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雷峯塔的倒掉

從崇軒先生的通信②（二月份《京報副刊》）裏，知道他在輪船上聽到兩個旅客談話，説是杭州雷峯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個旅客並且再三嘆息道：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呵！

這消息，可又使我有點暢快了，雖然明知道幸災樂禍，不像一個紳士，但本來不是紳士的，也沒有法子來裝潢。

我們中國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鄭重聲明：並不包括四萬萬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種“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來的時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縣誌，這一縣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遠村明月”、“蕭寺清鍾”、“古池好水”之類。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佈全身，其勢力早不在“！”形驚歎亡國病菌③之下了。點心有十樣錦，菜有十碗，音樂有十番④，閻羅有十殿，藥有十全大補，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跡或罪狀，宣佈起來也大抵是十條，彷彿犯了九條的時候總不肯歇手。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⑤，九經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卻頗不習見，所以正是對於十景病的一個針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種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愛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裏面。

其實，這一種勢所必至的破壞，也還是徒然的，暢快不過是無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傳統大家，定要苦心孤詣巧語花言地再來補足了十景而後已。

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托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兑斯的話來説，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並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眾的唾沫掩死。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⑥，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裏的反對來。他肯對子路賭咒，卻不肯對鬼神宣戰，因為一宣戰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論》⑦（見一月份《晨報副鐫》）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會替鬼神來奚落他道：為名乎？罵人不能得名。為利乎？罵人不能得利。想引誘女人乎？又不能將蚩尤的臉子印在文章上。何樂而為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約除臉子付印問題以外，還有深心，犯不上來做明目張膽的破壞者，所以只是不談，而決不罵，於是乎儼然成為中國的聖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否則，供在聖廟裏的，也許不姓孔。

不過在戲台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卻都是十景病的仇敵，因為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面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並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只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帶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滯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於是破壞者到了，但並非自己的先覺的破壞者，卻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獫狁⑧早到過中原，五胡⑨來過了，蒙古也來過了；同胞張獻忠⑩殺人如草，而滿州兵的一箭，就鑽進樹叢中死掉了。有人論中國説，倘使沒有帶着新鮮的血液的野蠻的侵入，真不知自身會腐敗到如何！這當然是極刻毒的惡謔，但我們一翻歷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時候罷。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再來翻縣誌，就看見每一次兵燹之後，所添上的是許多烈婦烈女的氏名。看近來的兵禍，怕又要大舉表揚節烈了罷。許多男人們都那裏去了？

凡這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但當太平時候，就是正在修補老例，並無寇盜時候，即國中暫時沒有破壞麼？也不然的，其時有奴才式的破壞作用常川活動着。

雷峯塔磚的挖去，不過是極近的一條小小的例。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於移動，能夠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毀壞的原因，則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掃除，也非如寇盜的志在掠奪或單是破壞，僅因極小的自利，也肯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個創傷。人數既多，創傷自然極大，而倒敗之後，卻難於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誰。正如雷峯塔倒掉以後，我們單知道由於鄉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鄉下人的所得，卻不過一塊磚，這磚，將來又將為別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於滅盡。倘在民康物阜時候，因為十景病的發作，新的雷峯塔也會再造的罷。但將來的運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麼？如果鄉下人還是這樣的鄉下人，老例還是這樣的老例。

這一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豈但鄉下人之於雷峯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正不知有多少！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藉此據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藉此佔些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本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語絲》週刊第十五期。

②崇軒的通信，指刊登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京報副刊》第四十九號上的胡崇軒給編者孫伏園的信《雷峯塔倒掉的原因》。信中有如下一段話：“那雷峯塔不知在何時已倒掉了一半，只剩着下半截，很破爛的，可是我們那裏的鄉下人差不多都有這樣的迷信，説是能夠把雷峯塔的磚拿一塊放在家裏必定平安，如意，無論什麼凶事都能夠化吉，所以一到雷峯塔去關瞻的鄉下人，都要偷偷的把塔磚挖一塊帶家去，——我的表兄曾這樣做過的，——你想，一人一塊，久而久之，那雷峯塔裏的磚都給人家挖空了，塔豈有不倒掉的道理？雷峯塔是已經倒掉了，唉，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啊！”胡崇軒，即胡也頻，當時是《京報》附刊《民眾文藝》週刊的編者之一。

③亡國病菌：當時的一種奇怪論調。一九二四年四月《心理》雜誌第三卷第二號載有張耀翔的《新詩人的情緒》一文，把當時出版的一些新詩集裏的驚歎號（！）加以統計，説這種符號“縮小看像許多細菌，放大看像幾排彈丸”，認為這是消極、悲觀、厭世等情緒的表示，因而説多用驚歎號的白話詩都是“亡國之音”。

④十番：又稱“十番鼓”，“十番鑼鼓”，由若干曲牌與鑼鼓段連綴而成的一種套曲。流行於福建、江蘇、浙江等地。據清代李鬥《揚洲畫舫》錄卷十一記：十番鼓是用笛，管，簫，弦，提琴，雲鑼，湯鑼，目魚，檀板，大鼓等十種樂器更番合奏。

⑤“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語見《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意思是治理天下國家有九項應做的事。這裏只取“經”“景”兩字同音。

⑥孔丘（前551－前479）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論語·述而》有“子不語怪力亂神”的記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語見《論語·八佾》。他曾修訂過《春秋》，後來的經學家認為他用一字褒貶表示微言大義，稱為“春秋筆法”。他對弟子子路賭咒的事，見《論語·雍也》：“子見南子，子路不説（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按南子是衞靈公的夫人。

⑦《衡論》：發表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晨報副刊》第十二號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署名TY。他反對寫批評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這種人（按指寫批評文章的人），真不知其心何居。説是想賺錢吧，有時還要賠子兒去出版。説是想引誘女人吧，他那朱元璋的臉子也沒有印在文章上。説是想邀名吧，別人看見他那尖刻的文章就夠了，誰還敢相信他？”這裏是魯迅對該文的順筆諷刺。

⑧獫狁：我國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周代稱獫狁，秦漢時稱匈奴。周成王，宣王時都曾和他們有過戰爭。

⑨五胡：歷史上對匈奴、羯、鮮卑、氐、羌五個少數民族的合稱。

⑩張獻忠（1606－1646）延安柳樹澗（今陝西定邊東）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崇禎三年（1630）起義，轉戰陝、豫各地；崇禎十七年（1644）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國；清順治三年（1646）出川，行至川北鹽亭界，猝遇清兵，於鳳凰坡中箭墜馬而死。舊史書（包括野史和雜記）中多有關於他殺人的誇大記載。

魯迅，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清朝光緒七年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出生於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東昌坊口新台門周家，原名周樹人，後來在南京求學時學名為“周樟壽”，字豫山、豫亭、豫才。是中國現代小説的奠基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至三十八歲，使用魯迅為筆名。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合稱為“周氏三兄弟”。魯迅1902年考取留日官費生，赴日本進東京的弘文學院學習。1904年初，入仙台醫科專門學醫，後棄醫從文（詳見《藤野先生》一文），回國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發表了《摩羅詩力説》《文化偏至論》等論文。期間曾奉母命回國結婚，夫人朱安。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譯《域外小説集》，介紹外國文學，同年回國，先後在杭州、紹興等地擔任教師。

辛亥革命後，魯迅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兼在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校授課。

1918年5月，首次用“魯迅”作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文小説《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五四運動前後，參加《新青年》雜誌工作，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1918年到1926年間，陸續創作出版了短篇小説集《吶喊》《彷徨》，雜文集《墳》《熱風》《華蓋集》《而已集》《二心集》，散文詩集《野草》，回憶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又名《往事重提》）等專集。其中，1921年12月發表中篇小説《阿Q正傳》。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被北洋軍閥政府所通緝，南下到廈門大學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務主任。1927年10月到達上海，開始與其學生許廣平同居。1929年，兒子周海嬰出世。1930年起，先後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抗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政治迫害。從1927年到1936年，創作了歷史小説集《故事新編》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雜文，收輯在《墳》《而已集》《三閒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編》、《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遺》等專集中。魯迅的一生，對中國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領導、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學團體；主編了《國民新報副刊》（乙種）《莽原》《語絲》《奔流》《萌芽》《譯文》等文藝期刊；熱忱關懷、積極培養青年作者；大力翻譯外國進步文學作品和介紹國內國外著名的繪畫、木刻；蒐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學，編著《中國小説史略》、《漢文學史綱要》，整理《嵇康集》，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錄》《古小説鈎沈》《唐宋傳奇錄》《小説舊聞鈔》等。其中《魯迅全集》中的《社戲》被列入上海教育出版社，《風箏》被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級課本。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結核病逝於上海，上海上萬名民眾自發舉行公祭、送葬，葬於虹橋萬國公墓。1956年，魯迅遺體移葬虹口公園，毛澤東為重建的魯迅墓題字。魯迅被譽為“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