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學

人口學一詞最早出現於1855年基亞爾所著的《人類統計或比較人口學大綱》一書中。他認為，人口學是關於人類或人口的一般變化和他們體質、智力、精神和文明條件的自然和社會的歷史或數學知識。在1882年日內瓦國際衞生學和人口學大會上，人口學一詞被正式認可。20世紀30年代以後，人口學這一術語被廣泛使用於教科書中。法國現代人口學家朗德里在《人口學概論》中對“純粹人口學”進行了定義，就是研究出生、死亡、遷移、性別、年齡、結婚等人口現象的學問。“純粹人口學”又被理解為正式人口學，法國人口學家索維則認為“純粹人口學”構成了數學的一個分支。聯合國1982年出版的《多種文字人口學辭典》將“人口學”定義為主要是對人口數量、結構和發展進行科學研究的一門學科。 ^[1] 

社會發展的歷史既是社會形態、社會生產力及相應生產關係發展的歷史，也是人口世代更替、人類自身生產不斷髮展的歷史。人口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前提，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人口發展是人口數量和人口質量的對立統一運動，包括由人口出生、死亡而形成的人口自然再生產變動，人口遷移變動，社會構成變動，及制約人口變動的內在機制力量──人口結構及其變化；也包括人口質量由低級向高級的運動。人口發展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有規律的，決定人口發展及其規律的根本條件是生產力內在因素（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矛盾運動和生產關係的性質。

不論在哪一種社會形態下，作為社會生活主體的人口都是社會生產力的基本要素，也是一切社會關係的承擔者，其數量、質量、構成的變化總是與當時的政治、經濟、資源、軍事等方面的問題有密切關係。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統計學家等都從各自的角度觀察和分析這些問題，特別是對作為社會存在和發展物質基礎的人類自身生產和物質資料生產相互關係問題尤為關注。正因為如此，人口學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過去分屬不同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統計學……），逐步形成一門比較完整的相對獨立的社會科學。 ^[2] 

人口學一詞雖是由吉亞爾提出並開始使用的，但它作為一門學科，一般公認早在17世紀為J.格蘭特所創立。在1603年大鼠疫之後，倫敦每週公佈出生、死亡人數總計表，積累了豐富的人口自然變動的資料，格蘭特根據這些資料進行研究，於1662年發表專著《關於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這被認為是人口學的第一部科學著作。有人譽稱格蘭特打開了人口學實驗研究領域之路。其主要貢獻有：發現了人口現象種種穩定的數量規律性，每一時期人口出生、死亡有其一定的數量規律，出生性比例（出生嬰兒性比例為14∶13，男孩略多於女孩）和死亡性比例的相對穩定規律，因一定死因而死亡的人數在死亡人數中保持一定穩定的比例等；根據每百名出生嬰兒陸續死亡的年齡編制了死亡表；正確地把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看作是人口變動的內在因素。更為重要的是格蘭特明確提出，人口研究的任務就是從對人口現象的數量研究中看到基本法則。

格蘭特的好友和合作者W.配第也被認為是人口學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張將算術用於人口、經濟、政治的研究中。在《政治算術》一書中他提出用數字、重量和尺度來表達自己想説的問題。 ^[2] 

繼格蘭特之後，比利時學者L.A.凱特萊把概率論引入人口研究之中，他肯定了大數定律在人口現象的數量規律性中的作用，並根據人口出生、死亡、結婚、性比例、體重等人口統計資料和犯罪統計資料，進行了人口學研究。18世紀末，現代人口普查首先在美國開始，之後普及到歐日各國，人口學的實際研究愈來愈為政府和學術部門所重視。凱特萊也試圖用數學方法觀察和研究人口規律和人口問題，他宣稱抑制人口增長的阻力與人口增長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維赫爾斯特應凱特萊的要求對此進行數學檢驗，發現“數理邏輯”的對稱曲線（即邏輯斯蒂曲線）可以説明凱特萊這一思想。這一假設當時並未受人注意。一直到1920年美國生物學家、人口學家R.珀爾和L.J.裏德重新發現這條曲線，才為人口學者所重視。有些人接受這一理論，認為人口是按邏輯斯蒂曲線形式發展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對此持疑義。18世紀尤勒曾設想，如果一個人口總體，分年齡組死亡率不變，增長率不變，就會有一個穩定的人口年齡分佈。19世紀後期列克西斯確立以淨再生產率為計算世代更替的尺度。在此基礎上，20世紀A.J.洛特卡確定了以數理定律為基礎的穩定人口的數學模式，發展了研究人口再生產各變量之間純數量關係的數學方法。

就人口理論的歷史淵源來講，人口思想古代早已有之，中國先秦時期的管子、孔子、商鞅、韓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都涉及有關人口問題的觀點，甚至提出人口和土地之間應有一個理想的比例的思想。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從城邦國家的防務、安全和行政管理角度研究人口“適度”問題。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興起，在古典經濟學派重商主義、重農主義著作中都探討過人口問題，但作為一門人口理論，應該從T.R.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算起。馬爾薩斯認為，人口在無所妨礙時按幾何級數增長，生活資料呈算術級數增長，兩者形成巨大的差額。只有通過晚婚、不婚等道德抑制和罪惡、貧困、戰爭等積極抑制，才可能使人口增長與生活資料增長相平衡。馬爾薩斯人口論是作為反對W.葛德文和A.de孔多塞的理論而問世的。之後引起了巨大爭論，有贊成者，有反對者。反對者不僅來自馬克思主義，也來自其他各種學派。古典經濟學家A.斯密、D.李嘉圖在他們的經濟學著作中都有有關人口理論的論述。新古典經濟學派創始人A.馬歇爾提出，人口增長是促使報酬遞增的因素之一，在比較先進的國家裏人口增長是有利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建立的以E.坎南為代表的適度人口論，認為平均生產率時為適度人口點，在此之前為人口不足，在此之後為人口過剩。J.M.凱恩斯從馬爾薩斯有效需求原理出發，根據英國的資料認為人口增長不足是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強調人口應該保持適度增長。經濟學派的人口理論被認為是人口理論的故鄉，人口理論產生之源。 ^[2] 

人口學（英文：demography）是拉丁語demos（人民）和graphein（描述）兩字複合而成的，在1882年日內瓦國際衞生學和人口學大會上被正式認可。人口學一詞最早出現於法國人口學家A.吉亞爾所著的《人類統計或比較人口學大綱》一書中。他在書中認為，人口學是關於人類或人口的一般變化和他們體質、文明、智力和精神條件的自然和社會的歷史或數學知識。20世紀30年代以後，人口學這一術語被廣泛使用於教科書中。

對人口學的定義，學者中有不同意見。西方人口學家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將人口學定義為用實驗的、統計的、數學的方法研究人口規模、結構、分佈、變化（由出生、死亡，結婚、離婚，遷入、遷出組成）的科學。有人將此稱為形式人口學。也有人把形式人口學定義為關於人口變化及構成因素的計量和分析（特別是人口出生和死亡，以及作為人口變化內在因素的年齡、性別結構等），把它看作是人口分析技術。另一種是將人口學理解為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人口學是研究人口規模、分佈、結構和變化的科學，即形式人口學或人口學分析。廣義人口學被理解為不僅包括狹義人口學所研究的人口變量本身的變化，還研究人口變量變化和其他變量（如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遺傳的、地理的等等）變化的相互關係。西方人口學家P.M.豪瑟和O.D.鄧肯對狹義人口學和廣義人口學所下的定義為：人口學分析是關於人口變量及其變化的構成要素的研究。人口研究不僅與研究人口變量有關，而且還研究人口變量和其他變量（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生物的、遺傳的、地理的等等）之間的相互關係。

有人還將廣義人口學分為廣義和最廣義兩種。前者是把狹義人口學理解為只研究人口自然變量（出生、死亡……）的科學，不研究人口的社會變量（如宗教、民族、語言……）和經濟變量（如人口的職業、行業、收入）。認為廣義人口學除研究上述內容外，還包括研究人口的社會、經濟標誌。最廣義的人口學除包括廣義人口學內容外，還研究和人口學過程有關的問題（如人口對資源的壓力、人口不足問題、城市化問題）。還有人把人口學看作是對人類人口的數量研究。也有人把人口學籠統地定義為研究人口的科學。 ^[1] 

在劃分人口學內部學科體系上，學者中的觀點有所不同。例如，蘇聯學者將人口學視為一套知識體系，認為人口學包括以下幾個分支：人口理論；人口資料的蒐集；描述人口學（對某一具體區域或國家的人口年齡、性別構成，家庭構成，人口過程的一般描述）；純粹人口學（研究人口現象、過程、構成的數量對比關係及在其影響下的人口增長），純粹人口學有時也稱為人口學的數學理論，有時也稱為理論人口學；人口分析（研究人口現象與決定人口現象的社會的、經濟的、社會心理的、生物的……之間的相互關係）。

西方學者普遍將人口學分為人口學分析和人口研究。前者包括：人口資料蒐集、分析、評價，人口分析技術，即形式人口學或稱純人口學、理論人口學、數學人口學。人口研究包括人口經濟學、人口社會學、人口生態學等等。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將人口學體系歸結為三大組成部分：人口理論、人口統計學、人口應用學科（或分支學科）。這樣歸類是將人口學視為由理論、方法和應用學科組成的統一整體。

人口理論研究人口發展規律及人口和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相互之間的本質聯繫。這一概括將人口學與以

人口作為生產力要素為研究對象的生產力經濟學，與以生產關係為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相區別，也與以研究社會結構、社會機制變動的社會學相區別。在人口理論研究中使用分析人口現象本身或人口與其他現象之間相互關係的具體數量資料，但它是以發現其內在的、固有的規律性為己任，從而與人口學其他組成部分相區別。

人口統計學包括蒐集、整理、評價、分析人口現象數量資料的方法、指標體系、分析技術和數學模式等。具體説來，包括用人口普查、抽樣調查、生命登記等方法蒐集資料、評價資料，以及對人口現象和過程的數量關係具體描述的統計方法、實驗方法和數學方法，也包括研究人口現象內在純數量規律（如在一定年齡別的生育率和一定年齡別的死亡率條件下，必然形成一個穩定人口模式）。

人口學應用學科包括研究人口與其他現象之間相互關係的所有分支學科。這些學科都是邊緣性學科，如人口經濟學是人口學和經濟學的邊緣結合，人口生態學是人口學與生態學的邊緣結合。這些學科具有應用性質，對國家戰略決策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人口理論在人口學學科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它是其他人口學科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離開了人口理論的指導，運用人口學方法分析人口規模、結構、制約因素（如生育率、死亡率）及人口發展趨勢時，就會忽視甚至忘掉決定人口現象發生變化的社會經濟因素，陷入數字的汪洋大海之中，變成純數量分析，不能對人口變化作出科學的判斷。各門人口應用學科固然有其自身的具體理論和方法，但它們都不能離開人口理論提供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的指導。如人口經濟學研究人口變化和經濟變化的相互關係，就必須依據人口理論所闡明的物質資料生產和人類自身生產兩種生產相互關係的基本原理。在研究人口和資源相互關係時，也必須遵循人口理論所闡明的人口發展和社會發展相互關係的原理。在一定生產力的水平下，資源是有限的，它將限制人口及其生活質量。但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在新的條件下又可建立人口和資源新的平衡。反過來，人口統計學和人口應用學科的發展也充實和豐富了人口理論內容，促進了人口理論的發展。利用人口統計對人口現象變化的數量觀察及對決定這一變化的社會經濟因素的分析，常常導致新理論觀點的出現。如歐洲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的歷史統計數據，提供了人口變化過程的統計描述。而人口理論則將其昇華到理論高度，形成了人口轉變論。各人口分支學科研究成果，如人口經濟學關於生育率的經濟理論，人口地理學關於人口城市化歷史進程的描述，也都為人口理論所吸收，並更加理論化。 ^[2] 

人口學的研究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人口學與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法學、人類學、歷史學、統計學、地理學等社會科學都有聯繫，人口發展及其過程常常為經濟因素所制約，甚至為經濟因素所決定。因而人口學研究人口再生產過程（出生率、死亡率的變動），研究人口發展規律時，離不開經濟學所闡述的基本原理，特別是研究人口和經濟相互關係時更是要直接借用經濟學的有關理論。

人口發展及過程為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發展的內在機制所制約和決定，因而人口學與社會學密不可分。觀察、分析決定人口發展的社會因素離不開社會學的原理和方法。人口再生產變動情況為人們的婚姻、家庭和生育等社會行為所左右，這些社會行為除由經濟因素左右外，也是在一定社會心理支配下的產物。社會心理學對分析婚姻、生育行為的變化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人口學在研究人口分佈、人口密度、人口遷移、人口城市化等問題時，要利用地理學的已有知識。在研究人口再生產的歷史過程時，與歷史學又有直接關係。研究古代人口狀況及發展時，還要依靠考古學、人類學的材料和論證。統計學與人口學的關係更為直接，歷史更為悠久。人口學相當一部分來源於統計學，而且仍不斷汲取統計學發展的各種成果。

人口學與生物學、生態學、公共衞生學、遺傳學等自然科學以及數學的關係也非常密切。人口學在研究人口的出生、發病、死亡及變動時，要利用生物學、遺傳學、公共衞生學的有關原理和知識。人口學與這些學科的交叉、結合產生了一些邊緣學科，如人口生物學、人口生態學等。數學和人口學特別是與人口學方法的關係更為直接，大量數學方法被用於研究和分析人口現象及決定人口變動各因素的數量關係之中。

人口學的發展也促進了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統計學等學科的發展。經濟學無論研究勞動力的變化，還是研究市場需求的變化都離不開人口學的研究成果，經濟學藉助人口學的研究成果擴大了和加深了有關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關係的研究。人口學對社會學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社會學在研究婚姻家庭、社區各人口年齡羣體（少年兒童、青年、壯年、老年）的社會問題，以及社會結構和機制時都離不開人口學的研究。

學術界對人口學與經濟學、社會學的關係有不同的看法。在美國，多數人口學家都把人口學視為社會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根本。因此，不少人口學研究機構都設於社會學系之下。但也有不少學者是從發展經濟學的觀點研究人口問題的。在歐洲、日本、蘇聯等國多數學者把人口學更多地與經濟學聯繫在一起。英國的人口研究所設於倫敦經濟學院之下，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設置於法國勞動部之下，蘇聯著名人口研究機構設於莫斯科大學經濟學系之下，日本大學的人口研究所也設於經濟學系之下。中國從50年代馬寅初提出新人口論起一直到70年代人口學的恢復和發展大都是在經濟學的背景下進行的。這與中國所面臨的人口問題主要是人口增長過多過快和經濟落後的矛盾相關。由於人口增長過快而導致糧食問題、就業問題、住宅問題、教育問題非常尖鋭。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探索研究是否應該控制人口增長，也是從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這一現實矛盾出發的。70年代以來中國的人口學研究機構都設於經濟學系或學院之下是有其歷史原因的。還有的學者認為，人口學已具有與經濟學、社會學相併列的學科條件，它應成為一個與經濟學、社會學相分離而獨立的學科。

人口理論，闡明人口發展本身的規律性、人口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本質聯繫。區別於生產力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

人口統計學，闡明蒐集、整理、分析、反映大量人口現象和人口發展過程的數量資料的方法論，並研究人口發展本身，人口與社會經濟現象之間的數量關係。

人口普查、抽樣調查、生命登記 ^[2] 

人口系統和非人口系統的作用和影響從來都是彼此互動、互為因果，而歸根結底，人口變動終究是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源環境變遷的函數。“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和價值追求，更加夯實了“以人為本”的思想。所以，應積極探索為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的人口發展模式提供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條件。譬如，人是環境的產物，研究環境污染(如淡水污染、霧霾)對人口健康的影響機制就體現了對人的關懷。

因此，人口學既需要人口問題是什麼的“事實判斷”，也需要人口發展歸何處的“價值判斷”；不能見數不見人，而要見數又見人；要摒棄研究中的GDP主義，提倡研究者的人文關懷。追尋人的全面發展、家庭的幸福發展、人口的優化發展、社會的和諧發展和國家的持續發展的機制和方向才是人口學研究的終極指向和價值追求。 ^[3] 

網絡人口學是一門以網絡人口為研究對象，運用人口學原理與方法，集中研究網絡人口發展，網絡人口與網絡社會、網絡政治、網絡經濟、網絡文化、網絡環境等相互關係的基本規律、數量關係以及合理應用的科學。面對網絡人口規模超大如何管理、網絡人口豐富資源如何開發、網絡人口網空遷移如何安置、網絡人口發展路徑如何選擇、網絡人口素質提升如何進行等理論與實踐中的相關論題，當代中國必然需要網絡人口學。加強網絡人口學的建構是網絡社會的一項學術重任。網絡人口學依靠自身的基礎理論、研究方法、專題研究和諮詢研究，實際上能夠滿足當代中國對網絡人口學的需要。根據當前中國網絡發展的國情和對網絡人口學的希望，網絡人口學的重大現實議題有：中國網絡人口發展進程與發展趨勢研究、中國農村網絡人口發展與網絡扶貧研究、中國網絡人口資源開發與有效利用研究、中國網絡人口網空遷移與就業安置研究、中國網絡人口素質提升與教育引導研究、中國網絡人口科學管理與合理規範研究。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