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世禮

何世禮，廣東寶安人。1906年4月21日生。早年畢業於英國皇家士官學校、勒希爾炮兵學校,法國方丁布魯炮兵專門學校。回國後,在東北軍中任職,先後任炮兵中隊長、大隊長、團長等職。1933年去美國、1935年畢業於美國堪薩斯州參謀大學。返國後,1937年任税警團團長。1939年任第四戰區少將兵站總監。後任中國遠征軍兵站副監。1943年起任軍事委員會聯合勤務總司令部中將副參謀長。抗日戰爭勝利以後,進入廣州參加接收。1946年6月29日任參謀本部後勤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不久兼任秦葫港口司令,同時兼範漢傑兵團副司令官,同年11月16日任少將。1949年去台灣後,任台灣東南補給區司令兼任基隆港口司令。1950年任台灣當局“國防部”常務次長。不久任“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兼盟軍“對日理事會”台灣代表。1952年任“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軍事參謀委員會”首席代表。後曾任“行政院”顧問、“美援運用委員會” 委員。1959年以陸軍二級上將退役,居住香港,任香港 《工商日報》董事長。1962年被聘為台灣當局 “總統府” 國策顧問。1964年任港台貿易公司及台灣民生物產公司董事長。1981年、1988年、1993年、1997年被聘任中國國民黨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屆中央評議委員。 ^[3] 

何世禮的一生頗富於傳奇色彩。1906年出生於英帝國控制下的香港。他的父親便是大名鼎鼎的香港富商何東。何東原名何啓東，字曉生，英文名羅拔，憑個人奮鬥與過人的才智而成為富甲香江的名流。他的名字已銘刻在香港近代發展史碑上，其影響可説無所不在。他富有同情心，成鉅富之前便樂善好施，為香港平民建東華醫院、捐錢修路建橋、賑濟難民窮户……辦了不少好事。他擔任過國民黨政府的高等名譽顧問。1955年，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二世為表彰何東的功績而授予他爵士勳銜。

何東曾入英國籍，但身居豪門的何世禮與其父不同，稟於民族大義，他以是炎黃子孫為榮。他9歲那年，父親在香港山頂何園（又名晚覺園，為何氏私家園林）接待新一任港督麥士禮爵士。何世禮與自己的九位兄弟姐妹都有幸見到這位派頭十足的英國總督。總督特別注意到排行老四的何世禮，用英語對何東説：“我感覺到這位小公子似乎與他的兄弟姐妹有些不同。”何東謙恭地笑問有何不同，麥士禮也説不出個所以然，只説何世禮的氣質似乎特別優異，他還拉住何世禮的小手，贈以一枚英國金幣，問他是否以能隨父母入籍大英帝國為榮。小何世禮搖搖頭，以華語告之：“我是個中國孩子，這沒什麼不好。”這回答令充滿殖民者優越感的麥士禮有些尷尬，一時竟無言以對。

何世禮少年時期不願持英國國籍，與父親產生分歧，於上海訴諸法院，結果，法院判定他仍持中國國籍。這對於當時許多崇洋媚外的中國人來説是不可思議的事，更何況何世禮又是香港鉅富何東的愛子。滬上各報爭相報道這一起官司。當然，更多的人是欽佩何世禮的民族氣節。 ^[2] 

1923年，何世禮畢業於香港皇仁書院。那時，他的母親因篤信佛教，曾拜南京棲霞寺住持若舜法師為師，法號蓮覺，一度離家客寓南京，為住家居士，朝朝暮暮，誦經拜佛。孝順母親的何世禮特同姐姐何錦姿來到這六朝古都，陪伴母親。江蘇督軍齊燮元自然不會放過巴結何東的機會，特去何家母子三人的蘭園寓所拜望，又派出軍警和便衣人員以保證他們在南京期間的安全。他還保送何世禮進入南京的陸軍軍官學校學習，這倒正投何世禮之意。他在軍校裏學習刻苦，尊重官長，從不搞特殊化。可惜還未畢業，就因江浙兩省的督軍齊燮元與盧永祥之間發生戰爭，導致軍校資金日絀而停辦。何世禮於當年返回香港。 ^[4] 

1925年，一心想從軍、立志當一名傑出將軍的何世禮以香港爵士之子的名義考取英國胡列茲皇家軍事學院，在這學院裏受到嚴格的訓練，學會騎馬、射擊、游泳等技能，體魄亦健壯多了。翌年結業，再入英國勒希爾炮兵學校專攻炮科，畢業後分入英國裝甲兵團第二營見習；實習完成後，雄心勃勃的何世禮又離英赴法，進入布魯爾炮兵專門學校深造，精心研究炮兵戰術、指揮藝術。他的刻苦努力甚得校長菲特郎中將的好評。在法軍參謀總長福煦將軍來炮校視察時，得知在炎炎烈日下，打着赤膊熟練地拆卸加農炮的何世禮是香港鉅富何東之子，不勝驚訝。那時，中國在法國學習的青年人以學習美術、雕塑、音樂等藝術門類居多，學軍事的已很少。而在這前幾年，以周恩來、蔡和森、向警予、陳毅為首的一大批勤工儉學的青年人都已回國，紛紛加入共產黨，投身於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何世禮的目標就是成為優秀的軍事人才，為祖國效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於1930年8月學成回國。 ^[2] 

1930年夏爆發中原大戰，戰火遍及豫、陝、魯、冀等省。雙方軍隊死傷慘重，哀鴻遍野，生靈塗炭，千百萬百姓背井離鄉，流離失所。大戰以蔣介石一方取勝而告終，而少帥張學良調大軍入關擁蔣之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何世禮閒居上海，天天看報紙，聽中外電台廣播，心情苦悶，深為國家和中華民族的命運擔憂。

與何世禮的父親熟識的中央要人吳鐵城（他曾於1928年出使瀋陽，促使張學良將軍易幟，歸順中央）特給他寫了條子，叫他去南京見何應欽或錢大鈞，設法安排到中央陸大任教官或是進海軍司令部（那時司令為陳紹寬將軍）謀個軍職。何世禮考慮再三，婉言謝絕了。他聽説東北的張學良勵精圖治，目光遠大，招賢納士，再想到東北與日軍佔領下的朝鮮隔江為鄰，大連、旅順口等地又駐有咄咄逼人的日本關東軍，遼東實際上就是最至關重要的國防前線，也正是他渴望施展才幹之地。於是，何世禮轉赴瀋陽，徑去東北邊防長官公署求見少帥。張學良特別接見了他，見他年輕英武，文武學歷均高，先就很高興，亦很嘉許他的膽識。交談之下，張學良發現何世禮頭腦靈活，清晰，看問題深刻，更是高興。

何世禮就明確地説，關東軍一、二年內必會進襲東北，因為日本的文官政府根本就無力控馭驕橫的軍部，更控馭不了得到駐朝鮮總督林銑十郎大將全力支持的駐南滿的關東軍。他建議張學良加速建設葫蘆島軍港，並改組東北的炮兵與海、空軍，必要的話將集中於瀋陽的200餘架飛機和兵工廠設備分批撤入山海關內，以免受日軍攻襲時，損毀於一旦……張學良亦心有同感，他獨撐危局，最苦惱的是中央政府對他的支持太少，根本無意幫助他抵抗日本人的進攻。他意欲任命何世禮為自己的高級參謀併兼炮兵副參謀長，實授上校軍銜。何世禮婉言拒絕了，他表示自己資望太淺，又沒帶過兵，難以服眾，寧願下基層磨練磨練，張學良更器重他。何東出於愛國之心，曾通過兒子捎口信給張學良，表示他願帶頭為東北軍增強軍備出力，資助東北軍購進各種火炮，組建1—2個炮兵師，並組建兩個機械化旅，以加強東北軍的實力。張學良感謝之餘顧忌日本關東軍的反應而謝絕了。1930年11月，張學良改任命何世禮為駐瀋陽北大營的王鐵漢團的炮兵連長，授上尉軍銜。他自願放棄高級軍職、軍銜，寧願從基層幹起。 ^[4] 

王鐵漢團屬於負責瀋陽守衞的陸軍第七旅，該旅實為師的縮編，旅長為王以哲中將。一萬不到的兵力守瀋陽顯然過於單薄，但張學良如在瀋陽多駐紮哪怕兩個團也會招致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的蠻橫抗議。“九一八”之夜，日寇有意製造“柳條湖事件”，接着就炮轟北大營並發動突襲，不宣而戰。此前蔣介石迭次電令張學良無論何時都不準抵抗，張學良無奈而違心地服從了；蔣又從北平電令坐鎮瀋陽的參謀長榮臻中將督令各部隊不得抵抗日軍，甚至下令北大營守軍把槍支收進倉庫，20餘門大炮卸去炮閂。以至“九一八事變”之夜，王鐵漢團和學兵大隊赤手空拳，官兵們紛紛倒在日寇槍林彈雨下或被撲入北大營的日寇刺殺，死傷慘重。幸好久經戰陣的王鐵漢忍無可忍，帶一些官兵砸開庫門，取出槍彈奮起還擊衝殺過來的日寇，爭取了一點時間，掩護部分官兵突圍而去，避免了全軍覆沒的慘劇。 ^[4] 

1931年11月，隨部隊撤往錦州的何世禮被提升為少校銜炮兵營長。20餘萬東北軍已大部分撤入山海關內。“不抵抗”政策斷送了東北大好河山，白山黑水間幾千萬同胞淪於日寇鐵蹄下。何世禮痛心疾首。不久，日寇又進攻錦州，王以哲等師的東北軍虛晃一槍後又奉令後撤入關。何世禮部炮兵營駐紮在北平郊區昌平，他很苦悶，一度想離開部隊。父親又從香港來信，希望他能安下心，赤誠為國。1933年春，日寇又沿長城挑起戰端，中國守軍宋哲元部二十九軍奮起還擊，戰火又燃起，南京政府派出徐庭瑤的第十七軍北上馳援，黃傑、杜聿明等部都打得很頑強，二十九軍尤為勇猛善戰，其大刀隊的夜襲戰殺得日寇人仰馬翻，心驚膽戰。何世禮部炮兵營也奉王以哲師長之命參加古北口一線防守戰，用炮火轟擊過日寇，取得一些戰績。張學良一直對何世禮另眼相看，一天，他率領參謀長等一行人員去京郊視察東北軍部隊，在一片林地上見到何世禮打着赤膊帶領部下擦洗火炮，同大家打成一片，有説有笑；地頭還架着黑板，上邊寫着炮兵測距計算公式和英文字母等。張學良很有感慨，認為何世禮確是優秀的軍事人才，給予勉勵，還以自己的佩槍一支相贈。 ^[2] 

1934年9月，張學良保送何世禮去美國，進入堪薩斯州參謀大學深造，着重研習步炮兵及裝甲兵大規模協同作戰技術。畢業後，何世禮返回原部隊改任通訊大隊上校銜大隊長。張學良的意圖是儘快讓自己的十幾個師部隊的通訊技術裝備更新換代，以利於提高指揮效率，為以後率部打回東北收復失地作準備。1936年“雙十二”西安事變發生時，何世禮剛巧已請假返回香港省親。香港各報刊和電台及時報道了這一轟動中外的事件。何世禮是直性子人，他認為上司張學良將軍聯合西北軍的楊虎城將軍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蔣介石實行兵諫，實出於迫不得已，決非謀叛。他真誠地希望“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但受到這一事件的影響，他還沒有到達部隊駐地，就被解除了軍職；他用父親捐助為所在部隊購置的10部英國制電台也被扣押。他在天津被軍調處（軍統局前身）特務監視居住，連打電話都被特工監聽，這令他很不滿意，一度心灰意冷，在苦悶中彷徨。 ^[2] 

1937年初，丟了軍職的何世禮打算返回香港經商，路經南京，住進中山東路上的中央飯店。南京政府上層好幾位要員如吳鐵城、陳果夫、朱家驊等放下架子，降尊以待，邀他登門作客，吃飯飲酒，禮遇甚高。何世禮當然明白，這些大人物都是衝着他的家庭背景來的，都想通過他與父親何東拉上關係。宋子文時為政府財政部長，他居然特派私人秘書邀何世禮上他的位於南京雞籠山上樹林中的公館作客。宋家的奢華洋派和鋪張令在東北軍基層呆了幾年、深知北方農民同胞貧苦的何世禮很不安，但宋子文抗日的立場和他對張學良遭軟禁與軍法審判的境遇的同情與關心卻深得何世禮的好感。宋看中了何的才幹，特委派他為廣東鹽務管理局潮梅營銷局局長（後又升任省鹽管局副局長）。

何世禮作風廉正潑辣，工作勤懇，辦事果斷，言出必行，敢於裁汰冗員，懲辦貪官污吏，很快就打開局面。就是對所謂“南天王”陳濟棠的親友，若違規貪污，他也敢於查辦，還定期公開賬目，以取信於民。何世禮短期內就為整理廣東鹽税取得顯著成效，廣東各界人士都對何世禮的業績予以好評，宋子文還有意向廣東省當局推薦何世禮為省財政廳長或建設廳長。但此時，“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了，抗日軍興。蔣介石迫於內外形勢，發表廬山講話，號召全國軍民投入抗戰，並同意實行國共兩黨合作。熱血男兒何世禮從沒忘卻過當年不戰而丟失北大營之恥，他的心又飛向炮火連天的北方前線，他毅然辭去官職，渴望重披戎裝，殺敵救國。他急電南京國民政府軍委會，請纓殺敵。“八一三”淞滬戰爭打響後，他渴望就近去淞滬前線，指揮一支炮兵痛擊日寇。 ^[2] 

在廣州寓所，何世禮天天等候南京的回電，可是遲遲沒見消息，卻收到時為第三戰區前敵總司令薛嶽的加急電，邀他去皖南屯溪，出任炮兵指揮官。何世禮欣然覆電同意，顧不上回香港拜別父母雙親，便匆匆踏上千裏征程。薛嶽剛剛率10個師部隊參加過慘烈的淞滬大戰，損失嚴重，但他抗日勁頭十足，退到皖、贛、浙一線積極整軍備戰。經過何世禮的全力以赴，不足三個月，這支機動力較強的炮兵就以全新的姿態投入抗戰，隨薛嶽參加過安徽流動橋戰役，初試鋒芒。1938年5月，中原戰局吃緊，驍勇善戰的薛嶽被緊急調任第一戰區前敵總司令，駐地在河南開封，指揮七十四軍、七十一軍、六十四軍、六十八軍等五個軍及第三集團軍共25萬大軍。何世禮部炮兵緊急北調，200餘輛炮車、卡車加上偽裝網，星夜兼程從贛北馳往河南，途中冒着日本戰機的轟炸掃射，如期抵達前線。何世禮頭戴鋼盔，腰挎雙槍，胸掛望遠鏡，在前線指揮炮兵作戰，重創了驕橫的日寇。在蘭封血戰中，他的炮兵的炮火一舉盡毀日軍炮兵陣地，擊毀擊傷日軍裝甲戰車7輛。5月14日，日軍的十三師團分乘幾百輛戰車、卡車和炮車從菏澤南侵，幾天之內攻城略地，連陷內黃、儀封、野雞崗、楚口寨等地，企圖消滅蘭封地區守軍主力，進而切斷京漢鐵路，參加包圍武漢。薛嶽揮師收復了內黃、野雞崗等地，但因二十七軍軍長桂永清自恃是蔣介石的愛將，擅自放棄要地蘭封，使整個作戰計劃受到破壞。薛嶽向重慶統帥部提出控告，將桂革職後，重新調整部署，七十四軍經血戰奪回蘭封城，並將日軍壓迫至三義寨、興集、羅王寨三個據點，展開圍攻。何世禮已在連日作戰中兩次負傷，仍堅持不下火線，他又指揮炮兵開炮掩護六十四軍攻克羅王寨火車站，使困在豫東的第八軍等兩個軍順利西撤，保住抗戰實力。 ^[2] 

為了保衞重鎮武漢，薛嶽受命出任第九戰區第一兵團總司令，指揮五個軍擔任南（昌）潯（九江）鐵路沿線和鄱陽湖沿岸的防衞。何世禮又一次大顯身手，以炮兵的火力支援各師、旅的協同作戰，浴血贛北山野，終奪取萬家嶺大捷。是役，中國軍隊消滅日寇一二三（木島）聯隊，一四五（池田）聯隊及一零一師團的一四九（津田）聯隊等近萬人，棄屍累累。薛嶽、俞濟時、王耀武等將領獲一級勳章，何世禮亦又一次獲得軍功勳章。當時，新四軍軍長葉挺稱“萬家嶺大捷，挽洪都（南昌）於垂危，作江漢之保障，並與平型關、台兒莊鼎足而三，盛名當永垂不朽。” ^[4] 

1939年春，武漢失陷，日寇有南窺之勢，香港地位也就越發重要。第九戰區司令官薛嶽與第四戰區司令官張發奎協商擬選派得力人士駐香港，蒐集日寇陸海軍運輸情報，乃擇派何世禮為駐港聯合辦事處主任。他赴任後，利用有利條件，與駐港英軍及南洋僑胞密切聯繫，完全掌握日軍動態，將重要情報源源提供給四、九兩戰區司令部，作出獨特貢獻。1941年初，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陷落前，何世禮已攜家小撤退至桂林，不久被調往重慶，負責輪訓炮兵指揮官。1944年，何世禮升任後勤部中將副司令，負責與盟軍總部協同聯絡，接受美援物資，增強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由於盟軍總部參謀長、美國魏德邁中將是何在美國參謀大學的同學，協調洽商事半功倍，大量飛機、坦克、大炮、卡車等裝備源源進入中國西南大後方，中國遠征軍新編組的坦克戰車部隊在印緬戰場初次發威就沉重地打擊了一直驕橫的日軍，輾碎了武士道的噩夢。1945年8月，抗戰勝利，日寇被迫無條件投降。何世禮奉令經貴陽、柳州抵達廣東，安揖民心，聯絡社會紳商賢達，收編地方武裝。1946年春，時為國民黨軍隊總參謀長的陳誠電邀何世禮回南京，委派他出任遼寧葫蘆島及河北秦皇島的秦葫港口司令，負責接收戰後美軍剩餘物資，並運送軍火糧食等補給在東北與中共領導的民主聯軍作戰的國民黨軍隊。何世禮到任後頗能恪盡職守。 ^[4] 

1946年底，何世禮調任聯勤中將副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剿總副總司令，負責防守遼西走廊及北戴河一帶，仍以運輸補給為主。東北地區幾十萬日僑和被釋放出的幾十萬日軍俘虜均由葫蘆島乘輪船返回日本，何嚴令官兵和民眾不得襲擾報復日軍戰俘，做到秩序井然，令日僑日俘多年後還感念不已。當時，何世禮也覺得最高當局對日俘過於寬大仁慈了，因為日俘中相當多的官佐和士兵、憲兵手上有血債，他們在中國東北十幾年裏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但竟都未受到起訴和關押審判，追究罪行。20世紀80年代後期，何世禮客居美國紐約水牛城時，曾有僑胞當面指責他當年對日俘過於仁慈，有損民族尊嚴，他只有苦笑而已。 ^[2] 

1949年春，解放戰爭已取得決定性勝利。蔣介石被迫暫告下野，退居幕後遙控南京政局。何世禮奉調廣東，以聯勤副總司令代總司令，負責指揮運輸華南國民黨軍隊的補給及運轉。去台灣後，擔任東南補給區司令。1950年，他升任台灣“國防部”常務次長。之後，先後擔任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行政院”顧問，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首席代表，陸軍二級上將。何東1956年在香港辭世，他立下遺囑，指定何世禮為其事業的法定繼承人。有鑑於此，早就有意淡出台灣軍政界的何世禮乃於1962年懇辭軍職，獲得蔣介石的批准。

何世禮返回香港後專事經營家族事業，何家的事業在他的現代化及軍事紀律管理下，業務蒸蒸日上，較其父時代更為發達。至1998年7月何世禮去世時，外界估計何家家產總值達150億港幣以上。

進入晚境的何世禮重舊情，念念不忘過去。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曾兩次赴美國夏威夷探望移居在那兒的老長官張學良將軍，共話滄桑往昔，情意深厚。他一向反對“兩個中國論”，更反對“台獨”，主張實行“一國兩制”，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期待偉大的中華民族更加繁榮昌盛。

1998年7月26日，何世禮老人在香港的寓所裏穿着整齊，端坐於椅上瞑目而逝。作為一個愛國者，他為抗日戰爭、為祖國作出的貢獻將銘記在每一箇中國人的心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