示自己是真正男子漢氣概的一種手段。同時，由於男性社會輕蔑女性而剝奪了女性的能力，使她們沒有信心去抵制所有投射到她身上的那些負面的意義，使得女性是弱者的定義在現實中得到映證，於是對女性的厭棄情緒（而且不僅是男性厭棄女性，也是女性厭棄女性）在這種循環中不斷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