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門灣事件

1895年，清朝在甲午中日戰爭中被日本打敗，簽訂《馬關條約》，隨後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德國、俄國、法國、英國等列強相繼在中國強佔“租借地”，劃分“勢力範圍”，而勢力較弱的意大利看到列強瓜分中國、清政府軟弱可欺，亦緊步後塵，欲在中國分一杯羹。在魯迪尼（AIltonio di Rudini）第二屆內閣時期（1896年—1898年），意大利王國就曾“有意向中國試探，也要求得到一塊租界地作為海軍基地，看是否有這種可能性。這件事受到意大利駐北京的代辦薩爾瓦葛侯爵（佩盧（Pelloux）政府時期（1898—1900年），再一次提出在中國的租借地問題，經過反覆討論，最後將“地點選定在浙江省的三門灣”。 ^[1] 

意大利慾染指三門灣，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三門灣的軍事價值和經濟價值。三門灣位於浙江省東部三門縣沿海，南北長約40公里，東西寬約60公里，海陸方圓約2400平方公里。東連貓頭洋，南西北三面羣山環抱，形如匏瓜。有三門山、庵山、狗山三山矗立海中，形成航道三條，“三門灣”因此得名。三門灣形勢險要，歷史上曾有“海上三門似赫龕，四時潮訊老漁諳；平沙兩岸護良港，鎖鑰波灣鎮海南”之譽。灣口海域開闊，水深一般5—10米，萬噸巨輪可直駛灣中。三門灣優越的港灣條件和豐富的資源，使其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因此意大利對其垂涎三尺，要求租借三門灣用作其海軍基地。 ^[2] 

其次，意大利政府此舉亦有轉嫁國內危機的意圖。1871年意大利統一以後，發展資本主義，完成工業革命，但其工業發展速度較歐洲先進國家卻落後得多，特別是以農業為主的南部越來越明顯地落後於較先進的北方地區。1887年，意大利遭遇了工業危機，並同農業危機交織在一起，1893年到1894年國內危機達到了頂點。經濟危機使階級矛盾趨於尖鋭，而階級矛盾的尖鋭又是促使政府走上殖民掠奪道路的因素之一。1885年，意大利在非洲建立了第一個殖民地厄立特里亞，三年後又宣稱索馬里的一部分歸其保護。189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亞，不料卻在阿杜瓦戰役中一敗塗地，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內閣因此倒台，意大利對非洲的野心也被迫有所收斂。1898年春，意大利米蘭爆發革命，統治階級便急欲通過殖民擴張轉嫁危機，只不過這次的目標是中國。 ^[2] 

第三，將中國作為意大利往東方殖民擴張的窗口，1865年意大利開始與中國締約通商，在對華侵略的列強中是個後到者。19世紀末，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意大利援德俄英法日強租中國領土之先例，如法炮製，企圖乘機搶佔一席之地，為其在東方的殖民擴張打開一個缺口。意大利強租三門灣，除了政治軍事因素外，還有經濟上的考慮。浙江是絲綢之鄉，蠶桑技術在中國首屈一指。而意大利的工業也以絲織為主，尤其米蘭是其絲織業的中心。意大利若能以三門灣為據點，一方面可以學到先進的蠶絲技術，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其今後的商業擴張打下基礎。 ^[2]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2月，意大利駐華公使馬迪訥（Renato de Martino）奉外交部部長卡瓦內羅（Callevaro）之命，向清政府總理衙門遞交照會，正式要求租借三門灣為其海軍基地。馬迪訥態度傲慢，聲稱此舉是奉意廷之命。並聲稱意大利是歐洲六大國之一，中國既然已經許權利於五國，也應以同等的權利許於意大利。因此意大利提出租借三門灣以及入灣處的三個小島，面積與德國在山東租借的膠州一樣大，其權限利益也參照旅順、大連灣辦理。同時要求準其修築一條從三門灣通往鄱陽湖的鐵路，浙江省南部三分之二均為其勢力範圍，並聲稱浙江全省不得租賃給其它國家。 ^[2] 

清政府早就清楚意大利在列強中實力最弱。 ^[3]  而當意大利遞交租借三門灣要求時，總理衙門因事先已得法國通氣，早有準備，不但沒有應允，甚至連照會都沒拆看，原封不動就退回給馬迪訥了。馬迪訥為此勃然大怒，以為此舉有違外交慣例，有損意使顏面，是開罪於意大利。英、德兩國也出面居中調解，清政府遂一面將照會索回拆閲，一面電令駐英公使向意大利外交部道歉。 ^[2] 

馬迪訥認為清政府素來軟弱可欺，一經恫嚇，定會屈從。因此玩起“炮艦外交”，派三艘軍艦駛入三門灣獅子口海面遊弋，進行勘測和示威活動。總理衙門聞訊後，對意大利的侵略行徑表示抗議，再次嚴辭拒絕了其無理要求。意大利政府自恃有武力為後盾，態度強硬，給馬迪訥發來電報，指令他向清政府遞交最後通牒，限令四日內答應其租借要求並遵照執行，否則其艦隊將攻取三門灣。但電報發出以後，國內民眾羣起反對，政局因此動盪不安。意大利鑑於事實上並未作好戰爭準備，而且考慮到一旦開戰不一定能得到列強的支持，反而會開罪列強，引來列強幹預，故以索租一事尚需斟酌，又立即給馬迪訥發來電報，要求他暫停最後通牒，一切從長計議。不想兩份電報到達時間上出現了差錯，要求暫緩行事的電報先到，而要求遞交最後通牒的電報後到。馬迪訥是個花花公子，根本無暇細看，就想當然地在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3月10日把晚到的最後通牒遞交給清政府。不料清政府在接到最後通牒後並未屈服，反而再次嚴辭拒絕。意大利政府聞知馬迪訥違背政府旨意，擅自遞交最後通牒，非常驚駭，立刻致電馬迪訥，令其按照使館章程具牘總理衙門，聲明意大利並無強索之意，收回最後通牒。同時趕緊向列強解釋，以求諒解，並於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3月12日將馬迪訥電召回國以備詰問，意大利強租三門灣風波告一段落。 ^[2]  意大利發出最後通牒又撤回亦成為歐洲媒體的笑料。 ^[3] 

意大利試圖強行租借三門灣的嘗試失敗以後，意大利國會在1899年5月1日和2日的會議上討論了這個問題。政府的行動受到了嚴厲的批評，首相佩盧在5月14日改組了政府，撤換了外交部長卡瓦內羅，重新起用了前部長韋諾斯塔。 ^[4]  意大利政府被迫於5月底發表聲明，聲稱“無意在中國推行侵略政策，而只是要推行一種商業擴張的政策”。但此後意大利覬覦三門灣和謀奪在華權益的野心不死，仍決意繼續索取三門灣，即使不以力取，亦必請求各國公使勸説中國相讓。於是，將其駐華兵艦增加到六艘，以保護使館的名義派兵進駐北京，同時又常有滿載煤炭的兵艦出沒於三門灣附近海面。意大利新外相韋諾斯塔宣稱，若中國不予三門灣，則需別闢一地予意大利，同時保證以後不將三門灣租與他國。後來又提出修築從三門灣到杭州的鐵路，準其在寧波鎮海辦礦務等要求，以達到變相佔據三門灣和控制浙江全省利權的目的。 ^[2] 

清政府面對意大利的租借要求，一反常態，認為既然“釁自彼開”，則“與其動輒忍讓，不如力與爭執” ^[5]  ，甚至不惜與之一戰。這種強硬態度在過去清政府與列強的交涉中是不曾有過的，特別是甲午戰敗以後。究其原因，首先是清廷瞭解意大利的底細，因此有必勝的信心，認為“一意大利不足慮也”。 ^[6]  同時，也有防止列強進一步瓜分的目的。此外，意大利突然提出租借三門灣的要求“使世人為之一驚” ^[7]  ，中國朝野強烈反對，輿論壓力也使清廷不敢退讓。《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記載“在五月間，在兩廣和閩浙總督統轄區以內的五個省份的總督和巡撫奉命‘因意大利和德國的恫嚇態度，應整軍備戰’，浙江省當局則奉命採取積極步驟以保衞三門灣；在六月間又頒下一道諭旨，命令南洋大臣劉坤一在他的轄區內用武力抵抗任何歐洲國家的武裝部隊的登岸。” ^[8] 

清政府採取的具體對策如下：首先命令各省督撫不得存媾和之心。“萬一強敵憑陵，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必須同心協力，不分畛域，督飭將士，殺敵致果”。 ^[9]  其次，命令沿海各軍嚴加防範，相互援應。命令浙江巡撫劉樹堂“妥籌調度”、“密飭制敵”，並要劉樹堂密電閩浙總督許應騤“一體遵照” ^[5]  ，必要時可分別商請閩浙總督和兩江總督增撥軍隊和給養。再次，授各省督撫以“便宜行事之權”，並命令劉樹堂，如果意軍竟敢登陸強佔，“即當奮力合擊，毋得觀望遊移”。 ^[5]  此外，在甲午戰爭遭重創的清朝海軍也重新出動，1899年10月，清政府命令北洋水軍統領葉祖珪率艦南下，如果意大利艦隊入侵，立即予以痛擊。水師上下士氣高昂，主力巡洋艦海天號管帶劉冠雄表示：“義（意）人遠涉重洋，主客異勢，勞逸殊形，況我有海天、海容、海籌、海琛等艦，尚堪一戰。” ^[3] 

浙江是三門灣事件的要衝之地，巡撫劉樹堂奉旨後，增兵佈防，嚴陣以待。集重兵駐守“寧台一帶三門灣等處各要隘”，以及“敍浦、乍浦沿海各海岸” ^[10]  ；命令部下對海岸進行測量，凡水深可以停泊兵船的地方，在岸邊一律“增築土堤”、“多掘地營”、“廣設疑台”；組織民團為“應敵之接濟”，嚴查保甲以“杜奸宄之潛蹤”。 ^[10]  劉樹堂還制定了切實可行的誘敵深入、制敵於陸的應敵策略。在三門灣遊弋的意大利軍艦見清朝防備嚴密，自然不敢輕舉妄動。

意大利慾強佔三門灣遭到了列強的反對。在19世紀末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列強之間既有妥協又有牽制。當時，意大利表面上與德奧結盟，但其與奧匈帝國在阿爾卑斯山區和巴爾幹地區矛盾重重，因此在遠東不可能得到德奧的真正支持；同時，意大利和法國在北非的野心發生衝突，因此其在遠東的擴張計劃遭到法國的反對，法國甚至把意大利打算佔領中國港口的情報送給清政府。俄國在遠東的立場和盟友法國保持協調。英國最開始是默認意大利的租借行動，其駐華公使竇訥樂還暗中相助；但英國又申明，對意大利只限於外交上的支持，並以避免使用武力為保證。這是因為此時意大利尚不具有可與英國交換之權益，而一旦開戰，則可能損及英國的既得利益。所以當意大利遞交最後通牒時英國態度曖昧，並未支持。美國在探明英國態度之後，也不支持意大利。日本出於將來獨霸中國的野心，不可能希望歐洲國家佔領港灣。 ^{[2]  [3]}  在列強的壓力下，意大利在租借三門灣的問題上不得不妥協。

1899年5月，意大利新任駐華公使薩爾瓦葛帶了4艘軍艦同行，到達上海，企圖讓清軍不戰而退，卻又不敢真的開戰。一個月後，他只得來到北京談判，卻在談判中把表示歐洲大國關係的“歐洲協調”一詞（Concert of Europe）翻譯成“歐洲劇場”，稱“意大利是歐洲劇場的重要成員”。然而，由於意大利軍艦看見清朝在三門灣及東南沿海增兵佈防、嚴陣以待，意大利海軍當局又表示無力戰勝中國，還將主力巡洋艦“馬可·波羅”號撤出中國，意大利外交部遂嚴令薩爾瓦葛放棄任何武力行動。薩爾瓦葛被迫把要求降低到在中國沿海獲得一個加煤站，但此時慈禧太后已看穿了意大利的實力，在宮廷會議上表示，一把黃土都不給意大利人。意大利在租借問題上無力迴天，不得不在1899年10月放棄了對中國沿海的任何要求。 ^[3]  至此清朝成功粉碎了意大利的侵略野心，捍衞了中國領土與主權，在三門灣事件中取得勝利。 ^[11] 

三門灣事件最終以意大利租借陰謀受挫、清朝取得外交勝利告終。清政府在這場鬥爭中的勝利，打消了荷蘭等二流列強想趁火打劫參與瓜分中國的念頭，此後中國再也沒有被迫“租借”領土，這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在反抗意大利割佔三門灣的鬥爭中，清政府對敵人的實力和國際環境有比較準確的判斷，又認真備戰，這是成功的主因。 ^[3]  對意大利國內而言，對外連連敗北，加劇其國內矛盾，促使其政府倒台。 ^[2] 

另一方面，清政府因為三門灣事件的外交勝利，在內部“掀起了得意的情緒”，大肆宣揚“可以用武力來對付武力”的觀點 ^[8]  ，助長了頑固派勢力。這種盲目排外、驕傲輕敵的態度亦間接造成了不久之後清廷在庚子事變中的慘敗。

三門灣事件雖為意大利侵略中國，但在客觀上也拉近了中意關係。自此之後，中國人對意大利的關注日益增多，尤其是對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非常推崇。此後一大批介紹意大利政治、經濟、歷史、人物及風情習俗等方面的論著紛紛出版發行，如梁啓超的《意大利建國三雄傳》、康有為的《意大利遊記》、李金髮的《意大利及其藝術概要》、廣智書局編譯的《意將軍加里波的傳》等等，這也是三門灣事件對中意關係所產生的影響。

梁啓超：“請更言世界，《請議報》時代世界之大事，除北京聯軍外，有最大者三端：一曰美國與菲律賓之戰，二曰英國與波亞之戰，三曰俄皇開萬國和平會。其次大者五端：一曰日本政黨內閣之兩次失敗，二曰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三曰俄國學生之騷動，四曰美國大統領之被刺，五曰南亞美利加之亂美國之縣菲律賓也，是其伸權力於東方之第一著，而將來雄飛於二十世紀之根據地也。英國之蹙波亞也，殖民政略之結果也，其下種在數十年以前，而刈實在數十年以後。凡在英國勢力範圍之下者，不可不引為前車也。俄皇之倡和平會也，保歐洲之平和也，歐洲平和，然後可合力以逞志於歐洲以外也。

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也，為索三門灣不得也，索不得而政府遂不能安其位，意人之心未也日本政黨內閣之屢敗也，東方民政思想尚幼稚之徵驗也，非加完全之教育，養民族之公德，則文明之實未易期也。日本且然，我中國更安得不兢兢也。俄羅斯學生之騷動也，革命之先聲也。專制政體，未有能立於今世界者也，中國之君民，不可不自擇也。美國大統領之被刺與南美之爭亂也，由貧富兩級太相懸絕，而社會黨之人從而乘之也。此事將為二十世紀第一大事，而我中國人蒙其影響，將有甚重者；而現時在北美僑民，為工黨所排，在南美僑民，為亂黨所掠，猶其小焉者也。要之，二十世紀世界之大問題有三：一為處分中國之問題，二為擴張民權之問題，三為調和經濟革命。（因貧富不均所起之革命，日本人譯為經濟革命。 ）”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