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

北望中原淚滿巾^⑴，黃旗空想渡河津^⑵。

丈夫窮死由來事^⑶，要是江南有此人^⑷！ ^[1] 

⑴北望：向北眺望。當時北方地區淪入金人之手，詩人北望，即渴望收復失地。

⑵黃旗：即黃麾，皇帝儀仗所用的黃色旌旗。宋制，凡親征或巡遊還都用黃麾。這裏代指南宋軍隊。河津：即龍門，此處泛指黃河渡口。津，渡口。

⑶丈夫：男子的通稱。此處指包括詩人在內的愛國志士。窮死：即輕死，也就是不怕死。一説境遇艱難不得志而至死。由來事：從來就有的事。由來，本來。

⑷要是：只要。一説表示轉折的語氣詞，相當於“可是”“卻是”。此人：指不怕犧牲，敢於渡過黃河收復失地的人。 ^{[2]  [3]  [4]} 

每當我面向北方瞭望中原，滾滾熱淚濕透了衣衫。原指望南宋軍隊過河去收復失地現在看來已成夢幻。

大丈夫視死如歸，不怕犧牲的事自古以來就有。我只盼江南能出現收復中原的人，即使自己潦倒而死也心甘！ ^[5]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陸游已經六十四歲，任嚴州（今浙江建德）知州期滿，七月返回故鄉山陰（今浙江紹興）。詩人時刻不忘中原，幻想皇帝能御駕親征，收復失地。秋後他在山陰寫了不少愛國詩篇，這首詩即是其中之一。 ^{[3]  [4]} 

首句從點題開始。“北望中原淚滿巾”，詩人在家鄉山陰遙望北方，禁不住熱淚奪眶而出，落下的淚水沾滿了衣巾。當時的北方，指淮河以北被金人佔領的中原地區，離山陰非常遙遠，直接眼望是望不到的。但北望中原的動作，本身已表現了詩人對北方淪陷區人民的關懷之情。自中原陷落，南北分隔，詩人常有北望中原的行動。“淚滿巾”，形象地寫出流淚之多，也表達了詩人對北方人民無比深厚的感情和渴望收復中原失地的強烈心願。

“黃旗空想渡河津”，詩人與北方人民都盼望南宋軍隊能高舉黃旗，渡河北伐，收復中原，但卻成了空想。由於以宋孝宗為首的南宋朝廷對恢復中原動搖不定，詩人北伐的願望終成空想。這樣的政治現實不能不使詩人感到失望和悲憤，“空想”二字充分表達了這種憤慨之情。

“丈夫窮死由來事”，大丈夫境遇困厄潦倒而死，是歷來就有的事。這裏透露了南宋妥協主和勢力對有作為的抗戰人才的壓制，又表示了無可奈何的心情。詩人曾表示過：“丈夫不虛生世間，本意滅虜收河山。”（《樓上醉書》）但既不能“滅虜收河山”，只能窮死，這實在是悲劇。只是“窮死”也是“由來事”，是歷來如此的，對自己作了無可奈何的寬慰。

詩人並沒有放棄收復中原的主張，還是盼望“空想”有一天能變為現實，因此在末句表示了堅定不移的信心。“要是江南有此人”，可是江南畢竟還有這樣的人。“此人”，當指上一句的“丈夫”，即包括詩人在內的愛國志士，能收復中原的人。他對收復中原沒有動搖，就因為他堅信江南還有不“窮死”的“丈夫”，還有能收復中原的人。詩人北望，一望能收復中原失地，二望能有挺身而出的抗敵英雄，第三更望能重用這樣的人才。詩人為國苦思焦慮之心，躍然紙上。

這首詩藝術上的成功，首先是運用了情理結合的手法。首句敍事，通過“望”“淚”二字，詩人感情已形象地表現出來。其餘三句議論説理，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理是充分站得住的。三句中又句句含情，“空想”“窮死”“有此人”，分別流露了失望、憂慮、堅信的感情。以情動人，以理服人，富有感染力。其次，運用了直意曲説的手法。在前三句中，詩人先來個曲説，從“淚滿巾”到“空想”，到“窮死”，似乎收復失地已不可能。最後一句才説出直接而正面的意思。這種寫法既符合感情的波動實際，又給讀者以品味的餘地。再次，全詩語言既明白如話，又注意含蓄。“河津”一詞既可專指，亦可泛指。“此人”一詞，很像口語，卻又未明説。待讀者三思，才能體會到詩人豐富的內在感情。

這首詩與詩人其它愛國詩篇一樣，表現了深廣的憂患意識。他為失地未能收復而流淚，為未能渡河北伐而失望，為“丈夫窮死”而憂慮，為江南有人而堅定抗戰信心。詩中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 ^{[2]  [4]} 

原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姚奠中《唐宋絕句名篇評析》：言為心聲，這是十分確切的。陸游的詩，多數是表達他對祖國的熱愛。對於早日收復北方領土的渴望之情，在這首《北望》詩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達。題為《北望》，又從“北望”這個細小的動作寫起，由此進而發端，想到失陷於異族的北方領土，一層一層，進行抒寫。全詩除首句是敍事之外，其餘三句皆為議論。然而，感情真摯、自然，感人至深。首句用“淚”，二句用“空想”，把詩人自己的滿腔悲憤，一肚愁腸，寫得至透至盡。三句轉寫一句“丈夫窮死由來事”，與詩人所要表達的主題緊密相關。四句點明詩人的心意在於“有此人”。詩人寫的是“北望”，是在北望失陷的中原領土，實際上詩人是在“北望”“有此人”，盼望收復中原的人。通觀全詩，有敍事有議論，一層進似一層，感情真誠，意境頗深，耐人尋味，是一首難得的愛國詩篇。 ^[6] 

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紹興中應禮部試，為秦檜所黜。孝宗即位，賜進士出身，曾任鎮江、隆興通判。乾道六年（1170）入蜀，任夔州通判。乾道八年（1172），入四川宣撫使王炎幕府。官至寶章閣待制。晚年退居家鄉。工詩、文，長於史學。與尤袤、楊萬里、范成大並稱南宋四大家。其詩今存九千餘首，清新圓潤，格力恢宏，有《劍南詩稿》《渭南文集》《南唐書》《老學庵筆記》等。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