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天華

1914年春，為了給重病的劉天華父親沖喜，年輕姑娘阿大（後取名殷尚真）嫁至劉家，卻恰逢劉父喪，劉天華偏又失業，貧病交迫下，只得每日拉二胡，以抒發內心的優憤。同年秋，劉天華受聘到母校常州六中擔任音樂教員。惶惑於國樂之沒落，又忿忿於國樂之不爭，劉天華只得每日靜坐於空谷之中，思國樂改進之大計。生活雖然過得清貧，但兩口子的日子卻也融融。一日一封來自北京大學蔡元培教授的聘書改變了劉天華一生的命運，也改變了整個近代中國民樂史的歷程。劉天華揹負起行資，告別了髮妻和愛子，即前往北京赴任。

1922年的北京，風雨搖曳。劉天華任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國樂導師，結識了俄籍小提琴教授古諾夫，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一方面，劉天華挖掘國樂精華，收集民間失傳的旋律，改進二胡的製造規格和傳統的工尺記譜法；另一方面，從古諾夫那裏學習西方成熟的小提琴技藝和教學方法，汲取有益的藝術養分為己用。然而，北京爆發的五四運動被政府無情地鎮壓了下去，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被北洋政府強制關閉，劉天華也再一次失去了工作，古諾夫也遠走異鄉。北大的同僚趙雪明欽佩劉天華高超的藝術造詣和個人品德，替他謀了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音樂科講師一職。同時，劉天華妻子攜幼子從江陰搬到了北京，一家子終於又團聚了。

慕名而來師從劉天華的學子越來越多，顛沛流離的的人生道路也讓劉天華思考了許多音樂之外的東西。從苦悶、彷徨到掙扎、奮鬥，劉天華的人生觀得到了徹底的改變。在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下，1930年劉天華在原北京飯店大廳舉行了近代中國最具價值的一場民族音樂會。他支撐着疲憊的身體，把中國的民樂精華獻給在場所有的中外音樂家和音樂愛好者。在二胡曲《光明行》壯麗而又堅定的結尾樂聲中，全場掌聲雷動。

1932年6月，劉天華在去北京天橋向民間藝人學習《吵子鑼鼓》期間，不幸染上了猩紅熱。6月8日，劉天華病逝於北京，終年37歲 ^[1]  。

（以上參考資料 ^[2]  ）

（以上參考資料 ^[1]  ）

（以上參考資料 ^[2]  ）

該片中多次運用劉天華的處女作《病中吟》，表達出對國樂大師的懷念之情。該曲的復三部曲形式，與影片中的三章式結構形成神與形的相互對應和補充，引導着主題的逐漸深入。此外，該片在《病中吟》這一主題曲核心音樂的基礎上，充分展現與利用了劉天華二胡作品的精華，共計運用了劉天華的八首二胡曲，達到其作品的八成。該片還結合劇情內容，把與之思想立意彼此呼應的樂曲曲牌作為故事標題，用二胡樂曲從真本、生活上對劉天華的人生進行了細膩的點評和描述，也勾勒出劉天華不同人生階段的生活歷程。此外，該片的聲畫剪輯中並沒有人為的組接畫面來展現電影的節奏，而是以影視音樂自然而然地引出劇情，導演並不是無所作為，是在影視畫面中適時予以點睛之筆。同時，該片的聲音構思的顯著特點在於以劉天華對民族音樂的改進過程為脈絡，圍繞其作品風格又適時地做了新的處理。通過崑曲《牡丹亭》《十面埋伏》《飛花點翠》等民族樂既呈現出一場國粹精華的饕餮盛宴，又強化了歷史文化氣息，同時也凸顯出劉天華在時代文化命題面前的個人才華和自覺承擔的歷史責任。該片不僅通過劉天華在音樂方面的突出貢獻，也通過其生活中的道德情操，向觀眾全面展示了面對國家困局、藝術危局下的一代有良知的、睿智的知識分子的人生抉擇（《科學與財富》評） ^[7]  。

該片獨特的敍事結構——三段式，分別以劉天華的三個代表作《病中吟》《獨弦操》和《光明行》為標題，使該片的音樂具有完整美、抒情美和獨創美的特徵，產生了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在影片中，導演還特意設計了一個劉天華獨坐山石之上用琴聲與自然對話的場面，這就是劉天華那首名聞遐邇的《空山鳥語》的靈感之源。在琴聲與鳥鳴彼此呼應、渾然一體時，觀眾已分不出是鳥在唱，還是二胡的模仿。與此同時，觀眾心中幻現出自然形象，豐富了音樂感受的內容。而創作者本人意識的音樂境界又使自然形象增加了深度。藉助這種聲畫同步的視聽手段，導演把中華傳統文化的意境——天人合一，惟妙惟肖地在銀幕上具象化了。此外，在表現人物的生存空間拍攝上，從鄉情濃郁的江南到蕭瑟古樸的北京，從地理氣候到飲食着裝，導演沒有僅僅停留在細節真實的層面上，而是通過有濃厚生活氣息和地域特點的民風民俗畫面，刻意營造出一種氛圍感，使其成為影片內在民族文化韻味的象徵性符號，使該片具有意境美（《電影》評） ^[8]  。

在該片中，故事情節中的矛盾衝突有好幾種，但矛盾的主次含混不清。如在音樂領域，有民間音樂與正規音樂之爭，中國音樂與西洋音樂之爭，南方與北方音樂之爭，甚至有胡琴與琵琶之爭；就個人而言，有個人命運與社會濁流之爭，有個人家庭生活與音樂事業發展的矛盾，社會領域有進步青年反對專制的鬥爭。觀眾可以隱隱約約感到這些衝突在該片中都有所觸及，但是沒有一個得到充分表述。也就是説該片沒有設置主要衝突，也就不能根據這個主要衝突設計情節主線。編導處理衝突的方式顯然是非常規電影的，也就是基本沒有照顧絕大部分觀眾的欣賞要求。僅把時代背景的交代當做了衝突本身，導致該片沒有確立根本的戲劇衝突，因而過於平淡，難以引起觀眾的共鳴。此外，該片分成三個樂章，從妻子、朋友、學生這三個視點去評述主人公劉天華。編導選擇三個視點的時候應該有進一步的整體設計，確定三個人物對待劉天華的基本態度，即他們是自己與劉天華直接構成衝突，還是作為一個旁觀者觀察劉天華與他人發生衝突，該片在這方面是含混不清的。第一位敍述者是劉妻殷尚真，編導只是想通過她把劉天華的早期經歷做一個簡單的交代，並沒有充分發揮劉妻作為一個敍述人的功能；在友人這個樂章突出了劉天華的兩位朋友，其中一位是洋人古諾夫，但片中只通過古諾夫把劉天華錯認為工友，僅僅是表現了劉天華的樸實無華，而沒有突出中西音樂觀念的差異。讓古諾夫通過旁白對劉天華一味讚不絕口，好像是在做藝術鑑定。但是對於電影這種視聽媒介而言，觀眾信守眼見為實耳聽為虛的信條，很少相信這種鑑定式的語言。這種強加於觀眾的結論，不管多麼正確無誤，也難以令觀眾信服。在學生一章，主要是講師生情。老師救參加示威被打傷的學生，而學生把自己的嫁妝捐出來，資助老師開個人音樂會，這種表面化的描述並不足以動人心絃。因此三個人本來可以採用私人話語敍述，卻變成標準的公共話語式的旁白，沒有把各自的感情融入其中，缺乏生動性，像是悼詞的形象化（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胡克評）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