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源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一種新型的市場經濟。

“capital”這一詞來源於對動物的買賣及佔有，“capital”源於拉丁詞語“capitalis”，“capitalis”則源於原始印歐語的「kaput」——意思是“頭”，“頭”是一種在遠古年代的歐洲測量財富的方式：一個人擁有越多“頭”牛，那麼此人也就越富有。“chattel”（意思是商品，動物或奴隸）和“cattle”（牛）這兩個字也是從“kaput”衍生而來的。

在許多語言中，貨幣的名稱以及某些經濟學理所用的術語至今仍然保存着它們與動物買賣及原始貿易在詞彙上的聯繫，譬如“fee”（費）是從高地古德語中的“faihu”（牛，錢）一詞衍生而來，“rupee”（盧比）是從梵文中的“rupya”（銀）一詞衍生而來，“buck”（一塊錢）原指一種鹿皮，“pecuniary”（金錢的）是從拉丁文中的“pecu”（一個人的牛羣及羊羣）一詞衍生而來，“stock”（股票）是從英文的"livestock"（牲口）一詞衍生而來，“peso”（比索）是從梵文中的“pashu”（牛）一詞衍生而來，等等。

“Kapitalist”一詞在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裏第一次出現，不過，宣言裏並沒有出現後來德語言裏與“capitalism”同義的“Kapitalismus”一詞。第一個使用“capitalism”一詞的是英國小説家威廉·梅克匹斯·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他以此表示大量資產的所有權，而非一種生產製度。

1867年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使用了“資本家”一詞來稱呼資本的所有人，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使用了「資本形式的生產」（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form），並在資本論裏使用

“Kapitalist”和“capitalist”等名稱（表示資本的私人所有人）。不過，第一個使用“資本主義”一詞來形容生產製度的是德國經濟學家維納·宋巴特（Werner Sombart），於1902年的著作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裏。宋巴特的密友和同僚馬克斯·韋伯也在1904年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使用這一詞。

詞典裏對於資本主義的定義總是不斷改變。例如，1909年出版的《世紀詞典》（Century Dictionary）對於資本主義的定義是：

擁有資本或財富的國家；和對於資本的佔有。過多資本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以及，對於大量或聯合的資本的權利或影響力。至於當代的定義，或許是因為受到了19世紀的哲學和意識形態爭論的影響，則將其定義為一種“經濟制度”（如同宋巴特和韋伯使用的）。例如梅里厄姆-韋伯斯特詞典裏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是：「一個由私人或公司用有資本財產的經濟系統，由私人的決定進行投資而非由國家的控制，以及價格、生產、銷售產品主要都由自由市場所決定。」

資本主義經濟從自由競爭過渡到壟斷階段，進而在一般壟斷基礎上形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先後出現了自由競爭型、壟斷競爭型 和國家干預下的壟斷競爭型三種模式。

經濟體制（Economicsystem） 指在一定區域內（通常為一個國家）制定並執行經濟決策的各種機制的總和。通常是一國國民經濟的管理制度及運行方式。是一定經濟制度下國家組織生產、流通和分配的具體形式或者説就是一個國家經濟制度的具體形式。社會的經濟關係，即參與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各個單位、各個個人的地位和他們之間的利益關係，就是通過這樣的體系表現出來。

經濟體制除了指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體制外，還包括各行各業如農業、工業、商業、交通運輸等等各自的管理體制，此外各個不同企業的企業管理體制也屬於經濟體制的範圍。

經濟體制的不同，體現在社會制度的不同，而社會制度的不同決定了經濟體制不同。

按照資源配置的不同，有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兩種經濟體制。以市場引導資源配置為主，形成的是市場經濟；由國家高度集中主要以行政手段配置資源，形成的是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按照社會制度區分又可以分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多由大資本家引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多由國家引導。

確定經濟行為主體的權利範圍，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起協調作用。

·確定經濟主體共同遵守的行為規範，對經濟當事人不符合社會整體效率的行為發揮約束作用。

·確定利益分享規則，對經濟主體行為發揮激勵功能。

·確定信息交流結構，對經濟運行發揮信息功能

市場經濟運行的主體主要有五個：企業、資本家階級、僱傭勞動者階層、中間階級、資產階級政府。

企業是從事生產、貿易、運輸、金融、服務等經濟活動的單位，是市場經濟體系中的基本經濟組織。按照所有制在形式上的差別，有獨資、合夥企業和股份制企業之分；按照經濟地位和規模的不同，有壟斷企業和中小企業之分。

獨資企業是指屬單個資本家所有的企業，合夥企業是指兩人以上合夥創辦和直接經營的企業。二者的共同特點是資本的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職能合一。股份制企業又稱股份公司，它是通過發行股票的形式把分散的資本集中起來經營的企業。

當代壟斷企業一般都採用股份公司的形式，形成壟斷公司。壟斷公司是在生產銷售中處於壟斷地位的資本主義大企業或企業聯合體，它是經過自由競爭、生產集中的過程而形成的。

和壟斷市場經濟階段大公司相比，自由競爭時期的企業基本上都是非壟斷中小企業。資本主義發展到當代，中小資本家企業仍大量存在。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小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有少量工人合作制企業，農業中有佔農場總數大部分的中小資本農場和自耕農式的小農場。它們都是處在私有制經濟的大環境中，成為在壟斷市場經濟私有制統治之下的附屬經濟成分。

資產階級，又稱資本家，作為資本所有者，是市場經濟運行中居於支配地位的社會集團、利益主體和生產經營的組織者。壟斷資本家階級包括以下幾個階層：食利者階層、股票持有者階層、經營者階層、領導階層。

無產階級，又稱僱傭勞動者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依靠勞動要素來維持生活的現代僱傭工人階級。他們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

中間階級是介於資本家階級和僱傭工人階級之間的一個階級，也稱小資產階級。他們從事小規模的生產經營，對經濟起一定的影響作用。

政府擁有各種形式的國有經濟成分，並把國民收入中相當大的一部分集中在自己手中，以實際的總資本家的身份，干預和調節全社會經濟活動，成為經濟運行中不可缺少的主體之一。

在世界歷史上，從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轉變，是從西歐開始的。從14世紀到15世紀，歐洲遇到了空前嚴重的危機，接連不斷的饑荒、瘟疫和戰爭使整個歐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幾乎完全停滯，與當時古代中國和古代印度的繁榮形成強烈的反差與對照，促使不少歐洲人冒險探索前往東方的航線。1492年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約1451-1506）到達美洲，歐洲列強開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大規模的殖民侵略活動，世界市場急劇擴大，刺激英國工場手工業迅速發展起來，大量農田被強行改為牧場，大量農民被迫離土離鄉，進入手工業工場，充當僱傭工人，史稱“圈地運動”（Enclosure movement），又名“羊吃人運動”。

1640年英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到1688年，經過長期鬥爭，歷經三次反覆，終於確立了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政權。

1760-1830年代，英國完成了工業技術革命，實現了機器大生產。隨後，歐美主要國家都相繼完成了工業技術革命。亞洲的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也迅速完成了資本主義工業化。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由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整個20世紀，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的壟斷程度越來越高，到目前，幾乎各行各業都形成了一些規模巨大的壟斷公司，寡頭壟斷已經成為佔統治地位的市場結構，這表明從自由競爭到壟斷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20世紀上半期，資本主義列強為爭奪勢力範圍，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上頭號資本主義強國。

戰後至今60多年間，世界經濟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目前，一般來説，歐洲和北美絕大多數國家，以及亞洲的日本，已經步入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階段。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依然處於傳統封建小農經濟階段向現代市場經濟過渡中，工業化水平遠遠落後於歐美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傳統小農經濟國家，只有微不足道的少量零星工業生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先從1949年到1952年在短短三年內，迅速恢復了戰爭創傷，然後從1953年開始到1970年代，排除重重阻力，克服種種困難，在政府的強力推動下，走計劃經濟道路，初步完成了工業化。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行改革開放，於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前，已經基本上建立了市場經濟體系，步入了市場經濟國家行列。但總體市場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

與中國改革開放大約同時，前蘇聯東歐國家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實行各具特色的經濟改革，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繼和平演變，由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國家轉型。

美國經濟學家杜和克洛認為，“市場經濟的特徵是，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制，由利潤動機引導生產經營的私人積極性，以及家庭關於支出決策和儲蓄決策的選擇自由。”又例如，美國經濟學家湯普遜認為，“市場經濟最重要的特徵是：經濟資源和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個人選擇自由，競爭，利潤動機，以及市場需求和供給條件所決定的價格。”

持市場經濟定義2的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不能籠統地講市場經濟的特徵，而應當先區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分別論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徵。例如，美國經濟學家博恩斯坦在他主編的《比較經濟制度》書中把市場經濟分為兩類：一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類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他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徵是：

（1）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和佔有生產資料的私人企業；

（2）經濟利潤作為生產決策的指導力量而居於支配地位；

（3）依靠市場和價格配置資源和分配產品。

這裏，就正確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和怎樣鞏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提出一些看法，供討論參考。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共同的社會生產中，國民經濟要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有計劃按比例”並不等於傳統的行政指令性的計劃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革除傳統計劃經濟的弊病，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也不能丟掉公有制為主體下有計劃按比例的經濟發展要求和規律。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尤其不能忘記這一點。

當時，關於改革目標的問題，有三種提法：(1)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2)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三種提法中，我們黨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我國已實行將近20年，計劃經濟離我們漸行漸遠。由於歷史原因，我們過去過於相信傳統的計劃經濟；時過境遷，一些同志從迷信計劃變成迷信市場，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説我們不再需要計劃了。在經濟工作的某些領域中，國家計劃對宏觀經濟的指導作用有所減弱；有些地方的規劃缺少約束性、問責性的指標任務；有些地方規劃與中央規劃脱節，片面追求GDP的高增長，規劃失去了導向的意義。所有這些，都影響到宏觀經濟管理的實效，造成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許多失衡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重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計劃性”，很有必要。黨的十七大重新提出“發揮國家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就是針對我國經濟實踐中計劃工作削弱和思想意識中計劃觀念淡化的狀況而提出的。我們不僅要在實踐中切實貫徹黨的十七大這一重要方針，而且要在理論宣傳工作中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有健全的宏觀調控體制，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1985年在“巴山輪”國際宏觀經濟管理問題討論會上，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建議我國建立宏觀調控下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法國經濟學家阿爾約伯特説法國就實行這種體制。所以，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並非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獨具的特色，而是資本主義國家也有的。那麼，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怎樣區別於資本主義國家呢？除了基本經濟制度的區別外，就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計劃性，還有國家計劃的指導。少數市場經濟國家，如日本、韓國、法國，都曾設有企劃廳之類的機構，編有零星的預測性計劃。英美等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只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手段，沒有采取計劃手段來調控經濟。但我們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大國，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宏觀調控中運用計劃手段，指導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所在。宏觀調控有幾項手段，最重要的是計劃、財政、貨幣三者，黨的十四大報告特別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這裏沒有説到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不是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不重要，而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是由國家宏觀計劃來導向的。所以，國家計劃與宏觀調控不可分，是宏觀調控的主心骨。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也可以稱為國家宏觀計劃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地方。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另一個根本區別在於基本制度不同。前者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為基礎，不同於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結構，堅持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是維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再次重申“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必須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單一公有制。這是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劃清四個重要界限裏面的一條，十分重要。當前，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在“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這兩個錯誤傾向中，哪一個目前是主要的，以更好地抵制其消極影響。單一公有制是過去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純”時代的產物，現在還有個別極“左”人士在宣揚，這是需要我們與之劃清界限的。但大量的言論和事實證明，當前存在的更為嚴重的錯誤思想傾向是私有化傾向，這一傾向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是極為不利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不能不看到這一點。

馬克思主義評價所有制的標準，並不只看所有制成分的比重。這是對的。但是，馬克思主義也不主張不看比重。如果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降低，以至於不再佔主體，就會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目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在下降，宏觀上並不存在所謂的“國進民退”；微觀上國有經濟“有進有退”，但更多的是“國退民進”，個別案例中的所謂“國進民退”，也並非沒有道理。我們黨一貫強調，公有制比重的減少也是有限制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影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現在有不少人對公有制是否還是主體有疑慮。解除人們疑慮的辦法之一，就是用統計數字來説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應當負起這個責任，解釋公眾的疑慮，堅定人們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信心。

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經濟佔主體地位，而且要求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而要保證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起主導作用，國家應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國有經濟的作用不是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那樣，主要從事私有企業不願意經營的部門，補充私人企業和市場機制的不足，而是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國有經濟應主要集中於能源、交通、通訊、金融等基礎設施和支柱產業中。這些都是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在這些行業和領域中國有經濟應該有“絕對的控制力”、“較優強的控制力”，“國有資本要保持獨資或絕對控股”或“有條件的相對控股”。這些都是中央文件所規定和強調的。國有經濟對這些部門保持控制力，是為了對國民經濟有計劃地調控，以利於它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除了幫助政府實行對國民經濟有計劃地調控外，國有經濟還有另一項任務，即它是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的經濟基礎。對那些在政府調控經濟中可能不太重要，但是對於保障公平正義非常重要的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產，也應該視同重要和關鍵的領域，要力爭搞好。所以，不但要保持國有經濟在關係經濟命脈領域的控制力，而且要保障國有經濟在競爭性領域的發展，發揮它們在穩定和增加就業、保障社會福利和提供公共服務中的作用，增強國家轉移支付和實行公平再分配的經濟能力和實力。有競爭力的國有企業為什麼不能在競爭性領域發展，難道利潤收入只讓私企獨佔﹖所以，中央對競爭性領域的國有經濟一向堅持“有進有退”的政策，注重提高和發揮其競爭力，而絕不是要求它“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當然，競爭性領域應當對私營企業完全開放，儘量讓它們相互競爭，並與國企相互競爭。

私有化的主張者不僅要求國有經濟完全退出競爭領域，他們還要求國有經濟退出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他們經常把國有經濟在這些領域的優勢地位冠以“壟斷行業”、“壟斷企業”，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國有企業利用政府行政權力進行壟斷，把國有資本一概污衊為官僚壟斷資本。應當明確，在有關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戰略性部門及自然壟斷產業，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有沒有壟斷，而在於誰來控制。一般説來，這些特殊部門和行業，由公有制企業經營要比由私有制企業經營能更好地體現國家的戰略利益和社會公眾利益。

行政性壟斷的弊病是應當革除的。革除的辦法與一般國企改革沒有太大的差別，就是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公司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健全法制和監管制度，等等。恢復企業利潤上交國庫，調整高管薪酬待遇(某些國企高管的收入高得離譜了)，杜絕市場化改革以來國企利益部門化、私利化的弊端，這些都是當前國企收入分配改革中人們關注的焦點。另外，要進一步完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使之成為真正代表勞動者權益的機構。如果職工真正有權監督國企重組，有些國有企業改制中出現的羣體性事件甚至悲劇就不會發生了。

私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中有其地位，應當充分闡述包括私有經濟在內的非公經濟對促進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但是，私營經濟具有兩面性，它除了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積極一面外，還具有剝削性的消極一面。針對私營經濟和私營企業主客觀存在的兩面性，除了引導它們在適當的行業合法經營、健康發展外，還要對其不合法、不健康的經營行為進行限制，對其經營的領域進行節制。對於關係國家經濟命脈和公眾利益的部門，應當由公有制經濟來承擔，以避免私有經濟只顧追逐利潤而影響國家經濟安全、擴大貧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