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垣奏議

文人論兵是明代出現的重要現象。陳子龍作為晚明的著名文人和明末兵部官員，在詩詞之外，還留下了以論兵為核心內容的《陳忠裕公兵垣奏議》。此書集中討論南明時期的軍隊建設、防禦體系、戰略戰術等軍事問題，具有超前的戰略眼光和很強的可操作性。陳子龍的軍事思想表現了明代兵儒合流的歷史趨勢，一方面體現了文人“救民靖國”的戰爭觀和把兵學儒學化的論兵特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明所面對的現實問題，具有文學、軍事、歷史多方面的意義。由於陳子龍在明末評定過兩次暴動，在軍事上有很豐富的經驗，所以這部《兵垣奏議》是建立在理論與實踐之上的出色文集，與明代泛泛而談的普通論兵之作大相徑庭。

《兵垣奏議》共二卷。《〈全集〉凡例》：“徐雲將世禎所撰《年譜》，雲乙酉（1645）告歸後，刻有《奏議》一卷，訪之藏書家，絕無知者。即公《自述年譜》所云時政策三十餘篇，亦未見全本。今於殘編中採錄得若干首，分為十卷，其所著之先後，無從考定。”按《年譜·崇禎二年己巳（1629）》：“冬月，撰時政策三十餘篇，又作賦數篇，頗行於世。”但此崇禎二年的“時政策三十餘篇”實與《兵垣奏議》無關。據《兵垣奏議》每篇奏議後註明的年月皆撰於崇禎十七年（1644）六月至八月間，次年乃有原刻本。今存此書為光緒二十三年（1897）融齋精舍刻本，存上海圖書館，影印本《陳子龍文集》收入。據此書松江知府陳聲遹序，“後世重公之行，於公詩文諸集搜刻略備，而公前後居給諫之位，多所匡議，世不得盡讀其稿，猶以忌諱，秘不敢示”，而從松江孝廉張錫恭處得此書藏本，陳聲遹“不敢復秘，為之移資，刻於融齋精舍”。但重刻本所收已不全，今存《募練水師疏》、《中興大本疏》等三十篇，而《欣睹旌直之典疏》等四篇為殘篇，《直述面語揭》則缺。另外《論上流寇勢疏》等二篇，原來就存目未梓。

明 陳子龍

題為恢復有機可乘，人心積馳難振，懇乞聖明嚴敕諸司，並日詰戎，仍尅期大閲，以揚國威，以定中興事。臣觀自古中興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親武事，以克仇邦。三代以後，漢之光武，唐之肅宗，莫不身先士卒，戎車數駕，故能光復舊物。未有身居法宮之中，優遊處順，而可以甘戡定禍亂者也。

方今殷憂之會，天步艱難，大仇未殄，不共戴履。臣伏處田間，自謂當此之時，陛下必日坐便殿，與宰執之臣，親決庶政，三事大夫，莫不夙夜，百僚奉職，朝令夕行，而且下哀痛之詔，興縞素之師，呼蒼兕以濟江，秉白旄而問罪，庶足以泄神人之憤，慰普天之望也。自入國門，將再旬矣，惟遣北使，得一聆天語，不識密勿之臣，英謀宏議，日進幾何，但見官署寂寥，人情泄沓，交鞍擊轂，宛然泰階之風，好爵高班，無異昇平之日，從無有嘆神州之陸沈，念中原之榛莽者，豈金陵佳麗之區，六朝風流之地，可供清談坐嘯耶?臣恐王敦、祖約、蘇竣之徒不絕於世，而王導、陶侃、温嶠之亞未見其人，又無論西苻秦而北石趙也。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誠不知所終矣。

昨行中元上陵之禮，臣等瞻拜之餘，排徊陵闕，北望依依，不知十二陵之碧瓦金鋪，寓駒石馬，尚能無恙與否，而先帝先後之梓宮何在，此時之遺民故老，有提一盂麥，操一豚蹄而憑弔者乎?不覺悲慟伏地，詩人所謂“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者也。興念及此，陛下當勵勾踐卧薪之懷，堅齊侯不飲之志，而羣工庶尹，皆當砥礪鋒鍔，奮發志意，克詰戎兵，修我戈戟，弋大風於餚函，射天狼於藺北，然後掃地以答穹蒼，清宮而迎大駕，乃為正也。日來上游傳報，謂賊徒西遁，承襄可復，而督輔疏稱山東、河北，義旗雲起，鹹拭目以望王師。事會之來，間不容髮，而朝廷晏然裏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齊技擊之雄，慰燕趙悲歌之士乎?臣恐此屬知朝廷之不足恃，不折而歸敵，則豪傑皆有自王之心矣。

昨聞朝廷欲設總督於荊常以通楚、蜀，而督輔議復濟寧河臣，及大名開鎮。此等皆急務也，而苦於乏才，應之每緩，事機倏忽，誰能待之。蓋國家之興廢，每視人才之盛衰，況當撥亂之時，必有非常之人，任重負遠之器，而後可辦此大事。宋之南也，事業最不足道，然如李綱之通大略、見兵勢，趙鼎之剛決敢斷，卒勝虜偽，張浚之志存滅賊，百折不回，其人皆未易及也，而當時所以勸人主者，大都出於精明英武，不可為苟且偏安之局，故用雖不竟，規模亦有可觀。今茲濟濟，賢哲充庭，以臣觀之，凡厥政機，大約安靜調停之意多，而振作有為之意少。新朝初建，事同創業，而侵官越職，威柄倒持，紀綱法度，隳壞已極。其始也，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近於優柔而寡斷，弛緩而不張。蓋先朝以猛而致敗，自當濟之以寬，然寬猛皆一偏之術，俱未免於有弊，惟大中至正，不剛不柔而後可也。方今寓宅江表，國步凌夷，五大在邊，二敵窺伺，必得上下輯睦，宮府一體，開誠佈公，進賢遠任，窮日夜之力為之，猶以為晚也，今乃似一切因循遵養而已，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甚為之寒心也。

臣願陛下思念社稷之重，時時延見羣臣，訪求人才，講論治道，明諭宰執，擔荷大計，告誡百工，痛洗積習，不率從者糾之以法。家臣已至，應將楚、蜀、山東、河北節鎮之官，速行推補。治兵之臣並日訓練，治賦之臣通局會算，戰守之策，預行佈置。今當節應清商，蓐薄收司令，鷙鳥將擊，利用講武。陛下建龍旗、乘戎輅、先幸京營，行大閲之禮，弭節江滸，大集舟師，聚水犀之甲，觀橫海之軍；分命輔臣，一至蕪湖，一至京口，以視險要，固根本，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決意用兵，奮揚武節，無論忠臣義士，皆願荷戈以從，即江北四鎮，鄂渚全軍，孰敢不為天子先驅者。然後下詔親征，六飛北伐，歸重淮漬 氵賁，令一軍由歸亳以入汝洛、攻潼關，一軍由襄鄧以叩武關，出褒漢。巴蜀之甲，燕晉之師，則用之為奇兵，為聲援。逆賊授首，可以計日而待矣。若悠忽委靡，玩日愒月，粉飾歲月，偷安旦夕，臣恐東南之勢危若累卵，此《曹風》之所以賦《蜉蝣》也，可不戒歟?惟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交警，以倡率天下而已。臣實見事實可為，而國勢甚弱，國是未定，不敢雷同以頌新政，自附於周昌之諤諤，惟陛下采擇焉。

明 陳子龍

題為欲圖恢復之謀，先定自強之策，規模既立，中興可期事。臣聞立國之勢，有內重，有外重，有內外俱重，有內外俱輕。內重者，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其平居之時，下尺一之書，萬里之外俯首而奉之。而其弊也，匹夫倔起，橫行天下而無以制，此秦、隋之季是也。外重者強藩悍將，其平時跋扈之形，僭擬之跡，有尾大不掉之擾，而夷狄盜賊之患，或又借其力以掃除，如唐季之藩鎮是也。內外俱重者，內則有腹心爪牙，將天子之親軍，期門佽飛之士，佈列於郊畿;外則有磐石之宗，千里之牧，屯重兵於郡國，如漢初之制，內有南、北軍，而外有諸侯牧伯。唐初之制，節鎮之師守在要害，而關中之府兵以五百所，內外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傾，此最為善法也。內外俱輕者，京師之兵非不多也，而皆未經戰陣之士，邊鄙之卒非不雄也，勢分權輕，將帥數易，非有素所拊循之士，數萬人屹然成一鎮也，相統以度數，相維以文貌，及至事起，而望其手足之捍頭目，難矣。此宋世之所以不競也。

我二祖列宗之有天下也，列候大將，時統禁軍以征伐，衞所之軍，星羅棋佈於周天之下，庶幾內外俱重矣，而承平日久，時移勢變，文武太分，文法太拘，統御煩而權不一，虛文勝而實事寡，是以強虜大盜，徜徉而莫與之杭。以都城之險，禁軍之多，而不能固守三日者，由於內外並輕之故也。今當乾坤板蕩之餘，保有東南，漸圖恢復，國勢之弱，兵力之單，以視中朝全盛之時，不窗數倍，若不亟圖自治之方，先為根本之計，無論恢復之期不可必，且何以立國?此臣所以日夜彷徨，寢食俱廢者也。

自治之方奈何?曰，立重鎮以為外藩，練舟師以為扼要，增禁旅以示居重而已。

夫六朝建國於金陵，所以能抗衡北敵者以強藩大鎮，多在兩淮，而襄漢之間，必有重臣以據上游之勢也。宋氏之南也亦然，又能屯重兵於川蜀以規關陝，則其局益為宏遠。今日之國勢不幸類此，則古人之成法安可不講求乎?以兩淮而言之，目前四鎮之立，事出權宜，人皆虞其強而難制，臣獨憂其弱而未足以為恃也。必當於東路則命一大臣開閫於淮陰而分別將以守徐泗;西路則命一大臣開閫於壽春而分別將以守濠宿，各配以馬步六萬，三大將統之。在淮陰者責以渡河接應東撫，招徠山東之豪傑，收青徐之疆土。在壽春者責以連絡河南土寨，掠地汝穎。如是則皖城、合肥、維揚，皆成內鎮矣。

以楚中言之，淪陷諸郡，漸次恢復，今當乘李賊失利於北，羣盜離心之時，速整兵力以收承襄，蓋安陸為陵寢重地，而襄陽尤必爭之處也。李綱有云:由湖湘以達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紆遠難通;若得襄樊，如行弓弦之上，地理省半。況乎北瞰中原，西通川陝，下蔽吳越，如弈者置子於局心，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今左鎮之兵雖眾，然以之恢復或能，而恃之長守則不足。蓋新復郡縣，地方遼闊，兵分力弱，雖眾亦寡。倘敵人以數萬之眾來爭，能保其必守乎?且兵民相忌，為日已久，宜有長者扶義而西。似當命一大臣沈勇而有度者經略荊襄。先撥滇黔鎮筸之兵二萬人以為之本，侯至地方招徠土著，共足六萬人之數，安撫百姓，且耕且戰，然後襄陽可守也。襄陽可守，則責以恢復唐鄧諸州，以與我汝潁之師遙為接應，而後中原可圖也。於是左鎮之兵，令其分守支郡而歸重於鄂諸，平時則相為應援，出師則繼續而進。武昌既為金陵之上游，而襄陽又為武昌之上游，相維相制，各有微意，古人有行之者矣。賊既以關中為巢穴，則四川其所必爭之地，數月以來，音問俱絕。令荊州可復，峽路漸通，宜命一大臣熟於西南之事者，宣諭其地，因而經略之，先掃內盜，即移屯閬中、陽平之間，協力趙鎮，便可由階文以通隴右，由子午以撼長安。異日東西並舉，可以成率然之勢矣。

其糧餉所資，兩淮近在郊畿，左師全屯鄂渚，皆當取給於度支。荊襄一鎮，則應取資於湖湘諸郡。若以殘破之後，民力未贍，則令江右、廣東暫為協助。四川一鎮即計本省之財，酌解部之餘數以給之，如唐之韋皋、李德裕，宋之吳氏兄弟，雄據西川，富強遂甲於天下。至於招徠流移，勸誘商賈，展築險要，開設屯牧，苟可以興利除害，足食強兵者，聽其一切便宜以行，補葺增繕，自立家計。其最要者，則參佐將吏，須令辟召，以盡天下奇材異能之士，試之有效，則即薦之於朝，任以庶職，與甲乙之科等，不限其所至。如此則人才競奮，不以曳裾諸侯之門為愧矣。唐人起幕府而至公卿將相者代不乏人，故士之有一材一藝者，莫不畢效其能。何今之拘拘也?四鎮者立，謀帥得人，則東南之藩籬壯矣。

夫東南之大險在長江，而自昔之論，必曰守江不如守淮。蓋以兩淮無備，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苟其有備，賊即越淮而南，我前有天塹，後有重兵，彼豈能不狼顧邪!然如魏佛狸、完顏亮之盛也，兩淮非無重鎮，而飲馬江干，遂起投鞭之志;且恐我之將士，先為南渡之計，則內地擾亂矣。使無舟師，何以遏之哉??故簡練水師，尤為根本之計也。

臣見閣臣有增水兵滿五萬之數，於綢繆之策得矣。?臣臆計之，自漢口而下，至於海壖，不下三千里，今當分最衝、次衝地，而應用船隻之數，先將現在之兵額，統為會計，專官察核，其船之堅緻，卒之精練者留之，不足則募之於沿海。其人出入澥渤，輕風濤，狎蛟龍，若移之守江，猶平陸耳，以閩人為最，浙、直之人次之。至於戰艦之制，則大小俱不可少，無大船則無以為衝犁營壁之用，無小船則無以取便捷奮擊之功。以大舟取勝者，虞允文以海鰍等船破金亮是也;以小舟取勝者，我高皇帝彭蠡之役是也。二者須相輔而用，如鹿角、輕車之副武剛焉。大船當取之福、建、温、台等處，督造收買，其價頗省。小船則自杭、嘉以北至於廟灣，所在有之。要使沿江上下，氣脈相通，往來如織，無事分信會哨，有辜互相應援。

至於北岸通船，如瓜、儀、巢湖等口，尤當厚集兵力，以防不虞。尚有當慮者，從來北兵南犯，由上流者多，由橫渡者少，即我據有荊、襄，而江漢上游，亦所應毖。使漢口、鄂州之間，有舟師三千人，橫江而守，前歲張賊豈能飛渡耶?衡湘之木，可造戰艦，長沙、岳陽之人，習水者多，似應責之楚撫，專成一軍，以備緩急者也。前督輔分佈五萬之數，止計潯陽以下，上流之備亟當增置，水軍既多，沿江有恃，則我門户之計立矣。

然臣猶必以增設禁軍，居重御輕之説進者，蓋深見乎御將之難，而利器之不可以假人也。古人主之御將也，高爵厚祿，開誠以結其心，長駕遠馭，握奇以操其柄，故外可收克敵之功，而內可消跋扈之患。韓淮陰以漢高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正謂此耳。雖然，使人主之側無精兵健士，足以彈壓諸將，則雖措置之方，予奪之柄，亦未易施也。方今締造之初，事同草昧，苟非師武，何以示威?昔魏武之虎士、唐太宗之飛騎，皆極天下之選，而唐之中葉也，有置神武、神策等軍；宋之南也，立御營司，如李晟領神策行營，而楊存中之在宿衞者四十年，乃知非腹心忠勇之將，不以統也。非獨以外震強敵，且以內製諸鎮，所謂蛟龍不可脱於淵者是也。今陛下駐蹕舊京，侍衞單弱，不可不慮。如臣愚策，當精選畿內及江浙各郡之良家子弟技勇超眾者以充之，使之歲時肄習，而不惜重貲以募天下奇材劍客之流，優其祿賜以補將校，多則十萬人，少則六萬人，時時更番戍淮以習戰鬥，必使此一軍者，其精鋭勇烈又迥出諸鎮之上，然後國勢始尊，國威始壯，於以操縱佈置，臂指相使，收恢復之功不難矣。

夫天下之勢，非外重不足以克敵，非內重必無以制強將。如臣之三策者立，則是去曩者內外俱輕之弊，收異日內外俱重之功，是在陛下斷而行之耳。然世之難臣者或曰:“如子言，增兵數萬，國何以支?”是不然。今天下所急，孰有過於兵者哉?東南財賦之地尚在也。陛下方弘大布之風，追菲飲之志，凡上之服御宮室，以至禮樂文章之事，苟非關天下之安危存亡者，皆當姑置之而專以治兵為事，則事力尚可辦也。伏祈聖斷施行，為此具奏。

題為上流中原形勢必爭之地，乞速行佈置，以規進取事。臣聞中原者天下之腹心也，楚、豫者天下之領項也。欲定天下，必規劃中原，欲保東南，必經理楚、蜀，臣前疏已言其概。

今敵據幽燕，逆寇喪敗之餘，未能悉甲與爭易水之上也。避堅擊罅，其勢非出潼關以躪豫，則由襄鄧以窺楚。豫中雖有土寨義兵，受我位號，然大要皆羣盜耳。楚中亦有團兵保聚，而勢危力弱，非有重兵鼓舞聯絡，何資捍禦?且近傳撤承襄之賊以入關，安知非卑飛斂翼，欲出我不意，狡焉啓疆耶?佈置之道誠不可遲矣。

昨見原任巡撫楊鶚請貴州仍設五省總督，駐公安、松滋之間，而偏沅仍設巡撫。奉旨:“著部科會議。”又同官羅萬象請撤無用之楚撫一疏，奉旨:“黔督已更巡撫，偏撫即改川湖雲貴總督，駐札荊常。”大約與鶚議相近，特鶚議仍留偏撫，而廟算則增一黔撫耳。以臣愚見，年來楚疆破壞，皆始於建置無常，分割無定，以致節制不明，彼此推委。今總計楚、豫之境，當設二督三撫。

夫荊、常之間，大江之門户，楚、蜀之咽喉，陸杭所云:“當傾國以爭西陵”者是也。黔中既設撫，則總督可專辦楚事，而且可以取財賦於湖南，取兵馬於滇、黔、巴、蜀及五溪蠻夷君長，其策至當也。本宜開鎮荊州，若以荒廢不可居，則駐節公安，徐圖展葺移屯。此外則當設一楚豫總督於襄陽，為規復中原之漸。襄陽未復，即命督臣鼓勵左帥一軍，率惠登相、毛顯文之徒，暫駐德安，以圖恢剿，而徐招土著以為長守之計，其銜應稱總督楚、豫，巡撫承、德、襄陽等處，以示責成而承撫可裁也。此二督者立，則形勢得抗要矣。豫中設一撫，令其建牙於汝寧、歸德之間，以規汴、洛，此易知也。惟楚中設撫，分信宜明，鄖陽一鎮，山深地瘠，僅能自守，襄雖設督，不可廢也。楚撫駐札武昌，則洞庭以南諸郡，皆當屬之，而江北之漢陽、蘄、黃，舊本一道，況扼守漢口，必賴舟師，自應歸楚撫統轄，不宜專顧江南也。總之，環楚之界，鄖撫本兼制秦、豫，今就楚而言，則鄖陽一府，其信地也。武、漢、黃、長、寶、漢、永七府，則楚撫之信地也。承天、德安、襄陽，則楚豫總督之信地也。荊州、嶽州、常德、辰州，則五省總督之信地也。如此則疆土各有專責，而犄角應援，皆可佈置矣。夫裁一偏撫而改設一五省總督，裁一承撫而改設一楚豫總督，官不增而提挈較便，至善之計也。若夫川中，跨有梁、益，北則李賊狡窺，南則獻賊鷙伏，中復有搖黃腹心之疾，非一人所能兼顧，必須仿唐世東西川兩節度之制，分置二人者也。至於楚中，用團兵以守地方，即以土人為之官長，其事誠便。除聽撫按隨才器使外，凡三楚紳士，流離於吳越之間者何限，宜逐一訪確，但不能為罷吏借題耳。若有才可用，及相應得官者，即補楚中監司守令，既有位號民社，則還鄉差易。在彼得遂其返閭井守丘壠之樂，而國家可藉以保障，勝於異國之人，視荊郢如絕域，遷延歲月而不赴者多矣。本奉會議之旨，故敢陳其愚見，伏乞敕部覆議施行，為此具題。

題為通敵實出權宜，自強乃為本計，懇乞嚴諭使臣，無傷國體，更祈大誡疆臣急修武備事。昨以通和東敵一事，臣從諸大臣集議。後隨蒙召對，仰瞻陛下留神國家事，顧慮周詳，廣詢眾論，內斷宸衷。退而舉手相慶，以為有君如此，中興可立而俟矣。臣伏而思之，自東敵逆節，兵拏不解，幾三十年，中國虛耗，實為禍本。但以運逢百六，寓宅東南，國家事力，難支兩敵，而東敵會師殺賊，為我報仇，雖蓄謀難測，而執詞甚正，因之通好，稍紓目前，以便併力於西，此亦謀國之苦心也。使臣左懋第慷慨沈毅，有不辱之色；陳洪範諳練遼事，多識陷將，可備機宜；馬紹愉曾使敵庭，持節而往，當收魏絳之功矣。以臣愚計，是行也，所授詞於使臣者，第雲，彼以好來，我故以金帛報謝其酋長，犒勞其士卒，以見中朝之有禮。許之互市，以中其所必須，使其馬首不亟南而已。若夫地界、歲幣等事，或因遘機會，有利國家，是在大夫出疆之義耳，似不宜求好之太急也。

自古交鄰之道，媾出於彼，則重在我；媾出於我，則重在彼；自然之勢也。撫賞之典，本朝不廢，但犬羊無饜，自我先發，適啓戎心。祖宗之地，誠尺寸不可與人，然從來開疆闢土，必當以兵力取之，未聞求而可得者也。求而得之，如金人何嘗不以河南、陝西歸宋，而宋卒不能守，其無益可見矣。蓋我之所要求者愈急，則彼之所挾持者愈重，恐於國體有傷而物力亦有所難支，是在行人慎擇之可也。

若夫約敵滅賊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如唐人用回紇之師，事誠有之，然必中國自有信臣精卒，如李、郭之將，朔方、隴右之兵而後可。若專恃他人之力，如宋人借金以滅金遼，借元以滅金，則益其疾耳。昨一見天語申飭，話戎是務，仰見廟謨。更祈密飭諸將奮同仇之氣，大整師徒，俟冬春之間，敵騎牽制於三晉，我則移淮泗之師以向餚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關，令川漢之將聯絡莊浪、甘、寧之義旅，或攻其脅，或拊其背，使敵當其一面而我當其三面，不特逆賊可以一舉蕩滅，而大功不全出於敵，則中國之威靈震而和好可久矣。鎮臣劉良佐與臣言，願勵兵秣馬，與敵馳角，必使其畏我而後可和，臣甚壯之。但使國之虎臣各懷此志，何至貽聖明宵旰之憂哉。

至於先朝通好顛末，紹愉娓娓言之，陛下因惜舊樞陳新甲之被戮，而為之議恤。臣竊有進焉。蓋先朝通款，不由廷議，惟一二大臣與先帝密謀之，紹愉往返敵廷，使其情事如昨所稱述，先帝何憚而中止哉?微聞敵酋慢書有必不可從者，故先帝毅然罷之也。新甲之誅，雖以泄漏機密，然其人本楊嗣昌之私暱，貪鄙諂媚，絕無遠略，其掌邦政也，大以賄聞，且因司官張若麒欲亟升京堂，巧借催戰為功，而松山八萬之精鋭，盡於一旦。且其在任之日，失事最多，即雒陽之陷，皇考升遐，陛下播遷，問誰秉樞，乃致斯禍，廷臣論劾，不止一人。故先帝震怒，立付西市，則是新甲之誅，乃因於喪師，非因於通款也。若遽加優恤，追論言者，是為獎覆國之徒，絀忠正之論，墮戰士之氣矣，望陛下詳審焉。若紹愉者屢使絕域，勞亦難泯，但今日事，與先朝不同，臣願紹愉騁隨、陸之辯，勵蘇、藺之節，歷階決事，應變無窮，不必更泥往轍，使敵謂秦無人耳。此國家安危所繫，臣與參戎事，不敢緘默，惟陛下裁擇施行。（崇禎十七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