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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主義
(促進性階層平等而創立和發起的社會理論與政治運動)
鎖定
女權主義(Feminism)又稱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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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要求的是平等,而不是對他人的奴役。
[112]
“女權主義”與“女性主義”是同一個英語單詞“Feminism”在中文的兩種譯法,兩者本質沒有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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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兩性關係為政治研究的中心議題,反對性別的歧視、壓迫、剝削,追求兩性的平等與婦女解放的政治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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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主義中文名稱
1937年,在張鵬雲主編的《最近漢英大辭典》中,“feminism”被明確無誤地譯為“女權主義”。商務印書館在1949年出版的《綜合英漢大辭典》中不僅收有“feminism”,還收錄了“feminist”,前詞譯為“女流之特性,男女平權論,男女平權主義,女權主義”;後詞譯為“男女平權論者,男女平權主義者,女權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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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國學者例如姜進認為譯者都會根據各自的理解來翻譯“feminism”或“feminist”:
“如果原文講的是20世紀上半葉西方女性爭取普選權的運動,就翻譯為‘女權主義’,其含義是女性爭取與男性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權利的鬥爭。如果原文講的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西方女性與社會文化思想實踐中對女性的偏見和歧視作鬥爭、爭取男女在社會和家庭中平等地位時,就譯作‘女性主義’,因為法律上兩性已經取得基本平等,女性爭取平等和解放的鬥爭,已經超越法權而深入廣泛地涉及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性別政治。”
[9]
女權主義理論
女權主義綜述
女權主義的理論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在全人類實現男女平等。所有的女權主義理論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女性在全世界範圍內是一個受壓迫、受歧視的等級。
女權主義宏觀理論
女權主義理論可以被劃分為宏觀理論和微觀理論兩大類。
女權主義宏觀理論包括一些對世界和歷史加以闡釋的宏大敍事,如世界體系理論。這一理論原本只是將世界區分為中心地域、半邊緣地域和邊緣地域,分析這些地域之間的權力關係,完全忽略了女權主義的因素。但是經過女權主義的改造,增加了一些新的理論要點,其中包括不再把女性僅僅作為男性家長家庭的一個成員;不再認為家庭成員的利益總是一致的;分析女性獨立的經濟貢獻,女性在全球經濟中作為非正式勞動力、家庭工人、食品生產者的角色。
再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女權主義循着馬克思主義的思路,並對它做了女權主義的改造。一個最主要的改造是提出了下列觀點:男權制是先於資本主義制度而存在的,因此推翻資本主義只是結束男性對女性壓迫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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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主義微觀理論
女權主義的微觀理論包括多個門類:
交換理論:這一理論指出,理性的人一向被假定為自私的、相互隔離的、無情感的行為者,而女權主義理論則做出了另一種假設,它假設人是相互連結的、利他的、有情感的。女權主義還用交換理論解釋男女兩性之間的不平等:男性佔有了份額較女性大得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知識資源。
網絡理論:女權主義用這一理論分析性別差異與性別不平等。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是其社會關係的總和。男女兩性由於從兒時起結識的人就不同,後來的關係網絡也不同,因此造成了兩性發展機會的巨大差異。
角色理論:這一理論涉及女性的家庭與工作的雙重角色衝突問題。這兩種角色一旦發生衝突,女性的工作角色往往要服從家庭角色,女性因此喪失了大量的工作和升遷的機會,致使女性做事業的動力降低。女性比較集中的職業由於缺勤率高、精力投入少,因此變得價值較低,報酬也較低。
地位期望理論:這一理論認為,男女兩性在進入性別混合的目標動力羣體時,由於羣體對男性的期望值高於女性,就降低了女性在羣體互動中的自信心、威望和權力。如果某位女性想反潮流而動,羣體內的兩性都會反對她,敵視她。在這種情況下,性別期望模式得到了鞏固。
符號互動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人的心靈、自我和社會都是通過符號交流和話語製造出來的。正如標籤理論所揭示的那樣,女性往往在社會教化的過程中接受了社會對男尊女卑的定義,於是遇事常常會自責,取悦和討好男性以避免懲罰,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兩性之間的巨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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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主義形式
由於歷史背景、某些國家裏面女性的法律地位、以及其它因素的影響,女權主義為了達到不同的目的而產生了不同的路線。因此也就存在着各種的女權主義。
其中一個流派是激進主義女權主義(radical feminism),認為父權是造成社會最嚴重問題的根本原因。這個流派的女權主義在第二波女權主義很受歡迎,儘管在現代已經沒有那麼突出。不過,還是有許多人將“女權主義”這個詞完全等同於激進主義女權主義所提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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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激進主義女權主義者提倡性別分離主義(separatist feminism),也就是將社會與文化中的男性與女性完全隔離開來,但也有些人質疑的不只是男女之間的關係,更質疑“男人”與“女人”的意義(詳見酷兒理論)。有些人提出論點認為性別角色、性別認同與性傾向本身就是社會建構(見父權規範 heteronormativity)。對這些女權主義者來説,女權主義是達成人類解放的根本手段(意即,解放女人也解放男人,以及從其它的社會問題一起解放)。
[6]
女權主義流派
女權主義主張意識形態多元化,政治價值取向多樣化,並試圖整合其他政治思潮,側重從多維度闡釋女性被壓迫的根源及解放的出路,故在內部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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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主義批評迄今為止已發展出了多種不同的批評流派。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區分四個派別。三個層面是:生理、心理層面,政治經濟層面和語言文化層面。根據不同層面,衍生出四種女權主義流派:自由主義流派和馬克思主義流派是較早期的流派,以後出現了激進主義流派和解構主義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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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流派 | 英文及別稱 |
Cultural feminism | |
Cyber feminism | |
Eco feminism | |
Existentialist Feminism | |
Liberal feminism | |
Lesbian feminism | |
Material feminism | |
Marxist feminism、馬克思恩格斯主義女性主義 | |
Psychoanalytical feminism、精神分析女性主義 | |
Post-feminist | |
Radical feminism、基進女性主義 | |
Socialist feminism | |
Third World Feminism |
女權主義學科
女權主義學者看到,人類的歷史是男女兩性共同創造的,然而迄今為止流傳下來的人類思想史卻是女性“缺席”和沉默的歷史,以往的學術研究也由於女性的“缺席”而只講了半邊故事。她們試圖彌補人類思想史上的這一缺憾,在這種努力中,女權主義學術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出現眾多女權主義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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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 英文名稱 |
Feminist anthropology | |
女性主義考古學 | Feminist archaeology |
女性主義建築學 | Feminist architecture |
女性主義藝術運動 | Feminist art movement |
女性主義犯罪學 | Feminist criminology |
Feminist economics | |
Feminist epistemology | |
Feminist methodology | |
女性主義倫理學 | Feminist ethics |
女性主義電影理論 | Feminist film theory |
女性主義地理學 | Feminist geography |
Femin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
女性主義法學理論 | Feminist legal theory |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 |
女性主義音樂批評 | Feminist music criticism |
Feminist philosophy | |
Femin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 |
Feminist psychology | |
女性主義科幻 | Feminist science fiction |
女性主義性學 | Feminist sexology |
Feminist sociology | |
女性主義技術科學研究 | Feminist technoscience |
Feminist Metaphysics | |
Feminist theology |
女權主義世界史
女權主義世界背景
早在大規模的女權主義運動出現之前,西方社會中就有一些零星的女權主義思想和代表人物出現。在歐洲,有人已追溯到中世紀。從15世紀開始,已經可以聽到一些女性的聲音。據西方學者考證,全世界第一位女權主義者是法國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她的生卒年份為1364年至1430年。
在17世紀,英國的瑪麗·艾斯泰爾(Mary Astell)成為那個時代最激進也是最系統的女權主義者。她的行動被譽為英國第一次稍具規模的女權主義抗爭。這次抗爭的形成原因是,英國當時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工廠裏出現了女工,社會的性別勞動分工(男主外女主內)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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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大陸,女權主義運動的源頭一般被認為來自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思潮的影響。法國女性主義是世界婦女運動的第一聲,它是在法國大革命中發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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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革命鬥爭的婦女人數非常可觀。1791年9月,著名女權活動家瑪麗·戈茲(Marie Gouze,後改名奧蘭普·德古熱)代表她的俱樂部發表了世界上也是法國曆史上第一份要求婦女權利的宣言《女權宣言》(又稱《女權與女公民權宣言》),主張自由平等的公平權利不能僅限於男性。但大革命中婦女們並不被認可,男人們的打擊隨之而來。1793年,法國婦女在努力成為法國公民的道路上挫折不斷——奧蘭普·德·古熱(Olympe de Gouges)、瑪莉-簡·羅蘭(Marie-Jeanne Roland)以及其她女政治活動家被送上斷頭台,女權俱樂部和社團被禁止,同時婦女也被禁止在公共領域參加革命活動,法國重回“男性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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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主義第一次浪潮
第一波浪潮背景
關於女權主義運動的第一次浪潮始於何時有兩種説法,一種説法認為它始於19世紀後半葉,歷時約70餘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達到最高點;另一種説法認為是在20世紀初年。現代學者普遍認同的説法是:女權主義運動第一波發生在1840年到1925年間,運動的目標主要是為了爭取與男性平等的政治權利。
1848年7月19日,在紐約州塞尼卡·福爾斯村的韋斯利安衞理公會教堂,召開了美國第一屆女權主義的女性權利大會。會上通過了一份《權利和意見宣言》。大會的主要組織者是廢奴運動的積極參加者、被後人稱為“女權運動之母”的盧克麗霞·科芬·莫特(Lucretia Coffin Motl)、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don)和蘇珊·布朗奈爾·安東尼(Susan Brownnell Anthony)。有歷史學家認為,這次大會的召開標誌着美國女權運動的正式開始。
第一波女權主義浪潮先驅(7張)
女權主義第一次浪潮中還有兩位值得提起的代表人物。一位是哈莉耶特·泰勒·密爾(Harriet Taylor Mill),其代表作是《女性的選舉權》(Enfranchisement of Women);另一位是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穆勒是女權主義運動第一波時最著名的女權主義男性學者,他於1869年出版了一部以《女權辯護:婦女的屈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為題的著作,提出女性沒有理由被排除在領導職位之外,並提出只有在女性有了選擇自由之後,才能知道她們的“自然”能力是什麼樣的。這兩部著作也被視作女權運動的經典之作。
1897年,一位名叫胡德倫斯的加拿大農業工人的妻子在初生嬰兒死後,認為孩子之死是由於她無知和不會照料造成的,她以親身經歷向安大略城的100多名女性做了報告,講明女性應當學習科學知識,組織起來,安排好家務活動。她的講話被英國和北美女性當作了她們的組織——女性協會的宣言。
第一波浪潮主要目標
女權主義第一次浪潮的第一個目標是為女性爭取選舉權。在早期,女權運動還只是提出男女應當享有同等的選舉權;到後期的選舉權運動中,已經有人提出了“女性優越”的觀點。在爭取選舉權的女權運動中,還出現過一種反民主的傾向,害怕“無知大眾”,要求將選舉權限制在識字者當中。
英國婦女參政論者(9張)
儘管遇到了強大的阻力,女權運動爭取選舉權的鬥爭還是相繼取得了成功:第一個為女性爭得選舉權的國家是新西蘭,那是在1894年;第二個是澳大利亞,是在1902年。1914年,芬蘭和挪威女性取得選舉權,其餘歐洲國家女性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取得了選舉權。英國女性的選舉權是分兩步獲得的:在1918年,30歲以上女性獲得選舉權;到1928年女性才最終獲得同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在美國,最早爭得女性選舉權的是懷俄明州(1868年);其次是猶他州(1870年);1914年,通過相應法律的州增至11個;直到1920年8月,美國女性才獲得完全的選舉權,這一權利被載入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
女權主義第一次浪潮中的第二個爭論焦點是:女性應不應該有受教育權,應該受什麼樣的教育。各國女性紛紛提出實現受教育權利的要求,女子學校大量湧現,很多女童直接進入原來只收男童的學校。在19世紀中期,女權主義者們曾就女童的教育內容應不應與男童一樣,男女學生的考試內容應不應當相同等問題展開辯論。在1868年,劍橋大學為女生提供了單獨的考試。這一作法在女權主義者當中引起激烈爭論,有的贊成,有的反對。當時的人們還為女孩應不應當上家政課的問題展開過激烈的爭論,有學者認為,這一爭論更多涉及的是階級問題而非性別問題。因為只有中產階級的女孩才有學習以持家為目標的家政課的需要。
早期女權運動(8張)
在女權主義的第一次浪潮進入尾聲時,女性在選舉權、教育和就業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它表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獲得選舉權;女性教育廣泛開展;女性就業增加。但是,傳統的性別角色規範並沒有得到多大的改變,因此,女權運動第一次浪潮的其它目標還包括為女性爭取在婚後保留財產的權利;在婚後保留自己工資的權利;不受丈夫虐待的權利;為女性爭取兒童撫育費;提高女孩同意性交的年齡線等。19世紀美國女權主義運動的一項內容就是把強姦法的幼女年齡線從18歲提高到21歲。強姦法規定,不允許同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即使她本人同意,如果沒到“自願年齡線”(the age of consent),她的同意是無效的。這個時期女權運動涉及的問題還有產假問題和墮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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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主義第二次浪潮
第二波浪潮背景
一般認為,女權主義的第二次浪潮發生在20世紀的60—70年代,最早興起於美國。也有人認為,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一直持續到80年代。
女權主義第二次浪潮的主要目標是批判性別主義、性別歧視和男性權力,認為當時雖然女性有了選舉權、工作權和受教育權,但是表面的性別平等掩蓋了實際上的性別不平等。這次女權運動的基調是要消除兩性差別,並把這種差別視為造成女性對男性從屬地位的基礎。女權運動要求各個公共領域對女性開放,縮小男性和女性的差別,使兩性趨同。當時的女權主義者認為,女人應當克服自己的“女性氣質”,努力發展“男性氣質”,其中包括攻擊性和獨立性;她們不贊成母性是與生俱來的,也不贊成女性在道德上天生高於男性;她們否定女人緣於做母親的經驗就在性格上與男人有了根本的差異這一論斷,而是認為許多男人也很温柔,甚至更愛照顧人;這些特徵和氣質不是先天的遺傳,而是後天培養的結果。
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先驅(4張)
這個時期女權運動中另一部引起廣泛關注的著作是舒拉密斯·費爾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sex)。這部著作被認為是生理本質主義的代表作。
貝蒂·弗裏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就是凝結了空氣中已經瀰漫的氛圍寫作而成的。這部著作成為女權運動第二次浪潮興起之時對當時女性心中所想的事情的最傑出的表達。到1970年時,這本書在英美兩國已銷到100萬冊以上,還有各種文字的譯本。它是美國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代表作,它的千言萬語用一句最響亮的話語來概括就是:對家庭主婦的形象説一聲“不!”弗裏丹在書中提出,二三十年代的美國女性是生氣勃勃的,但在戰後卻沉湎於舒適的家庭生活,只想做一個“幸福的家庭主婦”,不再到社會上去幹事業;“婦女解放”和“事業”之類的字眼聽起來已使人感到陌生和不自在;女人的唯一夢想就是當個無可挑剔的賢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個孩子並擁有一幢漂亮住宅;唯一的奮鬥目標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並保持穩定的夫妻關係。弗裏丹生動地描寫了這代女性在得到了這一切以後的深深的失落感和自我實現感的缺乏。她們充滿無名的煩躁感和無意義感。她認為,對於女性發自內心的呼聲——“除了我的丈夫、孩子和家庭之外,我還有所企求”——再也不能漠然不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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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浪潮主要目標
女權主義的第二次浪潮規模宏大,涉及了各主要發達國家。到70年代末期,僅英國就擁有了9000多個女性協會,美國、加拿大涌現出大量女性組織。
1966年,“美國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簡稱NOW)在美國成立,貝蒂·弗裏丹任主席,這一組織成為西方最大的女性組織,其宗旨是:“獻身於這樣一種信念,即女性首先是人,是個像我們社會中的其他人一樣的人,女性必須有機會發展她們作為人的潛能;立即行動起來,使女性充分參與到美國社會的主流當中去,享有真正平等夥伴關係的一切特權和責任。”到80年代末,美國全國婦女組織已擁有15萬成員,176個分會。1974年,美國58個工會的3300多名女性,代表40個州和數百個地方工會在芝加哥開會,成立了第一個全國性的女性工會組織:“工會婦女聯盟”。
1970年,美國凱特·米利特的著作《性政治》,是女權主義性別政治的代表作,她指出父系制度是造成女性的地位低於男性的主要原因,強調造成兩性差異的外部原因除了其生物上的區別外,更有政治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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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全國性的黑人女性組織“黑人女性聯合戰線”又在底特律成立,並代表少數民族女性抗議針對少數民族女性的階級、性別和民族壓迫。1977年,代表50個州和地方會議的1400多名代表舉行了第一次全國女性大會,並通過了爭取女性的平等權利的25項重要決議。許多羣眾性女性組織為推動女性解放運動作出了貢獻。
1979年,第34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這是女權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文件。許多國家陸續成立了有關機構,從事維護女性權益事宜。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大都是由黨政部門統籌管理;西方和第三世界國家則在政府內外分別成立了相關機構。如加拿大政府在1981年12月成立了女性地位部,並由政府指派人員成立了女性地位顧問委員會,作為獨立組織,負責調查女性問題。奧地利於1979年在聯邦總理府設立了一個國務秘書辦公室,專門負責與女性有關的問題。埃及政府在社會事務部內設立了女性事務總局,還成立了由政府各部門代表組成的女性全國委員會,以協調政府部門間的工作。一些國家修改了憲法和法律。挪威的“男女工作平等法案”於1980年7月開始生效。墨西哥於1979年修改了80個法律,去掉了原條款中有關歧視女性的內容。奧地利修改了《家庭法》,規定夫妻雙方在維持家庭方面具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
到女權主義第二次浪潮興起之後,關於女性應不應當就業的爭論已經不再熱鬧,因為女性大量就業已經成為現實;隨着女性的普遍就業,關於女性角色的爭論也結束了——過去人們一直為女人的角色是否應當主要是母親和妻子、她們是否天生適合留在家裏爭論不休。在美國,20世紀20年代時只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就業;到了60年代,職業女性已佔到女性總數的40%。在這個時期,女性的就業也帶來了一些新問題,比如,社會上已經改變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但女人仍舊面臨着一個如何在平等工作機會與傳統母親的角色與職責之間取得平衡的問題。
但是,在女權主義的第二次浪潮中,一些早期女權運動中爭論過的問題又在多年沉寂之後被重新提了出來。例如,關於女人究竟應當在勞動市場上同男人平等競爭還是應當爭取對女性的特殊保護政策的問題。有人進一步指出:在這個時期,爭論的焦點轉移到女性是應當模仿男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應當創造一種女性自己的生活方式。女權運動的新口號是:女性的特質是世界的唯一希望所在。
在女權主義第二次浪潮中流行過一個普遍的説法: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或譯個人即政治)。過去人們一向以為,某男經理對女秘書的性騷擾或某男強姦了某女都是屬於個人性質的問題,是由於有某個道德水準不高的男人或某個窮兇極惡的罪犯,或是由於女秘書或那個被強姦的女人有過某種不恰當的行為舉止誘發了男人對她們的侵犯。女權主義運動指出,這些行為絕不僅僅是個人的行為,而是男性控制女性的政治表現。
女權主義第二波向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分界挑戰,按照“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的思路,強調在性別政治中身體的重要性。此次女權主義運動在美國的第一個大動作是反對選美,抵制女性必須遵從的規則和某些女性身體標準。在1968年,女權主義抨擊了“美國小姐”選美活動。她們指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在進行一場持續不斷的選美:為男性打扮自己,美容瘦身,深恐自己的相貌和身材達不到男性的審美標準。女權主義者們為一頭羊加冕,用以諷刺被選中的美國小姐,並設置了自由垃圾桶,將乳罩、腹帶、緊身褡、假睫毛一類的東西扔進垃圾桶。雖然當時並沒有人焚燒乳罩,但是由於傳媒的大肆敵意報道,“燒乳罩”不僅成了一個轟動一時的新聞事件,而且成了女權主義的象徵:“女權主義就是‘非女性的’、長相醜陋的和充滿挫折感的女人們弄出來的,她們對真正的美女充滿嫉妒。”燒乳罩的事情並未發生,女權主義運動只是反對選美,反對按照男性的要求打扮自己,反對將女性作為性對象而已。
在女性的身體形象問題上,女權主義的觀點是:女性一直處在美貌競賽的巨大壓力之下,即以男性的觀點判斷、批評女性的身體,只注重“外在”的形象,而否定了女性身體“內在”的感覺。女性永遠在與模特的幽靈做不公平的競爭,以絕大多數女性鏡子中平凡的自我形象與模特做泯滅女性自信心的競爭。
女權運動的概念和議題除了傳統的參政、就業、教育等問題,還從女權主義角度提出了對性問題的全面審視,其主旨是反對陰莖中心主義的傳統,關注陰蒂,關注女性的性慾望和性權利。社會和家庭針對女性的暴力問題、性騷擾問題也是女權主義運動關注的新問題。
提高女性覺悟運動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國家中的女性興起了“提高覺悟”小組的活動熱潮。喚醒意識、提高覺悟、關注健康等女性活動團體超過2000個。運動的一個主要活動形式是大家聚在一起談話的提高覺悟小組活動。這一活動在當時與其他治療結合在一起,成為教育女性的有效形式。這些團體開展分享個人經驗和情感的小組活動,用女權主義思想分析這些經驗和情感,指導女性調整與男友的關係,進而開展為通過有利於提高女性地位的新法案而爭取公眾同情的活動。
在提高覺悟活動中,女性用自己作為女兒、妻子、母親、情人、學生和工人的個人經歷來批判社會結構,這一社會結構使女性沉默、悲哀,使女性相信她們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滿足、不快樂是個人的原因導致的。提高覺悟活動在1970年至1974年間達到高峯,當時的情況是:5至15個女人組成的小組每週聚會一次,聚談兩個小時,持續幾星期至一年,甚至更長時間。她們談論一切,用個人的經歷來檢驗社會上佔主流地位的文化觀念。這種活動方式後來發展成為一種知識的生產形式,一種女權主義的新型實踐。
廣泛開展的提高覺悟小組的活動是女權運動第二次浪潮中最具特色的活動。社會批判所導致的組織活動,從知識到行動,印證了“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這一口號,使它成為美國女權運動最有效的組織工具。
運動中異常活躍的波士頓小組主張:女權主義應當意識到、承認和關懷女性的日常生活,關心女性健康的實踐、科學和服務。她們所編撰的《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Our Bodies,Ourselves)在女性中影響很大,成為女性關注自身狀況的教科書。
1973年的羅訴韋德案的判決,使美國女性爭得了自由選擇墮胎權。這也是美國女權主義運動的一個實際成果。雖然這一權利的獲得幾經挫折,在現代還是觸動西方社會神經的敏感問題,有針對女性墮胎權利的反對甚至暴力(爆炸)行動不時發生,但是女權主義在這個領域畢竟已經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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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浪潮始自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後期結束,這一時期女權主義運動中心逐漸轉向北美,其關注點由注重婦女權益轉向了婦女的“經歷”,以及女性與男性在性別上的差異,並帶有強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女權主義者不再滿足於爭取外在的權利與法律的平等,而是將矛頭直指婦女受壓迫背後的社會與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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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研究熱潮及女權學術流派
在女權運動第二次浪潮中,形成了一個女性研究的熱潮。女性研究(又稱性別研究)作為正式的研究領域於60年代首先在美國和英國出現。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女性研究在西方學界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現代學者一般都認為,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對於女性研究這一學科的建立有着根本性的影響。有人認為,女性研究本身就是女權主義運動在學術領域的延伸。
概括地説,社會學對於女性的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女性問題只是被包括進社會學的研究來填填空;第二階段,女性研究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進入社會學研究的主流,在女性研究領域建立了一些新的理論;在第三階段,女性研究開始影響到現存的理論,由於現存的理論當中有許多是性別主義的,女性研究中的成果被用來對現存理論作出修正。女權主義的社會學理論的主要觀點是:性別構成了理論的中心論題;性別關係中是存在問題的;不應當把性別關係看作是與生俱來的,固定不變的;女性主義社會學理論的任務是向不利於女性的身份地位挑戰,爭取改變女性的地位。
通過社會學的經驗調查和對社會行為變遷的研究,後世的人們對女權主義運動第二波所做的評價是:在工業革命初期,男性比女性變化快;在1960年代的女權運動時期,女性比男性變化快。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女權主義運動第二波使女性在所有的指標上迅速與男性接近。這些指標不僅包括參政、就業、教育等等直接反映女性社會地位的公領域指標,也包括那些間接反映女性社會地位的私領域指標,如家務勞動的分擔、性行為方式等等。
[3]
女權主義第三波浪潮
第三波浪潮背景
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政壇掀起一股保守主義逆流,對包括女權主義潮流在內的自由派力量展開抵抗和反擊。《平等權利修正案》之受阻,正是這股來勢兇猛的保守勢力猛烈反擊的“犧牲品”;也因為其時保守勢力強大,追求自由、平等和變革的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於80年代末跌入低谷。
[17]
正當人們以為女權主義浪潮“銷聲匿跡”時,其頂着保守主義浪潮的反擊“殺了個回馬槍”。作為一種稱呼,“女權主義第三波思潮”這一術語首先出現於M·傑奎·亞歷山大(M. Jacqui Alexander)、麗莎·阿爾布里希特(Lisa Albrecht)和邁步·西格瑞斯特(Mab Segrest)的論文集《第三波思潮:種族歧視的女權主義視角》(The Third Wave: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Racism)中,隨後,黛博拉·羅森弗爾德(Deborah Rosenfelt)和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在1987年的論文中使用該術語。1995年,麗貝卡·沃克(Rebecca Walker)發表了《成為第三波思潮》(Becoming The third wave)一文,鼓勵女性青年“擁抱女權主義”,從此“第三波思潮”引起廣泛的討論與關注。
[18]
有關此詞的外延和內涵,學術界尚有爭論,但對此詞所指涉的女權主義浪潮之現象,女權主義理論家也好,女權主義活動家也罷,大家都不存在異議。譬如,女權主義者都認為,第三次女權主義浪潮是在反女權主義運動“刺激”下所產生的,是對反女權主義運動的反擊,是堅持和捍衞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成果的保衞戰,也是超越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的新戰鬥。
[17]
女權主義的三波思潮雖然存在一些相通點,但更多的是三者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女權主義第三波思潮所關心的問題不再只侷限於“婦女問題”,而是擴展到一系列與此相關的問題,如環保主義、人權、反公司運動以及文化生產。其次,女權主義第三波思潮對待差異和矛盾的態度更加寬容。女權主義第三波思潮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其多樣性,其定義和產生原因都是多種多樣的,取決於地域、種族、經濟、階級、年齡、性傾向等多種因素。她們反對以前女權主義以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為中心的做法,主張不同種族、階級等的人們應相互尊重。最後,受後學思潮影響,女權主義第三波思潮主張反對本質主義,拋棄啓蒙主義的宏大理論建構,加強女性主體意識,自下而上反抗父權制的壓迫。
女權主義第三波思潮興起原因是多方面,包括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和婦女解放運動的新趨勢造成的影響。但是,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與新型文化傳播形式為女權主義第三波思潮興起創造了物質條件,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等後學思潮的影響為女權主義第三波思潮的傳播奠定了思想基礎。
[18]
全球化背景下女權運動新的困境與挑戰
許多西方主流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客觀趨勢,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女權主義反對這些看法,認為全球化帶來了新的性別不平等,並激起了第三波女權主義者的批判,這些批判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全球化帶來了新的性別不平等。婦女參加社會中的有償勞動擴大了她們的社會權力,獲得了一定的經濟自主權,但她們不僅要在外面工作,而且還要承擔自己家的家務勞動,這無疑增加了婦女的工作量,使其更加辛苦。在家庭內部,由於長時間的加班佔用了大量時間,她們對家庭的照料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在家庭外部,她們遭受着就業壓力、勞動剝削、低廉工資、經濟邊緣化和性侵犯等惡劣工作環境。“這些進一步惡化了己經很低的婦女地位和她們的生活條件,加重了各發展中國家中種族、社會性別、階級和國民的不平等。”
2.全球化概念是一種誤導。很多人認為經濟全球化可以為婦女爭取權利平等提供新的可能性,但經濟全球化在與地方社會、經濟與政治碰撞交織的過程產生的結果很可能會與預期大相徑庭。社會的變遷並沒有對婦女生活的改善產生多大積極影響,反而使其生活惡化,特別是女性移民,她們的生活受到了更大的挑戰。一份2004年關於婦女發展的調查顯示,49%的移民是婦女,“這些移民婦女通常只有通過丈夫的難民身份來獲得自己的身份,她們飽受家庭和其他來自原居住地的作為聯繫外面經濟世界中間商的男人們的剝削”。在工作領域,她們也通常集中在傳統婦女工作領域,做着辛苦繁雜或身份低下的工作。
3.全球化加大了白領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女權主義第一波思潮與第二波思潮一直致力於追求男女平等,打破父權制的男性霸權體系。經過兩百多年的努力奮鬥,發達國家在男女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現代男女在受教育水平和工資水平之間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但不可忽略的實際情況是,低收入男女之間的差距的確正在縮小,據1994年美國官方統計顯示20-24歲男女工資差距小於5%,但在中高收入人羣中,工資差距明顯擴大,男女收入差距大得驚人,其中97.3%的高收入者都是男性,女性只佔到2.7%,這就説明全球化加大了白領女性的不平等地位。
艾瑪·沃特森宣傳女權主義(2張)
綜上所述,第三波女權主義思潮是在應對全球化問題的矛盾與困境中興起的,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女性都面臨着不同的困境,其中發展中國家女性受到的挑戰更為嚴重。在這一大背景下推動了第三波女權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反抗新的剝削與壓迫,矯正全球化為各國婦女所帶來的弊端,走出女權主義運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困境。
[18]
互聯網女權主義運動的發展
參見:網絡女性主義、賽博女性主義
第三波女權主義思潮不僅受到經濟全球化的深刻影響,同時也深受信息技術與新型文化傳播形式的影響。當代世界高新科技迅猛發展,深刻影響着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女權主義在此大背景下也取得了大的進展,高科技文化的發展為女權主義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更廣泛的渠道與更寬闊的平台,新的運動形式也應運而生。這一運動新形式的主要特徵是:人們通過網絡來結成聯盟,擺脱了空間的限制,在網絡空間表達自我、相互交流,以推進女權主義運動的發展,促進女性的解放和男女平等思想的傳播。
網絡女權主義(4張)
網絡集會是新政治表達空間,它得益於網絡技術的發展,第三波思潮女權主義者採用電子雜誌、網頁和博客來表達自己的見解,交流經驗,宣揚女權主義思想。其著名網絡雜誌有《政治的性化:第三波女權主義思潮論性別》(Sexing the Political: A Journal of Third Wave Feminists on Sexuality)。此雜誌創建於2000年,意在提供一個論壇,讓第三波女權主義者可以從文化、性和經濟觀點等不同視角來表達自己創新和激進的政治觀點。網站有生態女權主義的“婦女環境與發展組織”,還有阿莉扎·謝爾曼(Aliza Sherman)創建的“賽博女孩兒網站”。網絡自創雜誌有“胖女孩兒”(Fat Gir)、“狐媚”(Foxy)等。這些都是新型的女性集會形式。
第三波女權主義者認為“在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推動下,完成過去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務,組建女性集體羣落“創建暫時性的‘統一’政治聯盟,建構強有力的具有對抗意識的文化”。互聯網技術為女性的政治聯盟創造了便利的技術條件,在網絡空間,人們可以自由參與自己感興趣的話題的討論,如:種族主義、階級歧視、女性生育權、墮胎、強姦、家庭暴力、虐待兒童、異性戀主義、同性戀憎恨、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運動、環境保護等,並且在新社會運動中形成政治聯盟,增強了女權主義的影響力。
一方面,伴隨着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賽博女權主義者有了新的設想,認為網絡有望消解性別和性的界限,可以讓思想自由交織碰撞,關於這個設想有三種不同的版本:(1)消費者關係消減了性別問題及其相關併發症;(2)任何形式的科學技術都是性別的省略;(3)網絡空間對“身體”的拋棄,消除了傳統文化中“身體等於女人”的等式;另外一方面,雖然在網絡世界中這些新變化能夠模糊性別界限,消除男性霸權,但迄今為止,實現性別公平的可能性還不明顯。正如基拉·霍爾曾所言:電子媒介非但沒有使兩性相平等,反而強化了兩性差別。由於身體的缺場,網絡用户為了突顯自己的性別特徵,往往會熱衷於誇大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在賽博空間“男性霸權主義傾向依然存在,因為它沿襲了傳統父權制話語對女性的建構”。網絡空間中充斥着大量的女性圖片、商品廣告,將女性形象商品化,“可以説因特網是一個高度性別化的空間,而且網絡遊戲中對女性的暴力傾向和對女性的物化反過來有蔓延到現實世界的趨勢。”
網絡空間除了有利於女權主義思想的傳播,有利於女性表達其觀點,促進女性之間男女之間的交流和互動之外,還存在不少的負面影響:那就是色情、暴力的傳播,對女性的網絡性騷擾,反過來又加重了男性對女性的文化壓迫。
[18]
[19]
後學思潮中的女權主義運動發展
除了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與新型文化傳播形式所創造的物質條件的影響之外,第三波女權主義思潮的興起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等後學思潮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逐步進入後工業時代,後學思潮異軍突起,其主要理論代表有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等。受此影響,女權主義發生了大的轉向,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西方女權主義在政治理論和認識論上出現的三個轉變女權主義:從啓蒙主義的宏大敍事轉向微觀政治;從對事物的研究轉向對語言文化和話語的研究;從追求男女平等轉向強調婦女之間的差異與身份認同。這些轉變都是在後學思潮的影響下產生的。
女權主義第一、第二波思潮持有二元對立思維,認為只要逆轉二元對立中的男性/女性地位就可以使女性得到解放,然而這種簡單的逆轉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女性的從屬地位,必須打破二元對立思維。在宏大敍述理論引導下,女權主義第一、第二波思潮關注的是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利益與問題,這受到了有色人種女權主義者和第三世界女權主義者的批判。在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影響下,女權主義者開始反思以前的行動策略和對婦女範疇的劃分。
第三波女權主義者認為,權力的自下而上性和生產性使得女性對婦女的控制逐步內化到女性本身,女性一直以女性所定製的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現代社會所流行的減肥、美容、豐胸等各種女性消費行為都是根據男性審美標準來進行的,是為了滿足女性的需求。女性這麼做,不僅是受霸權文化壓迫的結果,還是女性自我約束、自我屈服的結果。因為話語是取得權力的關鍵,權力在話語中產生,因此,第三波女權主義者認識到可以通過構建新的話語體系來反抗父權制下男性霸權帶來的壓迫。
第三波女權主義內部對後學思潮的態度不一,有些女權主義者認為後現代主義僅停留在理論層面,缺乏有力的社會批判,在根本上是反對女權主義政治鬥爭的。有人認為後現代主義的差異理論導致了“女性主體的消解和政治鬥爭形式的弱化”,瓦解了女權主義政治主張的根基。這是因為:女性之間的差異性一旦被認同,並認為差異性高於女性主體之間的同一性,女性主體意識便會喪失,女權主義政治主張便會喪失基礎。可以看出,過分強調女性之間的差異性,就會導致以改變婦女從屬地位為目標的集體行動受阻,從而使集體行動難以順利開展;這種強調女性內部差異理論導致對婦女內部派別分野和對女性主體地位的質疑,消解了女權主義理論的解放主旨。這種差異理論決定了女性只能根據各自境遇採取不同的鬥爭目標與方法,削弱了女性集體鬥爭的力量,使女性難以團結起來採取集體行動,為改善婦女地位而奮鬥。
面對吸收後學資源的困境與矛盾,第三波女權主義者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思考,主張將後學資源與女權主義辯證地結合,在策略上堅持使用本質主義來促進女性內部集體行動的實現,以婦女共同利益來組織婦女為反抗父權統治作鬥爭,同時又要強調婦女之間的差異,提倡聆聽不同階層、種族等的婦女的聲音,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陶麗·莫伊(Toril Moi)。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和琳達·尼科爾森(Linda Nicholson)認為女權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可以互補不足:女權主義強調批判性和政治性可以彌補後現代主義社會批評的不足,後現代主義對本質主義的批判可以使女權主義避免陷入本質主義的困境。
[18]
女權主義中國史
女權主義中國背景
在清末民初大規模的女權主義運動出現之前,中國社會也有一些零星的女權主義國家和地區出現。中國的封建禮教在漢朝時期已經定型,在中原地區,男尊女卑成為絕對主流,但在西域地區,女性權利並未完全喪失,有少數擁有明確史料可以追尋的母權制國家及女王,例如蘇毗國(別名西女國)、東女國等女國、女子國
[20]
,以及非母權制但女性亦能繼承王位的國家(例如大月氏國女王
[21]
)。但以上女國和女王只是顯於一時,隨着中原地區儒家文化國家對西域的影響日漸擴大而一一消逝同化。
中國社會享有悠久的前現代歷史,兩千多年來,父權制關係一直是不可觸及、不受挑戰的。在封建制度下女權運動也長期保持沉默。直到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中國女性的壓迫才首次受到重視。洪秀全主張男女都是兄弟姐妹,鼓勵婦女像男子一樣參與革命。這可以解釋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男女平等的觀念。
[22]
太平天國前期,首創了婦女參軍。
鴉片戰爭結束後,西方文化,包括女權主義,通過西方基督教傳教士的影響開始進入中國。這些西方傳教士反對女性束縛的傳統,並開始將他們的宗教和教育問題轉向社會改革。1898年康有為和梁啓超等人發起了百日維新,旨在推動清朝政府改變政治體制。作為改革措施之一,中國學生被派往日本和歐洲國家學習西方科學技術。這些海外學生最終發起了現代中國婦女運動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百日維新中,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啓發了新一代中國女性為爭取自己的自然權利而奮鬥。但一部分男性啓蒙者如康有為的女權啓蒙思想是極其功利性的,是建立在女性為“國民之母”的基礎上,康有為認為到達大同世界,男女平等和家庭不再成為限制。但在太平世到來之前,對婦女不能給予過多的自由,否則她們會反抗丈夫、淫心肆起,導致世界混亂。維新派通過認識到纏足習俗是對女性的殘酷對待而建立了現代教育運動,但改革最終在1904年宣告失敗。一些與婦女權利有關的後續運動相應停滯不前。
[22]
女權主義同盟會在野時
在中國和蘇聯革命中,女性問題從來都是同階級問題一起被提起的,婦女解放一向被認為是階級解放的一部分。
中國同盟會(中國國民黨前身)在野時期的女權主義(1905—1912)
參見:英雌
1903年4月8日,留日中國女學生胡彬夏等“憤女學之衰敗,慨女權之摧折”,在日本東京發起成立共愛會,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婦女革命團體。
[23]
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吸引了將近20名女性加入,包括唐羣英、秋瑾、張漢英、何香凝、吳木蘭、吳弱男等人。
當時女性運動精英創辦的女子報刊共有40餘種,如陳擷芬於1899年在上海創辦了《女報》,這是中國最早的婦女刊物。繼之又有丁初我、陳志羣於1904年創辦的《女子世界》,這個雜誌延續了3年,是宣傳革命思想最持久、最有力量和最有影響的婦女刊物;還有秋瑾於1907年創辦的《中國女報》,留日學生燕斌於1907年創辦的《中國新女界雜誌》,何震於1907年創辦的《天義報》,以及隨後在東京創刊的《二十世紀之中國女子》《神州女報》《女論》,陳以益、謝震在上海主編的《女報》,上海城東女學社創刊的《女學生》,唐羣英在東京創辦的《留日女學會雜誌》,在上海創辦的《婦女時報》等等。
中國第一代女權主義運動先驅(14張)
辛亥革命期間,女界組織了多支軍事組織,她們勇猛異常,一洗柔弱之習,有的開赴南京作戰,有的投身北伐向煙台進軍。這些英雌女傑,馳騁疆場,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創建,立下了汗馬功勞。孫中山在《建國之初亟推廣女子教育》和《復女界共和協濟會嘉慰團努力函》文中稱讚説:“女界多才,其入同盟會,奔走國事百折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敢從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會,不辭艱險,或慷慨助餉,彭吹輿論,振起國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24]
女權主義民國時期
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1912—1913)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各界婦女掀起了要求參政的運動。
參見: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
1912年2月初,南京臨時參議院在起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時,約法草案中沒有“男女平權”的條文。唐羣英以女子後援會會長名義,與張漢英一道,於1912年2月20日代表由上海女子參政同志會、女子後援會、女子尚武會、女子同盟會和湖南長沙女國民會聯合組織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籌備於上海,成立在南京),“要求中央政府給還女子參政權”。
1912年2月26日,唐羣英向參議院遞交《女界代表唐羣英等上參議院書》。在此期間,唐羣英等先後五次向孫中山和臨時參議院上書,提案竟未被臨時參議院接受。3月20日,她趁參議院開會之機,率領一羣女子衝進會場,打碎參議院玻璃窗,踢倒警衞兵,造成轟動全國的“女界大鬧參議院事件”。
1912年4月8日,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南京四象橋湘軍公所正式成立。由以林宗素為首的上海女子參政同志會、吳木蘭為首的女子同盟會、唐羣英與張漢英為首的女子後援會、沈佩貞為首的女子尚武會、王昌國為首的湖南女國民會等聯合而成,公推唐羣英為會長。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北遷,女子參政代表隨後也聯合北上,繼續要求參議院承認女子參政權。同盟會內以宋教仁為首的改組派屈從他黨意見,公然將原同盟會政綱中“主張男女平權”的內容刪掉了。唐羣英等聞訊,衝進改組會議會場,提出強烈抗議。
1912年8月25日中國國民黨召開成立大會時,新黨綱中仍未恢復“男女平權”條文,唐羣英與沈佩貞、王昌國 、伍崇敏、傅文鬱等十餘人盛怒之下圍打宋教仁,林森出面調停,還未交口,也捱了一下。她隨即書寫《駁詰同盟會傳單》,抨擊宋教仁等,同時致信孫中山。
1912年8月27日,沈、唐二人又拜謁孫中山,力爭男女平權。孫婉言解釋此事實行之難,兩人與他發生激烈爭執,沈佩貞悲憤之下,“哭聲震天”,質問孫中山“國基已定,所要求者既不能達到其目的,則從前之盡瘁何為”。1912年9月1日,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北京召開聯合大會,到會女子200餘人,公推唐羣英為臨時主席。沈佩貞演説,反對宋教仁、張繼不遺餘力,甚至表示要繼續革命,以曾經組織的暗殺團、先鋒隊與彼等相見,以手槍炸彈對待之,與會者情緒異常激烈。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參政運動“進”、“退”關鍵時刻,孫中山致函唐羣英。此後唐羣英勸説女界領袖不再在國民黨內糾纏,而是和國民黨一起對付袁世凱。
1912年9月4日—18日,萬國女子參政會(又譯:國際婦女參政聯合會)會長美國人嘉德(又譯:卡特爾)夫人與荷蘭女子參政會分部長解古柏斯女博士等來上海考察婦女參政運動情況,認為“中國女子參政運動將後來居上,預言將來女子參政之成績,必以中華為最完美。”
1913年4月,女子參政同盟會的張漢英、陳德暉等人在上海成立萬國女子參政會中國部,出版《萬國女子參政會月刊》《萬國女子參政會旬報》,以加強同國際婦女參政運動組織的聯繫。
1913年11月,袁世凱政府規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為男子獨享,女子參政同盟會等婦女參政運動團體被內務部勒令解散。袁世凱還曾懸賞萬元通緝女性運動的領袖人物唐羣英、張漢英等,民初女子參政權運動漸趨沉寂。
[25-26]
[104]
國民黨執政時期新文化運動後的女權主義(1915—1949)
參見:國際婦女節、女界聯合會
1915年,一批激進民主主義者發動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對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從批判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歐美女權運動的思想資源,介紹和傳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獨立的社會生活。作為啓蒙運動重要陣地的《新青年》,從1916年第2卷第6號起開闢了“女子問題”專欄,陳獨秀、胡適、魯迅、吳虞等人紛紛撰文,抨擊“夫為妻綱”、“三從四德”、“從一而終”等封建舊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吳虞的《女權平議》一文,從歐洲啓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權,到以美國女性具體享有的教育平等權、法律、行政權等為例,向國人展示了歐美女權的發達,説明中國應該進行“女權革命”。
[27]
這一時期,沈雁冰、沈澤民、袁振英、周建人、章錫琛等人開始了中國最初的女性主義理論譯介。
[28]
1919年11月30日,由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北京學界的知名學者和女高師學生共同發起李超追悼會。李超出生於廣西梧州金紫莊一殷實之家,同封建禮教進行了鬥爭,但因勢單力孤成為舊制度的犧牲品。李超追悼會是一次向封建舊禮教、舊制度宣戰的誓師大會,是女青年爭取女權的動員大會。李超追悼會也由此成為中國女權運動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29]
1922年11月6日,梁啓超發表《人權與女權》一文,特別提出了單獨提“女權”的必要性,駁斥了“女權尚早論”、“先談人權再談女權”等觀點。他提出女權運動的兩個主要條件,一個是自動,即女權是要女性意識到並由女性來爭取的;一個是有階段,指第一教育上平等權,第二職業上平等權,第三政治上平等權。
[30]
1924年1月2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婦女部部長何香凝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一大上提出了“婦女在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獲大會通過,促使《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政綱中明確規定:“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
[31]
從而確立了婦女在社會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則。
[32]
當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後,遵照兩黨的決議,女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黨各級婦女部的領導工作。1924年3月4日,國民黨中央婦女部發出通告,呼籲廣州地區各婦女團體於3月8日舉行遊行示威,響應全世界婦女的“大團結示威運動”。1924年3月8日上午,中國第一個公開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活動在廣州舉行。
[32]
廣州對於“三八”國際婦女節的紀念活動,不僅成為中國首次公開的“三八”節紀念活動,也成為國共兩黨合作的婦女運動統一戰線的重要場域,國際婦女節因而也成為廣大婦女教育、檢閲自己力量和加強團結的盛大節日。
[103]
1924年6月,主政湖南的趙恆惕推行“立憲自治”,唐羣英與王昌國、葛健豪等人倡議恢復了湖南女界聯合會,並繼續為爭取女權而鬥爭,最終使湖南省憲政委員會同意在《湖南省憲法》中列入如下條文:“無論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歲以上男女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享有受義務教育以上的各級教育權”。而在此之前,中國曆代中央及地方政府法律條文上從未有過關於男女平等的內容。此後,部分地方政府的法律條文也在當地女界組織的影響下規定關於男女平等的內容。直到1930年通過《中華民國民法典》立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確立了完整的婦女財產權、繼承權,將男女平等原則貫徹於整個民法所規定的家庭制度之中,
[105]
中國女性才首次在全國範圍獲得了名義上與男子平等的權利。
[106]
19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亦是明文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31]
1949年,因國共內戰失利,中國國民黨退居台灣,喪失了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權。直到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台灣女權運動才蓬勃興起。(參見:台灣女權運動)
女權主義共產黨在野時
共產黨在野時期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1921—1928)
參見:女權運動同盟會
有充足的資料表明,女權主義運動也是中共早期革命運動的一部分,例如:中共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1919年主要講授課程之一就是《女權運動史》。
[33-34]
中共早期重要的領導人、鄂豫皖邊區的創立者沈澤民,也是中國早期女權主義理論重要的譯者。而繆伯英
[35]
、向警予
[36]
等中共歷史上最傑出的婦女革命家,同時也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活躍的女權主義者。
[8]
中國第二代女權主義運動先驅(11張)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了關於女性問題的第一個文件《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其中表達了女性運動是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婦女解放是要伴着勞動解放進行的,只有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婦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38]
此後,在國民革命思潮下的黨內女權主義者,將女權運動的目標定義在國民革命的範疇之內。
1922年11月26日,鄧穎超、王貞儒發起成立北京女權同盟會直隸支部,該支部以“擴張女子在法律上之權利及地位”為宗旨,鄧穎超當選為評議委員。1923年4月25日,研究婦女問題的團體——女星社成立,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的主要成員大部分加入女星社。該社的宗旨為:“實地拯救被壓迫婦女;宣傳婦女應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覺悟女子加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並出版刊物《女星》。
[39]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通過了向警予起草的《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案》,提出:“一般的婦女運動如女權運動、參政運動、廢娼運動等,亦甚重要”、“本黨女黨員應隨時隨地指導並聯合這種種運動,口號應是“全國婦女運動的大聯合”、“加入“打倒軍閥”、“打倒外國帝國主義”兩個國民革命運動的口號,以引導佔國民半數的女子參加國民革命運動”。
[40]
1924年,向警予與李勵莊、鍾婉如、陳逸雲等人籌建廣東女權運動大同盟,向警予任會長。
向警予是繼繆伯英之後黨內威望最高的女共產黨員,她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的第一位女性,也是第一任婦女部部長,逝世後被毛澤東稱為是“黨唯一的女創始人”
[109]
,被後世中共官方定位為“領導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婦女運動”
[41]
,是當時的中共婦女運動中的最重要的領袖。她的女權主義思想很大影響了當時的中共的婦女運動。不過,向警予始終反對並批評不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路線,堅持走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路線。
[42]
1925年,向警予在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上,提出13條代表婦女權益的具體要求,明確提出:“凡有礙女權之法律,一概廢除,另訂男女平權並助進女權發展之法律與憲法”。
這段時期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使用“女權”與“婦女解放”兩個詞語,並沒有區分二者間的差異。例如李大釗在《現代的女權運動》中寫道:“二十世紀是被壓迫階級底解放時代,亦是婦女底解放時代;是婦女尋覓伊們自己的時代,亦是男子發現婦女底意義的時代。凡在‘力的法則’支配之下的,被壓迫階級底解放運動;凡對此‘力的法則’的反抗運動,都是被壓迫階級底解放運動。婦女屈服於男子‘力的法則’之下,歷時已經很久,故凡婦女對於男子的‘力的法則’的反抗,都為女權運動。這種運動,歷史中包含甚多,名之曰‘革命’並不過分。”
[4]
[43]
宋慶齡在《論中國女權運動》寫道:“吾等祖母較之美國婦女落後五百年,但吾等之女兒可較之美國婦女先進五十年。對於女權之解放工作,餘在漢口設立婦女政治訓練班,揀選百人授以政治知識,使有解決政治問題之能力,努力於中國婦女之解放。”
[44]
周恩來贈詩李愚如寫道:“唱起獨立歌/爭女權/求平等”。
[45]
王劍虹刊登於《婦女聲》的《女權運動的中心應移到第四階級》一文中“婦女運動”與“女權運動”二者混用。
[37]
可見在當時的中共歷史語境,“女權運動”與“婦女解放”並無不同
[46]
。
共產黨在野時期的女權主義變遷(1928—1949)
中共創立早期,女權主義的理論在黨內並非受到排斥,而是被成功地納入了中國革命的體制內。這一傳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繼承是通過將“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等話語推到討論的中心位置,逐漸巧妙地以黨的話語替代“女權”主張。
在歷次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只有二大
[38]
、三大
[40]
、四大
[47]
、六大
[48]
有發表婦女運動的決議案
[49]
,在二大、三大、四大的婦女運動中,儘管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只有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婦女們才能得到真正解放”這一方針,但縱觀二、三、四大的婦女運動議案全文內容,都只是批判“資產階級婦女運動”,而沒有直接批判“女權主義運動”,或將“女權主義運動”列入“資產階級”範疇。
[38]
[40]
[47]
隨着中國共產黨受第二國際、共產國際的影響加深,
[50]
加上一些女權活動家也不再負責黨內的婦女工作(如繆伯英
[35]
、向警予),
[51]
以及當時民間女權活動家多數主張以和平方式而非暴力推翻現任政府(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方式爭取婦女權益,1928年,女權主義運動遭遇時任在野黨的共產黨第一次嚴厲的公開批評,在中共六大《婦女運動決議案》寫道:“對於買辦資產階級的改良的反動思想的婦女運動,要努力反對”、“女權主義的婦女運動,離開政治離開革命而以和平方法和宣傳以解放婦女,這完全是空想、幻想,對於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婦女的思想上很有影響,這是我們不得不注意的第一點。”
[48]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正式在綱領裏將“女權主義運動”打入“資產階級”範疇,也將女權主義運動與黨內婦女運動正式分開。
[48]
此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女權主義”長期以來都是一個貶義詞。在共產黨的文獻中,“女權主義”一詞總是伴隨着“資產階級”這個修飾語,並且經常與“西方的”這個限定詞一起出現。將女權主義從官方話語中驅逐出去。不僅從公眾頭腦中抹去了中國女權主義的歷史,並且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婦女解放者的論調。
1931年,中國工農紅軍在江西通過了《暫行婚姻條例決議》,其中規定,“男女婚姻以自由為原則,廢除一切封建的包辦、強迫和買賣的婚姻制度,禁止童養媳。”不但對於買賣婚姻,關於結婚和離婚,《條例》也都支持男女平等,一切自由。翻身作主的男性貧農們忽然發覺,自己身邊的老婆正受惠於離婚自由,“革命”的家庭正在走向分崩離析。例如,中共幹部張懷萬1930年在他撰寫的《張懷萬巡視贛南的報告》中提及,“一般農民(對離婚絕對自由)大生恐懼”,有的是出於傳統觀念而心生不滿,更多的則是擔心失去老婆和勞動力,“革命革割革絕,老婆都革掉了”,因此他們“採取完全反對的態度”,有的地方出現成年男子起來反抗的危機苗頭。甚至一些原與紅軍士兵訂了婚的女子,“現在多廢了約”。在當時的根據地,婦女靠紡織所賺的錢有時超過男人的種地所得,於是婦女憑藉經濟實力,敢於提出離婚。
[52]
面對革命主力軍——農民的不滿,1934年,蘇區頒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對《暫行婚姻條例》作出了一些修改:首先,增加了“凡男女實行同居者,不論登記與否均以結婚論”。同時,刪掉了“凡男女雙方同意離婚,即行離婚”這句話,從“離婚的絕對自由”退回到“離婚自由”。在《婚姻法》中的離婚自由原則下列舉了離婚條件,在策略上對農民的讓步。法律轉型的同時,作為重要輿論力量的宣傳口號也開始轉變。著名美國記者斯特朗曾記述道:“婦女運動的領袖蔡暢對我説,‘我們在農村地區的口號不再是婚姻自由和婦女平等,而是拯救嬰兒和家庭和睦了。我們犯了一個錯誤,把女權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結果引起了農民的反感。男女之間的矛盾削弱了反對日寇和地主的共同鬥爭。’”浦安修分析了農民和婦女的關係,認為“婦女運動的口號須依靠農民的覺悟程度來提出”。
[52]
女權主義共和國時期
共產黨執政時期的女權主義(1949—1987)
參見:國家女權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的婦女運動家們、婦女工作者們無法公開宣傳、推行女權主義的理念,但也有學者例如王政認為,這一時期中國的女權事業仍以婦聯為大本營,通過與政府各級組織、各種部門的博弈,踐行着國家女權主義(state feminism)的道路
[53-54]
。例如1950年史良參與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廢除了包辦強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義婚姻制度。
[55]
但這種女權主義,不僅與1949年以前中國本土的女權主義實踐基本斷裂,也與當時女權主義國際化進程脱節,跟當代中國女權主義話語與學術的聯繫也並不緊密——中國當代女權主義話語萌芽於20世紀80年代。
1952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有11萬女軍人。這些女軍人在革命戰爭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中有許多是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參軍的,稍晚一些入伍的也參加瞭解放戰爭。1952年12月,中央軍委做出了陸續轉業、復員十萬女軍人的決定。對於仍在軍隊的女性,國防部又出台了一個名為“處理和留用婦女工作人員”的文件,根據該文件規定,大部分未退役的婦女同志也只能是被“留用”的“工作人員”。1955年評銜時,首次授銜的女軍官4665人,佔授銜軍官人數的0.82%(其中女少將僅1人。首次授銜時女校官僅有43人)。
[56]
不過這一時期,中國女性權利在其它方面也有好的發展:例如1954年,“男女平等”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此後中國憲法雖經數次修改,但男女平等始終作為重要原則寫在憲法之中
[57]
。
關於中國革命與女性的關係,西方女性主義者有着不盡相同的看法,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了獲得農民的支持,採取了同男權制妥協的策略,因此這一革命是以犧牲女性為其代價的。即女性從中國傳統的禮教與家庭的束縛中掙脱與出走之後,很快便與國族、階級這些羣體融合,在獲得解放的同時也再次走向無名與沉默。著名女性主義者朱迪斯·斯黛茜(Judith Stacey)在其《父權制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和凱安·約翰遜(Kay Ann Johnson)的《中國婦女、家庭與農民革命》(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中都持這一論點。而中國女性主義者如李小江教授等也曾有過相似的觀點。但另一方面,其餘女性主義者如李銀河則指出,這一批評是由於對中國情況的隔膜所產生的。李銀河指出,“在中國,革命的目的只是奪取政權,保持政權……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直被視作一個整體;而一些子羣體的利益,如工人的利益、農民的利益、女性的利益,在革命中從來都沒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也只有官和民這兩大階層,一向缺乏西方意義上的利益集團”,“因此用西方的利益集團分析法來解釋中國的婦女解放,便會產生文不對題之感。”
[58]
在“女權主義”被貶為“資產階級”範疇後,昔日黨內的女權主義者一部分亦如俄國柯倫泰一般,逐漸不再公開發表關於女權問題的獨立見解。一部分自身已經遊離於黨內權力之外,例如劉清揚
[59]
。另一部分則開始發表關於女權問題的負面評價,例如1942年,宋慶齡在《中國婦女爭取自由的鬥爭》寫道:“從一開始的時候起,我國婦女就不是在內容貧乏的‘女權主義’的旗幟下,而是作為整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進行鬥爭的”
[60]
;1964年12月,鄧穎超説:“要以新民主主義婦女運動為中心,批判資產階級單純的婦女參政(如北京的女子參政會)和女權運動的錯誤”。少數仍然公開保持女權主義立場的黨內人士,也遭到強烈的攻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了頂峯。例如1968年3月17日,《人民日報》第4版批判劉少奇“宣揚資產階級的女權主義,正是妄想破壞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
[61]
此後這種情況愈演愈烈,例如1976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第5版批判江青“大肆販賣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反動理論”。
[62]
這一趨勢在1979年開始得到了緩解與改善,部分女權主義運動先驅還是在中共婦女史上繼承了正面評價:1979年12月,在中國婦運工作史上第一次編纂工作會議上,鄧穎超特別提到女權運動先驅唐羣英,稱其為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婦女界“英雄人物”,希望後人永遠記住她。但對自己個人過去的女權主義史,鄧穎超還是評價不高:“我在天津搞了一段女權運動、女權同盟會。對象是男的,不是統治者。向男的爭女權,當然不會實現。所以女權運動是曇花一現的,只在幾個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出版刊物。”
1985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第8版刊登了旅美女作家於梨華的《美國來的信》,這是該報第一次將女權主義與“鬥爭性強”、“雄赳赳氣昂昂”這樣的褒義詞聯繫在一起
[63]
,但是,被革命打斷的“女權主義”歷史並沒有在80年代中期馬上得到接續。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任重在1990年紀念三八婦女節八十週年大會的講話中,仍然稱“中國婦女是把爭取自身解放同參與社會變革緊緊結合在一起,在投身革命和建設的洪流中去實現自己的解放,這是一條同西方女權主義者不同的道路,是被實踐證明完全成功的道路。”在這之後五年,仍有中國學者公開宣稱“受到國外女權主義的影響”新一代中國女性充滿了問題,“又想做女人又不屑於做女人,不願意生孩子,甚至不願意結婚,而寧願選擇同居。她們對女性的話題最敏感,但不少人的自我人格很矛盾”。
共產黨執政時期的學術女性主義思潮(1987—1995)
參見:新女性主義
80年代後研究女權主義的中國學者部分圖片(4張)
“女性主義”一詞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使用尚處於西方學術研究成果的普及介紹階段;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在中國文學評論領域湧現了大量研究、介紹“女性主義”理論的論文與著作。
1991年,中國衡山縣人民政府重修唐羣英墓,墓碑自右至左豎刻“中國女權運動先驅,唐羣英女士之墓,衡山縣人民政府立”,碑兩旁刻聯“羣傑功勳千秋頌;英模業績萬古揚”。同年10月,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婦聯主席的康克清為紀念唐羣英誕辰120週年,慨然題詞:“唐羣英,一代女魂。”
共產黨執政時期的新女權主義(1995至今)
參見: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
1995年9月,第四次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的到來成了中國女權主義的新起點。
[67]
在大會召開前夕,中國政府向大會推薦八位“中華百年女傑”,秋瑾、何香凝、唐羣英、向警予等中國女權活動家位列其中。其中,唐羣英更是直接以“女權運動先驅”名目入列。
[68]
會上,中國政府向國際社會承諾把男女平等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寫入憲法。
[69]
“社會性別(gender)”的概念被帶入中國,也第一次把婦女權利納入了人權的範疇。“社會性別”的概念挑戰了八十年代男女性別自然化的“本質主義”思維,而把性別歸為社會構建的結果,這也形成了九十年代後期的女權主義的根本動力——消滅操演着性別不平等的社會運作機制。
[67]
2012年,青年女權倡導小組BCome在北京成立。新一代女權主義者把平權倡導訴諸話劇和行為藝術當中。其中典型的有呼籲男女廁所廁位比例不均的“佔領男廁運動”
[70-71]
、抗議高考招生性別歧視的“剃光頭亮瞎教育部”行動
[72-73]
、倡導反家暴的“帶血的婚紗”街頭行為藝術
[74]
、集體寄信反對就業性別歧視的“取消女性職場歧視”活動
[75]
、起訴巨人學校的“中國就業性別歧視第一案”
[76]
、呼籲政府改變對性侵態度的“美麗的女權徒步”
[77-78]
等行動。這些行動給她們帶來了不少年輕的支持者,也有的放矢地推動了國家政策上的一些改變
[79-81]
[108]
。
[67]
2015年3月,由於策劃在三八國際婦女節針對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騷擾搞抗議活動,五名女權活動人士被拘留,此舉引發國際社會強烈批評。
[82]
4月,《環球時報》發表社評《社評:維護女權不是隨便上街抗議的理由》,寫道:“女權在中國不是什麼尖鋭話題,中國的婦女地位在世界主要排名中很靠前,爭取婦女權利決非禁忌。重要的是為維護女權採取什麼方式,是就女權説女權,還是故意打擦邊球,用非法抗議來挑戰社會秩序,額外展示對抗現有法律體系的姿態。”
[83]
2017年10月31日,影片《一代女魂唐羣英》獲中國國家廣電主管部門拍攝許可,由中共衡陽市委宣傳部、衡陽市廣播電視台與湖南銀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攝製。
[84]
2018年11月6日,《一代女魂唐羣英》在湖南衡陽首映,該影片被譽為“中國第一部全面反映女權運動和婦女解放的電影”。
[85-86]
女權主義主要影響
女權主義在整個社會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影響,當中包括女性投票權;較為平等的工資;提出離婚的主動權與“無過失離婚”的出現;安全墮胎與結紮的權利;獲得大學教育的權利等。
女權主義對公民權
第一波女權浪潮
第一波女權主義思潮顯著特徵在於強調政治權利,為女性爭取政治上的平等,促進女性獲得選舉權、受教育權、就業權,一般指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為爭取與男性政治權利相平等的大規模的婦女運動。這一時期的女權主義者對女性被排斥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公共生活之外作出迴應,爭取擴展社會契約,為女性爭取政治公民權。她們不斷努力,在為婦女爭取政治上的平等以及受教育與就業的權力的鬥爭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許多女性開始走出家庭,外出工作,並進入學校學習。這是第一波女權主義思潮的成果。
[18]
第二波女權浪潮
女權主義標誌(3張)
第三波女權浪潮
第三波女權主義思潮顯著特徵在於強調注重個性和多樣性,為女性爭取個人權利上的平等。第三波女權主義者往往關注“微觀政治”,挑戰第二波女權主義思潮關於什麼對女性有利,什麼對女性不利的範式,並傾向於使用後結構主義對性別和性行為進行解釋,還將種族因素考慮到女權主義思想中。第三波女權主義者將“社會性別”(gender,發明於第二波,推廣於第三波)的概念帶入多個國家,也成功把婦女權利議題納入了人權議題。同時,第三波女權主義也包含了不同女權主義者之間的爭論。
女權主義對語言
參見:中性語言、非性別歧視語言
很多女權主義者都支持使用無性別意識的語言,例如以“Ms.”統指所有已婚和未婚的女性
[107]
,或在不清楚性別時用“他或她(he or she)”指明,而不只是用“他(he)”。女權主義者也支持使用包含二性元素的語言,例如以“humanity”取代“mankind”表示“人類”。女權主義者希望改變語言的運用,一些具有女權主義特色的單詞開始出現,例如“herstory”(歷史、她史)、“shero”(英雌)。它可以被視為改變有“性別歧視”元素的語言的嘗試,提出在英語中很多具有重男性色彩的例子(如用“他”(he)形容嬰孩)。女權主義者認為語言直接地影響了現實中的觀念(見薩丕爾-沃夫假説)。
中性語言的支持者辯解説使用偏好某一性別的語言經常意味着男性的優越性或反映出一種社會不平等。把男性代詞作為類代詞或用某一特定性別的代詞作為有些職業頭銜,這些都是“英語語言習俗在歷史上把男人看成是人類物種原型”的例子。
[87-88]
女權主義對宗教
女權主義神學運動,是從女權主義角度重新審議宗教傳統、實踐、經文和神學。女權主義神學的一些目標包括加強女性在神職和宗教權力機構中的作用,重新詮釋男性主導的關於神靈的圖像和語言,確定女性在工作和母親身份上的地位,研究宗教經文裏的女性形象。
各個國家的女權主義神學者通過對宗教的改造,發展了佛教女性主義(Buddhist feminism)、基督教女性主義(Christian feminism)、猶太女性主義(Equality feminism)、印度教女性主義(Hindu feminism)、伊斯蘭女性主義(Islamic feminism)等宗教學分支體系。這些女權主義宗教分支中,以基督教女性主義、猶太女性主義、伊斯蘭女性主義三支擁有一定規模。其中,基督教女性主義對基督教影響最為龐大,成功提升女性在新教教會中受到的整體待遇。針對基督教傳統的天父上帝觀,部分基督教女權主義者建構上帝(God)的女性形象,宣稱上帝是女性。
除了對主流宗教進行改造以外,女權主義神學者也興起了女性巫術崇拜及女神復興運動(Goddess movement)。
[89]
現代西方女巫崇拜比較知名的有狩獵女神巫術團體(Dianic Wicca,也稱為黛安娜巫術),這是以女權主義為中心的神學體系。女權主義神學者們追尋流傳於各國神話中的創世女神、大母神及地母神,宣傳並紀念她們的事蹟。
女權主義對性別角色
參見:進步男性運動、女權主義者、男性女權主義者
女權主義理論探討了男性社會結構及其對性別平等目標的啓示。女權主義認為男性社會結構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將男性與侵略和競爭聯繫在一起,強化了男權的、不平等的性別關係。人們批判男權文化“限制了適用於男性的男子氣概的形式”,因此減少了他們的生活選擇。
女權主義者鼓勵男性參與女權運動,她們認為這是全面實現性別平等這一社會承諾的一個重要策略。許多男性女權主義者在激進女權主義運動、女權主義理論和男性調查方面都很活躍。但是,有些人反對説雖然男性參與女權運動是必要的,但由於性別關係中,父權主義的社會影響根深蒂固,男性參加女權運動是容易出現問題的。在現代,女權主義理論和進步男性理論達成的共識是: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並且應該合作起來實現女權主義更大的目標。
[93]
女權主義對文學
參見:陰性書寫、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女性主義科學幻想
女權主義運動創造出了女權主義文學和非小説類文學作品,使人們開始關注女性寫作。有觀點認為學術界忽視了女性生活以及她們所做出的貢獻,女權主義提議重新評價公眾對女性在歷史和學術方面的貢獻。大部分早期女權主義文學研究重點是重新發現和利用女性所寫的作品。20世紀80年代,潘多拉出版社負責出版斯班賽論文,同時發行了一系列18世紀女性作家的小説。廣景出版社繼續發行18、19世紀的小説,其中許多小説之前都已絕版,但肯塔基大學再版了一系列早期女性作家的小説。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權辯護》(1792)是最早的女權主義心理學作品之一。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1929)提議在父權主導的世界中給女性文學空間和人格空間,並因此備受關注。
大學教育中有時會教授女權主義科幻小説,探索社會建構在理解性別中的作用。這類書目中,著名的有娥蘇拉·勒瑰恩的《黑暗的左手》(1969),喬娜安·拉斯的《女身男人》(1970),奧克塔維婭·巴特勒的《血族》(1979)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1985)。
[94]
女權主義對音樂
參見:女性主義音樂批評
女性音樂指由女性創作、為女性創作或與女性有關的音樂。作為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勞動、民權與和平運動的音樂表現形式,這種音樂類型應運而生。該運動是由克麗絲·威廉姆森(Cris Williamson)、梅格·克里斯蒂安(Meg Christian)、瑪吉·亞當(Margie Adam)等女同性戀以及伯妮絲·約翰遜·里根(Bernice Johnson Reagon)等非裔美國女性積極分子和她的搖滾甜心小組(Sweet Honey in the Rock),和平積極分子霍利·尼爾(Holly Near)發起的。女性音樂也指除了表演藝術家以外的更廣闊的女性音樂行業,包括錄音室樂師、製作人、音響師、技術員、封面藝術家、發行人、籌辦人和組織活動者——當然,她們都是女性。
[95]
20世紀80年代,女權主義成了音樂學家們主要關注的問題。在這之前,20世紀70年代時期,音樂學家們開始挖掘女性作曲家和表演者,並開始從女權主義的視角重審有關準則、天賦、體裁及時代劃分的概念。換句話説,女性音樂家如何融入傳統音樂歷史這一問題被提了出來。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女權主義問題持續受到關注。蘇珊·麥克拉瑞(Susan McClary)、瑪西亞·希特倫(Marcia Citron)和露絲·索裏(Ruth Solie)等音樂學家開始思考女性被現有工作主體排斥的文化原因。帶性別色彩的音樂話語、專業化、對女性音樂的接受程度、音樂創作地點檢查、女性的相對財富與教育、與女性特性相關的流行音樂的研究、音樂研究中的宗法觀念、性別觀念和性別差異等概念一直是該時期審查的主題。
[96]
女權主義對電影
參見:女性主義電影理論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隨着女權電影理論的發展,出現了大量主張或闡明女權主義觀點的女權主義電影。20世紀60年代,由於政治辯論和性解放的影響,女性走向激進主義,成立了增強自我意識的團體,並開始從不同視角分析主要電影業的女性建構。1972年,英國和美國舉辦了第一屆女權主義電影節(feminist film festivals),並創辦了首個女權主義電影期刊:《女性與電影》(Women and film)。這一時期的先驅有克萊爾·強斯頓(Claire Johnston)、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後者曾在愛丁堡國際電影節上組織過女性活動。其餘對女權主義電影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理論家有特瑞莎·德·勞拉提斯(Teresa de Lauretis)、安妮克·斯梅麗科(Anneke Smelik)和卡亞·西爾弗曼(Kaja Silverman)。
[97]
在女權主義電影理論的影響下,20世紀90年代女性電影創作呈現了多樣性。大致有五個分類:1、正當性,如《工會女僕》(Union Maids)這樣的使有關女性抗爭的影片合法化;2、交流性,如《有關一個女性的電影》(Film About a Woman Who)這樣的女性先鋒電影;3、重建性,如《驚悚片》(Thriller)這樣重鑄常規類型的正宗實驗電影;4、美杜莎式的,如《好奇的女孩》(The Curious Female)這種讚賞女權主義“毀滅”法制的潛能的電影;5、校正的寫實主義,如《克里斯塔‧克拉格斯的第二次覺醒》(Das Zweite Erwachen der Christa Klages)這樣的以廣泛觀眾為對象的女權主義敍事影片等。這些紛繁複雜的女性電影都可看作是女性自身意識的覺醒,也是對排斥和壓抑女性“聲音”的反抗。
[98]
女權主義女性就業率
女權主義運動帶來了美國和歐洲女性就業率的大幅度上升。1950年代美國婚後女性就業率僅為11%,甚至少於1920年代。經歷了在1960年代、1970年代伴隨着帶有濃烈的左翼色彩的民權運動而出現的女性運動高潮後,1978年美國已婚女性就業率上升到50%。1997年達到61%,在21世紀初頭幾年的經濟繁榮期時,認同“返回家庭相夫教子”的“選擇女性主義”回潮,已婚女性就業率曾經回落到54%,在2008年底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後,因為生活壓力增大所迫,美國已婚女性就業率重新上揚,在2010年上升到69%左右。
[99]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調查數據,截止2013年1月止對發達國家女性婚後就業率的統計,在北歐的瑞典和芬蘭,有6歲以下孩子卻不辭職繼續工作的婦女比例高達76%(有18歲以下孩子不辭職堅持工作的婦女比例高達82%),美國為61%(有18歲以下孩子卻不辭職堅持工作的婦女比例達70%),英國為55%,德國為53%。相比之下,日本只有34%。
[100]
女權主義婚後姓氏權
西方國家女子出嫁後從夫姓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習俗。從196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早期,伴隨着女權主義的進展,西方女士結婚後選擇保留其孃家姓氏,或者是用連字號形式顯示其婚後的名稱的百分點有輕微上升的趨勢。大體上來説,英美等國家的女性結婚後是否改從夫姓,是可以由女性自行決定的。
現代西方社會,從事演藝界的女性大多數在結婚後都不會隨丈夫姓氏,一線女歌手幾乎全都不從夫姓,即便是不出名的演職人員也多有不從夫姓者。此外、律師、法官、教授、科學家、作家、醫生、父系祖先顯赫的女政客等有公認成就的女性,都有很大比例的結婚後不從夫姓者。自1960年代末女權主義興起後,歐美國家每年有近15%-20%的新婚女性選擇不隨丈夫姓而保留自己的姓氏。現代美國和歐洲,也已有數量雖少但比以前有所增加的男性決定放棄自己的姓隨妻子姓。
日本法律不承認夫妻異姓的婚姻為合法婚姻。有部分日本人支持夫妻異姓的婚姻合法化。
中國大陸、朝鮮、韓國、越南法律規定夫妻除非結婚前原本就同姓,否則結婚後不能改動成同一姓氏,必須保持夫妻異姓。在中國香港地區,大多數女性在結婚後都不會隨丈夫姓氏,在香港身份證上,夫妻擁有各自的姓氏,但允許冠夫姓。部分任職政府高層官員的女性會冠夫姓,源自港英時代早期的不成文規定,但自從1970年代女權運動進入香港以後,冠夫姓已經在公務員體系,甚至是社會中漸淡出,反映女性社會地位的進步。
前蘇聯和俄羅斯雖鼓勵妻子結婚後不隨丈夫姓,但並不強制禁止妻子結婚後從夫姓。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夫妻是同一姓氏的美國和歐洲,卻要比大部分夫妻不是同一姓氏的韓國、中國台灣地區女性結婚後繼續工作率要高,所以人們很難將是否從夫姓作為判斷一個國家女性社會地位的絕對標準。
在某些國家的管轄權(Jurisdictions)中,妻子的姓氏會自動轉變為丈夫的姓氏以保其法律上的合法地位。現 在女士可以容易地更改她的婚後姓名,而這個改變不再違憲。在某些地方,民事訴訟案及憲法的更改使得男士亦可以容易地更改婚後姓名,例如在英屬哥倫比亞。
曾經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而用婚前姓氏的女士,即使在婚後,她們亦不會從夫姓,以保持其訢舊著作對學術界所作出的貢獻。這個慣例在女醫生、女律師事務所及其它專業也很重要。
[101]
女權主義反撲與爭議
參見:反女權主義運動
20世紀70年代末,反女權初現端倪,80年代初,本質主義意識形態已經入主美國白宮,80年代中期,反女權進入大眾文化視野。新右派領袖最先拋出了反攻的中心論點:婦女平等應為婦女乃至社會的不幸負責。新右派婦女組織不遺餘力地反對女權主義,反女權的聲音還來自知識分子羣體。
[102]
- 參考資料
-
- 1. 王宏維,《女權即人權》,《南方日報》,2006年4月6日
- 2. 《中華文摘》文章:創業讓女人活得很精彩 .中國新聞網[引用日期2020-07-23]
- 3. 李銀河.女性主義: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01
- 4. 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下)-現代的女權運動:人民出版社,1984-12
- 5. 7本書幫你讀懂女性主義 .湖北廣播電視台[引用日期20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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