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慕蘭

黃慕蘭於1907年7月18日（農曆六月初九）出生在瀏陽一個書香門第，原名黃彰定。她父親黃穎初是瀏陽著名文人，與譚嗣同、唐才常一同在名儒歐陽中鵠門下受教，辛亥革命後曾任嶽麓書院教習，是黃興、蔡鍔等人的老師。他與譚嗣同一起辦過收養棄嬰的育嬰堂，與許多民國政壇人物有交往。黃穎初思想開明，對長女黃慕蘭十分寵愛，未讓她受纏足之苦。黃慕蘭有記憶力和語言天賦，十分善於學各地的方言。 ^[6] 

1919年，12歲的黃慕蘭被父母送進長沙周南女校讀書。該校校長朱劍凡與夫人毀家興學，創辦周南女子學校，立志教育出一代獨立女國民，培養了一批在中國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學生，如向警予、蔡暢、楊開慧、丁玲等，黃慕蘭深受校長夫婦“女子當自尊、自重、自立、自育”思想的薰陶，參與五四愛國運動。在周南所受啓蒙教育對她走上革命道路產生了重大影響。她晚年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憶説：“我們這一代的女性能夠參與國民革命，跟女子教育的興起有着非常大的關係。”她後來不得不退學在家自學，但心中一直不忘校長的教誨，在讀《列女傳》《木蘭辭》時十分欽佩智勇雙全的花木蘭，參加革命後毅然改名為慕蘭。 ^[6] 

1923年至1925年，黃慕蘭在老家曾有過一段從小訂婚的包辦婚姻。丈夫是一位抽鴉片、打丫鬟的少爺。她實在忍不下去，便偷偷給父親寫紙條，要求以母病為由回孃家，從此再未回過婆家。父母讓她在家中自修，為上大學做準備，她讀了大量與革命有關的文章、傳單、簡報。多年後，黃慕蘭曾對人説：“如果不是我的父母如此開通慈愛，或者我當時結婚遇上一個好男人，也許我的故事就此結束了。” ^[6] 

1926年，黃慕蘭先後加入共青團和共產黨。曾是中共早期的婦女運動領袖和特科重要成員，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營救過周恩來、關嚮應等中央領導人，在隱蔽戰線屢建奇功。20世紀50年代，黃慕蘭因受“潘楊案”牽涉，兩度入秦城監獄，輾轉17年。20世紀80年代，她在鄧穎超同志的幫助下順利平反，並任上海市政府參事。

1926年，黃慕蘭先後加入共青團和共產黨。此後黃慕蘭與中共中央機關報《民國日報》主編、中共中央軍委機要處主任秘書和警衞團政治指導員宛希儼結識，並於1927年“三八節”當天結婚。

1927年國共分裂後，宛、黃夫婦被命令轉入地下工作，黃慕蘭的潛伏生涯從此開始。

黃慕蘭(1張)

黃慕蘭的工作是江西省委秘書和機要交通。身懷六甲的她，向省委書記陳潭秋學會了半夜在聖經上用米湯密寫文件、去旅館對接頭暗號、在碼頭晃盪等待交通船。1928年，她的孩子出生才三天，宛希儼就被調往贛西南領導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4個月之後犧牲。

1928年12月，黃慕蘭接到地下黨組織調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員會機要秘書，成為中央特科成員。她還兼任中央的機要交通員，經常與各省來上海找中央聯繫的地下交通員接頭。

“在大城市裏做黨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大多以女性為主，因為她們便於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化裝成各種身份的婦女，適應各種各樣的變化，不大容易引起敵人的注意。”黃慕蘭在其《自傳》中回憶，而到山區農村根據地去的地下交通員，則以男同志為主，久在城市生活的女同志化裝成農婦總不大像。

1929年在上海，經周恩來批准，黃慕蘭與中央委員賀昌結婚。

1931年，賀昌主動請命秘密前往蘇區，1935年，29歲的賀昌在游擊戰爭中犧牲。災難在黃慕蘭個人生活中重演：與前後兩位丈夫生離即為死別，襁褓中的孩子不能親自撫育。

離開丈夫的黃慕蘭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革命互濟總會的營救部長，與中共地下工作元老潘漢年單線聯繫，承擔營救被捕同志的任務。

她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營救被捕的工聯領導人關嚮應。為此，黃接近了上海租界的進步律師陳志皋。通過陳志皋，黃慕蘭成功營救了關嚮應，開始打入上海社交圈，併成功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滅頂之災。

1931年12月，國民黨散佈“伍豪（周恩來的筆名）等脱離共產黨啓事”，黃慕蘭即通過陳志皋出面，委託法國籍律師巴和辦理《周少山緊要啓事》，駁斥敵人污衊的內幕背景。

周恩來曾經將黃慕蘭稱為“黨的百科全書”，中共特科元勳陳賡大將則認為“慕蘭的一生是中國革命曲折發展的反映”。黃慕蘭一生波折，甚至經歷了多次牢獄之災。這其中兩次是被國民黨關押，而最長的那次則是解放後，受潘漢年案牽連，兩度入秦城監獄被監禁的十七年。

1980年，黃慕蘭冤案昭雪，還了黃慕蘭“本來清白”，後任上海市政府參事並離休。1993年移居杭州。

2017年2月7日，在浙江杭州辭世，享年110歲。

黃慕蘭的晚年(5張)

黃慕蘭在自傳中提到了自己的長壽：“好在我生性好強，對中央信賴從未動搖，一貫迎着困難上，從不消極頹傷，處逆境而能堅持革命樂觀主義的人生觀。所以這點個人感情生活方面的波折是壓不垮我的。這是我一生的長處，也是我得以健康長壽的惟一保健秘訣。” ^[1] 

在這本書的封底上，赫然印着一句話：“慕蘭是黨的百科全書。”署名“周恩來”。周恩來什麼時候、在哪裏説的這句話，沒有交代。其實，只要對黃慕蘭的經歷略作了解，就能夠很清楚，周恩來不可能講這樣的話。黃慕蘭1907年生，1926年入黨，1933年脱黨，1951年重新入黨。她解放前短暫的在黨期間，也只是在城市做地下工作，且從未親歷中共長達22年的革命戰爭，怎麼可能是“黨的百科全書”呢？

關於黃慕蘭是否在1933年脱黨，其黨齡能否從1926年連續計算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問題，也是她數十年來難以釋懷的心結。是啊，這關係到一個人政治生命的長短，無論誰都會嚴肅對待的。對此，黨和國家是有明確結論的。1980年，公安部對黃慕蘭的結論是“於1926年入黨，1933年脱黨”；在時任政治局委員鄧穎超的關懷下，中組部1987年再次確認黃慕蘭“1926年入黨的黨籍”，於“1933年脱黨”，解放後按1951年七一重新入黨計算黨齡。公安部和中組部的決定，特別是在政治局委員鄧穎超關懷下所作的決定，不可能查無實據。

然而，《黃慕蘭自傳》卻在書後的“生平大事表”1991年條中，明確寫上了“慶祝上海蔘事室四十週年，承認黨齡連續。”這是一種巧妙的寫法。因為是個人生平，所以每條內容都省略了主語“黃慕蘭”，補齊主語後，全句應為：“黃慕蘭慶祝上海蔘事室四十週年，黃慕蘭承認黨齡連續。”但在省略主語的情況下，讀者不細心猛一看上去，會誤以為1991年上海蔘事室承認她黨齡連續了。可惜，無論是黃慕蘭本人，還是上海蔘事室，抑或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如無確實根據，都無權變更公安部及中組部對黃慕蘭黨齡問題的定性。

黃慕蘭在新中國成立前的黨齡雖短，卻為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這是應當充分肯定和尊重的。但是，這不代表她個人的力量可以超過組織。隱蔽戰線的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各個環節的配合都是由黨的組織在安排。黃慕蘭作為一名基層工作者，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她只是很好地完成了黨交給她的本職工作，但在書中，她卻把自己的作用誇大到了挽救黨的領袖，甚至挽救黨的程度，這就十分不應該了。

在這本自傳中，黃慕蘭説：“黨交給我的第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營救關嚮應同志。”並借其他領導同志的口説：“關嚮應同志被捕了，如果你能想法子把他營救出來，就是從敵人的獄中救回一員大將……相信你一定能獨當一面。”還有類似“關嚮應他們還在等着你去設法營救出獄呢！”這種話，讓人感覺彷彿千鈞重擔都壓在她一人肩上，然而，真實的情況是怎樣呢？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並供出所知的一切中共機密。潛伏南京的錢壯飛截獲此情報後，經李克農轉黨中央，周恩來立即採取措施，緊急疏散所有可能被顧出賣的同志和機關。六屆四中全會後被降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調往上海基層工作的關嚮應，因未能及時得到通知而不幸被捕。巡捕房同時還搜去一箱文件，這批文件不僅能讓他的身份暴露，而且還會泄露黨的重要機密。周恩來心急如焚，即命中央特科情報科長陳賡、中央交通局局長吳德峯迅速營救。

陳賡找到了時任國民黨黨務調查科駐滬特派員的楊登瀛（又名鮑君甫），他是我黨的特殊關係。當得知英國巡捕看不懂箱中文件的內容，正託楊登瀛找翻譯鑑別時，陳賡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派去了精通幾國文字的情報科副科長劉鼎，將箱中有價值的文件調包，以確保關嚮應不暴露身份。然後，由吳德峯出面，通過黃慕蘭的交際關係，花錢請律師將關嚮應保釋出來。

由此可見，成功營救關嚮應同志，是黨組織精心運作的結果。核心問題是那箱文件，如果關嚮應身份暴露，就回天無力了。還有整個營救計劃的制定、營救費用的提供等，都是黨組織的力量，絕非個人所能為。當時黃慕蘭的身份，是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員，她發揮了自己的作用，比如聯繫律師陳志皋及其有影響的父親之類，但也僅此而已。

黃慕蘭在自傳中説，1931年，她“及時發現並報告向忠發叛變，保護了中央首長的安全”。向忠發是中共第三任最高領導人，他叛變的危害程度可想而知。如果黃慕蘭所言為真，那其功勳堪比錢壯飛，理當在黨史上大書一筆，然而“龍潭三傑”卻沒有她，難道是周恩來説錯了嗎？

按照黃慕蘭的説法，向忠發被捕當天（1931年6月22日）下午4時，她和陳志皋律師在咖啡館閒談，偶遇陳的同學、巡捕房翻譯曹炳生，曹無意中透露了向忠發被捕並招供的消息。黃獲悉這一重大情報後，假作頭痛，由陳志皋送回家中，然後打電話讓新任中央特科情報科長潘漢年到她家。她擔心“晚上”事態會更嚴重，催促潘趕快去向黨組織彙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才得以在當晚11時安全轉移到法國人開的都城飯店。

這個故事很難説是事實，因為其中的疑點太多。比如，書中説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是“1931年深秋”，明顯應是仲夏嘛；曹炳生明確講出向忠發“招供了”，黃慕蘭還在那裏猜測向忠發“很可能已叛變”；身為中央特科僅次於陳雲、趙容（即康生）的新任領導，潘漢年是否總能守在電話機前，等着別人打電話，而且還能隨叫隨到？面對如此嚴重的事態，潘漢年居然沒有主動性，還要作為下級的黃慕蘭“催”才去彙報……

再退一步講，即便這個故事是真的，其意義也遠非那樣重大。根據相關史料，向忠發原本和周恩來同住一處，6月21日違規外出並留宿姘婦楊秀貞所在旅館，22日上午9時離館後在汽車行租車時被捕。向忠發一夜未歸，周恩來派人尋找並按規定發出危險信號。中午12時左右，周恩來、陳紹禹（即王明）和博古正在聶榮臻家開會時，特科報來了向忠發被捕的消息，大家立即設法營救並迅速搬家。沒料到，向忠發下午就叛變了，不僅供出了周恩來、陳紹禹和博古住的地方，還帶着敵人去捉人，結果自然是撲空了；而楊秀貞以及住在同一旅館的任弼時夫人陳琮英，則在當天下午被捕，此時的黃慕蘭還在咖啡館裏喝咖啡呢。

在這本自傳中，黃慕蘭説，在黨中央確認向忠發叛變後的“第二天”（6月23日），還有“1931年12月”，她曾兩次面見周恩來，而且都是由康生、潘漢年兩位特科首腦一起坐着汽車來接的。

首先，這種隆重的見面方式，在剛出了顧順章、向忠發兩大叛徒，白色恐怖籠罩，全黨風聲鶴唳的上海，是多麼不合時宜呀？而且，這也明顯違反了地下工作單線聯繫的原則。

其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年譜》中明確寫着：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叛變，周恩來“迅速隱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停止聯繫。此後周恩來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蘇區。”12月上旬，周恩來“離開上海”赴蘇區。康生在9月中旬已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六位成員之一，在博古、洛甫之後名列第三，當然屬於應當“停止聯繫”的“其他領導人”了，怎麼可能在12月大搖大擺地和潘漢年一起，簇擁着黃慕蘭到周恩來的隱蔽處會面呢？

如果只是見見面也就算了，黃慕蘭還要説出一段周恩來就“伍豪啓事”向她問計的故事。“伍豪”是周恩來當年在黨內的化名，“伍豪啓事”指的是1932年2月16日國民黨特務機關在上海《時報》上偽造的《伍豪等脱離共黨啓事》，造謠説“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並在上海各大報連載，企圖敗壞周恩來同志的聲譽，在共產黨內製造混亂。對此，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當即採取各種措施進行反擊，於當月20日針鋒相對地在中央機關報《鬥爭》上發表一則《伍豪啓事》，指出這是“國民黨造謠誣衊的新把戲！”；而公開闢謠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請律師代表伍豪登一個否定啓事。

黃慕蘭顯然注意到，1931年12月，敵人偽造的伍豪脱黨啓事還未出台呢。因此，她就聲稱周恩來對她説：“自從顧順章叛變後，敵人在四處造謠，説他（周恩來）已經叛變自首了，問我能用什麼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他闢謠，揭穿敵人這種卑鄙無恥的伎倆。”於是，黃慕蘭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拿起筆來起草了一篇稿子：“陳志皋律師代表伍豪啓事：鄙人身體健康，希諸親友勿念……”也就是説，黃慕蘭提前兩個月，就想出了應對未來“伍豪啓事”的辦法——用律師啓事為伍豪公開闢謠。

或許有人會説，黃慕蘭想出的辦法是針對敵人的“四處造謠”，只是碰巧和兩個月后辟謠“伍豪啓事”的手法一樣而已。其實，1931年12月的時候，敵人正在上海對周恩來等人展開聲勢浩大的搜捕行動，而不是四處造謠。1931年11月29日的《時報》、《申報》、《民國日報》和《時事新報》等各報刊，都登出了國民黨及顧順章懸賞捉拿“共黨首要周恩來”的消息，白色恐怖愈加凝重，周恩來遂於12月上旬緊急撤離上海。正是因為搜捕未成，惱羞成怒的敵人才製造了伍豪脱黨的謠言。整個事件的過程，在黨史上是很清楚的。

親歷者的自傳，往往會成為歷史研究的重要參考，務求準確，才能彰顯其價值。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