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²，有悦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³，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⁴。悦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⁵；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⁶；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⁷。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⁹。季札聘於上國¹⁰，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¹¹。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¹²。士之生於是時， 得見《六經》者蓋無幾¹³，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¹⁴。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¹⁵，何哉？餘猶及見老儒先生¹⁶，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¹⁷，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¹⁸，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¹⁹，此又何也？

餘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²⁰。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²¹。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²²，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²³，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²⁴。將以遺來者²⁵，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餘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²⁶。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²⁷。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²⁸！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1-2] 

象牙、犀角、珍珠、美玉這些奇異珍貴的物品，雖然可以使人賞心悦目，卻不實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雖然具有實用價值，用過之後就會破損，取來就會用完。既能愉悦人的耳目又具有實用性；用過不會破損、取來不會用完；有賢能的人和無賢能的人都可以依憑各自的資質而各有所得；道德高尚的人和聰明睿智的人都能憑藉各自的天分而各有發現；資質天分不同但是隻要求取就不會沒有收穫的，大概只有書籍了吧。

自從聖人孔子開始，人們的學習都一定是從讀書開始的。在那個時代，只有東周王室的柱下史老聃稱得上擁有很多的書。韓宣子出訪魯國，才見到《周易》《象魏》和《魯春秋》。季札出訪地處中原的魯國，這才得以欣賞到風、雅、頌的演奏。而楚國僅有左史倚相，能讀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三皇五帝時的艱澀難懂的古書。出生在那個時代的讀書人，能夠讀到儒家六部經典之作的人大概沒有幾個，他們的學習條件可以説是非常的困難。然而他們都熟習禮制和音樂，在道德上具有深厚的修養，這些都不是後代的讀書人所能企及的。

自從秦漢以來，著書的人越來越多，紙張和文字筆畫一天天趨於簡便，因而書籍也隨之日趨豐富，讀書的人沒有哪一個沒有書的，然而學習、讀書的人卻越來越不認真，這是為什麼呢？我還趕得上見到那些老一輩的儒學先生，據説他們小時候，想要找《史記》《漢書》也找不到；有幸借到了，都要親自動手抄寫，日夜背誦，唯恐抄不完、背不熟就要歸還了。近年來書商間相互輾轉翻刻刊印書籍，諸子百家的書，每天都有千萬流傳於世。對於讀書人來説，當今的書是這樣地多又是這樣地容易得到，照理説他們的文章詞采和學術造詣，應當比古人好上許多倍。可是現在參加科舉考試的年輕士子，全都把書捆紮起來而不去閲讀，言談空洞無物；漫無根底，這又是為什麼呢？

我的好友李公擇，年輕時曾在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中的僧舍裏讀書。公擇離開以後，山中的人懷念他，便把他住過的地方命名為“李氏山房”。那裏的藏書共有九千多卷。公擇已經廣泛地涉獵了各類圖書，探討了它們的源流，採擷了其中的精華，並且仔細品嚐了其中的美味，化為已有，體現於文章中，表現在行動上，因而聞名於當世。可是那些書依然像它們本來的樣子，並沒有絲毫的損毀。公擇打算把這些書留傳給後來的人，供他們對書籍無限的需求，從而滿足他們的才智和天分所應當得到的知識。所以不把書藏在家裏，而是藏在他從前住過的僧舍中，這是品德高尚的人的苦心。

我已經衰老多病，對於社會沒有多大用處了，只希望能有幾年的閒暇，遍讀李君藏書中我還沒有見過的書。而廬山本來就是我希望遊覽而一直沒能去成的地方，大概我將終老於此了。我把公擇的藏書全都翻出來，拾取他剩餘棄置的東西來彌補自己的缺陷，也許會有所收益吧！而公擇要我寫篇文章作為他的廬山藏書記，於是才寫下了上面的一席話，讓後來的人得知以前的君子見到書的困難，而當今的讀書人有書卻不讀，是非常可惜的。 ^[2] 

《李氏山房藏書記》作於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時蘇軾擔任密州知州。李常是黃庭堅的舅父，與蘇軾交往甚密，他年輕時曾在廬山讀書，並把他的書全部藏在廬山寺廟裏，以供後生學習，這種有益於社會的無私品質使蘇軾很受感動。應李常之約，蘇軾寫下了這篇文章。 ^[2] 

這是一篇別緻的“勸學篇”。

文章開頭論述了書的寶貴价值，作者舉了兩類東西作陪襯，如“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使人見了喜歡、聽了悦耳的好處，但並沒有普遍使用的價值；金石草木絲麻等物品，有普遍的使用價值，但又有使用損耗和來源短缺的弊病。在這兩個陪襯下，作者才引出書籍的寶貴——有上面兩類東西的優點，而沒有它們的缺點，不論什麼人都能從中得到一些益處。運用這種對比方法，既生動又通俗，書的寶貴价值一下就顯示出來了。“書中自有黃金屋”，也是説書寶貴和讀書的好處，但含義庸俗，引人入邪。該文的對比方法，內涵健康，人人明白，富有新意。“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這句話起着承上啓下的作用，意思是説從孔子起，人們就很重視讀書。那時書很少，只有周朝王室的書很多，求書很難。作者從不同角度舉了例子，一是楚國很大，可是隻有左史官倚相能讀懂上古時代的書籍；二是達官貴族如韓宣子、季札，也是到了魯國才見到《易象》和《詩經》這類書；三是當時一般讀書人，能見到六經的也很少。這些都説明孔子時代求書很難，學習條件很差，但是那時候的讀書人卻學習得很好，“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作者採用博證法，有意增強可信程度，並非繁文縟節，另一個作用可以反襯古代讀書人的刻苦認真。“非後世君子所及”，既總結上文，又引出下文後世讀書人存在的問題。

第二段採用詳略結合的方法，先概述自秦漢以來，書逐漸多了，求書不那麼難了，但學者卻“益以苟簡”，學習態度越來越不那麼認真了。這是從歷史的角度作簡要的敍述，再從親身見聞方面加以證明。蘇軾先從自己聽見過老儒先生講起，“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是指求書難；“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是敍述學習刻苦。再寫所見，眼見現在書越來越多，求書極其容易，可是“後生科舉之士”卻“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歷史角度從簡，所見所聞從詳，重點是落在批評後生科舉之士不愛讀書的壞習氣上。文章前面用“何哉”，後面又用“此又何也”，兩相呼應，都是責問不重視讀書是什麼緣故，表示兩重嘆息。一問再問，問而不答，留給讀者去想，寓勸於問，意味深長。

涓涓流水歸大海，作者前面寫的鋪墊，目的還是在於寫李君山房藏書的意義。“餘友公擇”是交待人物，説明李氏與作者自己的關係。“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交待讀書和藏書的時間和地點，這是寫記的基本要素。“山中之人思之”，是寫李君的為人深受山人尊敬。“藏書凡九千餘卷”，是説明藏書的數量。“公擇既已涉其流”至“以聞於當世矣”這段反映李君讀書認真、受益頗深，品行受人尊敬。“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之僧舍”説明李君藏書的與眾不同，目的為了“將以遺來者”，它運用重複的修辭手段，有意加以提及。“此仁者之心也”，到此，文章着重頌揚了李君藏書的善舉和無私的品質。最後，作者表示要抓緊時間好好閲讀李君藏書，以資自補的願望。同時趁寫記的機會，規勸來者和今之學者要愛惜書的寶貴，改變有書不讀的毛病。既與前面論述相呼應，又完成了作記勸學的目的。

全文主要採用了議論與敍述相結合的寫法，先議後敍，把書的寶貴、求書之難、學者日趨不重視讀書的道理和現象寫透，再寫李君藏書的意義。文章內容層層鋪墊、前後呼應，在議論中運用了對比、陪襯、博證等手法，有力地加強了生動性和説服力。作者在語言方面很少用排偶句，大多是參差不齊的散行句，顯得十分自然。 ^[3] 

明代藏書家茅坤：“題雖小，而文旨特放而遠之。”（《唐宋八大家文鈔》） ^[4] 

蘇軾（1036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中，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詩人、書畫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台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後，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於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諡號“文忠”。著有《東坡文集》110卷。《宋史》有傳。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