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斐遜主義

自由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或哲學，是以自由作為主要政治價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 ^[1]  。自由主義者追求保護個人自由發展的社會制度；主張以法律限制政府對權力的運用，保障自由貿易，發展市場經濟；強調公開、透明的政治體制以及對少數人權利的保護。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反對君權神授、世襲制、貴族制和國教制等封建制度。他們的基本人權主張為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財產的權利。然而，正如美國曆史學家埃裏克·方納指出的那樣，自由主義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簡單，或者説它很難用抽象的政治學概念來界定。它不是一個永久性的一承不變的思想，相反，它是一個複雜的、持續演變的思想，其發展的歷史也沒有結束。甚至自由主義概念本身的界定至今也充滿了爭議和分歧，它的內涵因人因地而有所不同。因此，對於自由主義這個西方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應採取歷史的和辯證的方法來分析。

作為18世紀美國自由主義傑出代表人物的托馬斯·傑斐遜，其自由主義思想來源於英法的啓蒙思想，特別是約翰·洛克的自由思想，這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傑斐遜在少年和青年時代首先接觸的讀物是古典作品，而且他一再表示閲讀古典作品是他的最大興趣，這種興趣到老年時還很濃厚。古代希臘、羅馬思想家在精神文明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們對於個人道德修養的重視、對於美的愛好、對於思想自由的重視及對於知識的熱愛和追求、對於人的尊嚴的強調（當然是在自由人的範圍內），都給傑斐遜以巨大的影響。蘇格拉底追求真理的精神，霍勒斯充滿生活藝術的田園詩，塔西陀的政治智慧，所有這些都給傑斐遜以啓迪，甚至傑斐遜在文章寫作的風格上也受到古典著作的極大影響。因此，傑斐遜既接受了17和18世紀英法先進思想的洗禮，又從古典文化中吸收了營養，博採眾長，海納百川。這使他不但在一幫保守主義者面前鶴立雞羣，而且也使他在其自由主義同伴（如詹姆斯·麥迪遜）中也顯得出類拔萃。這一點在他起草的《獨立宣言》的內容和筆調中得到了具體體現。

《獨立宣言》旗幟鮮明地揭示了天賦人權、人民主權等自由主義原則。他寫道：

我們認為下面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一切人生來就是平等的，他們被造物主賦予他們所固有的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形式的政府損害這一目的，人民就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並且成立新的政府……

這段文字以其獨特的風格和措辭在以下三個方面體現了傑斐遜自由主義思想的與眾不同之處。

首先，它體現了傑斐遜自由主義思想中的平等精神。近代以來，平等原則似乎不被自由主義思想家所刻意強調。甚至托克維爾以降，自由主義思想家津津樂道的是平等的危害，平等與自由的矛盾。以至於在學術界有一種通行的説法：“自由主義是關於自由的學説，社會主義是關於平等的學説。” 古典自由主義者更是強調法律上、形式上的平等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平等，反對政府以任何方式實現社會平等和人的物質方面的平等。這是因為，他們認為人的自然稟賦互不相同，如果同樣給予每個人自由發展的機會，人們的實際成就也就互不相同。這樣，在權利平等與實際平等之間就會出現悖論：如果平等對待每一個人，給每個人平等的機會與權利，便會產生實際狀況的不平等；而如果追求實際狀況的平等，唯一可以採取的辦法就是賦予人們不同的權利，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人們。在這一點上，傑斐遜與當時美國大多數知識精英，甚至他親密的政治夥伴———詹姆斯·麥迪遜存在分歧。麥迪遜認為，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所以人們靠自己的能力取得的財產也應該是不平等的，而且政府也應該保護因能力不平等而造成的財產上的不平等。傑斐遜反駁了麥迪遜的觀點，提出了人的自然需求的平等的理論。他在給杜邦·得·尼摩爾的信中指出，儘管自然賦予個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但是人的個人需要則是平等的，而且，能力的不平等所造成財產上的不平等是違反正義、違反道德的。傑斐遜當然反對平均主義，但他主張社會有責任把個人能力上的不平等導致財產上的不平等的原則，與個人的自然需求是平等的原則折中、調和起來。因此 ，用“追求幸福的權利”去替代洛克在《政府論》中所闡釋的“財產權利” , 並不是傑斐遜對洛克《政府論》原著的誤記，而是因為，傑斐遜認為，追求幸福是每個人的天性，而非有產者的特權。在給麥迪遜的一封信中，傑斐遜指出專利權、版權的有效期最多不應超過19 年。對此，美國著名作家、普利策獎得主韋爾斯 (Garry Wills) 在其《創建美國》 (Inventing America) 中指出：“傑斐遜深受蘇格蘭思想家哈奇森的歷史主義的影響，不像洛克那樣認為財產權是前社會、前政治的‘自然權利’。” 韋爾斯還發現，在給法國大革命時《人權宣言》起草人的一封信中，傑斐遜建議將“財產權”從“不可轉讓的權利”的清單中拿出。在傑斐遜生活的時代，經濟自由主義在歐美大陸風靡一時，其理論基礎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契約自由、貿易自由、經營自由等，它論證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制度的“永恆”與“合理”。英國保守主義者埃德蒙·伯克和美國的聯邦黨人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等都奉此為圭臬。毫無疑問，財產權是這一經濟制度的基石，因而被洛克作為天賦之權而加以特別強調，以維護17 世紀後期正在興起的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對此，傑斐遜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追求幸福的權利看作是自然權利，而把財產權利排除在自然權利之外，這説明他所維護的不是中產階級的財產權 , 而是包括沒有財產的窮人在內的一切人追求幸福的權利。這就突破了洛克自然權利學説的侷限性，而把人民的要求和渴望反映到自然權利學説中來，從而賦予了自然權利學説以濃厚的民主色彩，創造性地發展了自然權利學説。正如帕靈頓所認為的，它意味着傑斐遜“與洛克遺留給英國中等階級的輝格主義財產理論徹底決裂”。在傑斐遜看來，私有財產的目的在於使每個人都有基本的經濟保障，從而使每個人能夠不依附於他人，獨立而平等地參與公共事務。也就是説，它為一個平等參與的良序社會而設立。在傑斐遜看來，如果把財產權提高到自然權利的地位，就會助長大財產所有者的氣焰，使他們利用這個理論為自己的巧取豪奪、大發不義之財做辯護。例如漢密爾頓的政治哲學就是增進有產者利益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性。傑斐遜認為，在一個自由的國家，雖然人們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但是個人自由的無限膨脹必然導致社會經濟上的不平等，最後必然出現貧富懸殊，一方面富人腰纏萬貫，另一方面窮人身無一文。他深深感到，如果事情發展到這種田地，所謂民主也就失去了意義。有鑑於此，傑斐遜認為一個民主共和國必須用經濟基礎來支持民主。因此，他用“追求幸福的權利”來取代“財產權”，説明他最關心的是廣大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富人的財產。傑斐遜在 18 世紀90年代之所以與漢密爾頓的財政政策作堅決的鬥爭，就是為了打擊大投機商人和銀行家掠奪人民的行為。因此，伯納德·馬堯正確地指出，傑斐遜“試圖”用社會平等原則去調和自由的個人主義原則。列歐那德·列維也有類似的評論，他寫道：“其他人把自由和平等對立起來，好像二者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對於傑斐遜來説，自由和平等是互相補充的。”這也就構成了傑斐遜與古典保守自由主義者的最大區別。

其次，《獨立宣言》中的這段文字體現了傑斐遜自由主義思想中的人文主義精華。在人生觀問題上，傑斐遜接受了伊壁鳩魯的學説，並且承認自己“也是一個伊壁鳩魯派”。伊壁鳩魯相信“幸福是人生的目的”，但他心目中的幸福並不是“及時行樂”或縱慾，而是指身體上沒有病痛，精神上沒有煩惱。他認為只有身體健康、內心寧靜———“至善”，才是幸福的。在傑斐遜的時代，資本主義方興未艾，拜金主義盛行，“理性經濟人”概念的被推崇和被濫用導致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庸俗化和保守化。總而言之，重物而輕人，世界本該有的崇高意義喪失了。傑斐遜之所以用“追求幸福的權利”去替代“財產權”是因為財產終究是物，而追求幸福的權利則人人有份，涉及的是人。傑斐遜在自然權利問題上重視“人”而輕視“物”，充分反映了他的人文主義精神。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傑斐遜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就看到了其嚴重的弊端：金錢支配了人，人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價值。而在傑斐遜心目中，人高於一切，人就是目的，其他一切，包括財產和政府，都不過是為人服務的手段。另外，幸福有高下之分，對人類來説，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幸福。傑斐遜反對物質主義，反對肉體享受至上。他所珍視的是高尚的、優雅的精神上的享受：大自然的陶冶，對藝術的欣賞，與志趣相同的朋友盤桓，靜靜地讀書以及與家人團聚的天倫之樂等等。他特別指出：家人之間的互相愛護、互相體貼乃是最大的幸福。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是）在我的家庭的懷抱和天倫之樂中，在與鄰居的交往中，在書本中，在我的農田及家庭的有益健康的活動中，在每一朵花蕾勃然怒放所帶來的樂趣和喜悦中，在從我身旁吹拂過的每一陣微風中，在休息或活動、思考或息唸完全取決於我自己的時間和行動的完全自由中，尋求幸福的。

傑斐遜關於幸福的看法，不僅令當時人，就連後來的激進自由主義者（如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邊沁）也望塵莫及。

再次，它還表現了傑斐遜尊重人民、同情人民、重視人民的思想。自由與民主是兩個全然不同的概念，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也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主義。自由主義關注的核心是限制政府強制權力的管轄範圍，從而為個人提供較大的活動空間；而民主主義強調的重點是由大眾或大眾中的多數控制乃至行使政府的權力。 ^[2]  前者涉及政府權限的範圍，後者則涉及誰來行使政府權力的問題。傑斐遜不但是一個熱情的自由主義者，而且是一個堅定的人民主權論者。他認為 , 人民對於他們的政府機關的控制，是衡量一個政府是否為共和制的標準。這顯然與被稱為“美國憲法之父”的麥迪遜的看法有所不同。麥迪遜認為，一個政府只要在形式上直接或間接地由大多人選舉產生，那麼它就是共和制政府。在對民主的精神實質的把握上，傑斐遜更接近於盧梭，只不過在民主的實現手段上，他接受了孟德斯鳩的思想，主張三權分立。他強調代表人民利益的議會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並在其擔任總統期間同最高法院的保守傾向作了長期的鬥爭。尤其能表現傑斐遜民主思想的是他始終堅持人民有革命權利的思想。人民的革命權在洛克等思想家那裏也有過論述，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它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作了政治動員和理論準備。但是，當資產階級的統治確立後，許多資產階級思想家便悄悄收起了這面旗幟，轉而強調穩定、秩序、法律以及公民對新政府的服從。這時，他們心中所認為的神聖的“權利”其實只剩下有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自由發財的權利。但難能可貴的是，傑斐遜始終高舉人民革命權這面大旗，他熱情歌頌法國大革命。在聯邦黨人對謝司起義的一片叫罵聲中，他公開表達了對起義者的同情，他寫道：“讓他們拿起武器吧！在一兩個世紀內喪失少數生命有什麼關係呢？自由之樹必須時常用愛國者和暴君的血來澆灌。它是自由之樹的天然肥料……但願每隔二十年發生這樣一次暴動。”他認為，這樣可以使統治者有所顧忌，不敢為非作歹，不敢繼續侵犯人民的自由。人民大眾廣泛的民主權利與資產階級的自由觀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古典自由主義者在反抗君權、神權和封建貴族體制方面的確不遺餘力，但他們爭取的更多的是新興資產階級參與政治的權利，他們把民主當作自由的敵人。甚至到了19世紀中葉，自由與民主的矛盾竟成了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一書的中心議題。托克維爾認為，大眾中藴藏着一種危險的文化傾向，直接威脅個人自由。正是他發明了“多數暴政”這個被後世保守自由主義者所念念不忘的字眼與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幾乎同時的法國小説家福樓拜對民眾也十分恐懼，他甚至説：“今後剝奪個人自由的將不是專制君主，而是民眾。” 通過對比，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傑斐遜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偉大和超凡之處。

古人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傑斐遜不但是美國曆史上而且也是世界歷史上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深厚的民主思想是屬於全人類的寶貴精神遺產。他的偉大的人格魅力對後人也一直是一種巨大的鼓舞力量。他的人文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對於金錢至上和物慾橫流的當今世界以及出於意識形態的需要而故意對自由主義作過分簡單化解釋的新保守主義思潮都會發生針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