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覯

李覯自幼聰明好學六七歲始“習字書”，十二歲就能寫文章。十四歲父親去世，母親“墾閲農事，夜治女功”（《先夫人墓誌》），得免凍餒之苦。服喪三年，十七歲始出外遊學。二十歲以後，文章漸享盛名。

景佑年間，他步行到京城汴梁（今河南開封），尋求仕進之途，毫無結果而歸。次年，參加鄉舉，又名落孫山。

慶曆元年（1041年），應茂才異等科，有旨召試。李覯入京，又未中選，在京城“憂愁經歲”，抑鬱不鄉。遭受這幾次打擊之後，遂無意仕進，隱居著述。南城立學，被聘為郡學之師。

慶曆三年（1043年），創辦“盱江書院”。同年，受郡守之請辦學，開課授徒，慕名求學者常有數百人。“為盱江一時儒宗”，人稱“盱江先生”。曾鞏和任過御史要職的鄧潤甫等，都是他的高徒。王安石與他也有交往，其《答王景山書》一文中就提到過自己曾採納過李覯的意見，而鄧潤甫更是積極參與了王安石變法。

范仲淹於皇祐元年（1049年）上書，稱李覯“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後經范仲淹、餘靖等人多次舉薦，乃授為太學助教，歷任太學説書、海門（今江蘇海門）主簿、太學直講等職。

嘉祐二年（1057年），用國子監奏，召為太學説書如故。 ^[2] 

嘉祐四年（1059年），權同管勾太學，以遷葬祖母，請假回鄉，八月病逝於家，享年51歲，葬於鳳凰山麓。

紹興年間，南城建十賢樓、四賢堂，李覯與陳彭年等共祀，並於郡學大成殿繪李覯像以風后學。

寶祐二年（1254年），立興文堂以祀之。

他的許多思想給予范仲淹"慶曆新政"理論上的支持，又是後來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淵源。由於重經世實用，在經學卜李覯頗重《禮》學，《周禮致太子論》五卜-篇是其"通經致用"的理論代表作，王安石後來作《周禮新義》不無影響。由於重實用，所以李覯反對孟子，著有《常語》以駁孟子思想，反對所謂的"重義輕利"，認為"焉仁義而不利者乎?"(《李覯集·原文》)成為宋學中"非孟"思潮的驅者。學術上以儒學為宗，反對佛、道二教，是慶曆之際排佛、道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覯是北宋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著書立説，大膽創新，在哲學上持“氣”一元論觀點，認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認識論上，承認主觀來自客觀，因此，成為宋代哲學學派的先導，在我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李覯還具有進步的社會歷史觀。他卓有膽識地提出功利主義的理論，反對道學家們不許談“利”言“欲”的虛偽道德觀念。他從實際物質利益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根本這一基本觀點出發，解釋社會歷史現象。他認為“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富國策》第一）。治理國家的基礎，是經濟，是物質財富。所以，他反對把實際物質利益和道德原則，即“利”和“義”對立起來。李覯認識到，物質財富多寡不均的癥結所在，是土地佔有的不合理。為了解決土地，問題他專門寫了一篇《平土書》，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張，引經據典，煞費苦心地為統治者提供解決土地問題的歷史借鑑。為了拯救北宋積弱的局面，緩和社會矛盾，他提出富國、強兵、安民的主張，寫了《富國策》、《強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闡述自己的見解。李覯哲學上的觀點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當時是獨樹一幟的，為稍後於他的王安石實行變法進行了哲學理論上的準備。由此看來，他的弟子鄧潤甫等人成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李覯在政治思想方面，反對道學家不許談"利""欲"的説教，認為"人非利不生"（《原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富國策》），提出了一些發展經濟的辦法，對王安石變法有直接影響。其詩歌內容，大多涉及政治得失，人民疾苦。構思遣辭，新穎獨創，甚至有些奇特，出人意外。他在《論文》詩中寫道："今人往往號能文，意熟辭陳未足雲。若見江魚須慟哭，腹中曾有屈原墳。"可見他有意避免"意熟辭陳"而力求生新，別闢蹊徑。

在有神論和宗教觀念產生髮展之後，在中國長期的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有許多無神論者則從不同方面各個角度説明了鬼神的虛幻性，揭露了宗教神學的欺騙性和危害性。隨着社會的發展和統治的需要，唐宋以後的宗教神學和世俗迷信則愈演愈烈，而反對宗教神學和世俗迷信的鬥爭亦愈演愈烈，李覯在他的宇宙觀的指導下對佛教道教的有神論以及各種世俗迷信等都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李覯以他的宇宙論、禮論為思想指導，從他的政治經濟主張出發對佛教道教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和無情的揭露，他用儒家的思想去批判佛教道教的學説，主張以儒家的禮教來代替佛教道教的宗教儀式，他從政治上經濟上揭露佛教道教的危害性，説明佛教道教是禍國殃民的病根毒瘤，從而論證了根除佛教道教及其思想的必要性。

他指出佛教道教叫人們出家，修身養性，身居名山，脱離塵世，遠離父母妻兒，不與親人共同生活、不對他們承擔任何義務，這是違反“人之大倫”的行為，一個人從小就出家當和尚道士，不事君親，不知父母，幼小是不知其害，長大了不知後悔，年老後不知所終，這既不符合人倫道德，又於自己不利，因此是十分可悲的。從人倫道德方面對佛教進行了批判，佛教主張絕君親，去其身，這既不符人倫道德要求又是好壞不分，是禍害自身與國家的行為。他批判了佛教宣揚不殺生的偽善性和危害性，他指出，事實上人們是不可能做到不殺生的，如人們飼養雞豬狗等家畜家禽是為了食用，正因為這樣人們才不惜其資去餵養家畜家禽正是有了人們的飼養才得以生存成長繁衍，不然就會絕種。佛教以不殺生為道的説教是“奪人之食以飽無用之禽”這才是不仁之道。他批判了佛教宣傳的有鬼論，靈魂轉世論。佛教認為人死之後為鬼，靈魂是不死的，前世的因種下今世的果。今世的因種下世的果，他們宣揚“三世輪迴““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神不滅論和因果報應論，他駁斥了這些理論荒謬性，指出：佛教所宣揚的人死為鬼，因果報應是培養人們愚蠢性，是欺騙，是毫無道理的。他排斥佛道的理論根據是儒家思想，他認為佛教道教的思想主張和儒家經典不相符合，用儒家的禮教排斥佛教道教的儀式，他指出由於對儒家的思想宣傳不力，造成了佛教道教思想乘機而入，結果是儒學受到排斥，因此，他深責儒者的失職，失禮，而自己則反擊佛教、道教的泛濫。

李覯以他的富國安民，治國救民的政治經濟思想，着重揭露了佛教、道教的危害性，佛教道教的危害很多很大，主要是：培養懶惰，造就罪惡，棄本逐末，崇尚奇貨，浪費財物，耗盡人力。最終使國弱民貧，國亂民禍。

李覯主張文以經世、致用為貴，所以他的文章內容比較充實。即使是解經之作，也常常以古説今，有着濃厚的政治色彩。《潛書》十五篇，即是出於“憤吊世故，警憲邦國”（《潛書序》），“以康國濟民為意”（《上孫寺丞書》），纂寫而成。《慶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藥石，字字規戒”的為民請命之作，人稱“紅國之書”。這些政論文章，大膽地指責時弊，闡發己見，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戰鬥性。李覯的其他散文，如書信、志銘、碑、記等，也都寫得通達有識，邏輯性強，為人們所稱道。在這些文章的字裏行間，他的用世思想時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學記》，起語不落俗套，立論警切，結構嚴謹，文筆穩健，是一篇膾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稱他“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范仲淹薦李覯疏》）。“在北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間，別成一家”（《宋元學案補遺》卷三）。

李覯還是一位詩人。王士禎在《居易錄》中曾稱讚李覯的《王方平》《璧月》《梁元帝》《關僧還廬山》和《憶錢塘江》五首絕句“風致似義山”。對此《四庫全書總目》也認為，除《梁元帝》一首“不免傖父面目，餘皆不愧所稱，亦可謂淵明之賦《閒情》矣。”他的詩“受了些韓愈、皮日休、陸龜蒙等的影響，意思和詞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詩算得宋代在語言上最創及酬和之作，但也寫了不少有着充實的現實內容的詩篇。”“根生但為松，翼飛但為風。王侯尚可輕，道義本來重”（《寄懷》），字句質樸，語出自然，而重道義爵祿的情操，躍然紙上。“居官無藉手，選部豈知賢？廉善雖由己，亨通亦在天”（《送張評事》），揭露了當時吏治的黑暗。由於他關心國計民生，加上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又長期生活在農村，所以，也寫了一些批判時政，反映農民疾苦的詩，表現了他對現實的不滿和對人民的同情。“產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朱門仍奢侈，柴門轉窶貧”（《村行》），“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感事》），抨擊了官府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反映出階級矛盾日趨激化的現實。他在《哀老婦》詩中，寫一個有兒有孫的老婦人還要改嫁。什麼原因呢“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都不是，而是因為“徭役及下户，財盡無所輸”。這是一種多麼悽慘的景象啊！

李覯深知軍隊、戰爭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故對軍隊的建設十分重視，並有具體而精闢的見解，於中可見其救世之意。

李覯力主重兵、強兵、武備，但並非主張窮兵黷武、擴張軍備、耗盡民財，而是提倡建立仁義之師，用兵旨在安良禁暴，進而提出“本末相權”的治軍用兵策略。我們知道，戰爭是敵我交戰雙方的活力、實力對抗、較量，是智力、勇力競賽、鬥爭。由於戰爭所獨具的特殊性，所以交戰雙方常常以詐用兵，製造假象，欺騙敵人，誘敵上當，詭詐取勝。中國曆代的典籍，兵書戰策，都對“兵以詐立”，“兵不厭詐”，“兵者詭道”的用兵之策，作了論述。對於“兵者詭道”的論述，以《孫子》為最詳、最精、最確，被歷代兵家奉為取勝之要道，用兵之要謀，制敵之良策。

李覯認為，一個國家要想鞏固疆士，保護國民，康阜百姓，就必須具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他由其“本末相權，，的思想出發，提出了“明本治軍”，“富國強兵，，之策。李覯指出，軍隊建設是“國之大事”，這是人入共知之事。然而人們並不一定真正瞭解、認識兵的實質、職能、作用。所以李覯説：“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見其末者曰：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傷，四海冤叫，湯、武之為臣，不得以其斧鉞私於桀、紂。”①李覯在對上述兩種思想主張作了分析之後，肯定見其末者不可取，明其本者亦有所失，故應當本末兼顧，以本為先，先修其本。後行其末，不可遺末。李覯的“強兵之策”，“用兵之法”是“必修諸內而後行諸外。”②具體辦法則是“屯田之法”、“鄉軍之法”，即“兵農合一”之策。

在李覯的軍事思想體系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重視富國強兵、民心向背、武器裝備的同時，尤其重視軍隊自身的建設，而軍隊建設中的人與物相比較，他更重視人的作用，故他反覆強調精兵擇將的津軍思想，且語洋論精，頗具光彩。李覯認為，要使國強。兵興，就必須選擇良將，挑選精兵，這是國之所以為國，兵之所以為兵的關鍵。他説：國之所以為國，能擇將也；將之所以為將，能養士也。人莫不愛身，而以身當矢石；莫不愛死，而以死衞社稷者，厚無所往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懼死”。為國要在擇將，為將要在愛兵。人沒有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如果良將愛士卒，就可以做到以身體當矢石；人莫有不考慮自己的生死，如果良將愛士卒，就可以做到以死來保衞國家，將領愛十養卒，愛兵如子，視兵如嬰，就可以使將、兵共奔於疆場，為保衞國家而置生死於度外。只有認真選擇良將、精兵，做到將賢、兵勇，方可以在戰爭中，以一當十，戰無不勝，這才是強國、強兵。因此，將在賢不可庸，兵在勇不在多。 ^[3] 

“《潛書》《廣潛書》《禮論》《周禮致太平論》《慶曆民言》以及《富國》《安民》《強兵》等策，反映了他的政治、經濟、法制、軍事等主張，《易論》和《明堂定易圖序》（《李覯集》前言）”

騷客詩云：“惟昔有鴻儒，其甫曰泰伯。語言妙天下，酌古漱瓊液。上排周孔大，下接蘇黃席。雄辭奮經術，異端拒老釋。構亭集生徒，此焉寄朝夕。平蕪瀰漫青，溪水迥環赤。風月留光霽，溪山表明德。我行購遺蹤，世遠不可稽。我誦明堂書，山亭水悠悠”。

明代邑人王材亦賦詩云“獨抱遺經草滿庭，竹風梧月對南屏。桃花流水年年在，誰向寒溪面客星？”

李覯一生著述宏富，生前自編《退居類稿》12卷，《皇祐續稿》8卷。其門生鄧潤甫為其輯有《後集》6卷。現存有《直講李先生文集》（又稱《盱江先生全集》）三十七卷，另有《外集》三卷附後。1981年，中華書局整理、校點出版了《李覯集》，全集共37萬字，其中《禮論》、《周禮致太平論》和《慶曆民言》等是其思想和學術的代表作。

李覯幼年就聰明過人，七歲會寫文章 ，九歲能吟詩作對，從小便由父親帶來麻姑山居往。

麻姑山上有座仙壇大廟，廟裏住着兩個和尚，一老一少。那少和尚年近三十，極不守佛法，愛色貪財，好吃妄為，百姓皆罵他為“惡僧”。這惡僧平時只懼怕兩個人：“一是廟內老和尚，因是師傅；二是鄉紳駱司公，因是他堂叔。

這年七月七日，是山上朝廟大典，鄉里士紳，地方官員，都上山朝廟。時年九歲的李覯，同着幾個兒童 ，也來趕熱鬧。他們清早就來到廟門口，正欲進內，卻被惡僧攔阻，喝令他們出去。李覯帶一夥兒童躲到樹林裏，只見惡僧將偷來的酒肉裝入一竹籃裏面，慌慌張張出廟朝山下走去。李覯等人在後面暗暗跟蹤。到了龍門橋邊，忽見惡僧與一來人躬身施禮，李覯一看，正是惡僧的堂叔駱司公。只聽絡司公問道：“一早下山何往？”惡僧答道：“眼下正是青黃不接，師傅叫我下山買點東西。”駱司公見他神色慌張，揭開他的籃子一看，見裝的正是酒和肉，便勃然大怒，罵道：“畜生放肆！”隨即喝令惡僧將酒肉送回廟中。李覯等幾個兒童見惡僧一副狼狽相，高興地躺在山坡上大聲唱道：“和尚不怕醜，受戒又還俗，落髮不守法，喝酒又吃肉。”惡僧聽了，又氣又恨，不斷向山坡扔石頭，罵聲：“笞箕鬼！”快步鑽進了山廟。

早飯後，朝廟人絡繹不絕，廟內紅男綠女，熱鬧異常。李覯帶幾個兒童，進入大廟，又遇上惡僧。惡僧手持木棍追打李覯。李覯往人羣中一鑽，潛入禪堂右側一個小小的空房。他輕輕地關好房門，只見房內有一張不方桌，上面放着一隻小杯，旁邊兩把小木椅，南北兩邊牆上，各掛一個小葫蘆。他取下葫蘆，揭開一聞，酒香撲鼻；倒在杯中，但見酒色鮮紅，一嘗，甜蜜可口。他又揭開那邊的小葫蘆，一聞，酒氣濃烈，倒在杯內，則是白色。紅白兩色在杯內呈現水紅色。香味更是甜蜜。李覯知是敬神用的酒，正欲喝下去，忽然門被推開了，李覯來不及掛起葫蘆即被來人扭住，一看，原來是惡僧。惡僧見李覯偷酒喝，覺得抓到了把柄，於是，將李覯扭到大廳見老和尚，説他偷吃了神酒，要老和尚重罰。老和尚素愛兒童，聽説李覯年幼能吟作對，早想面試於他，今日正是個機會。此時，適逢駱司公也在座，就對駱司公説：“聽説此兒頗有才幹，今日卻如此無禮，應作何處置？”駱司公説？：“我自有道理。”隨即叫李覯近前，説道：“我今天出一上聯，你若能對出下聯，就放你回去，否則，按佛規笞罰。”李覯答道：“願從尊便。”駱司公隨即出上聯曰：

“紅白相滲，入室嚐遍南北。”

李覯惱恨惡僧，心想，有來應有往，你嘲弄我，我也嘲弄你。正好藉此出出惡僧的醜，於是對出下聯曰：“青黃不接，下山買東西。”

老和尚聽了，連聲叫好，拍案稱奇。駱司公聽畢，猛想起小和尚清早提竹藍下山的醜事，便一一告知了長老。老和尚勃然大怒，喝令眾人把惡僧按倒在地，痛打四十棍。

此後，老和尚常在名門主客面前，誇讚李覯，惡僧再也不敢欺侮兒童了。

北宋著名詞人晏殊和李覯是很好的朋友，晏殊每次來建昌（江西南城）李覯都要陪他遊覽麻姑山，並共同論詩賦文，寫詞作對。

有一次，二人觀賞麻姑山的“玉練雙飛”，在回來的路上經過餘家沅，忽聞咿咿啞啞的車水聲。此時，正是三夏盛暑，二人手持摺扇，信步來至車水處，晏殊忽然詞興大作，高聲吟道：“車兒車水水隨車，車停水止”李覯聽了稱讚道：“人謂臨川多才子，而同叔當居其首，今公見水吟車，可謂臨川古風矣”。晏殊笑道：“直講先生久居仙山，山高風爽必喜吟風，願先生以風對”。覯公沉思片刻，見晏殊揮扇以待，頓時思路大開，手搖摺扇大聲誦道：“扇子扇風風出扇，扇動風生”晏殊聽罷，連聲稱：“妙對妙對。”二人拍手大笑，車水農夫在旁聆聽多時，也跟着讚道：“對得好，對得好。

慶曆年間，李覯常在江西南城十賢堂講課，聽講者有太學生百餘人，其中有唐宋八大家之一、號稱“南豐先生”的曾鞏。

有一次，李覯應邀赴豫章春遊，隨行學生十餘人。從建昌東門出發，經撫河至贛江。時值暮春三月，逆風順水，船家扯下帆篷，裝上漿櫓，搖櫓前進。艙內李覯居中而坐，門生並列左右，曾鞏坐於右側最後一個位子上。李覯對眾生説：“此去豫章尚遠，行舟寂寞，何不以行船為題，對一對聯，用來消遣。”諸生同聲説道：“請先生擬上聯，我等對下聯。”李覯點頭沉思，艙中頓時沉靜下來，唯有吱啞吱啞的櫓聲。李覯手指船櫓，高聲説誦道：“兩櫓並搖，好似雙刀分綠水”

諸生從左至右，依次對下聯。李覯撫髯靜聽，有時輕輕點頭，有時又評論修改一番。看他的神氣，似乎對所有下聯，均不滿意。最後，只剩下曾鞏一人，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只見曾鞏不慌不忙，站起來躬身向先生施了一禮，高聲對道：“孤桅獨立，猶如一筆掃青天！”

李覯聽罷，不禁連聲叫好：“此聯氣魄雄偉，思路開闊，對仗準確，實為難得之妙聯。”諸生齊拱手向曾鞏祝賀。正在搖櫓的船家，也來湊熱鬧：“真是名師門下有高徒啊！”

明成化元年(1465年)，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

成化八年，特旨準左贊狀重修李覯墓。

風月亭位於黎川城南篁竹境內，此亭，南北通向，長6米，寬5米，高5米，兩端門額均嵌有“赤溪風月亭”五個石刻大字，一門聯曰“才過懷泉鳥語花香猶在耳，方臨赤溪新亭古驛又宜人”。亭內青磚為瓦，卵石鋪地，東西兩側為後來修砌的水泥涼座，供路人歇腳之用，其東牆內嵌一石碑，上書“奉憲敕碑”。碑文依稀可辨。據其內容推斷，此亭乃清朝道光6年重建，後因年久失修，今已破舊。據《新城（今黎川）縣誌》記載，風月亭“在城南五里赤溪，宋儒李覯（1009-1059）讀書之所。其自言曰‘朝朝風掃地，夜夜月為燈’。故以名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覯的哲學思想被列為重要研究項目。

李覯是建昌府郡人仰崇的先師，宋紹興年間，南城建十賢樓、四賢堂，李覯與陳彭年等共祀。歷代郡學大成殿都繪有李覯畫像，以其為風範，激勵後人。南城、黎川、資溪均有李泰伯祠堂。現存資溪嵩市鎮三口村的李氏家廟乃清代李氏後裔所建，懸有“理學開宗”的巨幅匾額。 ^[1] 

2009年6月，江西省撫州市資溪縣成立了紀念李覯誕辰1000週年活動領導小組，興建泰伯公園和李覯紀念博物館。與此同時，聯絡國內知名專家學者，徵集學術論文，開展學術交流。8月，有關人員在資溪縣高田鄉龍蔭村發現全套雍正版的《李泰伯文集》，之後又發現了“理學開宗”等珍貴匾題和李氏家廟。11月29日，紀念李覯誕辰1000週年慶典活動在江西省撫州市資溪縣泰伯公園廣場舉行。江西省文聯主席劉華，撫州市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黃曉波，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小梅出席併為泰伯公園李覯雕像揭彩和泰伯樓奠基。國內外專家學者、省內及中央駐贛10餘家媒體和社會各界人士1000餘人參加了慶典活動。 ^[8] 

《宋史》卷四三二有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