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思想史

先秦經濟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及其以前各代。雖然這個時期內有關經濟活動的傳説不少，但很難置信。《尚書》和《詩經》中有一些記載，但內容均甚簡略。根據文獻，在西周時已出現了一些簡單的經濟觀點，到春秋戰國時期發展為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道、儒、墨、法各家及其他思想家各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不少光輝的經濟觀點，成為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高峯。就個別學派而言，其經濟觀點多侷限在某一兩個經濟領域，甚至只有一兩個獨特的觀點。但如將先秦各家的經濟觀點彙總考察，則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領域均有原則性的論述，對後代封建經濟活動起着極為深遠的影響。

大體説來，先秦道家的主要經濟觀點是“均富”和“知足”。他們認為自然規律是“損有餘而補不足”,如不人為地“損不足以奉有餘”,財富分配會“自均”。均富思想對秦漢以後某些農民起義具有不小影響。道家又認為“多藏必厚亡”,“禍莫大於不知足”（《老子》下篇）,因而強調“知足”。這一觀點由於與先秦儒家消費思想相近而被後世儒家予以進一步的宣揚，成為對後代各種經濟活動具有相當制約作用的思想。此外，先秦道家從“無為”和“抱朴”觀點出發，極端憎惡工藝技巧，也是先秦各家少有的，由此而派生的“小國寡民”思想，顯然是“無為”思想的引伸。

早期儒家雖對一般社會經濟活動基本上持積極態度，卻非常強調倫理規範對經濟活動的制約作用。因此他們對於物質財富的獲取,強調“見利思義”（《論語·憲問》）,反對“放於利而行”（《里仁》）；在富國與富民的關係上，認為民富是國富的基礎，要求統治者以富民為先，主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堯曰》），反對統治者與民爭利；在財政上反對聚斂而要求“薄税斂”（《孟子·梁惠王上》），主張實行農業什一税和“關市譏而不徵，澤梁無禁”（《梁惠王下》），並重視培養税源；對於社會的分職分工及由此而產生的交換活動，認為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主張“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滕文公下》），達到社會需要的滿足。在《荀子》、《性惡》、《正名》等篇中可以看出，荀況在強本節用、慾望概念等方面亦均提出了一些可貴的觀點。孟軻提出的井田思想對此後歷代尋求解決土地問題的思想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儒家的大同理想則直到20世紀仍影響着中國的思想界。

墨家在先秦各學派中是經濟思想較為豐富的一個重要學派。首先,他們分析各種問題均以是否對人民有“利”出發，認為倫理規範之可貴在於它能“利人”，“義”必須依存於“利”，“義、利也”（《墨子·經上》），與儒家觀點完全對立。墨者根據此基本經濟觀點,宣揚人與人之間的交相利,反對攻戰,提倡節用,體現了“利”在墨家經濟思想中的突出地位。墨家經濟思想的另一特點是強調節儉。先秦各家無不崇尚節儉，惟不如墨者強調之甚。重視勞動是他們的另一特殊觀點，主張“強力疾作”。同時，反對統治者過度徵發徭役，把徭役、不得休息與飢寒並列為三種“民之巨患”。後期墨家對於交換和價格問題，也有所論述。此外，關於人口問題的議論，也以墨子為最早和最多。

法家對農業生產極為重視。李悝在其“盡地力之教”中，非常重視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和農產品價格變動對農民與一般消費者的影響，提出了“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漢書·食貨志》）的名論，他是推行穩定糧食政策的先驅者。商鞅和韓非的經濟思想是獨重農業，視工商為有損於農業的活動，而重視農業的目的是為了政權統治和軍事擴張，商鞅的農戰和徠民政策曾使秦國的“兵革大強，諸侯畏懼”（《戰國策·秦策》）。韓非將戰國末年流行的重農抑工商思想與“本末”概念相結合，第一次提出“農本工商末”，並被漢初儒家接過去大事宣揚使“重本輕末”成為封建地主經濟全期的支配觀點。此外，商鞅為了驅使工商業者歸農，採取提高税率的政策，“市利之租必重”（《商君書·外內》）。韓非公開肯定貧富差異的合理性，並第一次從人口與財富的對比關係中去尋求社會治亂的根源，是先秦最早的絕對人口過剩思想。

農家許行獨倡的“賢者（指君主）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之説固屬空想，卻體現了某種否定階級剝削和壓迫的要求。他主張“市價不貳”（《孟子·滕文公上》），是小農階層對前資本主義商業欺詐的反映。另外，先秦農學家對農業生產技術經驗的總結與發展，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例如《管子》的《度地》和《地員》篇，對水、旱、風霧雹霜、癘、蟲危害農業生產的分析，對土地上、中、下三類各適宜種植粟、稷、果木等的分析，《呂氏春秋·辯土》篇記載的農業簇種法，《審時》篇對各種農作物的最適當種植時令及其成長情況的詳細記載，均為富有科學性的著作。

《管子》是先秦著作中對經濟論述最多並具有許多光輝經濟觀點的古籍。它的經濟思想偏重在商品貨幣流通和市場經濟範圍，這正是先秦各學派經濟論述中較為薄弱的部分。它提出處理商品貨幣經濟活動的基本原則是，把重要商品如糧食、布帛、鹽、鐵等和貨幣流通置於國家控制之下。《管子》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經濟觀點：①政治、倫理規範與經濟活動的關係。《牧民》篇所提出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體現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②認定財富生產的根源是土地與勞動，如説“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八觀》），並指出財富的生產“生於勞身”（《八觀》），強調了勞動在創造財富中的作用。③大力宣揚人們“自利”動機的積極作用，認為人們可以“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禁藏》）。④“輕重”是中國古代較流行而又獨特的經濟理論，雖非創自《管子》，但卻在此書中得到完整的發揮和表述。輕重理論是一種價格波動理論，價格不固著在一定點上，而在一定幅度內由重到輕，由輕至重的波動。⑤它的貨幣思想已接觸到貨幣的職能等問題，特別是商品數量論思想貫徹到所有的商品貨幣關係分析之中，對後代各封建王朝的貨幣思想有重要影響。⑥在分配方面主張“貧富有度”（《國蓄》），以防止貧富過份懸殊。為達到此目的要求官府做到“富能奪、貧能予”（《揆度》）。⑦消費思想方面則在重視“儉”的同時，又主張在特殊條件下要“侈”,因為“富者靡之,貧者為之”，“不侈，本事不得立”（《侈靡》），形成一種侈靡的消費觀，即通過擴大消費以刺激生產和增加就業。⑧在財政思想上，主張不把國家財政收入完全寄託在強制性的賦税徵課方面，而是把重點放在國營專賣事業的經濟收入上。此外，如預定國家計劃，即所謂“國軌”；主張全面經濟調查並特別注意對人民羣眾的工藝技能、農業生產經驗和醫療技術等知識的獎勵和收集保存；鼓勵國外貿易，注意市場功能，根據產品不同條件實行不同的價格政策或經濟政策等，均各有其創見。

范蠡在經濟思想方面的貢獻表現在三個問題上：①農業經濟循環論，即謂“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史記·貨殖列傳》）。此説不一定創始於范蠡，但在他的“計然之術”中第一次得到明確的表述，稍後的白圭也曾以另一種表達方式闡述過這個理論。②范蠡的“積著之理”給商品、貨幣和價格在人們財富積累問題上的運用提示了若干足資遵循的原則。③他的糧食價格政策也很傑出，如説糧食價格“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貨殖列傳》）,這樣才是使“關市不乏”的治國之道。如將范蠡的價格政策與《管子》的輕重理論相對照，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特殊價格觀點是不贊成絕對穩定的市場價格，而趨向於在一定幅度內的價格波動。

這一歷史時期長達二千年之久，其間經濟思想發展的總趨勢顯示出了三個要點：①由於漢武帝時的獨尊儒術，結束了先秦百家爭鳴的局面。在西漢時期的思想活動中尚存在一些爭鳴的餘緒，但已不是嚴格的學派對立。而這時的儒家經濟思想，實際上吸收了先秦各家的經濟思想，成為先秦各家經濟觀點的混合物。例如，農“本”工商“末”，原是法家韓非首創的觀點，而在漢代鹽鐵會議上就成了賢良文學們用來攻擊對方的自有武器；李悝和范蠡的糧價政策，成為創立和維護常平倉制度的古典理論根據；至於《管子》的“衣食足則知榮辱”，更變成了此後儒生經常宣揚的思想。②本時期經濟思想基本上是對先秦經濟思想的繼承。但由於在漢初曾將先秦的一些經濟設想具體化為各種經濟措施，於是產生了一些新的經濟範疇，如常平、平準、均輸、鹽鐵專賣等。隨着社會經濟的不斷髮展，還產生了一些新的經濟觀點，如限田與均田、各種財政原則、鈔幣思想、外貿與人口思想等，而主要以土地、財政和貨幣三個方面為最突出。③漢初儒家由先秦繼承的經濟觀點連同他們自己的一些新觀點，構成了本時期以儒家為代表的經濟觀點，其中有些觀點逐漸僵化為傳統的經濟教條，如井田思想“正其誼不謀其利”，重本抑末等等。

從各封建王朝統治的歷史順序考察，本時期的經濟思想發展又各有其特點。

西漢武帝已明令規定獨尊儒術，經過經學博士們的長期宣講註釋，儒家思想在思想界取得了獨霸地位。但也出現了一些非儒家的思想觀點。如桑弘羊在《鹽鐵論·本議》中強調的“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為大工商業家樹碑立傳，東漢王充（公元27～約97）的《問孔》和《刺孟》。

漢代思想家也提出了不少對後世起着深遠影響的經濟觀點。首先是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的“限田”思想，雖只有“限民名田，以澹不足”（《漢書·食貨志上》）的寥寥數字，卻在此後一千餘年中導致出許多土地改革方案，並經常被人們奉為足資借鑑的原則。漢初晁錯闡發《管子》的貨幣名目論説:“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食貨志上》），這一論點一直成為嗣後二千年中較為普遍被接受的貨幣觀點。他的移民實邊思想的周詳備至，也是後世墾殖和移民論者所向往的典範。耿壽昌的常平思想雖淵源於先秦,而它本身已成為一個獨立概念,其內涵與形式在漢以後均曾發生一些變化。桑弘羊的平準、均輸，統一貨幣發行和鹽鐵專賣等政策，在他生前的實施中已收到“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史記·平準書》）之效果，後世理財家也屢屢沿用桑氏之措施，只是由於輕商思想瀰漫，而諱言其名。

魏晉南北朝時期 　由於長期的戰亂頻仍，社會經濟活動遭到嚴重破壞，學術思想一般不甚繁榮，但也產生了一些非常可貴的經濟思想。首先是北魏李安世的均田思想，不僅曾付諸實行，並斷續地推行了三百年，宋明以來還經常為人們所稱道，甚至還有人試圖恢復，足見其影響之深遠。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是一部有名的農學鉅著，記載了很多指導封建地主家庭經營管理田業的設想，為各種農作物和林木的生產提供了不少可貴資料，並對自給性家庭消費資料從生產、加工到享用方式的知識，也都有所論述。關於貨幣思想方面，一是先後出現過諷刺貨幣拜物主義的兩部《錢神論》，其中的不少妙語至近代仍在廣泛流傳。二是南齊孔?的典型貨幣金屬論，強調鑄幣不能“惜銅愛工”（《南齊書·劉悛傳》），成為後世論述貨幣問題時經常引證的名言。此外，西晉傅玄還提出了“至平”、“趣公”和“有常”（《傅子·平賦役篇》）三個租税原則。

唐代是封建地主經濟的鼎盛時期。在開元天寶及以前的百餘年中，社會經濟長期安定繁榮，人們只是反覆背誦傳統的經濟教條，很少提出新的經濟觀點。安史之亂使經濟破碎，許多現實經濟問題亟待解決，從而湧現出一些新的經濟議論。由於當時封建財政問題尤為嚴重，因而在這些新議中又以探討財政問題為最多也最傑出。首先是劉晏的財政改革措施所體現的一些財政思想。他的基本觀點是堅持以商業經營原則處理國家財政事務，很少藉助於封建政權的強制。在租税徵課方面，他執行兩個原則：一是“知所以取，人不怨”；二是“因民之所急而税”（《新唐書·劉晏傳》），即對日用必需品課税能以低税率而獲致穩定的高税收。其次是楊炎的兩税法改革所體現的兩個極為傑出的財政觀點：一是“量出以制入”（《舊唐書·楊炎傳》），不同於先秦以來一直被奉行的量入為出的財政原則；二是以貨幣定税額，即以較進步的貨幣税代替落後的實物税。至於兩税法簡化徵收手續的優點更是人人公認的。

宋代是封建地主經濟走向下坡階段的開始，因此在經濟思想領域產生了兩種趨勢：一方面，一些理學家為了維持封建統治，力圖將儒家傳統的經濟教條進一步神聖化為絕對不許違反的準則;另一方面,一些進步思想家逐漸對某些傳統經濟教條表示懷疑乃至進行批判。這兩種對立的觀點，從北宋開始露頭到南宋日漸明朗化。最初批判“諱言財利”觀點的是李覯，他指出：“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李覯集·富國策第一》卷十六），王安石也認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王臨川集·答曾公立書》）。北宋思想家對井田制、貴義賤利、打擊富人等觀點也表示懷疑或異議。南宋理學家朱熹（1130～1200）是將傳統經濟教條絕對化的首要代表。他所註疏的儒家經典《四書》是以後各王朝儒生必讀的啓蒙課本，影響極為深遠。與朱熹同時的葉適則繼續對傳統教條進行批判,大倡"功利"之學，併為包括富裕工商業者在內的“富人”辯護，堅決否定摧抑兼併思想。另外，宋代在鈔幣理論方面有許多貢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的有關行用鈔幣的所謂“稱提之術”，亦即關於鈔幣發行和管理的若干原則。元朝更是歷史上行用鈔幣的全盛時期，根據葉李（1242～1292）的鈔幣思想而制定的《鈔幣條劃》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國家發行紙幣條例，它所體現的一套行鈔原則，基本上與現代發行紙幣的原則相類似。此外，沈括（1031～1095）提出的貨幣流通速度觀點也是對貨幣理論的一個貢獻。

這個時期的經濟思想，主要表現在反經濟教條趨勢的日益擴大。明代的反經濟教條思想已不象兩宋那樣只是學術觀點的分歧，而是一種要求變革的潛在運動。泰州學派王艮（1483～1541）公開傳授所謂“道”就是“百姓日用之學”（《王心齋年譜》），即講求財利之學。他的後繼者何心隱（1517～1579）更私下從事社會改革活動，而李贄（1527～1602）則以異端自居，堅決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為工商富人辯護。另一方面，程朱理學到明代已有更鞏固的市場。於是思想分歧轉化為政治鬥爭，何、李二人均遭迫害。明末的東林學派直接反映了新興工商者的願望，主張貧富兩便，減税惠商。明代維護傳統經濟教條的舊勢力雖貌似頑強，但在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條件下，連保守的官僚士大夫中侈談經濟和商業問題者也日益增多。只是他們所接觸的多為一些財政、鹽礦、商務等方面的具體問題，就事論事，缺乏理論創見，且常是從維護傳統教條角度而立論。

明清之際的啓蒙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在經濟思想領域反經濟教條，對一些封建傳統信念曾作過新的評價或批判，其論點更為深刻和鮮明。清初的顏李學派是關心經濟和重視工商的，如王源提出的“惟農為有田”（《平書》卷七），是近代“耕者有其田”學説的先行思想，他建議的商税税制，頗類似於現代的所得税制。清初的藍鼎元第一次從互通有無的純經濟角度為開放海外貿易辯護，這在以往中國侈談海外貿易者的議論中是罕見的觀點。乾嘉時期洪亮吉的人口思想與英國T.R.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非常近似，被近代學者稱為“中國的馬爾薩斯”。從18世紀中葉到1840年這一時期內的經濟論述甚多，大都是關於改革鹽政、漕運、農田水利和貨幣方面的具體問題。在貨幣方面，1830年以前多系討論銅錢貴賤及其與白銀比價有關的問題。1831年以來王瑬一再刊行的《錢幣芻言》一書，引起了一次是否恢復鈔幣的長期爭論，但爭論雙方的論據全是因襲宋元時期的行鈔論點及其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未能越出以往舊説之藩籬。只有王茂蔭在19世紀50年代建議的兑換鈔幣論，才是中國舊貨幣思想中較正確的一種鈔幣觀點。

這一時期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在經濟思想方面顯著的特點是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影響從無到有愈益擴大，最後奪取了傳統經濟教條的支配地位。這一爭奪過程可分為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敗亡和從太平天國敗亡後到五四運動兩個階段。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侵略擊破了中國長期閉關鎖國的大門，中國的先進分子由此開始意識到中國已經落後於西方，必須儘可能地從“夷狄”那裏吸取各種新鮮事物。這一基本認識在本時期內始終未變，只在廣度與深度上有所延展。魏源在林則徐的啓發下首先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響亮口號，他的後繼者們避用"夷技"改稱“西學”或“新學”。關於西學的內涵,最初專指製造船炮的軍工技術,稍後擴展到一般生產技術知識和商業經營活動，以至西方政治制度和學術思想。魏源在編纂《海國圖志》過程中，不僅彙集了數十個國家的歷史、地理知識，也涉及到它們的經濟活動。在他的經濟論述中第一次出現了量天尺、千里鏡等許多近代商品目錄。他實際上還運用了貿易差額、以貨易貨、差額須以現金補償等國際貿易概念和理論來分析中國的對外貿易問題。1851年爆發了太平天國起義,在太平天國政權下產生了兩個光輝的歷史文獻:一是《天朝田畝制度》，其經濟思想達到了中國以往農民起義從未達到過的水平；二是洪仁玕（1822～1864）的《資政新篇》，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所設想的最早而又較全面的綱領。但這兩個綱領都未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實現。

太平天國敗亡到甲午戰爭（1894）這三十年中，在一些城市興辦了許多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近代官營私營企業。其中，私營近代企業以洋商經辦的企業勢力最為雄厚。官營企業是清廷洋務派官僚創辦的軍事、交通、紡織等企業，後來除軍工企業外，大都改為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這是洋務派官僚所依靠的物質基礎。在經濟思想方面，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在太平天國敗亡前兩年即已刊行，其內容雖有不少落後言論，而鼓吹採行西學卻在近代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整個過程中起了承先啓後的作用。這一時期在統治集團中，對是否興辦近代工商業問題始終存在着頑固派與洋務派的尖鋭鬥爭。對中國第一批新式工礦業的建立，洋務派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但洋務派對新式工業的管理十分腐敗，無法使這些新式工礦業辦得有成效。19世紀80年代末起，洋務企業的弊端日益暴露，成為眾矢之的，反對“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之論日甚，連那些原來支持興辦洋務企業，甚至一些由洋務派培植出來的人也對此表示疑慮或提出批評。本時期積極傳播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知識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韜、鄭觀應、馬建忠（1845～1900）、薛福成等，他們涉及的西方經濟知識的範圍極為廣泛，而重點多放在振興商務尤其是對外貿易方面，並建議清朝廷設立“商部”，於是“恃商為國本”、“商戰”之説風靡一時，但這並不意味“不言利”、“輕末”等教條已最後消亡，它們實際還保持着不小的勢力，故仍存在着維持和反對傳統經濟教條的公開或不公開的尖鋭鬥爭，只是反教條的勢力迅速擴展而維護教條者則退而消極頑抗。此時期在經濟方面所傳播的西學的主要內容均系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經濟常識，還沒有接觸到經濟理論領域。

從甲午到1900年這六年中，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思想影響迅速擴大，積極要求由上而下的“變法”，其主要代表人物為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1865～1898）、嚴復。他們宣揚“以工立國”,“振興實業”,有人甚至要求“盡變西法”，全面地搬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整套生產生活方式。嚴復翻譯了A.斯密的名著《原富》（即《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中國近代介紹西方古典經濟學的開始。他在翻譯此書時，以大量的譯者按語聯繫當時中國的現實來表達自己的見解。在19世紀末的變法維新運動中，資產階級改良派對當時繼李鴻章而起的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為企圖阻止變法而宣揚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之説，也予以猛烈的批判。戊戌變法（1898）的失敗使更多的愛國人士意識到非採取自下而上的革命不能改變國弱民貧的狀態，於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隊伍迅速壯大，其理論代表人為孫中山、朱執信等。他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及清朝廷的反動統治，但同時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方面又存在着不徹底性。在經濟思想方面，他們一是主張“平均地權”，這是由西方引進並加以改造的土地思想；二是設想採行資本主義經濟方式致中國於富強，而又不產生資本主義弊端，即“節制資本”。這些經濟觀點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一定的號召力，對激勵先進分子走上革命道路起了積極的作用。在辛亥革命（1911）前資產階級革命派同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大論戰中，這些思想是革命派的思想武器的重要組成部分。

辛亥革命的失敗，宣告了資產階級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時代的結束。從此，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經濟思想方面也陷於智窮力竭，無法再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提出新的主張和新的方案。到五四運動後，資產階級經濟思想在中國經濟思想領域起主導作用的時代就宣告結束。先進的中國先進分子就不再向西方資產階級尋找理論武器，而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