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

史書中又仿東漢稱中漢，稱東晉為中晉，寓以晉室中興之意；又因為東晉統治地區大部分在江東，古稱江左，因此以江左代指東晉。 ^[1] 

司馬睿在建康建立政權形式的時間實際是在311年，當時西晉處於崩潰邊緣，但沒有明確滅亡。東晉建立的時間一般被視為司馬睿稱帝的時間，東晉政權維持了長期的偏安統治，疆域大體上侷限於淮河、長江流域以南。相應地，北方基本處於分裂狀態，先後出現了16個“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 ^[18]  的國，故將該時期泛稱為十六國或者五胡十六國，而與東晉合稱即所謂東晉十六國。 ^{[19]  [34]}  東晉與之前的孫吳以及其後的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合稱為六朝。

晉元帝司馬睿原屬於東海王越一黨，鎮下邳。當時江東少受中原戰亂影響且財富充裕，但由於吳人不得志於晉室，甚至有意光復吳國。吳姓世族以義興周氏及吳興沈氏併為江東二豪，吳郡朱、張、顧、陸四氏居次。

太安二年（303年）、永興二年（305年）及永嘉四年（310年）間江南發生三次叛亂，皆由義興周氏的周玘所平定，使江南得以穩定，史稱三定江南。

永嘉元年（307年）八王之亂後，司馬睿聽從王導建議遷鎮到建康。南遷后王導以“鎮之以靜，羣情自安” ^[2]  政策穩定政權，他藉由當地名士顧榮、賀偱為引，進而獲得吳姓世族的擁護。而後大量北方世族及皇族衣冠南渡，在王導號召下共同支持司馬睿，使得江南諸州次第歸附，東晉得以偏安。

建興五年（317年）西晉滅亡後，司馬睿在建康重建晉廷，為晉元帝，史稱東晉。但晉廷穩定後大量引用僑姓世族（原北方世族），壓抑吳姓世族。使周玘等吳姓世族不滿，有意叛變，但事洩未果，周玘憂鬱而死。其子周勰繼之，意圖叛變，其叔周札洩密而未果。而後晉室分化周沈二氏，使其先後崩潰，並將親晉的朱張顧陸四氏遞升。然而，由於僑姓世族持續侵犯江南經濟並打壓南方世族入仕朝廷，使得僑吳世族在政治及經濟上的衝突仍在。加上世族對寒族歧視、與朝廷分庭抗禮；中央與方鎮對立及野心家的崛起，使得東晉一朝始終動盪不安。

因為北方外患威脅仍在，東晉朝廷賴世族及方鎮的支持以穩定局勢，這使得不少實力派世族意圖叛變，奪取政權。當時晉元帝倚重王氏，任王導丞相、王敦專政軍事，時稱“王與馬，共天下” ^[3]  。王敦素來桀傲，有意控制朝廷，晉元帝為了抑制王氏權勢，以劉隗、刁協、戴淵等人牽制，並防禦京師。王敦萬份怨恨，於322年發兵，攻陷建康。刁協等人被殺，史稱王敦之亂。晉元帝備受恐懼，憂憤而死，太子紹繼位，是為晉明帝。當時王敦欲篡位，移鎮姑孰（今安徽省當塗縣），但於324年病危。晉明帝下令討伐，平亂成功，由於王導未附逆，所以王氏仍受晉室重用。

太寧三年（325年）晉明帝去世，太子衍繼立，是為晉成帝。由王導及外戚庾亮輔政。當時軍事重鎮分由陶侃鎮守荊襄地區及由蘇峻及祖約等鎮守淮南地區。陶侃懷疑因為庾亮的干預，使得未能輔政而感到不滿。庾亮為了提防陶侃，任温嶠鎮守武昌。由於蘇峻及祖約對庾亮鞏固中央的政策感到不滿，於327年反叛。次年蘇祖聯軍攻陷京師，脅持晉成帝，庾亮逃至尋陽（今九江市），史稱蘇峻之亂。此時陶侃觀望，經温嶠力勸之下決定討伐蘇峻。蘇峻迎戰陣亡，329年陶温聯軍收復京師，平亂成功。事後庾亮請罪，外調鎮蕪湖，朝廷由王導執政。

咸和九年（334年）陶侃去世，庾亮代之，仍遙控朝廷，與王導交惡。

鹹康五年（339年）後王導與庾亮先後去世，由庾翼執政，掌握荊州軍權。

永和二年（346年），東晉安西將軍桓温伐蜀，次年3月克成都，控制漢水上游和四川盆地的成漢政權滅亡。至此，東晉統一了南方，與後趙隔秦嶺淮河對峙。

東晉本身並沒有強大的實力，主要是憑着長江天險，偏安江南；及依靠丞相王導號召南遷避難的中原士族。王導選取北方名士百餘人做屬官，並聯合南方大族，取得他們的支持。不過，南北大族之間時常發生衝突，內亂頻生，導致東晉政權並不穩定。 ^[4] 

自晉懷帝從祖弟琅琊王司馬睿遷鎮建康後起，王氏—司馬睿政治集團開始對中原播亂的京都洛陽及長安流亡政權作壁上觀，表現出極度消極的小富即安的心理。曾參與、目睹八王之亂權利分配的王馬集團，多少延續着各王角逐權利的爭鬥，實際上深受原東海王勢力影響的司馬睿也不可能會祛除司馬氏唯權是圖、不顧手足的陰暗心理，以此主觀上了決定琅琊王勤王中原、關中的虛偽性。司馬氏、王氏尚未立威信原東吳士族，客觀上決定該集團也不可能盡心盡力地發兵中原與匈奴漢軍交戰，何況有冒險之虞，所以表現為偷安於江東。

南方地勢險要，有長江天險，易守難攻，十分易於防守，有戰略的優勢。自淝水之戰勝利後，南北的局勢穩定，南北疆界大致以長江為分界線。南方水陸交通十分便利，商貿頻繁，商品經濟發達，有利於增加國庫的收入。

西晉滅吳國後，南方士族被排斥，仕進很困難。陸機薦賀循表裏雲：至於荊、揚二州，户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南方士族對中原士族的獨霸仕途，當然不能滿意。王導想在吳國舊境內建立以中原士族為骨幹的東晉朝，聯絡南方士族便成為極其重要的事務。晉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過了大半年還沒有人來求見。王導很擔心，和從兄王敦商議，替晉元帝制造威望。一個節日，王導請晉元帝坐肩輿出巡，王敦王導和北方名士都騎馬隨從，顯出晉元帝的尊嚴。南方士族顧榮等在門隙窺看，大驚，相率到路旁拜見。王導對晉元帝説，顧榮賀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領，招這兩人來任職，其餘士人自然都來了。晉元帝使王導親自去招顧、賀，二人應命來見晉元帝。從此，南方士族歸附，成為東晉政權的一個構成部分。 ^[6] 

士族間必須説洛陽話，通婚姻必須嚴格衡量門第的高低。王導為聯絡南方士族，常常説吳語。北方士族驕傲自大，説王導沒有什麼特長，只會説些吳語罷了。王導曾向南方士族陸玩請婚。陸玩辭謝説，小山上長不了大樹，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開亂倫的例。北方士族輕視吳語，實際就是輕視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絕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謙遜，實際也是輕視北方士族。陸玩曾在王導家食酪得病，寫信給王導説，我雖是吳人，卻幾乎做了傖（音倉cāng南人輕視北人的稱呼）鬼。這都説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並不心服。義興郡強族周玘，因被北士輕侮，準備起兵殺諸執政，以南士代北士。陰謀敗露後，憂憤發病，死時囑咐兒子周勰説，我是被那夥傖子氣死的，你能報仇，才是我的兒子。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士的豪強，謀起兵攻王導、刁協等。事敗後，王導因周氏強盛，不敢追究。在晉元帝即帝位以前，王導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在爭取南北士族間相對的平衡，由於王導的忍讓，基本上是成功了。 ^[6] 

王導在政治上取得這些成功，關鍵在於給士族安排了經濟上的利益。南方各級士族自然就是各級地主，其中強宗大族，如吳郡顧氏、陸氏，義興郡周氏，都是擁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許北方士族侵犯他們的利益。王導定僑寄法，在南方士族勢力較弱的地區，設立僑州、僑郡、僑縣，安置北方逃來的士族和民眾。僑州多至司、豫、兗、徐、青、並等六州，僑郡僑縣為數更是繁多。這種僑州郡縣大都在丹陽、晉陵、廣陵等郡境內，形勢上可以保衞建康，同時流亡士族保持原來的籍貫，憑藉勢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從北方流亡來的民眾，逼迫他們當奴隸或佃客，為自己創立新產業。僑州郡縣有大量的各級文武官職，當然又是流亡士族的出路。所以，僑寄法雖然是紊亂行政系統、加深人民窮困的惡劣制度，但對東晉政權説來，卻是安置流亡士族，緩和南北士族間矛盾的重要措施。 ^[6] 

晉元帝只想做個偏安的皇帝，王導也只想建立一個王氏當權的小朝廷，他們的目光專注在江東內部的權利分配上，從來不作北伐的準備，而且還反對有人主張北伐。晉元帝將要稱帝，周嵩上書勸他整軍講武，收復失地，那時候稱皇帝不算遲。周嵩説忠直話，幾乎被殺死。熊遠要求朝廷改正過失，説不能遣軍北伐是一失，朝官們忘記國恥，以遊戲酒食為正務是二失。熊遠説忠直話，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誰主張北伐，誰就被排斥，至於實行北伐的祖逖，當然要遭到冷酷的對待。祖逖是當時最識大體最有才能的傑出人物。中原大亂，祖逖率親友數百家來投晉元帝，要求率兵北伐。 ^[6] 

313年，晉元帝給他豫州刺史名義，又給一千人的食糧和三千匹布，叫他自己去募兵、造兵器。祖逖率部曲百餘家渡江北上，在淮陰鑄造兵器，募兵得二千餘人。祖逖軍紀律嚴明，得廣大民眾的愛護，屢次擊敗石勒軍，收復黃河以南全部土地。晉元帝給祖逖鎮西將軍的稱號。321年，祖逖準備渡黃河擊石勒，收復河北。晉元帝卻派僅有虛名的戴淵做徵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真正出徵的祖逖官職是鎮守；根本不出徵的戴淵官職是出征，而且祖逖已收復的和未收復的州，都歸戴淵統轄，這顯然是不信任祖逖的表示。當時王敦和晉元帝對抗，東晉內亂勢必爆發，祖逖感到前途無望，憂憤成病，就在這一年死去了。晉元帝深怕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起崇高的威望，對自己的帝位不利，卻不想想專和臣下在內部計較權利，自己原來就很有限的一些威望將愈益縮小，對帝位的保持更加不利。格言説得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晉元帝正是這樣的一個庸人。 ^[6] 

晉元帝登帝位後，不滿意王氏的驕橫，想削弱王氏勢力。他引用善於奉迎的劉隗、酗酒放肆的刁協作心腹，暗中作軍事佈置。王導被疏遠，仍能保持常態，士族一般都同情他，劉隗、刁協反陷於孤立。王敦本來是個野心家，乘機以反對劉隗、刁協，替王導訴冤為藉口，陰謀篡奪。祖逖死後，王敦更無忌憚。322年，王敦在武昌起兵反晉，劉隗等人戰敗，王敦攻入建康。王導和朝官們消極抵抗，王敦無法實現他的篡奪野心，只好退回武昌。323年，晉元帝憂憤病死，晉明帝繼位，王導輔政。王敦老邁已無野心，然部署皆以為有機可乘，加緊謀奪帝位。324年，晉明帝乘王敦病重，發兵謀討王敦，王敦部署戰敗，王敦不服，帶病領兵來攻建康，被晉軍擊敗。王敦病死，謀奪帝位的戰爭告一結束。 ^[6] 

東晉統治集團內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幾個強大士族之間的矛盾。帝室如果安分享受尊榮，不干涉強大族的權利，那麼，各種勢力相對平衡，政治上呈現正常的局面。反之，帝室企圖增強自己的權力，因而引起強大族的不滿，野心家便乘機而起，要篡奪司馬氏的帝位。歸根還是那些強大族保護帝室，推翻野心家，使勢力又趨於平衡。晉元帝信任劉隗、刁協，並且用南方士族戴淵作將軍，這是和王氏勢力不相容的。王導認為佞臣擾亂朝綱，同意王敦來殺逐這些人。這些人被殺逐以後，帝室勢力退縮回去，王敦還想篡奪，王導便宣稱“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 ^[7]  ，表示堅決的反對態度來維持帝室。 ^[6]  東晉朝在399年孫盧之亂以前，重大政治事件的演變，本質上無非是這個主要矛盾在反覆表現。

晉元帝晉明帝在位共九年（317年—325年），在上述情況下，東晉朝算是確立起來了。自晉成帝至晉安帝隆安三年民變，共七十四年（326年—399年），情況同開始的九年區別不大，東晉朝也就像開始的九年那樣安而復危，危而復安地持續着。 ^[6] 

王導保持安的方法是“鎮之以靜，羣情自安” ^[2]  。就是讓有勢力的大族在相互牽制下，以民眾為犧牲，各自滿足他們的要求，朝廷不加干涉也不加抑揚。他晚年常説，人家説我糊塗，將來會有人想念我這糊塗。的確，東晉是靠糊塗來求安靜的。晉成帝時，外戚庾亮當權。庾亮想振作帝室，排斥王導，疑忌上游重鎮荊州刺史陶侃，任意殺逐大臣，引起各勢力間的不安。327年，野心家歷陽（今安徽省和縣）鎮將蘇峻、壽春（後改稱壽陽，今安徽省壽縣）鎮將祖約以殺庾亮為名，率叛軍攻入建康。幸得陶侃、温嶠起兵救援，329年，擊破蘇峻祖約軍。王導又執政，東晉朝又算危而復安。庾氏勢力不得專擅朝政，轉移到上游，宣稱以北伐中原為己任，企圖建立起自己的根基。庾亮庾翼兄弟相繼鎮守武昌，佔有了東晉朝重要領土的一半。345年，庾翼臨死，讓他的兒子繼任，開藩鎮世襲的惡例。東晉朝廷不允許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但用桓温去驅逐庾氏勢力，東晉朝又出現篡奪事件。 ^[6] 

桓温是當時最有才幹的野心家。他做了荊州刺史以後，積極對外發展。347年，桓温滅成漢國，收復蜀地，威名大振。東晉朝廷疑懼，引用虛名甚大的清談家殷浩參與朝政，專和桓温作對。桓温伐前秦伐前燕，都遭致失敗，損害了他的實力和威望，在王謝兩大族抵制下，桓温篡奪的野心未能實現。373年，桓温死，東晉朝又算危而復安。 ^[6] 

桓温死後，謝安執朝政。桓温弟桓衝做荊州刺史，與謝安同心保護帝室。東晉朝內部出現前所未有的和睦氣象，是和謝安完全繼承王導力求大族間勢力平衡的做法分不開的。謝安的做法是“鎮之以和靜”。383年，晉兵大破苻堅的南侵軍。謝安乘前秦崩潰，使謝玄等率諸將北伐。384年，收復徐、兗、青、司、豫、梁六州。385年，猛將劉牢之進入河北名都鄴。東晉朝建立以來，這是最大的一次戰勝擴地。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內部和睦，有些力量可以對外。 ^[6] 

謝安立了大功，內部和睦狀態又開始破壞。當時的皇帝是整天酒醉昏迷的晉孝武帝。他重用同母弟會稽王司馬道子。司馬道子也是一個整天昏醉的酒徒，引用一批奸人作爪牙，合力排斥謝安。385年，謝安病死，朝政全歸司馬道子。司馬道子委任兒子司馬元顯當政。帝室間晉孝武帝和司馬道子兄弟爭奪權力，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爭奪權力，同時帝室與大族間也展開權力的爭奪。398年，京口鎮將王恭聯絡藩鎮殷仲堪、桓玄、庾楷等起兵反帝室。王恭被殺，藩鎮推桓温的兒子江州刺史桓玄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 ^[6] 

司馬道子父子當權，貪污奢侈，政治敗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早在司馬道子當權的初期，儒生範寧就説當時邊境上沒有戰事，國家倉庫卻空匱無物，民眾服徭役，一年裏幾乎沒有三天的休息，生下兒子不能撫養，鰥夫寡婦不敢嫁娶。好比在着了火的柴草上睡覺，國家危亡就在眼前了。司馬道子父子一夥人當權十多年，受盡苦難的東晉民眾再也不能忍受這種惡政。北朝顏之推作《觀我生賦》，自注説，中原士族隨晉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東有《百譜》。晉孝武帝時，賈弼之廣集百家譜記，朝廷派人幫助賈弼之撰定《十八州士族譜》，共一百帙，七百餘卷。賈弼之、賈匪之、賈淵祖孫三代傳譜學。賈氏《百家譜》抄本藏在官府中，有專人掌管，並且有專長譜學的人來辨別真偽，防止冒濫，如賈淵受傖人王泰寶的賄賂，冒入琅琊譜，經王晏揭發，賈希鏡幾乎被齊明帝殺死。這一百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權利的士族，後來渡江的北方士族，被這百家人呼為傖，不得享受同等的權利。東晉政權主要是這一百家的政權，西晉士族的全部腐朽性，也主要由這百家移植到長江流域。 ^[6] 

依靠大族支持和民眾容忍而存在的東晉，在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和民眾起義反抗的情況下，不得不歸於崩潰。東晉是門閥政治發展的鼎盛時期，皇權衰落。司馬睿稱帝有賴於南方官僚士族的擁戴，東晉政權建立之初，先後平息了王敦和蘇峻之亂，統治趨於穩定。宗室、外戚和門閥大族王、謝、庾、桓先後共同支配着王朝政局。 ^[6] 

當東晉在江南建國的同時，中國的北方則陷入分裂混戰，黃河流域成為匈奴、羯、鮮卑、氐、羌等五個主要少數民族和漢族爭殺的戰場，並分別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相互爭霸，不斷有國家成立和滅亡。

從永興元年（304年）匈奴貴族劉淵建立漢國，建興四年（316年）滅掉西晉，到北魏太延五年（439年）鮮卑拓跋部統一北方，這130多年裏北方各民族相互爭戰，先後建立了前趙（匈奴）、後趙（羯）、前燕（鮮卑）、前涼（漢）、前秦（氐）、後秦（羌）、後燕（鮮卑）、西秦（鮮卑）、後涼（氐）、南涼（鮮卑）、西涼（漢）、北涼（盧水胡）、南燕（鮮卑）、北燕（漢）、夏（匈奴）等十五個政權，連同西南巴氐族建立的成漢，共十六國，和東晉漢族政權長期對峙，史稱五胡十六國。

除十六國之外，還有漢人冉閔建立的魏、丁靈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帥楊氏建立的仇池國、鮮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鮮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個政權，總計先後建立了21個政權。上述政權中，後趙、前燕、前秦都曾佔據過北方的大部分疆域。

東晉雖然偏安於江南，但在歷代帝王在位的時候都希望收復北方的國土。從北方南遷的人民時常懷念家鄉，因此一些有志之士多次進行北伐。其中以王、謝、桓、庾四大家族為主的門閥對北伐採取了不同的態度，由於世族已安居江南，南方豐富的資產使得重返北方的意願不高。在東晉時曾進行過多次北伐，在其中也不乏名將的指揮。

東晉初期，朝廷採取以攻為守態度抵禦北方。317年祖逖意圖北伐，晉元帝只有給予少量軍隊，命他相機進取。他招募流民建立軍隊，並與當地塢堡合作，最後成功收復黃河以南領土，與石勒隔河相持。但由於東晉發生內亂，朝廷又擔心他威望太高，於321年派戴淵為總督節制，以致收復河北的計劃無疾而終，祖逖憂憤而死，失地得而復失。王敦因為祖逖去世而不必顧慮，之後遂叛變。祖逖軍由其弟祖約率之，最後也隨蘇峻叛變。晉成帝時則由庾亮、庾翼兄弟主持北伐，他們以荊州為中心，意圖發動北伐。但是因為朝廷抵制，所以沒有實現。庾氏兄弟相繼去世後，荊州刺史由桓温擔任。他嚮往劉琨、陶侃事蹟，以北伐為務。

346年晉穆帝時，桓温討伐成漢（成漢於338年為李壽篡位，改國號為漢），次年討滅。桓温聲威大震，世族忌妒之，執政司馬昱引殷浩抗衡之。

349年石虎死，晉廷派褚裒北伐，失敗。桓温多次希望北伐，晉廷不許，改以殷浩負責北伐。

352年殷浩聯合羌將姚襄北伐前秦，被苻健擊敗。次年殷浩再度北伐，為姚襄所襲。

354年晉廷只好將桓温換上，由他掌握北伐大權。桓温先後發動三次北伐，同年2月伐前秦，但由於苻健採堅壁清野戰術並打敗晉軍，最後桓温缺糧而撤退。

356年，桓温討伐河南姚襄，擊潰之並收復洛陽，修謁皇陵。

358年他建議遷都洛陽，但遭到世族反對做罷。等到晉哀帝及晉廢帝（即司馬奕）相繼為帝之後，桓温已經控制朝廷。當時北方呈現前秦前燕兩強局勢，洛陽為前燕佔領。桓温為了準備篡位，於369年討伐前燕。當時燕軍大敗，晉軍進駐枋頭（今河南省浚縣附近）與燕將慕容垂對峙。最後晉軍缺糧而退，慕容垂率軍追殺，晉軍大敗。

371年桓温廢晉帝司馬奕為東海王，改立司馬昱為簡文帝。隔年簡文帝去世，晉孝武帝繼位，373年桓温要求“九錫”，有代晉之意。大臣謝安、王坦之拖延該事，不久桓温病死，東晉得以保存。

淝水之戰前夕，前秦東晉對峙圖晉孝武帝時，謝安執政，桓衝為荊州刺史，防禦荊襄地區；謝玄鎮廣陵，與謝安防禦淮南地區。為了加強中央軍力，謝安任劉牢之為參謀，招募淮南江北百姓，成立北府軍。

370年前秦滅掉前燕後，前秦帝苻堅即有意滅東晉以統一天下。373年攻下東晉梁益二州。378年派苻丕圍攻襄陽，朱序堅守，於隔年攻破，俘虜了朱序；又派彭超圍攻彭城，卻被謝玄率北府兵擊敗。382年呂光平定西域後，苻堅的目標指向東晉。隔年5月桓衝率10萬軍，意圖奪回襄陽，苻堅派苻睿、慕容垂等人防禦。8月苻堅認為時機已到，率舉國之師南征東晉，兵分三路，聲勢浩大。他親率步兵60萬抵達項城，派苻融為先鋒率27萬兵攻打壽陽，梁成等人屯洛澗以控制淮河。晉廷震驚，謝安力持鎮定，命謝石為前線大都督、謝玄為先鋒，與謝琰、桓伊等人率8萬北府兵北上救援。

383年10月秦軍前鋒攻陷壽陽後，苻堅趕往指揮，並派朱序向謝石諸將勸降。但朱序盡洩秦軍虛實，並建議速戰速決。11月謝玄派劉牢之率五千精兵攻破洛澗，晉軍西行，與秦軍對峙淝水。12月謝玄向苻堅建議後退決戰。諸秦將認為阻敵淝水畔比較安全，但苻堅認為半渡而擊可主動對決。當秦軍後移時，晉軍渡水突擊，朱序於後軍大喊秦軍已敗。此時秦軍大亂，謝玄等人乘勝追擊，秦軍全面崩潰，苻融戰死，苻堅中箭，孤身北返，後由慕容垂護送。此役晉軍全面勝利，於東晉歷史上意義非凡，史稱淝水之戰。

戰後，謝安都督諸州軍事，準備北伐支離破碎的前秦。384年謝安命謝玄、桓石虔率軍北伐，謝玄等人自廣陵北上，攻克鄄城、廣固等地，並修建青州派（水利工程）以運送糧草。此役收復山東、河南一帶，將領土劃至黃河以南。荊州軍也成功收復四川、襄陽一帶。謝玄繼續北上，前鋒劉牢之一度打到鄴城。但專政朝廷的司馬道子忌諱謝氏功高，朝議“以徵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令謝玄回鎮淮陰，最後北伐功敗垂成。

淝水戰後士族又象西晉那樣建立起了自己的天堂。司馬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其子司馬元顯“項斂無已”、“富過帝室”。（《會稽文孝王道子傳》附《元顯傳》）其黨王國寶“聚斂不知紀極”，後房妓妾竟“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晉書·王湛傳》附《國寶傳》）。這種人當政，只能是“官以賄遷，政刑謬亂”（《會稽文孝王道子傳》），“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晉書·孝武帝紀》史論）。 ^[21] 

東晉朝的崩潰，桓玄為盟主的諸藩鎮，佔據建康以西的州郡，朝廷政令只能施行在東方的會稽、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吳縣、吳興、義興八郡，一切殘酷的剝削自然也集中在八郡民眾的身上。司馬元顯為防禦王恭等人的進攻，調東方諸郡“免奴為客”人集合建康充當兵役，號稱“樂屬”。這又引起地主和佃客的怨恨。 ^[6] 

五斗米道徒士族孫恩乘民心騷動，399年，從海島率徒黨百餘人攻破上虞縣，又攻破會稽郡，部眾驟增至數萬人。其餘七郡同時起事，攻殺晉官吏、響應孫恩，不到十天，孫恩有眾數十萬人。孫恩的徒黨號稱“長生人”，是一羣奉五斗米道的亡命無賴。孫恩和這羣人專事屠殺擄掠，破壞不遺餘力。會稽是王羲之謝安等北方士族聚居的名郡，吳郡、吳興是南方士族的中心居地，這三郡號稱三吳，是東晉朝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當然，士族所在地的民眾，受士族的壓迫是説不盡的，對士族的仇恨自然也是難以抑制的，愚蠢而瘋狂的野心家孫恩等人利用民眾的積怒，縱徒黨殺人，甚至嬰兒也不能免死。 ^{[4]  [6]} 

晉將謝琰劉牢之率兵來攻，孫恩徒黨在諸郡燒倉庫，毀房屋，塞水井，砍林木，擄掠婦女財物，都逃到會稽郡來。謝琰收復義興吳興兩郡，劉牢之收復吳郡，進軍到浙江邊。孫恩起初聽説諸郡響應，對徒黨們説，天下沒事了，我帶你們到建康享福去。後來聽説劉牢之到了浙江邊，對徒眾們説，我割據浙江東部，還可以做個越王勾踐。等到劉牢之軍渡過浙江，孫恩對徒眾們説，我是不以逃走為羞恥的。孫恩擄男女二十餘萬人逃往海島。此後孫恩連年從海路入寇。401年，孫恩率舟師十餘萬人自海路突襲京口，逼近建康，司馬道子驚駭，不知所措，賴劉牢之部將劉裕奮勇進擊，大破孫恩軍。劉牢之等援軍趕到建康，孫恩屢次戰敗，又逃入海島。402年，孫恩入寇臨海郡，被晉兵擊敗。孫恩窮困投海自殺，徒黨和妓妾説他成了水仙，跟着投水的多至百餘人。被孫恩擄去的二十餘萬人，三四年間，不是戰死溺死，便是被販賣作奴隸，到孫恩死時只剩下數千人。孫恩連年從海島入寇，前後數十戰，又殺死民眾數萬人。 ^[6] 

京口是從北方各地流亡來的士族和民眾聚居的地方，號稱北府，與歷陽同為揚州重鎮。居民風俗強悍，敢於從軍。謝安輔政，舉謝玄為將。謝玄在京口募兵，得勇士劉牢之等人。劉牢之常領精鋭當前鋒，戰無不勝，號稱北府兵。淝水大戰，苻堅軍崩潰，晉軍前鋒五千人，就是劉牢之統率的北府兵。399年，劉牢之擊孫恩，劉裕在劉牢之部下當小軍官，勇悍善戰，屢立大功。劉牢之部下諸將，搶掠財物，比盜賊更兇，獨劉裕約束部屬，紀律嚴明，大得民心。從此，劉裕成為北府兵的著名將領，擊滅孫恩盧循，主要是劉裕的功績。 ^[6] 

孫恩死後，餘眾推盧循為首領，被劉裕追擊，泛海逃走。404年，盧循攻陷廣州，以後連年入寇，410年，率兵十餘萬逼近建康，被劉裕擊敗，盧循逃到交州。411年，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殺盧循。孫恩在敗逃入海以前，多少還算是率領農民起義，盧循則完全是五斗米道作亂。 ^[6] 

正當東晉朝全力攻擊孫恩的時候，桓玄乘機吞併上游諸藩鎮，佔有東晉三分之二的土地。三吳破敗，東晉朝失去了依靠，成為僅有空名的朝廷。桓玄認為滅晉稱帝的機會到了，與孫恩軍逼近建康同時，桓玄在江陵聚眾，謀奪取建康。402年，司馬元顯發兵要進攻桓玄，桓玄軍卻順流而下，攻入建康，殺司馬道子司馬元顯，政權全歸桓玄。404年，桓玄廢晉安帝，自立為皇帝，國號楚。 ^[6] 

東晉朝是王、謝、庾、桓四大族勢力平衡下的產物，王謝庾三族相繼衰落，桓氏成為唯一的大族，驕奢淫昏毫無才能的桓玄便輕而易舉地消滅了東晉朝。

孫恩亂後，東方諸郡大飢，一向腐朽的士族中人，這時候披着精製的羅衣，抱着心愛的金玉，關着大門整家整家地餓死。他們連掘些草根充飢的本領也沒有，當然不會有人起來和桓玄爭奪帝位。但是，桓玄也是腐朽已極的一人，他不可能維持既得的地位，當時存在着一個能夠消滅桓族勢力的人物劉裕。 ^[6] 

404年，劉裕在京口約集失意士人密謀攻桓玄，被眾推為盟主。劉裕擊敗桓玄，掌握東晉政權。

劉裕滅桓氏後，要取消司馬氏皇帝的名號，還必須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劉裕為滅晉而進行北伐。同時也為消滅國內割據勢力而進行統一戰爭。晉朝政權。後來積累戰功，打下帝業基礎，和晉元帝依靠大族推戴的情形完全不同。 ^[6] 

409年，劉裕攻南燕。410年，破南燕都城廣固（今山東省益都縣），滅南燕，收復青州。盧循乘劉裕北伐，率軍向建康進攻，劉裕親率精兵回建康，擊敗盧循。411年，收復廣州。412年，攻破江陵城，殺割據者劉毅。413年，劉裕遣將軍朱齡石收復成都，殺割據者譙縱。415年，劉裕遣將軍王鎮惡攻克襄陽，驅逐割據者司馬休之。東晉境內在劉裕勢力下全部統一了。416年，劉裕率將軍王鎮惡、檀道濟、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陸並進，攻後秦國，沿途收復滑台（今山東省滑縣）、許昌、洛陽等重鎮。417年，劉裕軍攻破長安，滅後秦國。

劉裕出關回彭城，留守軍內亂，418年，關中被赫連勃勃奪去。這次北伐，勝利是巨大的，關中雖失去，自潼關東至青州，卻成為宋朝的疆土。後來宋魏間戰爭，多在這些土地上進行，使長江流域得到較為長期的安靜。東晉初，設立僑郡縣，憑空增添官職，用以安置流亡士族。413年，劉裕實行土斷法，令北方流亡來的士民，就所居地作為土著，與南方土著同等待遇。許多僑郡縣從此省去，有利於行政統一和節省開支。 ^[6] 

東晉朝重要地區用大族作鎮將，因而形成割據的局面。劉裕改用皇子作鎮將，特別是荊州江州兩鎮，所統兵甲佔全國兵甲的半數，更非選皇子不可，從此建康朝廷不再受大族重鎮的威脅。

劉裕完成了上述軍事上政治上的措施，東晉朝顯然再沒有存在的餘地了。420年劉裕廢晉恭帝自立，建國宋，史稱南朝宋，是為宋武帝，東晉至此滅亡 ^[8]  。439年北魏統一華北後，至此進入南北朝時期。

劉裕所創的宋朝，皇帝獨掌大權，主要輔佐，多選用寒門，原來的高門大族，只能做名大權小的官員，難得皇帝的信任。削弱士族的政治勢力，實行皇帝專制的中央集權，宋朝國內的統一程度遠非強藩割據的東晉朝所能比擬，政權大大增強了。當時鮮卑拓跋部統一黃河流域，出現強大的魏國，如果沒有統一的漢族政權，鮮卑人幾次大舉南侵，很有可能併吞長江流域，摧殘發展中的經濟和文化。所以，劉裕消滅紀綱不立、豪強橫行的東晉朝，建立起比較有力的宋朝，對漢族歷史是一個大的貢獻。 ^[6] 

東晉政區隨其疆域的變化而有增減。由於外族入侵與晉軍北伐，北疆時常變動；四川先後出現成漢、譙蜀等國；東南疆域大致固定。晉元帝時期，石勒入侵，北疆只剩淮南江陵一帶。成漢佔據四川，於347年被桓温滅。桓温發動三次北伐，一度收復山東及河南地區，後敗於前燕而止。前秦屢次入侵東晉領土，此時東晉僅剩揚、荊、江、廣、交、豫、徐、兗、益、寧七州，及兗、青、冀、司、幽、並、益等僑州，共十五州。383年淝水之戰，前秦慘敗。隔年謝玄北伐，成功收復黃河、秦嶺以南地區。之後東晉內亂，桓玄篡位，譙蜀獨立，疆域萎縮。劉裕崛起後攻滅譙蜀並發動兩次北伐，收復四川、山東、河南及關中地區。然而劉裕因故返京，將領內亂，夏人入侵，關中得而復失。此時東晉領有揚、北徐、豫、江、北青、司、荊、北雍、東益、寧、交、廣、北並、北冀、梁、徐、北兗等十七州，及幽、冀、東秦、青、並、兗、秦、雍等僑州，共二十五州。

東晉政區襲承西晉，也是實行州、郡、縣三級制。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轄區縮小。西晉末年，大量流民南渡。東晉朝廷為了安撫僑民及僑姓世族，以原籍州郡縣名寄治別處，而無實地，此即僑州郡縣。等到安定後實施土斷，使其州郡領有實地，户籍和賦役與一般州郡縣相同。

曹魏、西晉以來逐漸形成的門閥世族制度，到東晉時發展到了鼎盛階段。舉賢不出世族（勢族、士族），用法不及權貴，充分暴露了門閥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動性，東晉的士族分僑姓和吳姓。僑姓士族以琅玡王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潁川庾氏等為高門著姓。其中，王（導、敦）氏和謝（安、石、玄）氏兩家最為顯赫。王導一門三世為公，謝氏自魏。晉以來，不下九卿。吳姓士族以顧、陸、朱、張、賀等為代表。南北士族都廣佔田澤，官居要職。王導僅在鐘山附近就有80餘頃田地。號稱“江口之蠹”的大族刁逵有田萬頃，奴婢千人。東晉末年，謝琨“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這些士族之家，爭奪人口，封山佔澤，橫行鄉里，有雄厚的經濟實力。 ^[26] 

東晉的士族階層在政治上享有種種特權。他們可以憑藉門第資歷，“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凡出身士族的子弟都可為清流官（地位高、俸祿厚，卻又清閒的職務），而寒門出身的人則只能居濁流（地位低、俸祿少，公務繁雜的職位）。東晉各級政權為門潤士族所把持，皇帝多為傀儡，“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 ^[25] 

東晉王朝的統治階層大部分是由過江避難的北方僑姓士族與世居江南的南方吳姓士族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他們之間一直相互排擠；在東晉統治的一百多年中，僑姓士族佔據統治的主導地位，而吳姓士族則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間，北方大臣王導希望改變這種狀況，他在南北士族之間奔走，極力勸説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後來江南士族也曾多次因不滿東晉的統治而起來反抗，大大的動搖了東晉的統治。

自晉元帝元年（317年）至晉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是東晉發展比較平穩的時期，雖然在此之間也有過一些叛亂，但都被鎮壓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導之弟王敦起兵反晉，遭到其兄王導與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後桓温也曾覬覦帝位，又被王謝兩大家族抵制下去。385年，東晉重臣謝安病死，晉孝武帝將大權交於其弟司馬道子，司馬道子與其子司馬元顯把持朝政，他們暴虐無能、大肆剝削人民，使圖謀王位的大族有機可乘。398年，以桓玄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庾楷等人的聯軍佔據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統治被限制在東方的八郡內，開始了其衰亡的過程。

北方士族南渡，大都率領宗族、賓客、鄉黨同行。這些流民，隨同豪強大族南下，自然就成了他們的依附人口，分散南下的也多被豪強大族所兼併。

這些南下的人們，起初大都不上户籍。後來，東晉政府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和保護南遷士族的利益，便在流人集中的地方，用他們原籍的名稱，僑置州、郡、縣。僑人單立户籍，稱為僑户。

僑户最初享受不為國家納租服役的優待，後來即使納租調也比一般編户輕些。

僑州、郡、縣的設置，主要是照顧南遷世家豪族的利益，一則為他們做官增加了位置，二則他們控制大量户口而又不納租服役，其政治、經濟利益都得到了照顧。

東晉沿襲西晉軍事制度，但已有變化。因為皇權衰微，中軍往往有名無實，同駐京師的還有揚州都督所屬軍隊。外軍大多由世族的軍隊組成，統軍將領稱霸一方，其中荊州軍甚至超越中央。東晉多次北伐，確有助鞏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鎮具有野心，往往藉此篡位。

關於兵源方面，因為戰亂軍户大減，兵員改以募兵補充，或直接徵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組成的北府兵，屢次擊敗強敵，在東晉後期等級如同中軍。

東晉初年，晉元帝司馬睿為穩定統治，大力獎勵農耕，下詔各郡守，除宿衞人員外，官員都要從事農業生產，並以上交糧食多少作為考核地方官的標準。還實行軍電，軍隊糧食自給。從而使淮河兩岸和長江以南開發出了大片良田。同時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提高了農業產量。到孝武帝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 ^[25] 

東晉時期莊園經濟在社會經濟中所佔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孫吳時期，江南經濟日益開發。當時吳姓世族即擁有眾多的莊園。晉室南遷後，中原人口大量南遷，改善南方地廣人稀的問題。僑姓世族大量開發無主地，建立方圓數十里至數百里的莊園，有效將勞動力組織起來。由於世族壟斷土地，佔奪田園山澤，使得貧富差距極大。所以王導曾於晉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實施度田收租，以改變西晉時將田租與户調合一徵收；鹹康二年（336年）頒佈“壬辰詔書”，禁止佔山護澤。這些都意圖減輕百性負擔。

南下的北方農民和土著農民辛勤勞動，開闢南方廣大的山澤荒野，促進了江南的開發，促進了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

當時莊園除了有部曲、佃客外，還有門生及奴隸。中原人士帶來北方精耕細作的技術，推廣牛耕加快耕田速度。東晉南朝重視水利，代有修築。最後，南方的水田普遍開發，農作物品種增加、生產量提高（如嶺南地區一年可兩熟）。長久下來使中國的經濟中心南移。

南北勞動人民相互學習、辛勤勞動，是江南經濟發展和繁榮的重要原因。農業上，墾田面積日益增多，耕作技術有很大改進，牛耕已經普遍推行，糞肥也在推廣，單位面積產量增加，麥、菽等北方作物開始在江南種植。三吳地區的農業尤其發達，水利工程的興修很受重視。人們在河道建立堰閘以控制水位，旱則開啓，引江水灌溉；澇則關閉，避免氾濫成災。又築堰圍湖，開墾出土壤肥沃、產量很高的“湖田”。因此，三吳成了江南糧食的主要產區。

東晉時期，南北士族地主都大肆兼併土地。到了中後期，土地兼併更加嚴重，“權門併兼，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東晉的租税比西晉加重。咸和五年（330年），成帝始度田，海畝收租3升；太元八年（383年），改為按口收租，每人5石，租率提高了幾倍。同時，力役繁重，雜税繁多。而且用法嚴苛，又制定了連坐法。民不聊生，紛紛流亡，階級矛盾日趨尖鋭。 ^[27] 

在社會生產上，北方的手工業技術與南方的技術相互融合，使東晉的手工業水平比西晉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手工業，冶鐵作坊如梅根冶（今安徽省貴池縣）與冶唐（今湖北省武昌市），除兵器外，多為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技術也有顯著進步，創雜煉生鍒法，即把生、熟鐵混雜冶煉，反覆錘打，成為質量較純的鋼鐵，養蠶繅絲技術大見提高，豫章郡（治今江西省南昌市）蠶繭一年收穫四五次，而永嘉郡（治今浙江省温州市）一年收穫八次。國家專門設立錦署，使絲織業逐步發展起來。由於江南河流縱橫，為適應經濟、軍事的需要，造船業特別興旺，既能製造載重2萬斛（約2千噸）的大船，又能製造速度很快的艦隻。其他如制瓷、造紙、漆器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水平。經濟的發展促進商業和城市的繁榮。

東晉的商業也比較發達，“人競商販，不為田業”，出現了許多商業性大城市。如京都建康，有四大市，十分繁華。此外，會稽、丹陽、餘杭等城市的商業也相當繁榮。東晉時，南北商貿往來不斷，並在北方設立“互市”，促進了南北工商業的發展。 ^[25] 

淝水戰後，東晉的税制有了變化。《隋書·食貨志》記有：“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這都叫“調”這種調法，與淝水戰前的度田收租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制不同。按《晉書·孝武帝紀》太元八年十二月，有“以寇難初平……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的記載。五石是淝水戰後司馬道子“始增”。口五石與《隋書》所謂“租米五石”暗合。《隋書》所記調法，實為淝水戰後的調法。又按《宋書·王玄謨傳》記有“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之言，所謂“九品以上租”，當沿自東晉。這與西晉對丁男、丁女之户，歲調租粟、絹、綿，分為九品，性質正同。但不相通，故王玄謨要使九品以上租相通。 ^[21] 

淝水之戰後東晉基本上恢復了西晉的户調之式。謝安的王公以下都要交税，而在役者可以免交的制度被改變了。可見到人們把役、調對舉，服役者不能免調，輸調者不能免役。《晉書·範寧傳》所記便有“舉召役、調，皆相資須”之言。所謂“皆相資須”，即役、調都得承擔。聞人奭也有“百姓單貧，役、調深刻”之言（《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傳》），百姓是既要交税，又要服役，從而出現了“流瑾不絕”的現象，王公是從來不服役的。淝水之戰前要納税，而戰後，也看不到有關他們納税的規定。南朝有所謂“復士”，推其源當始於淝水之戰。淝水之戰後，親屬雖不可蔭，世族公卿本人卻重新變成了可以享受免税特權的階層。這又是鎮之以靜方針被破壞的表現。 ^[21] 

由於北方戰亂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動。滯留北方的漢人則依靠塢堡自衞。當時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晉惠帝時期關中發生齊萬年之亂，數萬人民由關中經過漢中，抵達蜀地，之後協助李特、李雄立國。另一股經漢水、宛至淮河，後為石勒吸收。巴蜀動亂後，人民逃至荊湘地區，因受土豪欺壓而叛亂，最後為王敦、陶侃平定。幷州饑民向冀豫地區乞食，後由田甄率領，稱為“乞活賊”。涼州少受戰亂，眾多人民前往避難。由於保留大量漢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

永嘉年間（307年—312年）南遷人口約有50萬，至東晉初南方人口達1050萬人，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來，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與農作物種，使南方得到大規模開發，經過近百年較安定的增長，到東晉末人口達1746萬人。 ^[11] 

都城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朝蕭梁時擁有140餘萬人口，成為各地農產業、手工業品的集散地，城內外的貿易市場10多個，來往船隻成千上萬。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陽、壽陽、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業城市。

東晉在文化上有一定成就，各類詩詞歌賦都大盛於東晉。著名的文學家，有謝靈運、陶淵明、王羲之等人。而在繪畫、書法方面也有頗傑出的成就，如顧愷之的畫作，王羲之的書法，都有很高藝術價值。

東晉一朝，玄風相當盛。王、謝等世族子弟，雖然大多沒有哲學頭腦，不能談玄説理，闡述老莊，他們的生活情調卻是正始遺風，梁朝時期，玄學似又一度小盛。《顏氏家訓·勉學篇》稱：“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洎於梁世，茲風復闡，《老子》《莊子》《周易》，總謂三玄。” ^[22] 

由於東晉統治者安於江南，不以恢復中原為意，門閥大族致力於南方的莊園經營。北方大族及大量漢族人口遷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與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促進了社會文化的發展。自曹魏以來，中國的文學發展一直處於大步前進的時期，其中以東晉年間的文人最為著名。東晉出現了山水詩人謝靈運、田園詩人陶淵明等人，他們對舊體詩作出改革，為將來隋、唐的詩文盛世創造了前提條件。 ^[4]  東晉各類詩文歌賦都也流行了駢文。著名的中國四大民間傳説之一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發生在東晉。

陶淵明因厭惡當時的腐朽政治，只當了80天的彭澤令，便掛冠而去，退隱田園。陶潛在22年的隱居生活中，親自耕作，與農夫為友，寫下了歌頌大自然和田園生活的大量詩篇，被稱為“田園詩人”。他的詩，真實自然，質樸無華，感情飽滿，具有濃郁的田園氣息。代表作有《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等。如《歸園田居》中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在這裏，他描繪了一幅真切感人的農耕圖。又如該詩五首之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表達了詩人不願與士族豪門為伍，不隨俗浮沉的志向和情操。陶淵明喜愛幽閒恬靜生活的思想，到晚年更有發展。在散文《桃花源記》裏，他描繪了一個與世隔絕、沒有壓迫和剝削、“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理想社會，反映了詩人對現實的不滿和希望勞動人民都能免受苦難的美好願望。陶淵明和他的詩文在中國文學中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30] 

東晉是玄言詩的時代，被後人批評為“淡乎寡味”的玄言詩，在當時人看來卻是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的，如簡文帝評玄言詩代表人物許詢的詩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孫綽《答許詢詩》雲：“貽我新詩，韻靈旨清。粲如揮錦，琅若叩瓊。”從音韻、辭藻高度評價許詢的詩歌。簡文帝所謂的“妙絕時人”其實不在於詩歌表現的玄理之絕妙，而在於其語言本身。這一點在東晉玄言詩中是很明顯的，如孫綽《蘭亭詩》：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皋。鶯語吟修竹，遊鱗戲瀾濤。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兩句，可見詩人在玄理的剖析中亦重視語言辭藻之美，故曰“雲藻”。 ^[36] 

這一時期志怪小説盛行，作品甚多。其中，於寶的《搜神記》成就最高。《搜神記》雖然寫的是鬼怪故事，但有的由折地反映了社會現實，甚至還宣揚了不怕鬼的思想，志怪小説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唐代傳奇就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東晉葛洪所撰軼事小説《西京雜記》，也較有影響。這部書內容龐雜，記述了西漢的宮廷生活、風俗習慣、人物軼事等多方面內容，內有一些“意緒秀異，文筆可觀”的佳作。如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當壚賣酒捉弄卓王孫的故事，就寫得十分生動。 ^[30] 

東晉時期，放蕩的行為稍微收斂，但清談之風因為朝廷權貴提倡而盛行不衰。當時世族生活優裕，多喜於名山古剎、別墅湖畔優談玄理，成為社交活動。朝廷及世族忽略具體事務，終日暢談玄理，形成苟且頹廢的價值觀，導致東晉朝廷逸於偏安。由於佛教東傳，許詣、孫綽將佛學加入清談，與玄學互相激湯。若干僧侶也加入清談，傳達佛學，例如竺法護、道林等人。不過仍然有人反對清談，大多為寒族。如西晉裴頠、江惇、範寧，東晉應詹、陶侃、卞壺等人，範寧甚至著有《罪王何論》，嚴厲批評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談仍歷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終止。 ^[15] 

當時東晉流行清談，於是僧侶就藉由清談將佛理傳播給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傳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長談玄。南北佛教到後來形成不同學風，北方重行業，崇尚禪學、律學及淨土信仰。南方重義理、注重在涅槃佛性的探討。東晉晚期時，慧遠擅長儒學，力謀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國化，最後成為淨土宗的祖師之一。慧遠還提倡譯經，與北方名僧鳩摩羅什交流譯本。法顯是中國西行求法的著名僧侶，他於399年自長安出發，經西域抵北天竺、獅子國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後，414年經海路返抵建康。他與名僧大量翻譯經文，並將旅途見聞寫成《佛國記》，成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15] 

東晉初期，道教的架構、章法尚未形成，直到東晉中期發生改革，才形成組織化的宗教體制。當時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規，南方則注重經法及義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豐富本身理論。煉丹術盛行，深化相關理論。 ^[15]  援佛入道是道教不斷豐富並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 ^[20] 

東晉時，葛洪結合神仙學説與道術理論，並加入煉丹等理論，整合道教理論。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論時局與道德，內篇則論道家學論和煉丹、養生之道。楊羲、許謐及許翽著《上清經》，最後發展成上清派，主張簡化修行力法，貶斥房中術，以存神為主。葛洪孫葛巢甫又著《靈寶經》，借用和融匯了佛教的概念和術語，後來也發展成靈寶派。該派以符籙科教為主，受到上清派影響，也提倡簡化修行、"仙道貴生，無量度人"。道教對文學、藝術多有貢獻。例如描述神仙之遊的《遊仙詩》，歷代道教的神仙畫。 ^[15] 

東晉也是藝術極興盛的時代。首都建康成為文化中心，吸引許多東南亞、南亞的佛教僧侶及商人前來。338年所鑄造模仿罽賓的佛教模型，為所知最早的鎏金銅佛像。中國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書法家王羲之活躍於此時期。東晉的陶器形式較西晉時期創新。南京富貴山曾挖掘出此時期的墓穴，根據史料記載，此處為東晉皇室墓葬的地點。 ^[13] 

顧愷之是東晉著名畫家。他善畫人物和山水，務求傳神，史稱"畫聖"。人物畫尤重點睛傳神。他20餘歲時，為建康瓦棺寺壁上畫維摩詰像，讓人蔘觀施錢。畫成後，“光照一寺”。前往參觀的人絡繹不絕，幾天內就得錢百萬。代表作有《女史箴圖》和《洛神賦圖》，情景交融，人物栩栩如生。 ^[30]  他所繪的《女史箴圖》，強調人物在眼神的悟對與手勢的搭配。衣飾襟帶的飄舉，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氣"環繞全身，達到中國繪畫最高評價“氣韻生動” ^[14]  。《女史箴圖》經唐人臨摹，為傳世珍品；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後，被英國劫去，現藏於倫敦不列顛博物館。傳為顧愷之所繪的《洛神賦圖》亦有相同水準。真本失傳，現有摹本留世。至於山水畫仍處於圖案階段，尚未生動，至南朝方有起色。謝安對顧愷之的畫極為讚賞，認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時人稱顧愷之為“三絕”：畫絕、才絕、痴絕。 ^[30] 

王羲之出身琅玡王氏大族，曾任東晉右軍將軍，故世稱“王右軍”。王羲之集漢、魏以來書法之大成，兼善隸、草、真、行，有“書聖”之稱。代表作有：《蘭亭集序》《黃庭經》《樂毅論》《十七貼》等，皆有“飄若浮雲，矯若驚龍”之喻。其中，《蘭亭集序》影響最大，共28行，324字，可謂“龍騰虎躍”，千姿百態，全文有20個“之”字，無一雷同，各具特色，為後世譽為絕代佳作。可惜真跡失傳，現有唐時馮承素的摹本，亦為傳世珍品。他的書法繼往開來，被後人尊為書法的宗師。其子王獻之，幼承家學，也是著名的書法家，人稱“小聖”，父子合稱“二王”。 ^[30] 

東晉王獻之的《鴨頭丸帖》，介於楷草之間的行書，書寫簡易且流暢。 ^{[12]  [15]} 

謝安曾與東晉書法家王羲之交往，當王羲之稱病辭官隱居山陰時，謝安陪同他一起隱居，朝夕相伴並向王羲之學習書法，后王羲之書寫《佛遺教經》送於謝安。 ^[31]  謝安代表作《八月五日帖》，共7行65字，兼行帶草，內容是謝安寫給家族子弟的喪報。米芾題跋中徑稱此帖為“謝安書”或“謝安帖”。後世著錄則稱之為“八月五日帖”“吿淵朗帖”“六十五字真跡”及“中郎帖”等。名實之間，時有混淆。謝帖及米跋原跡早佚，唯有墨刻收錄於叢帖中。此外又有米芾及後人的臨本以刻帖或墨跡的形式傳世。 ^[32] 

東晉末年的戴逵，是著名的畫家，畫人物也畫山水，同時也是著名的雕塑家，善於雕期佛像。他曾為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市）靈寶寺雕無量壽佛一尊，前後費時三年，藝術上妙絕當時。他兒子戴顒，也在雕塑方面有很大成就。時"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顒看之。順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錯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焉"。 ^[23] 

東晉天文曆法有很大發展，突出成就是虞喜的“歲差”。虞喜是晉成帝時人，他經過周密的觀察和計算，糾正了過去天文學家把太陽運行一週（周天）就等於一週歲（歲周）的錯誤結論，他發現太陽從今年冬至環行到來年冬至，並沒有回到原來的位置上，而是每經過50年，冬至點向西移動一度。這種“周天”與“歲周”的差，就叫“歲差”。歲差的發現，在天文學上有重要意義，它促進了曆法的改革。 ^[28] 

東晉時期，隨着士族門閥制的發展，煉丹之風盛行一時。一些煉丹家在煉丹過程中分析和研究了各種化學反應，發現了一些化學性能，東晉葛洪的《抱朴子》總結了這些化學成就。如記載了煉製單質砷的方法和處理雄黃的多種方法；用昇華法把硝石、玄明粉、松脂與雄黃合煉，製成白色結品的氧化砷（砒霜）。比歐洲製造單質砷早900年。此外，還記有通過強燒來分辨朴硝與硝石的無水反應和在“三十六水方”中的“化確石法”有水反應，這在化學史上有重要的意義。 ^[29] 

西晉滅亡後，司馬氏的政權東移，偏安於東南，史稱東晉。東晉的統治，幾乎是與十六國相始終的。 ^[5] 

舊史中有“五胡十六國”之説。五胡，即指匈奴、鮮卑、氐、羌、羯。十六國，成漢和匈奴人劉氏所建立的漢(史稱前趙)，是十六國中最早建立的割據政權；繼而有後趙、前燕、前秦、前涼；再後有後燕、南燕、北燕，有後秦、西秦、夏，有後涼、南涼、北涼、西涼。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國之內。十六國的創立者，並非都是胡人，他們統治下的人民，總的説來，也還是以漢人居多。 ^[5] 

3世紀以後，在朝鮮半島上逐漸形成了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割據政權。這些割據政權與東晉十六國保持着友好往來的密切關係。高句麗曾多次派使臣訪問建康，向東晉贈送禮品；並與中國北方的前燕、前秦、後趙、後燕、北燕等都有頻繁的使節往來。這一時期，中國與隔海相望的倭國（今日本）也來往密切。移居國的中國人日趨增多，中國的織工、裁縫師、陶工、廚師帶去中國的先進技術，中國的花蠶繅絲方法，也傳入倭國，早在西晉太康六年（285年），《論語》等儒家經典就傳到了倭國。這一時期，倭國開始採用漢字，儒家思想在倭國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很大影響。 ^[28] 

東晉十六國時期，與天竺（印度）、林邑（越南南部）、扶南（柬埔寨）等國經濟文化交流，在原有基礎上又有擴大。林邑、扶南等國經常派使者到洛陽和建康，貢獻方物。晉成帝時，林邑曾將馴練過的大象獻給東晉，東晉朝廷也回贈了不少珍奇寶物。這時期，中國的建築術傳入林邑，林邑的玻璃製造技術也傳入中國，使中國的玻璃製造技術又有新的提高。 ^[28] 

中國與天竺等國的僧侶往來頻繁，多是學問僧，取經、傳經、譯經，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其中，貢獻較大的是中國名僧法顯。 ^[28] 

東晉隆安三年（399年），他與僧友慧景等十多人從後秦京城長安出發，西行取經。他們穿過了茫茫無際的沙漠，越過了終年積雪的葱嶺，歷經艱險，經過30多個國家，才到達中天笈多王朝。在這裏，法顯學會古印度語和文字，親自抄寫經書。住了3年，他攜帶經卷前往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原來同行的十多人，此時有的已死，有的留居天竺，只有法顯一人獨行。接着，又往耶婆提國（今印尼的蘇門答臘）。他前後14年才回到中國。共翻譯佛經100多萬字，並寫成《佛國記》一書，記述了古代印度和南海諸國的地理、歷史、風土人情等。法顯是古代一位偉大的旅行家和中外文化的傳播者，他對促進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各國的相互瞭解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28] 

東晉時期，波斯（伊朗）、康居（在鍚爾河下游）、大月氏（在阿姆河流域）和大宛（在中亞費爾幹盆地）、大秦（羅馬帝國）的商人和使者不斷來到中國。大秦除通過“絲綢之路”與中國北方保持聯繫外，還通過海路與南方的東晉交往。中外使者、商人的頻繁往來，促進了相互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 ^[28] 

東晉時士、庶之分更加嚴格。士族都建家譜，以防庶族假冒。這一時期“譜牒學”特別發達。家譜成為選拔官吏的根據。士、庶地位懸殊，車服異制，不同行，乃至不同桌進餐。庶族普遍受到士族的鄙視和排擠。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