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國

英國《星期日電訊報》2007年3月4日文章。原文標題：不是兩個國家，而是一個：中美國（Chimerica），作者：尼爾·弗格森。

對於“中美國”一詞曾有記者對弗格森問道：“你在書中第一次提到了一個詞“中美國”（Chimerica），這個詞在全世界變得非常的時髦和流行。為什麼要創造出“中美國”這個新詞呢？以前美國負責消費，中國負責生產和存錢。金融危機發生了，這種現象發生了基本的變化，未來會不會發生一些扭轉？”

弗格森回答：“我是用這個詞來描述中國加美國這樣一種中美關係。一個國家負責出口，另一個國家負責進口，一個國家負責花錢，另一個國家負責儲蓄。美國通過這種模式，實現了美國經濟的騰飛。但是多年如此消費後，美國現今實在無力支撐這種消費模式了。中國和美國就像一個婚姻，但這種婚姻是幻覺，是不能持續的，如果長期只讓你存錢他花錢，這種婚姻是持續不下去的。美國現在付不起錢卻繼續從中國進口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中國政府也對美元表示非常的擔憂。”

在本質意義上，中美國（Chimerica）不過是美國G2模式的另外一種説法。對美國國際經濟政策有重要影響的保守派經濟學家、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騰首次提出構建中美經濟關係的G2模式。但伯格斯騰設想的G2並非與中國分享共同治理世界的權力與尊榮，在伯格斯騰看來，中國是一個逃避經濟責任的超級經濟強國，有必要通過G2這樣的雙邊機制，規範中國的經濟行為。

弗格森提出中美國（Chimerica）的本意，是注意到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政策方向，尤其手持20000億美元的投向，攸關美國救市的成敗。如果中國拒絕與美國合作，美元急劇貶值和利率急劇飆升將使美國救市計劃的成功化為泡影，美國有可能失去全球經濟、政治霸主地位。所謂美國與中國的合作，無非要求中國更多的承擔責任，而不是與中國分享權力。

弗格森認為，中美已走入“共生時代”：美國是全球最大消費國，中國是世界最大儲蓄國；雙方合作方式是美國負責消費、中國負責生產。在奧巴馬就職前，他還進一步提出，奧巴馬應“向東看”，趕快去北京開創中美“兩國峯會”。

1月12日，在北京紀念中美建交30週年活動的一次會議上，大選期間曾任奧巴馬外交事務顧問的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強調説，中美之間建設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經濟穩定的重要根源，需要全力推進一種非正式的“兩國集團”。

布熱津斯基強調，“美中之間的關係必須真正是一種與美歐、美日關係類似的全面的全球夥伴關係”；“美中高層領導人應進行例行的非正式會見，不僅就美中雙邊關係，還應就整個世界問題進行一種真正個人之間的深入討論”。中國所強調的“和諧”可以成為美中峯會一個有益的起始點。

幾乎與此同時，基辛格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這位曾為了美國的利益而促成全球戰略格局大變的政治家主張，美中兩國應建立一種“命運共同體”結構，將兩國關係提升到類似二戰後大西洋兩岸關係的高度。

這些人物的主張和建議在美國頗有一些代表性。他們的出發點不大一樣，內涵有所不同，意向和圖謀也不盡一致，但也有一定的“共性”，值得中國上下注意和認真對待：

第一、在時代變遷的新時期，他們都承認，美國已“無法憑一己之力解決”重大國際問題，老的同盟關係也不那麼頂用了。美國需要尋求新的夥伴關係。

第二、他們都基本上承認或接受中國迅速崛起的客觀事實。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舉足輕重。中國奉行“構建和諧世界”和“合作共贏”的外交理念提供了機遇而不是挑戰。

第三、他們幾乎都認為，中美更高層次的合作對美國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利的，特別是在解決金融危機方面。

不難看出，“中美國（共同體）”的提出有着特定的時代背景，並具有正面和積極意義。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發展到現階段，利益匯合點已明顯增加和拓寬。特別是在經濟領域，確實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互相依存度大大加深。

作為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中美提高對話的層次（包括領導人定期或不定期的會晤），共同致力於戰略性合作，協調立場和政策，無疑將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以及重大國際安全問題的妥善處理和解決。這是我們首先應該肯定的。

胡錦濤主席在接見希拉里·克林頓國務卿時説，21世紀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不斷擴散和蔓延、各種全球性挑戰日益突出的背景下，進一步深化和發展中美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奧巴馬總統在同胡錦濤主席通電話時甚至説，對中美兩國而言，沒有比兩國關係更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希拉里·克林頓也説過類似的話。最近她還提出，中美兩國應該“同舟共濟”。

與此同時，中國人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熱衷於搞“中美二重奏”，鼓吹所謂“中美國共同體”和“中美G2時代”，企圖搞什麼“中美共管世界”，不僅不切合實際，而且是異想天開、行之有害的。

第一、這不符合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的地位和基本外交政策。中國沒有這種意向和圖謀。

第二、中國還遠沒有這麼大的實力。即使今後有這種實力，也絕不會像美國某位學者説的那樣，將“步美國的後塵”，無情地去追逐世界霸權。這是中國社會性質所決定的。

第三、美國其實也絕對不會讓中國同它一起唱平等的“二人轉”，而更願看到的是，中國人步當年蘇聯解體初期葉利欽的後塵，成為與美國合作的一個“第二小提琴手”，甚至“小夥伴”。

第四、如果真要搞什麼“中美二重奏”，中國將陷於十分孤立的境地。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幾乎全都要反對，歐盟要反對，俄羅斯要反對，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等也都要反對。幾乎可以肯定，全世界找不到哪一個國家會支持、接受中國這麼做。俄羅斯有兩家媒體近來已有專論，誤以為“北京可能成為華盛頓劃分世界的最佳搭檔”；金融危機後的世界將是帶有“反俄傾向”的中美“雙頭世界”。日本右翼媒體也在宣傳所謂“中美兩國集團時代已拉開了帷幕”。

因此，還是少談一點“中美二重奏”，多些謙虛和謹慎，更加認真務實，應着力推動聯合國等重要國際組織（當前特別是20國集團）共商國際大事。我們不能墨守成規，更不能妄自尊大，而要腳踏實地，努力開創國內建設與國際合作的新局面，以期在時代變遷的新時期更加有所作為。

當今的世界經濟危機，本質上是超前消費造成的泡沫的破滅……中國沒有減持美國的國債，甚至還在購買，甘願冒自己的資產隨着美元而貶值的風險。這一是因為不買美國國債也沒有更穩妥的渠道為龐大的外匯儲備保值，二是因為中國必須幫助美國降低利率、刺激其經濟復甦和對中國貨物的需求，以保障自己的出口市場……“中美國”見證了中國的崛起，也反映了中國對美國的和平依附。“中美國”的世界秩序掩蓋了中國的真正利益。

在最近的一個紀錄片中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名詞。中國不再是中國，是美國的中國。美國也不再是美國，是中國的美國。兩個國家是竄在一根繩子上的兩個大螞蚱，誰也離不開誰了。以前知道有這麼回事，但金融危機的大火一燒才真實的感受到原來兩隻螞蚱誰都逃不掉。但願中國在浴火重生，不做烤熟的螞蚱，做鳳凰。

一個新生詞，就精闢地點出中國和美國微妙的關係：合作，但又激烈地競爭，總體呈緊密連接的趨勢。正如本詞的作者在《華盛頓郵報》上所説，美國是最大的消費國，中國是最大的債權國，誰也離不開誰……聰明的國人應該時刻保持應有的清醒，足夠的警惕是不可少的。無論國際社會怎麼説，中國人始終得牢記鄧小平當年的教誨：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做好自己的事情，這才是中國所該專注的事情。

中國人爽快地承認自己也是市場經濟，由於這個問題而僵持多年的“入世”談判也迎刃而解，中國經濟也在十幾年中連續上了幾個台階，GDP總值已經超過了西方G8集團中的6個……在中國人接受了市場經濟不過是經濟成長的一種手段之後的若干年後，美國人也終於認識到政府計劃也是經濟成長的一種手段，在崇尚平等的社會主義體制和追求效益的資本主義體制之間，其實是“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關係。這就是英語新詞Chimerica（中美國）的含義。

中美國的運作方式是美國負責消費、中國負責生產。簡單化地説，就是中國的生產企業賺了錢，除了拿來投資擴大再生產，就借給美國金融機構；美國金融機構有了錢，就放貸給私人……實現真正的價值投資，要求美國政界、商界更多地參與中國事務。對美國而言，僅做貿易已經不足以保障價值投資，深度參與中國市場已箭在弦上……對中國而言，還沒有任何一個市場可以取代美國——消費力巨大、市場沒有壁壘——放棄與美國的經濟合作是不可能的；中國要實現經濟的升級換代，必須向美國公司購買必需的技術和設備。中美國時代遠未終結，才剛剛開始。

所謂“中美國”的根據，是世界嶄新的金融結構。畢竟，金融是經濟的神經中樞，經濟又是古今中外一切大國之底氣。NiallFerguson指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以2007年而論，美國需要向世界借貸8000億美元，即一個工作日40億美元；中國則擁有外匯盈餘2620億美元，超過了美國赤字的1/4。如今兩國的經濟關係互補並良性運轉，關鍵就在於中國以龐大的外匯盈餘不停地認購美國龐大的國債、儲備美元。NiallFerguson提醒人們，中美經濟相加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3，在過去八年為世界經濟的增長作出了一半以上的貢獻。這個“中美國”的經濟一旦出問題，全世界的經濟就都跟着遭殃。

那麼，就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如今美國人均GDP是3.4萬美元，中國是2000美元，美國比中國富裕將近22倍。另外，中國經濟前些年的增長率高達兩位數，即使在2009年放緩的情況下，預計也能維持在8%左右；美國前幾年經濟好時，GDP的增長也就百分之三四，2009年不出現負增長便算萬幸。從常識看，從來是富人借錢給窮人，為什麼還相當貧窮的中國人，願意把錢借給比自己富裕20多倍的美國人？再者，剛剛起步、發展速度快的中國經濟更需要投資，為什麼反而要給增長速度慢得多的美國經濟輸血？是什麼力量維持着兩國這種看似反常的經濟關係？要解答這一問題，就必須看看中美各自的故事：

美國是個瘋狂借錢的國度。當今的經濟危機，本質上是超前消費造成的泡沫的破滅。這種泡沫有兩重：一是布什政府試圖以“單邊主義”的“新保”原則對世界實行帝國式的統治，在國際上肆意樹敵興兵，犯了自古以來帝國把戰線拉得過長、力不可支的大忌；一是這一“世界帝國”的信心投射到了國內百姓心中，大家盲目地以為好日子永遠在前面，負債累累也要把自己的家經營成“小帝國”，期望“財產”永遠升值，可以用這些寫在紙上的“財產”為抵押大肆借貸消費，形成了經濟泡沫。當泡沫破滅時，這些“財產”不僅變為虛值，而且成了債務。試想：50萬美元買的房子還有40多萬的房貸沒還，房子的價值就跌到30萬。房主憑什麼為了保住一棟僅值30萬的房子而扛40多萬的債務？他寧願房子不要，賴掉債務。如此一來，家家户户的破產全壓在放貸的銀行身上，銀行不倒才怪。銀行一倒，企業和個人的信貸就都枯竭，經濟幾乎停運。不久前有經濟學家估計，美國面臨大蕭條的機會在20%左右。

拯救危機，需要政府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奧巴馬一上台就通過刺激經濟計劃。同時，政府需要大量“燒錢”，收購由房貸所構成的證券。

問題是，政府的這些干預需要大量資金。錢從哪裏來？渠道有三：加税，印鈔票，借貸。經濟危機時刻，加税會摧毀內需，等於雪上加霜。奧巴馬要做的是給95%的美國家庭減税，所以不可能通過税收籌集資金。印鈔票最為方便，但政府一旦隨意印鈔，就會使美元失去信譽，刺激通貨膨脹，擾亂基本經濟秩序。此招的危險使人談之色變。最後一條路是借貸，也就是發行國債。美國政府素有償還信譽，國債保險利率非常低，最近10年國債的年息多在3%以下，比任何貸款的利率都低得多。政府能以如此便宜的價格借到錢，自然可以往經濟中注入大量資金。

中國的重要性也正是在這裏顯示出來。這也是為什麼希拉里作為國務卿第一次訪華就毫不掩飾地向中國大肆推銷美國債券的原因。這裏所涉及的經濟利益，用簡單的算術就可以計算出來：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國，買不買美國國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借貸要花多少錢。假設美國要借一萬億美元，如果中國不停地購買美國國債，其十年債券的利息可以維持在2.7%，這一萬億的利息也就270億美元。如果中國不買，美國只有提高利息找買主，利息也許要漲到4%。這樣，美國一年要多付130億美元利息，無疑大大加重了美國的債務負擔。利息高了，美國就不敢也不能多借錢，刺激經濟的資源就會鋭減。

那麼，中國為什麼要買美國國債？哪來那麼多錢？這就要講講中國一方的故事。

中國的錢，當然是從外貿盈餘中來的。核心的問題，是作為出口主力的製造業成本太便宜，其中最重要因素是勞動力價格低。勞動力價格低，意味着百姓收入少，購買力不足，承受不了昂貴的外國產品。便宜貨在提高了出口競爭力的同時也抑制了進口。這和當年鴉片大規模湧入前的中西貿易非常類似：貧困勤勞的中國人生產的貨物又便宜又好，但貧困也使中國人根本買不起歐洲的工業產品，最後歐洲人只好用白銀支付從中國的進口，中國成為世界白銀流通的主要目的地。清朝時的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

這種便宜的中國貨背後，體現的是短期的競爭力和長期的危機。其實，中國貨之所以便宜，勞動力價格低還僅是一端，另一端在於省去了許多基本的“社會開支”，如醫療保障、退休金、教育等福利。不妨看看發達國家的“社會開支”佔GDP的比例：瑞典32%，法國29%，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都在18%左右，福利最低的發達國家美國也有將近17%。而據2009年3月2日《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中國的“社會開支”2007年僅為GDP的5.8%。也就是説，中國和發達國家的貿易競爭，是在省下了11%~24%的“社會開支”（如果把中國的GDP粗算為30萬億元人民幣，那麼就是3萬億到7萬億人民幣）的情況下進行的，中國貨當然便宜了。

但是，省下這麼大比例的“社會開支”，最終會帶來深重的危機。中國這些年正在享受計劃生育政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孩子少了，教育和撫養的負擔輕了。另一方面，農村人口在教育上長期受歧視，超生人口更得不到正常的教育。這些教育經費省下來了，但在未來是要“付息”的。中國將迅速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年輕人需要撫養的老人增多。這就提出了兩個問題：

第一、年輕勞動力必須生產較高的人均剩餘才能分出錢來撫養不斷增長的老齡人口。

第二、基本的社會保障體制，如退休金、老年醫療等必須趕快建立，使老齡人口有生存的資源。

但是，如今的中國教育經費嚴重短缺，許多未來肩負着撫養龐大老齡人口的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無法成為有高附加值的勞動力。社會保障體系也相當落後，根本不足以應付老齡化的危機。

當中國每年從“社會開支”中剋扣3到7萬億人民幣（也就是4000億~10000億美元）的情況下開足馬力生產時，一年積累兩三千億美元的外匯盈餘也就不足為奇了。但這就好像偷工減料的承包商總能賺錢一樣，獲得短期利潤的代價是長期的損失，甚至可能導致所承建的房屋倒塌。龐大的外匯盈餘未必是實力的體現，更可能是社會危機的症候。

“社會開支”被剋扣並不等於對“社會開支”的需求被取消。老百姓照樣需要看病、養老、儘可能讓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國家不支付，老百姓就必須從自己微薄的收入中省下錢來支付。中國人的儲蓄率為收入的25%左右。相比之下，美國人戰後的平均儲蓄率為7%，一年前幾乎為零，最近才勉強上升到了4%。一些評論家誇誇其談地批評中國人太喜歡存錢，導致內需不足。事實上，在“社會開支”不足的情況下，老百姓必須通過自己的儲蓄支付“社會成本”，這些是一個在美國有工作的人幾乎不用考慮的：看病有醫療保險，甚至上百萬的手術也可以一分錢不花；老了有退休金；孩子上學全部免費，車接車送，甚至困難的家庭在學校的午餐也免費，成績好了上大學還享受獎學金……這樣的對比足以解釋為什麼中國人存下收入的1/4，而美國人幾乎一分錢不存。

不得不存起每分錢的窮人當然沒有“內需”。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經濟就必須依靠不習慣存錢的富人的瘋狂消費。結果，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1/5的出口到了美國。要保持中國的經濟發展，就必須刺激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刺激的方式，則是把中國的外匯盈餘拿來購買美國的國債，這就等於中國借錢給美國買中國自己的貨，就像汽車銷售商借給消費者零息貸款以推銷自己的車一樣。這樣，就形成了NiallFerguson所謂的“中美國”——中美彼此依存的“經濟帝國”。

可惜，“中美國”這一新詞是建立在中美兩國借對方來轉化自己內在危機的基礎上的。更重要的是，“中美國”還代表着以美國為中心的秩序，中國只能處於依附地位。比如，美國為了救市大印鈔票，帶來美元貶值的風險，並將引起通貨膨脹，而中國多年來存的都是美元！所以，中國立即提出創立國際貨幣作為貿易支付手段。兩國各自出招，體現着在“中美國”這個聯合帝國中雙方同牀異夢、各有不同的焦慮。

可惜，不管中國如何敦促，美國可以聽，也可以不聽，一切以自身利益為轉移。國際貨幣説説容易，真建立起來恐怕要等10年以上。事實上，經過這一動盪，中國沒有減持美國的國債，甚至還在購買，甘願冒自己的資產隨着美元而貶值的風險。這一是因為不買美國國債也沒有更穩妥的渠道為龐大的外匯儲備保值，二是因為中國必須幫助美國降低利率、刺激其經濟復甦和對中國貨物的需求，以保障自己的出口市場。

可見，“中美國”見證了中國的崛起，也反映了中國對美國的和平依附。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是因為在“社會開支”上對國內的老百姓欠得太多，在支付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時“偷工減料”。如果這種“偷工減料”不改變，中國也只有把自己的經濟命運鎖在美元上了。“中美國”的世界秩序掩蓋了中國的真正利益。中國能否真正崛起，並不是看自己屬於G20的一員還是G2的一員，而要看能否對克勤克儉的老百姓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只有他們，才會給中國帶來持久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