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除“緒論及全書設計”外，《國富論》分為上下兩卷，共五篇三十二章。在“緒論及全書設計”裏，斯密明確指出，所謂國民財富，就是指供給國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第一篇為“論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並論勞動生產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斯密認為增加財富的具體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加強勞動分工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二是增加資本積累，從而增加從事生產的勞動者人數。從這些觀點出發，該書首先説明分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加國民財富，進而論述分工的原因。斯密認為交換是分工的起因，於是就接着分析了交換，認為人類天生就有互通有無的傾向；同時斯密還考察了交換和分工的相互關係。因為要實現交換，必須得藉助貨幣這個媒介才能順利實現，所以接着便論述了貨幣的起源和功能，由於商品和貨幣之間的交換又引起了價格和價值的問題，於是接下來就闡述了衡量價值的尺度和價格的構成及變動。因為斯密堅持認為工資、利潤、地租是價格的三個組成部分，所以隨後他便研究了工資、利潤、地租的性質及其變動規律。

第二篇為“論資本的性質及其儲蓄和用途”，主要研究了資本的性質、構成、積累和用途。在這一篇中，最先明確地説明了資本的構成可分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區分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論述了資本的各種形態，即借貸資本、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之間的區分。前兩篇基本上包括了斯密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所有內容。

第三篇為“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階段”，從經濟史的角度，對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發展的原因作了分析，主要考察了羅馬帝國崩潰到18世紀後期的經濟發展史，研究了國家的經濟政策對財富生產發展的作用。從歷史角度出發，論證了只有採用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才會有利於分工和國民財富的發展。

第四篇為“論政治經濟學體系”，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出發，對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作了分析、比較和批判。考察了不正確的政策主張和學説怎樣妨礙國民財富的增長，實際上進一步論證了採取自由放任政策的必要性。

第五篇為“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研究的是國家財政收支對國民財富發展的影響。斯密強調了必須採取合理的財政制度，使國家的收入大於支出，促使資本的積累，才能增加國民財富。 ^[2] 

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奠基人，被後人稱為“現代經濟學之父”和“自由企業的守護神”。1737年十四歲的斯密考入了格拉斯哥大學，攻讀數學和自然哲學。1740年因成績優異他被保送牛津大學繼續深造。1751年，斯密擔任格拉斯哥大學教授，講授邏輯學和道德哲學。1759年他出版了著名的《道德情操論》，獲得了學術界高度評價。1776年，斯密經過多年研究總結的《國富論》出版。 ^[9] 

序論及全書設計

第一篇 論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並論勞動生產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

第一章 論分工

第二章 論分工的原由

第三章 論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

第四章 論貨幣的起源及其效用

第五章 論商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或其勞動價格與貨幣價格

第六章 論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

第七章 論商品的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

第八章 論勞動工資

第九章 論資本利潤

第十章 論工資與利潤隨勞動與資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第一節 起因於職業本身性質的不均等

第二節 起因於歐洲政策的不均等

第十一章 論地租

第一節 論總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產物

第二節 論有時提供有時不提供地租的土地生產物

第三節 論總能提供地租的生產物與有時提供有時不提供地租的生產物這二者價值比例的變動

順便談談前四世紀銀價的變動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金銀價值比例的變動

懷疑銀價仍在繼續跌落的根據

社會進步對三種原生產物的不同影響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關於銀價變動的結論

改良的進展對於製造品真實價格的影響

本章的結論

第二篇 論資財的性質及其蓄積和用途

序論

第一章 論資財的劃分

第二章 論作為社會總資財的一部門或作為維持國民資本的費用的貨幣

第三章 論資本積累並論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

第四章 論貸出取息的資財

第五章 論資本的各種用途

第三篇 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

第一章 論財富的自然的發展

第二章 論羅馬帝國崩潰後農業在歐洲舊狀態下所受到的阻抑

第三章 論羅馬帝國崩潰後都市的勃興與進步

第四章 都市商業對農村改良的貢獻

第四篇 論政治經濟學體系

序論

第一章 商業主義或重商義的原理

第二章 論限制從外國輸入國內能生產的貨物

第三章 論對其貿易的差額被認為不利於我國的那些國家的各種貨物的輸入所加的異常限制

第一節 限使根據重商義的原則，這種限制也不合理順便談談儲金銀行，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儲金銀行

第二節 根據其他原則，這種異常的限制也不合理

第四章 論退税

第五章 論獎勵金

順便談談穀物貿易及穀物條例

附錄

第六章 論通商條約

第七章 論殖民地

第一節 論建立新殖民地的動機

第二節 論新殖民地繁榮的原因

第三節 美洲的發現，和經由好望角到東印度的通路的發現，對於歐洲有什麼利益

第八章 關於重商主義的結論

第九章 論重農主義即政治經濟學中把土地生產物看作各國收入及財富的唯一來源或主要來源的學説第一節 論國防費

第二節 論司法經貫

第三節 論公共工程和公共機關的費用

第一項 論便利社會商業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設施

便利一般商業的

便利特殊商業的

第二項 論青年教育設施的費用

第三項 論各種年齡人民的教育經費

第四節 論維持君主尊嚴的費用

本章的結論

第二章 論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

第一節 特別屬於君主或國家的收入源泉

第二節 論賦税

第一項 地租税即加在土地地租上的賦税

不與地租成比例而與土地生產物成比例的賦税

房租税

第二項 利潤税即加在資本收入上的賦税

特定營業利潤税

第一項和第二項的附錄加在土地、房屋、資財上

的資本價值的税

第三項 勞動工資税

第四項 原打算無區別地加在各種收入上的税

人頭税

消費品税

第三章 論公債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到斯密的時代，英國在資本主義世界已經遙遙領先。《國富論》的寫作，正值工業革命的前夜。當時英國產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還受着殘餘的封建主義和流行一時的重商主義的限制政策的束縛。時代迫切要求一個新的經濟學説體系的誕生。 ^[3] 

在格拉斯哥大學教書時，斯密除了關注道德問題外，還經常去格拉斯哥工業區實地考察那裏的經濟生活，漸漸地將自己的學術重心研究轉移到經濟方面。同時，他還參加了格拉斯哥地區的政治經濟學俱樂部。在這一系列活動中，斯密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經濟學思想。

1764年斯密辭去道格拉斯大學教授職務，改任青年公爵貝克萊得私人教師，陪同他到歐洲大陸旅行。在巴黎，他結識了法國啓蒙學派代表人物伏爾泰、重農學派主要代表人物魁奈和杜爾閣等名流，在交往中他受益匪淺。

1767年斯密返鄉後閉門著書。1773年他帶着自己的著作到倫敦準備出版。可到了倫敦後斯密發現，在他隱居的這幾年又出了許多新的資料，他又用了整整三年時間對這本書進行了增補和修訂，終於在1776年出版了《國富論》。 ^[4]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明確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標，即政治經濟學到底是幹什麼的。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研究目標是“富國”和“裕民”。其中，“裕民”是第一位的，沒有民眾的富裕，“國富”就成了無源之水。而無論是富國還是裕民，皆有賴於國民財富的增加，即首先是把蛋糕做大。要想實現國民財富的增加，就必須解決如下互有聯繫的兩個問題，即什麼是國民財富以及如何才能增加國民財富。前者涉及的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問題，後者涉及的是國民財富增進的原因。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標是富國裕民，那麼如何才能增進一個國家的國民財富？斯密認為，國民財富的增加主要有兩條途徑和一個保障：途徑之一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它主要依賴於分工的深化和市場交換過程的順暢；二是增加勞動者人數，而這又依賴於資本積累和適當的資本運用。在這個過程中，堅持經濟自由、充分發揮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取消政府的不適當干預、讓經濟活動依其天然秩序運行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斯密認為，分工通過提高勞動者技能、促進技術進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並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和民眾的普遍富裕，這是市場經濟不同於自給自足的傳統自然經濟的重要特徵。

有了分工，就會涉及交換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必須通過平等自願互惠的市場交易，才可以獲得各種各樣的生活必需品。在斯密看來，只有以利己心為基礎、以平等的交換行為為基礎的表現形式的市場交換，才是能夠保持持久的常態。

政府幹預和管制的主張在重商主義達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斯密以七章的篇幅對重商主義的學説和各種干預措施加以鞭。在抨擊重商主義的過程中，斯密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的觀點。斯密認為，重商主義就其性質與實質來説，是一種限制與管理的學説，是實現國民財富增進的最大阻礙。矯正和克服這種弊端的出路，在於實現真正的自由放任，確立“最明白最單純的自然自由制度”。

對於自然自由制度的後果，斯密持有十分樂觀的態度。在斯密看來，在自然自由的制度下，每一個人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在這個過程中，受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自然自由制度和經濟自由主義，是令“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效力的重要保障。

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同時，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尤其是工資和利潤的關係問題。斯密認為，適度提供工資水平利大於弊。勞動工資的提供是由於對勞動需求的增加，而對勞動需求的增加又源於一國國民財富的增進和資本的增進。因此，工資水平與國民財富的發展水平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説，提高工資不僅同富國有內在的一致性，而且是裕民的應有之意。 ^[5] 

美國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國富論》不僅是最為成功的經濟學著作，而且或許是除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外迄今出版的最為成功的科學著作。

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海爾布倫納：讀《國富論》在某些方面就像讀莎士比亞的著作一樣，因為我們會發現，我們有多少共同的習慣用語來源於《國富論》，我們有多少基本短語來源於斯密的光輝的見解。亞當 斯密不只是第一個真正有哲學修養和能力的經濟學家，對於他，我們怎樣感謝也不過分。 ^[5] 

英國曆史學家巴克勒：從最終效果來看，《國富論》也許是迄今最重要的書，這本書對人類幸福做出的貢獻，超過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的貢獻的總和。 ^[6] 

英國經濟史學家特倫斯·哈奇森：斯密的《國富論》標誌着經濟思想史上的一個新紀元或者説一場革命。 ^[7] 

《國富論》於1776年首次出版，之後斯密曾多次修訂再版該書，1778年、1784年、1786年和1789年分別出版《國富論》第二、三、四、五版，該書曾被譯為多國語言。中譯本《國富論》最早由嚴復在1902年以《願富》書名翻譯出版，現通行的是郭大力、王亞南於1931年重譯、1965年校改的版本，該版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