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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裕滅後秦之戰

鎖定
劉裕滅後秦之戰,中國東晉義熙十二年(後秦永和元年,416)八月至次年八月,太尉劉裕率東晉軍攻克長安(今西安西北)滅亡後秦的戰爭。此戰,劉裕善擇戰機,部署周密,軍事政治處置得當;攻長安時以偏師入武關,派水軍溯渭水西進,配合主力,水陸夾擊,終獲勝利。
417年,後秦滅亡,後秦皇帝姚泓被劉裕所俘虜,後被押送到建康斬首,時年30歲。 [1] 
名    稱
劉裕滅後秦之戰
發生時間
東晉義熙十二年至十三年(416年—417年)
地    點
長安(今西安西北)
參戰方
後秦,東晉
結    果
劉裕獲勝,後秦滅亡
主要指揮官
劉裕,王仲德姚泓姚紹
戰    術
配合主力,水陸夾擊

劉裕滅後秦之戰戰爭結果

劉裕滅後秦之戰示意圖 劉裕滅後秦之戰示意圖
劉裕後秦之戰,發生於東晉義熙十二年、後秦永和元年(公元416年)八月,止於義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八月。東晉太尉劉裕,統率10多萬大軍北征後秦;後秦以10多萬大軍迎擊,雙方展開激戰。晉將王鎮惡率水軍沿黃河渭水直逼後秦京師長安姚泓率領百官出降晉軍,後秦遂告滅亡。

劉裕滅後秦之戰戰爭誘因

東晉後秦雙方的作戰序列 東晉後秦雙方的作戰序列
後秦於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首次擊降西秦之後,又於隆安五年(公元401年)擊滅了後涼,勢力大增,成為當時中國西北地區最強大的國家。義熙五年,後秦弘始十一年、夏龍升三年(公元409年),秦、夏兩國連續發生了征戰。當年四月,夏主率騎兵2萬攻秦,掠奪平涼的雜胡7000多户,進兵屯於依力川(今甘肅平涼附近)。九月,秦主姚興率軍回擊夏軍,秦軍大敗,秦將姚榆生為夏軍生擒,左將軍姚文崇等拼死力戰,夏軍才退走,姚興也返還長安。接着夏軍又攻佔後秦的敕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等地。
義熙六年、後秦弘始十二年、夏龍升四年(公元410年),夏主又派左將軍赫連羅提攻佔後秦之定陽城(今陝西富縣境),坑殺秦軍4000人。接着,夏軍又進擊隴右地區,攻佔白崖堡,兵逼清水(今甘肅清水)。義熙七年、夏龍升五年、後秦弘始十三年(公元411年)正月,秦姚詳屯守杏城(今陝西黃陵西南),被夏軍逼迫棄城南逃。夏軍追及將姚詳殺死,俘其全軍。夏主赫連勃勃再南攻安定(今甘肅鎮原南),於青石北原擊敗後秦尚書楊佛嵩,俘其吏民4.5萬人。義熙十二年、夏鳳翔四年(公元416年)六月,夏軍攻佔了上邦,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5000多,毀上邦城,接着進攻陰密(今甘肅靈台西50裏),又殺秦將姚良子以下1萬多人。秦徵北將軍姚恢棄安定(今甘肅涇川北),奔回長安。安定人胡儼等率5萬户舉城降於大夏。後秦與大夏之間的連年征伐,進一步消耗和削弱了秦軍的實力,為東晉滅亡後秦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
東晉在擊滅南燕後,劉裕原想乘勝向後秦進攻,但因盧循、徐道覆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逼近建康(今江蘇南京),朝廷急調劉裕迴歸,以鎮壓農民起義軍。因而,東晉只得順延了擊滅後秦的時間表。至晉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劉裕相繼鎮壓了盧循徐道覆起義軍,剪除了荊州刺史劉毅、兗州刺史劉藩及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等,滅亡了譙蜀,打擊了晉宗室司馬休之等勢力,政局穩定,經濟和軍事實力逐步增強。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初,後秦主姚興病亡前後,姚弼姚宣姚耕兒等明爭暗鬥,爭奪帝位,政治動亂,人心浮動,叛離者日增;連年與胡夏南涼西秦等征戰,國力受到嚴重削弱,喪失了強國地位。這些,都為東晉擊滅後秦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劉裕遂據此定下了出兵滅秦的戰略決策。

劉裕滅後秦之戰作戰策劃

劉裕為奪取擊秦的勝利,進行了詳盡的作戰策劃:
首先以主力大軍由淮水泗水,沿黃河西進,奪佔戰略重鎮洛陽;以一部兵力由武關進擊,以牽制關中秦軍,然後奪取潼關,直攻長安。以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率步兵為前鋒,自壽陽(今安徽壽縣)沿淮水淝水進攻許昌(今河南許昌東)、洛陽(今河南洛陽)。王鎮惡進攻邵陵、許昌,會師洛陽,待劉裕所率主力到達,再繼續西進。 [2] 
以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水軍由彭城(今江蘇徐州)溯汴水出石門(今河南滎陽東北),入黃河,進佔洛陽以北,阻止魏軍南下側擊晉軍。 [2] 
令冀州刺史王仲德總督前鋒諸軍,並率領水軍由彭城泗水、開鉅野澤入黃河,佔據黃河東線,防止魏軍渡越黃河南進。 [3] 
劉裕親領主力由彭城泗水、鉅野澤再入黃河,西趨洛陽。 [2] 
後秦獲知晉軍已抵許昌時,仍在與大夏、西秦作戰。秦東平公姚紹深感憂慮,認為應集中全力對付東晉。遂向後秦主姚泓獻策説,應將遠在安定的吏民遷至京師,這樣可得精兵10萬,即令夏、晉兩國同時向我進攻,也不至有亡國之禍。但這一策劃卻被左僕射梁喜否定。梁喜認為:“安定守將齊公姚恢素有威名,且吏民與大夏赫連勃勃已結深仇,必然死守安定。如若放棄安定,夏人必然進逼郿縣(今陝西眉縣東北),況關中兵足以抗擊晉軍,何必自己削弱自己呢”。後秦姚泓根據以上建議,決定採取兩面作戰的對策,既保衞西北的安定,防止胡夏的進擊;也重點據守長安、洛陽、潼關、武關等重要城邑關隘,阻止晉軍的西進。姚泓的這一作戰決策,使後秦從戰爭的開始便處於戰略上顧此失彼的被動境地。

劉裕滅後秦之戰作戰經過

東晉義熙十二年、後秦永和元年(公元416年)八月十二日,劉裕率軍自建康出發,各路大軍也相繼按預定策劃出動。
晉軍攻取洛陽
九月,劉裕率軍進至彭城(今江蘇徐州)。 [4]  督前鋒諸軍事的王仲德軍先順利打通了鉅野澤被淤塞的舊河道,並在東郡涼城大破北魏軍,收復涼城,進而攻克北魏佔領的滑台,收復黃河東線。 [5-7]  前鋒王鎮惡檀道濟軍也進展順利,自進入秦境以來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今河南商丘以北)降於王鎮惡軍;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今河南沈丘)降於檀道濟軍;後秦新蔡(今河南新蔡)太守董遵堅守城邑不降,檀道濟攻克該城,將董遵斬殺,旋即攻克了重鎮許昌(今河南許昌東),俘獲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與此同時,建武將軍沈林子軍,自汴水進入黃河,襄邑(今河南睢縣)董神虎率領1000多人響應晉軍。沈林子隨即與他共攻倉垣(今河南開封北),攻克了該城,後秦兗州刺史韋華降服。
劉裕滅後秦經過 劉裕滅後秦經過
十月,晉軍進佔了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滎陽(今河南滎陽東北)。王鎮惡檀道濟兩軍旋即會師於成皋(今河南滎陽西北汜水鎮)。後秦鎮守於洛陽的徵南將軍姚洸,見晉軍逼近,派人至長安求救。後秦主姚泓命越騎校尉閻生率騎兵3000、武衞將軍姚益南率步兵1萬增援洛陽,並令幷州牧姚懿自蒲阪(今山西永濟西)進屯陝津(今山西平陸東南,即古茅津渡),以為聲援。此時,寧朔將軍趙玄向姚洸建議説:“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眾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利也。”姚洸的司馬姚禹及主簿閻恢楊虔皆妒恨趙玄,便暗中與檀道濟相通,極力反對趙玄的建議,並慫恿姚洸分兵防守各地。姚洸中計,派趙玄分兵1000前往防守柏谷塢(今河南偃師東南),以廣武將軍石無諱東至鞏城(今河南鞏縣西南)防守。繼之,成皋、虎牢(今河南滎陽西北)皆降於晉軍,王鎮惡、檀道濟、沈林子等軍由成皋順利西進。石無諱進至石關(今河南偃師西),得悉晉軍已至,便退兵洛陽;趙玄與晉軍戰於柏谷塢,兵敗戰死。十月二十日,檀道濟軍逼近洛陽,二十二日姚洸出城降晉。檀道濟俘秦軍4000多人。此時後秦越騎校尉閻生和武衞將軍姚益南正率部趕赴洛陽途中,得知洛陽失守,不敢再向前進。
晉軍奪取潼關
東晉軍北伐 東晉軍北伐
劉裕原先命令前鋒軍攻取洛陽,且待後續主力到達之後再繼續西進。但王鎮惡等見後秦內亂紛起,潼關守軍薄弱,便當機立斷,不待劉裕大軍到達,分兵兩路西進。一路王鎮惡軍至澠池(今河南洛寧西),派部將毛德祖進攻秦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吾城(今河南洛寧西),生擒尹雅,王鎮惡軍迅速進抵潼關(今陝西潼關北)城下。另一路檀道濟、沈林子部,自陝(今河南陝縣)北渡黃河,向蒲阪(今山西永濟西)進攻。後秦河北太守薛帛逃往河東,檀道濟等軍進攻蒲阪,被守將後秦幷州刺史尹昭擊退,檀命別將再攻匈奴堡,又被秦將輔國將軍姚城都擊敗。此時,後秦以東平公姚紹為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改封魯公,率武衞將軍姚鸞等步騎兵5萬防守潼關,又命姚驢率部增援蒲阪。沈林子認為,蒲阪城池十分堅固,兵力眾多,難以很快攻取;王鎮惡孤軍於潼關,不如南下與王鎮惡合軍攻打潼關,潼關既破,尹昭不攻自潰。檀道濟同意沈林子的意見,遂引軍自蒲阪南下。三月檀道濟、沈林子軍到達潼關。姚紹率兵出戰,檀道濟、沈林子將秦軍擊敗,斬俘秦軍1000多人。姚紹退兵定城(陝西潼關西30裏),憑險據守,告訴眾將説:“檀道濟等兵少勢弱,孤軍深入。敵只能堅守城池,以待後援。我分兵斷其糧道,當可將敵坐擒。”於是,便派將軍姚鸞截斷大路,以阻止晉軍的糧運。
晉軍進軍潼關 晉軍進軍潼關
姚鸞先派將軍尹雅與晉軍戰於潼關之南,被晉軍戰敗生擒。三月初四日,沈林子乘夜率勇鋭士卒偷襲姚鸞軍營,殺姚鸞及秦軍數千人。姚紹又派姚贊屯兵於河上,欲斷晉軍水運。沈林子再率軍進擊,姚贊兵敗,逃回定城。此時,秦將薛帛舉河曲降晉,不久,晉軍給養不繼,軍心浮動,全軍頓兵堅城,不得前進,軍中紛紛提議撤軍東歸。此時,將軍沈林子按劍怒斥説:“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成敗,繫於前鋒。且大軍尚在遠方,敵軍兵眾氣盛,想要撤軍,也難以安全退走。我決心單獨率部繼續完成受領的使命。”王鎮惡等人遂鎮定下來,派出使者馳告劉裕,請求速派援軍,運送軍糧。使者晉見劉裕,劉裕以魏緊跟於黃河北岸並進,威脅重大,而拒絕派兵增援。王鎮惡等於是親至弘農(今河南靈寶北)動員民眾,捐獻軍糧,才解了缺糧之危,軍心趨於安定。四月,姚紹再次命長史姚治、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率2000人屯守河北的九原,企圖再斷晉軍糧道,又被沈林子擊敗。姚治、姚墨蠡、唐小方均被斬首,其全軍幾乎喪盡。姚紹聽説姚恰等人兵敗身亡,悲憤已極,發病嘔血,將兵權交予東平公姚贊之後死去。旋即,姚贊率兵偷襲沈林子軍,又被沈林子擊敗,雙方形成相持局面。
劉裕親率大軍於義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正月離開彭城(今江蘇徐州),自淮水泗水進入清河。三月初八,劉裕以左將軍向彌率部分兵力屯於黃河重要渡口碻璈(今山東東阿西北),自率大軍進入黃河;魏軍為防止晉軍於黃河北岸上陸向魏進擊,也以數千騎兵沿黃河北岸跟隨劉裕軍西行,凡漂流至北岸的晉軍人員,均被魏 軍擒殺。劉裕數次派兵上岸攻擊魏,剛一登岸, 魏軍便逃離岸邊。為擊敗魏軍的襲擾,劉裕命數千勇士,車百乘,由丁旿和寧朔將軍朱超石率領,攜帶強弓利箭,登上黃河北岸,結成“卻月陣”。魏軍立即前來進攻,魏將長孫嵩率騎兵3萬四面圍攻晉軍。晉軍拼力死戰,魏軍被利箭射殺者甚眾,死屍堆積遍地,魏將阿薄幹被斬,魏兵敗退走。朱超石率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殺,又斬俘1000多人。四月中旬,劉裕進至洛陽,為防止魏軍的襲擊,在洛陽停軍兩個月,部署後方的防衞。七月,劉裕進至陝地(今河南三門峽),將軍沈田子、傅弘之進入武關(今陝西商縣南),後秦守將逃走。沈田子等軍進佔青泥,後秦命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兵於嶢柳(今陝西商縣西北),阻擊沈田子軍。
嶢關激戰和攻克長安
八月,劉裕大軍進至閿鄉(今陝西潼關東)。劉裕顧慮沈田子等軍力薄弱,為使其更好地牽制和吸引秦軍兵力,便派將軍沈林子率軍前往支援。此時,沈田子等正準備攻擊嶢柳。後秦姚泓本欲率軍迎擊劉裕軍於潼關定城,但顧慮沈田子等軍突襲其側背,於是決定先率軍消滅沈田子軍,然後再傾全國之軍迎擊劉裕的主力大軍。八月,姚泓所率數萬騎兵,突然進至青泥(在嶢柳附近)。沈田子得知姚泓率大軍而來,欲乘秦軍剛剛到達,向其攻擊。傅弘之認為敵眾我寡,不應出擊。沈田子説:“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且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於是,決定先率自己本部兵馬向敵攻擊,傅弘之跟隨於後。沈田子軍被秦軍重重包圍,沈田子激勵士卒奮力拼殺,大敗秦軍,斬秦軍1萬多人。姚泓率敗軍退返長安。當沈林子軍到達嶢柳時,姚泓軍即已退走,於是,沈田子與沈林子合軍共追秦軍。關中許多郡縣見姚泓兵敗,暗中紛紛降於晉軍。
關中大戰 關中大戰
八月初二,劉裕到達潼關,即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命其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於河北會合薛帛,共攻重要戰略渡口蒲阪(今山西永濟西)。後秦平原公姚璞與姚和都擊敗晉軍,斬了徐猗之,朱超石逃回潼關。此時,王鎮惡請求率領水軍從黃河渭水,逼向長安劉裕採納了他的建議。王鎮惡軍出發後,正值後秦恢武將軍姚難由香城(今陝西大荔東)率軍西撤,王鎮惡跟蹤追擊。姚泓率兵由霸上到達石橋(長安城洛門東北),接應姚難;以鎮北將軍姚疆和姚難合兵守衞涇上(今陝西高陵境),迎擊王鎮惡軍。王鎮惡命將軍毛德祖率部攻擊,將秦軍擊敗。姚疆戰死,姚難逃回長安。東平公姚贊得知晉軍迫近長安,便率軍由定城退往鄭城(今陝西華縣)。劉裕大軍隨之逼近。後秦姚泓長安危急,自己尚有數萬軍隊,可以抗擊晉軍。遂令姚丕軍防守渭橋(長安城北),胡翼度軍防守石積(長安城東北),姚贊軍防守霸東(霸水東岸),姚泓自己率軍守衞逍遙園(長安城西)。
八月二十三日,王鎮惡乘蒙衝小艦進至渭橋,棄船登岸。當時,由於渭水湍急,大部艦船皆被沖走。王鎮惡乘勢激勵部眾説:“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卿等勉之!”於是,身先士卒,率軍進擊姚丕軍。姚丕戰敗,姚泓率兵來救,與姚丕敗兵互相踐踏,也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戰死,姚泓單騎逃回宮內。王鎮惡軍由平朔門(長安北門)攻入長安城,姚泓與姚裕率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姚贊得知姚泓兵敗,率眾往救,士眾皆潰逃。八月二十四日,姚泓率羣臣至王鎮惡軍營投降,至此,後秦便宣告滅亡。

劉裕滅後秦之戰評析

東晉劉裕鎮壓了盧循徐道覆農民起義軍,不久,便發十數萬大軍,水陸並進,經1年的征戰,將建國33年的後秦一舉擊滅。雖然滅秦之戰是兩國之間統治階級爭奪霸權的鬥爭,但後秦的滅亡,客觀上又將中國北方的統一向前推進了一步。
東晉取得擊滅後秦作戰的勝利,除了其順應歷史的發展、符合人民要求統一的願望、具有較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之外,最重要的還決定於兩個方面的因素。
後秦的政治敗落
後秦姚興晚年起,國內民族矛盾、社會階級矛盾和其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日趨尖鋭激烈,人心浮動,內亂紛起,力量的內耗相當驚人,幾乎已達不攻自破的地步。當晉軍已進佔洛陽,後秦姚懿突然起兵自立為帝,欲東攻長安,除去秦主姚泓,迫使姚泓不得不調動大軍對付姚懿。正在後秦主姚泓面對“內外危迫”的困境、“羣臣相泣”、滿朝百官束手無策之時,後秦徵北將軍齊公姚恢又率安定鎮户3.8萬起兵,逼向長安。姚泓又不得不急調其前線主將東平公姚紹棄當面晉軍於不顧,回軍西向,北擊姚恢。後秦在這種內亂迭起、外部又有西秦進逼於西、大夏襲擾於北極端被動的戰略態勢之下,自然難以抵擋強大晉軍的進攻。
秦軍戰略指導犯了兩面作戰等一系列錯誤
後秦面對強大晉軍的進攻,東平公姚紹提出的遷移安定鎮户,充實京師長安可得精兵10萬,以全力對付晉軍的建議,不失為正確的戰略對策,但卻為秦主姚泓所拒絕。這樣,後秦從戰爭開始便使自己陷於兩面應付、顧此失彼的被動態勢之中。交戰中,後秦姚泓本應親率大軍,阻晉軍於定城、潼關以東,但他卻為晉軍一路偏師沈田子軍所吸引,輕率地決定率數萬大軍向嶢柳迎擊,使這支相當可觀的戰略機動力量毀於一旦。秦軍具有戰略頭腦的決策人物之一的姚紹,在2個月內兩次平定內亂,統率大軍機動於長安和潼關前線,無疑顯示了他相當出色的戰略指揮才能。但是,他在3次組織切斷晉軍糧道這一至關重大的作戰行動時,卻因策劃不當、使用兵力過少而失利。凡此種種,都在戰略上造成了後秦軍不可逆轉的頹勢。
與後秦軍的戰略指導相比,東晉則表現得計高一籌。首先它在戰爭時機的選擇上,選在了後秦政局不穩,人心動盪,統治集團爭立仇殺,且外有西秦、大夏交侵之際;其二它水陸並進,主次配合,使振武將軍沈田子和建威將軍傅弘之兵出武關的牽制之師,起了吸引和消滅後秦戰略機動力量的重大作用;其三它巧妙處理了借道北魏,阻止了其南下援秦的行動,即使自己擺脱了兩面作戰的危機,又置後秦於孤立無援的困境。在當時那種諸國紛爭、鬥爭形勢變幻無常的惡劣戰略環境中,東晉懸軍遠征,籌劃得心應手,揮灑相當自如,實屬難能可貴。這使其佔盡了主觀指導的優勢,爭得了戰爭全程的主動地位,成為戰勝後秦的重大因素。

劉裕滅後秦之戰戰役影響

後秦亡國皇帝姚泓 後秦亡國皇帝姚泓
劉裕發動的北伐後秦之戰,戰爭規模之大,遠超此前的任何一次北伐。而且取得的勝利是巨大的,是中國割據時代,由南方政權北伐中少數成功收復故都,取得最大成果的北伐之一,後關中雖失去,但西自潼關東至青州,約即現今的陝西東部,河南全境,山東全境成為南朝的疆土。後來宋魏間戰爭,多在這些土地上進行,使長江流域得到較為長期的安靜。 [8] 
司馬光敍述劉裕北伐成功後匆忙東歸,關中復失時,大發感嘆:“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併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不像司馬光只是大發感嘆,王夫之也表達了他所認為的長安得而復失的原因:“劉裕滅姚秦,欲留長安經略西北,不果而歸,而中原遂終於淪沒。史稱將佐思歸,裕之飾説也。……夫裕欲歸而急於篡,固其情已”。但王夫之仍然肯定了“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奪,而無志於中原者,青泥既敗,長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舉”;他還將劉裕與曹操相比較,稱其用人雖有不足,而“為功於天下,烈於曹操”,顯然也包括了對劉裕北伐成功的肯定。 [9] 
呂思勉則認為劉裕急急篡位的説法只是史家附會王買德的話 説:“宋武代晉,在當日,業已勢如振槁,即無關、洛1之績,豈慮無成?苟其急於圖,篡平司馬休之後,逕篡可矣,何必多伐秦一舉?武帝之於異己,雖雲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之子必尚多。劉穆之死,後路無所付託,設有竊發,得不更詒大局之憂?欲攘外者必先安內,則武帝之南歸,亦不得訾其專為私計心也。義真雖雲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將,不為不多。王鎮惡之死,在正月十四日(應為十五),而勃勃之圖長安,仍歷三時而後克,可見兵力實非不足。長安之陷,其關鍵,全在王修之死。義真之信讒,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苟責者也。” [10] 
劉裕兩次北伐,前後滅南燕,破北魏,亡後秦,收復山東,河南,關中等地,光復洛陽、長安兩都,後長安雖在一年多後得而復失,但黃河以南已盡入南朝版圖,開創六朝版圖最大的一個時代,也是最鼎盛的一個時代,“十並天下,而有其八”,江淮流域得到保障。為劉宋永初和元嘉年間,休養生息,出現“元嘉之治”的局面提供北部疆域的屏障,是中國歷史上取得較大成果和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北伐。唐代史學家朱敬則稱讚此次北伐:“西盡庸蜀,北劃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拓境,未能至也。”
參考資料
  • 1.    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1月
  • 2.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6月
  • 3.    《宋書.卷四十六.列傳第六》: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徵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鹹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
  • 4.    《宋書.武帝本紀》:九月,公次於彭城,加領徐州刺史。
  • 5.    《宋書.卷四十六.列傳第六》: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
  • 6.    《宋書.武帝本紀》:公又遣北兗刺史王仲德先以水軍入河。仲德破索虜於東郡涼城,進平滑台。
  • 7.    《魏書·叔孫建傳》:“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台。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
  • 8.    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第二編·第五章.長江流域經濟文化發展時期——東晉和南朝——三一七年——五八九年》
  • 9.    楊銘 ;;論劉裕北伐後秦之戰及其歷史影響——魏晉十六國時期民族戰爭的個例研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年02期
  • 10.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三二零至三二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