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四鎮

崇禎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弘光帝朱由崧在史可法陪同下，乘舟抵達南京城外燕子磯，南京官紳均往朝見。五月初一日，朱由崧登岸，先拜謁孝陵然後從朝陽門進城，駐於內守備府。 ^[1]  初三日，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監國，用黃金鑄造監國寶，頒諭天下。 ^[2] 

就任監國之後，朱由崧依照廷臣會推，任命原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入閣辦事；馬士英加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銜，仍任鳳陽總督。不久又以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為禮部左侍郎，與原禮部尚書王鐸，二人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以張慎言為吏部尚書，召劉宗周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他衙門官員也先後作了安排。按照史可法、高弘圖、張慎言等人的意向是儘量讓“正人”佔據要津，使朝廷建立之始有一番新氣象。開初在安排朝廷重臣上，他們得以如願以償。然而，這種局面很快就改變了。爭奪朝廷權力的較量先從首輔開始。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書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就成為當然的首席大學士。在定策問題上史可法既被馬士英出賣，得不到朱由崧的信任，包括勳臣在內的一些小人立即隨風轉舵。五月十二日朱由崧批准史可法出任督師。 ^[2]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為皇帝，改明年為弘光元年。第二天，馬士英入閣主持政務兼任兵部尚書。史可法於十八日陛辭。二十日渡江往淮陽督師。儘管在整個弘光時期，史可法的加銜都略高於馬士英，但在朱由崧監國僅半個月之後即被排擠出外，足以説明他的失勢。 ^[2] 

高傑，字英吾，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鄉。他原先是李自成的得力部將，綽號翻山鷂。李自成最早的妻子韓氏本是娼妓出身，韓氏後來與縣役蓋君祿私通，被李自成殺死。不久後李自成掠得邢氏為繼妻。邢氏不僅貌美，“勇武多智，兼掌軍資”。

崇禎七年（1634年）十月，明將賀人龍圍李自成於隴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傑假裝向賀人龍約降。不久，賀人龍的軍使與高傑來往密切，似乎假戲成真，所有這一切讓李自成疑竇頓起。同時，高傑一次偶然到軍資倉庫去支糧米，為邢氏的姿色所傾倒，一見鍾情。邢氏本是良家女子，被李自成搶到軍中，並不真的歸心，她也愛上了高大魁梧的高傑。

在邢氏的勸説下，又因為擔心李自成知道後會引來殺身之禍，高傑於崇禎八年（1635年）帶着邢氏及一幫兵士投降了明將賀人龍（賀人龍也是米脂老鄉），被授予遊擊之職。

高傑後來多次參加了對農民軍的追剿，累功升任總兵。順治元年（1644年）初，大順軍渡河東征，明朝武將大批歸附，高傑因為自認為對李自成有“奪妻之恨”，不敢投降，於是率部由陝西經山西、河南懷慶一直逃到山東。高部進入山東時，見地方百姓對明朝廷已失去信心，都在盼望大順軍早日到來，高部將領竟然冒充為大順軍取得糧餉。

康熙年間金鄉知縣沈淵記載了當地的一件掌故：“猶憶聞之老者，謂當崇禎甲申三月有號翻天鷂子者，高傑麾下將也。挾逃兵數千人假名‘闖王安民’，兵薄金鄉城。方是時，寇賊充斥，金鄉官民守城，城門晝夜閉，而見賊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謀牛酒迎勞，且遙問安民何如？賊且作宣詔狀，有‘禁擄、禁殺，敢違者斬無赦’諸語，彼軍士則狂走如騖，洶洶不可遏，守者方疑之。”

高傑在奪路狂奔之際，派使者到壽州同鳳陽總督馬士英聯繫。馬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萬、馬騾九千，立即回信招攬：“將軍以身許國，當帶礪共之。”同時讓高傑部屯駐徐州，聽從自己節制。高傑赴壽州謁見馬士英後回鎮徐州，不久就由於太監盧九德的穿針引線，成了“定策”元勳。 ^[3] 

黃得功，字虎山，遼寧人，出身行伍。他自少從軍於遼陽，並因戰功而不斷晉升。崇禎年間長期在南直隸江北、河南一帶同張獻忠、革左五營等部義軍作戰，升至廬州總兵。明亡前夕隨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將劉超，論功封為靖南伯。

劉良佐，字明輔，北直隸人，因常騎一匹雜色馬，人稱花馬劉。崇禎年間統兵在宿松、廬州、六安一帶同義軍作戰，升任總兵官。北都覆亡時他帶的軍隊駐在河南正陽地區，甲申四月應鳳陽總督馬士英邀請率部進入南直隸，“沿途淫劫，臨淮民聞其將至，嚴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馬士英讓他移駐壽州一帶。關於劉良佐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他的弟弟劉良臣早在崇禎四年（1631年）大淩河之戰時任遊擊，就已隨總兵祖大壽投降清廷。後來清兵南下時，他不戰而降當與此有關。

劉澤清，字鶴洲，山東曹縣人，出身行伍，崇禎末年升至山東總兵。大順軍迫近北京時，崇禎帝命他率部火速入衞京師，他謊稱墜馬受傷，拒不奉詔。不久大順軍進入山東，他帶領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諸臣商議立君的問題上，他起初迎合東林黨人錢謙益、呂大器等主張擁立潞王朱常淓，後來得知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和馬士英已經決策擁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敵，立即搖身一變，加入了擁福的行列。

黃得功駐真州（儀徵）、劉良佐駐壽州（今壽縣）、劉澤清駐淮安，高傑原受命安頓家口於揚州城外然後統兵北征。可是，高傑貪圖揚州富庶，要求將家口安置於城內。揚州的百姓見高傑部下士卒在附近村莊到處搶掠焚殺，“煙火蔽日”、“殭屍遍野”，紛紛罷市登陴，不讓高軍入城。高傑惱羞成怒，於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揚州進士鄭元勳從中調停，同高傑面議只讓官兵家眷安置城內，不在城內駐軍。不料揚州百姓羣情激憤，當場擊殺鄭元勳。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親自來到揚州城外的高傑軍營裏，婉轉勸説，一味姑息牽就。“閣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隨，傑疑之，可法即分與二百人，然傑疑如故。……傑防可法甚嚴，一切出入文移必呈傑始達可法。……可法留傑營月餘，不得要領”。經過反覆磋商，最後決定把揚州附近的瓜州作為高軍安頓之地。 ^[3] 

江北四鎮是這樣跋扈自雄，世鎮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在崇禎年間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監國和即位的詔書頒到武昌，他一度拒絕開讀，在湖廣巡撫何騰蛟、部下監紀副總兵盧鼎等人的勸説下，才勉強開讀成禮。南明其他將領如鄭芝龍、方國安等人見大將如此，也各自盤算自身利益，不以國事為念。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