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鏈接
請複製以下鏈接發送給好友
https://baike.baidu.hk/item/吳德峯/18887762
複製
複製成功

吳德峯

（吳德峯是中共秘密交通工作的創建人、中共隱蔽戰線的一名重要領導人。）

鎖定
吳德峯（1896—1976），男，漢族，湖北保康人，中共秘密交通工作的創建人 [1]  、中共隱蔽戰線的一名重要領導人 [1]  [6]  。1896年6月21日出生於官宦之家，祖父吳國弼為清朝輔臣四品“通奉諫議大夫”，父親吳元鈞銜至少將。1914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24年2月，經董必武、陳潭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夏，吳德峯受中共指派加入國民黨，開展革命活動。1926年冬，經鄧演達推薦而擔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委兼國民政府武漢市公安局局長，有效開展中共秘密工作。 [2]  1928年底，受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組部部長周恩來代表中央談話，獲任中央軍委交通科長。1929年4月，任中央秘書處外埠交通科科長，負責與各紅色根據地的交通聯絡。 [3]  其後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長，國家政治保衞局江西省分局局長、湘贛省分局局長，紅二、六軍團政治保衞局局長，中央對外聯絡局局長，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秘書，晉察冀中央局敵軍工作部部長，中共阜平縣委書記，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中共鄭州市委書記等職。1949年5月24日，被中原臨時人民政府任命為武漢市首任市長。1952年4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政法委員會秘書長。1954年10月，調任國務院第一辦公室副主任，1956年5月兼任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副會長，後繼任會長、黨組書記。1960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1966年6月，受“文革”衝擊，離開了工作14年的政法崗位。毛澤東曾對他説：要交好革命的班，把過去的工作經驗傳下去。1976年12月11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0歲。 [2] 
中文名
吳德峯
別    名
又名吳士崇，曾化名吳鐵錚、戚元道 [2]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籍    貫
湖北省保康縣歇馬鎮石磐嶺
出生日期
1896年6月21日
逝世日期
1976年12月11日
畢業院校
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2] 
政治面貌
中共黨員
代表作品
吳德峯等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講話》 [2] 
性    別
男

目錄

  1. 1 人物經歷
  2. 2 人物評價

吳德峯人物經歷

在武漢從事革命活動和中共秘密工作 [2] 
1909年2月，13歲的吳德峯隨父親吳元鈞來到武昌，就讀於湖北省官立模範兩等小學堂。新式學堂、新式課程，讓他眼界開、學識漲，思想更是受到啓發，進步傾向更加明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洶湧澎湃的革命浪潮帶給吳德峯巨大的精神衝擊，加之受伯父吳元澤和父親吳元鈞的影響，吳德峯毅然投筆從戎，加入湖北省革命學生軍，走上了軍事救國的道路。因表現優異，吳德峯還擔任了學生軍的班長。這次“軍旅生涯”雖然只有一年，但極大地開拓了他的眼界，逐步樹立起民主共和思想，促使他萌生了救國救民的志向。 [2] 
1914年1月，吳德峯考入素有革命搖籃之稱的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校學習時，吳德峯與時任一師校監的董必武建立起深厚的師生之誼，和蕭楚女等許多有志之士一起研討國家前途命運；他還積極參加、組織領導了武漢學潮，並作為學生代表與教育廳長談判，面斥教育界的黑暗腐朽，驅逐了反動校長，成為學潮的學生領袖人物之一。 [2] 
1919年12月，吳德峯考入湖北省長公署第一機要股任科員。工作期間，他經常到陳潭秋、惲代英等人創辦的利羣書社閲讀《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史》《共產主義ABC》等進步書刊，時常關心國家大事，思索救國救民的真理。1921年，經董必武等人推薦，吳德峯擔任中共武漢黨組織主辦的湖北人民通訊社社長，負責向國內新聞媒體發佈革命信息。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過程中，吳德峯逐步提高了認識，鍛鍊了能力，增長了才幹。1922年，吳德峯參加了轟動一時的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學潮，其後又陸續參加了由董必武領導的教育改革鬥爭及平民教育和職業教育活動。 [2] 
經過革命洗禮，吳德峯逐漸成長為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924年2月，經董必武、陳潭秋介紹，通過黨的嚴格審查考核，這位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社會關係極為複雜的知識分子被接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只經過一個月的候補期就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這是吳德峯政治生涯一個根本性的轉折點，從此他自覺地把自己的命運與黨和國家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義無反顧地為共產主義奮鬥，無論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都不曾猶豫、未曾動搖，直至生命最後一息。 [2] 
為便於黨組織和進步人士開展革命活動，培養更多的革命人才，1925年2月，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吳德峯在武昌黃土坡創辦了崇實中學。陳潭秋曾在該校講授過資本主義入門課程。為幫助和引導青年學生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吳德峯還專門成立了讀書會，規定讀物為馬克思主義書籍，並組織討論研究。不少學生通過讀書會提高了思想政治覺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走上了革命道路。 [2] 
1924年2月，經董必武、陳潭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夏，吳德峯在周恩來等同志領導下開始從事隱蔽戰線秘密交通工作。 [4]  同時，他根據中共黨組織的指示，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省黨部執行委員，先後兼任工人部部長、軍事部部長、商民部部長。同年9月，武漢三鎮召開聲討英兵屠殺武漢工人罪行的水陸大遊行。吳德峯負責主持漢口會場的羣眾遊行，他帶領羣眾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媚外軍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口號，呼籲全省同胞同仇敵愾，作永不停息的抗爭，此舉激發了社會各階層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熱情，進一步擴大了反對帝國主義統一戰線的影響。
1926年冬，利用家庭背景並經國民黨著名左派人士鄧演達推薦而擔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委兼國民政府武漢市公安局局長，有效開展中共秘密工作。 [2] 
1927年1月，吳德峯會同宛希嚴、向忠發等人組織發動30萬武漢市民開展了聲勢浩蕩的抗英示威大遊行活動，揭露漢口“一三”慘案真相以及英帝國主義的一系列罪行，號召羣眾開展反英鬥爭，促使武漢國民政府以鐵腕外交手段令英國政府簽訂了相關協議，收回了漢口英租界。 [2] 
1927年4月、7月，蔣介石、汪精衞先後發動“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吳德峯利用武漢市公安局長職務掩飾，多方瞭解國民黨反共動向，為保衞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儘可能減少了同志們的流血犧牲。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8月7日史稱的“八七”會議先後在武漢召開，吳德峯利用自身職務便利，對會議保衞工作進行周密調研和細緻部署，直到大會順利結束、代表們安全撤離，國民黨反動派也未曾搜到開會地點，確保了中共兩個重要會議的勝利召開。 [2] 
1927年“七一五”汪精衞公開叛變後，國民黨內的清黨行動日益公開化，由於身為公安局長的吳德峯被視為國民黨左派中堅分子，國民黨右派對其有所忌憚，意欲先讓他交出權力，再以“提拔重用，另有高就”的陰謀逮捕吳德峯。組織要求他相機撤離公安局，而吳德峯則在新任公安局長到任那天，帶着荷槍實彈的警察大隊，給新局長舉行了一個盛大的“送舊迎新大會”。在會上，吳德峯在會上還宣傳了三民主義，説國民革命一定勝利。正是在“歡送吳局長榮升”的喧鬧中，他安然回到家中，安排家人在堂前發放賞錢、點煙倒茶，自己則通過卧室出後門，金蟬脱殼。 [5] 
在上海創建秘密交通
革命戰爭年代，黨內秘密交通是一條特殊的戰線，它所擔負的主要任務是傳遞黨的各級組織之間互相來往的文件、護送黨的幹部、運送特別物資和經費等。1925年初，黨中央在組織部內設交通處，並配備了交通幹事。這是黨內第一個秘密交通機構。1926年，改歸新成立的中央秘書處領導，稱交通科。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黨中央在中央秘書處內設置內埠交通科（又稱內部交通科，簡稱內交科）和外埠交通科（又稱外部交通科，簡稱外交科）。到1928年底，黨內交通部門初步建立起全國交通網。主要線路有三條：一是北方線，從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二是南方線，從上海至廣州；三是長江線，從上海至漢口。
土地革命戰爭在全國各地蓬勃興起後，由於國民黨統治區白色恐怖非常嚴重，革命根據地又很分散，交通工作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吳德峯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走上黨內交通領導崗位的。1928年底，周恩來代表黨中央與他談話，要他擔任中央秘書處外埠交通科科長，負責與革命根據地的交通聯絡。吳德峯上任後，對原來的北方線、南方線、長江線進行調整，又從各地選調幹部，充實交通員力量。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外部交通科便把中央與各地的交通健全起來，形成比較嚴密的工作體系，建立起環環相扣的秘密交通網。
據1929年中央秘書處的統計，一年時間由外交科送往各地的文件有5523件，各省經過交通員送到黨中央的文件達4687件，其中不少是十分重要的。例如，1929年2月，中共中央致信紅四軍前委，提出“將紅軍的武裝力量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並要求毛澤東、朱德“離開部隊來中央”。毛澤東接信後回信説，中央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應採取“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的戰略方針。後來由於蔣桂戰爭爆發，黨中央改變了二月來信的一些意見。中共中央和紅四軍前委之間的信函往來是由黨內交通傳遞的。如果沒有黨內交通，毛澤東的重要意見很難反映到黨中央。
1930年7月，根據形勢發展需要，黨中央決定在上海的中央軍委建立交通總站，由吳德峯負責。10月又成立直屬中央政治局的交通局，並將中央秘書處外部交通科和中央軍委交通總站歸併於此。交通局由周恩來、吳德峯等組成秘密工作委員會領導，吳德峯任局長。在吳德峯領導下，中央交通局很快打通了上海黨中央至中央蘇區瑞金的交通線，隨後又打通至湘鄂西、贛北、鄂豫皖等蘇區的交通。中央交通局成立後，在組織機構上是絕對機密、單線聯繫的。每一位同志來上海和黨中央聯繫，每一件情報和機密文件的傳遞，每一項重要物品的輸送，都要經過吳德峯的具體組織甚至親自執行。
中央交通局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護送幹部。從1930年開始，中央交通局通過各交通線護送領導幹部到中央蘇區，規模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為鞏固和擴大蘇區，黨中央抽調100多名幹部到中央蘇區工作，其中有項英、任弼時、徐特立、鄧發、蕭勁光、劉伯承、伍修權等；第二次是1931年顧順章叛變後，黨中央和在上海工作的幹部受到嚴重威脅，賀誠、梁廣、羅明、陸定一等先後轉移到中央蘇區；第三次是1932年至1933年初，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往中央蘇區，包括博古、張聞天、楊尚昆等40多名幹部。前兩批護送行動是吳德峯親自部署的，後一批他也作了精心安排。
在1931年的一次轉移行動中，周恩來、王首道和黃火青等人分批從上海坐船去漢口，擬通過一個在漢口碼頭背後擺小攤的秘密交通點，轉往湖南株洲進入中央蘇區。但他們出發後，吳德峯得知武漢出了叛徒、那個秘密交通點已被敵人破壞的消息。吳德峯當機立斷，精確計算三人的船行時間，分頭派人把他們攔截回來，從而化險為夷。當時那一幕真是驚心動魄。
1931年9月，黨中央決定周恩來、李富春、蔡暢等人先後分批轉移至中央蘇區。為了保障這些同志的安全，吳德峯親自分地區、分段，多次找相關交通站負責人專門研究路線，抽調一批忠實可靠、最有經驗的交通員護送，必要的地方還組織了武裝交通護送。為了打前站，吳德峯先行到中央蘇區考察落實，確定了安全可靠的路線。12月，周恩來從上海出發到汕頭。吳德峯啓用了由他直接領導的汕頭絕密交通站，安全護送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
吳德峯領導的中央交通局還負責籌集、轉運物資，特別是黃金、銀圓、鈔票和電訊器材等。1930年下半年，他親自到鄂東特委書記胡梓處取回重達10斤的黃金回上海。周恩來稱讚他“膽大心細，對黨忠誠，是黨可信賴的好同志”。在解決蘇區物資供應問題上，吳德峯創造了開鋪子的辦法解決。蘇區缺什麼物資，就開什麼鋪子。交通員不一定知道哪個鋪子是自己人開的，但可告訴他到哪裏去進貨更便利。鋪子裏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誰是蘇區來的人，只要按一般情況做買賣就行。中央蘇區嚴重缺乏藥品，交通局就利用社會關係，在汕頭開了一間中法藥房分號，名聲和規模都很大，在一段時間內滿足了中央蘇區的需要。
隨着對敵鬥爭經驗的逐漸豐富，中央交通局的工作方式更加規範。在吳德峯的主持下，中央交通局制定了《秘密工作條例》，提出了秘密交通“迅速、準確、保險、可靠”的工作原則和5條紀律：1.不允許發生任何橫向關係；2.機關所在地，只允許上級瞭解下級，下級不允許瞭解上級、隔級和兄弟機關；3.黨內不該瞭解的人和事不問，不該看的文件不看，未經允許不得傳播自己所瞭解的事；4.堅守崗位，不允許搞羣眾鬥爭，不許照相；5.寫過的複寫紙、印過的蠟紙和有機密文字的紙屑要及時燒掉。 [1]  通過這些制度規範和紀律約束，中央交通局的運行機制更加順暢高效、工作方式更加合理規範。後來，吳德峯還進一步明確，對秘密工作要“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兒女”。如有違反紀律，他批評起來毫不留情：“錯了就是錯了，沒有任何理由可講。敵人決不會因為這位同志有原因有理由就不抓他、就不砍他的頭。”他不僅嚴格要求工作人員，也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在上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常在他家開會。他總是安排好之後就主動迴避，妻子戚元德站崗放哨時，也是不看、不聽、不問。吳德峯還要求妻子：“除本職工作外，不該問的不能問，就是夫妻間也不能例外，不該知道的，知道的越少越好，否則害人、害己、貽害組織。” [6] 
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兩年九個月，是吳德峯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經歷。作為黨內秘密交通的創建人，他對黨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對同志滿腔熱情，工作精益求精，表現出過人的膽識智慧和大無畏的革命氣概，為保衞黨中央和中央機關的安全，溝通黨中央與各革命根據地之間的聯繫，作出了重要貢獻。
領導西安情報工作
1936年10月，吳德峯隨同紅二方面軍勝利結束長征。12月，他抵達陝北保安，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對外聯絡局任局長。西安事變發生後，周恩來考慮到吳德峯有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帶他去西安參加談判。經過積極斡旋，西安事變終於和平解決。在此過程中，他協助周恩來做了許多工作。隨後，吳德峯根據毛澤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指示精神，遵照周恩來的安排，化名吳鐵錚，先後以《工商日報》記者、國民黨第38軍高參的身份作掩護，在西安負責組織和領導黨的秘密情報機構，開展情報工作。
當時西安是對敵鬥爭的前哨。共產黨在西安有三個機構：一是有着合法身份的紅軍聯絡處，後改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伍雲甫任主任；二是中共陝西省委，是個半公開機構，省委書記為歐陽欽；三是直屬中央領導的秘密情報機構，由吳德峯負責。三個機構根據不同對象分別行動，同時又密切配合，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吳德峯領導的秘密情報機構最初設在興隆巷的一個四合院內，剛開始只有吳德峯及其愛人戚元德和勤務員肖佛先三人。1938年，陸續增加了內勤、外勤、機要、譯電人員，辦公地點也從興隆巷搬到曹家巷12號。同住機關的有陳養山夫婦、陶斯詠夫婦、蹇先佛、羅青長、於忠友、肖佛先等。大家以親朋關係相稱，住在一起親如一家。
秘密工作風險極大，經常命懸一線，面臨着生與死的考驗。吳德峯在西安工作時，在堂屋的一個佛龕洞裏放了兩把手槍，把子彈壓上膛放着，準備緊急情況時使用，並與妻子戚元德約定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他經常強調：“間諜，只有死間，沒有活間。勇敢堅定者被敵人抓住只能捐軀，貪生怕死者、叛變者，組織是決不會饒過的，敵人也只視為癩皮狗加以終棄，決不會有好下場。”他隨時準備為黨犧牲自己的生命。
在長期秘密工作中，吳德峯總結了一套對付敵人的有效經驗，無論鬥爭環境如何險惡，他總能夠轉危為安。有一天，吳德峯與羅青長帶着裝有一份秘密文件的手提箱在街上走，敵特突然在街兩頭設卡搜查行人。進退兩難時，吳德峯迅速走進街邊的書店買了一本軟皮碑文字帖，借開箱取錢將秘密文件夾進字帖裏，再請店員用包裝紙將字帖捲起來包好。接書時故意付了一張大票子，示意羅青長等候找錢，他則拿着書先走了。羅青長出書店時，看到他已走近哨卡等候搜查。只見他從容不迫地將手中的書舉過頭頂，伸開兩臂讓敵特檢查，結果有驚無險。
西安秘密情報機關設在曹家巷12號，後來13號突然住進了國民黨特務機關。有的同志建議搬家，但吳德峯認為不宜馬上更換，應利用“燈下黑”與敵周旋，因為誰也想不到共產黨的情報機關居然會與國民黨特務機關為鄰，反而多了一個保護傘。一天，有個特務跟蹤他走進曹家巷，他靈機一動，徑直叩開 13號的門，還熱情地同開門的人搭話，跟蹤的特務以為是自己人就走了。吳德峯對監視八路軍辦事處的特務也很有辦法。他曾讓辦事處的人抬出兩個裝有大石頭的木箱，叫偽裝成黃包車伕的特務拉着在城裏轉圈圈，把特務累得直求饒，再也不敢來了。還有一次，他叫八路軍辦事處的人拿着沒裝膠捲的照相機，對着在門口偽裝賣香煙的特務“咔咔”拍照，硬是把這個特務給“照”跑了。
在西安，吳德峯選派一些對黨忠誠、家庭關係複雜、便於掩護的共產黨員打入敵人心臟部門，開展秘密情報工作，建立起多層次、多角度的情報工作網絡。在他直接或間接領導下工作的有戴中溶、王金平、熊向暉、肖德、霍建台、王昭賢等人。戴中溶是陝西省委書記歐陽欽夫人黃葳的哥哥，上海交通大學電訊系畢業的高才生，曾為胡宗南培訓無線電報員和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官居司令部機要室副主任。吳德峯經調查考核後認為，戴中溶的經歷雖然複雜，但思想進步，有革命要求，遂決定起用他。經請示周恩來後，派黃葳做工作，説服戴中溶利用便利條件為黨工作，並先後派羅青長、王金平、趙耀斌等與之聯繫。熊向暉是中共組織安插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秘密情報人員，職務是侍從副官、機要秘書。肖德、霍建台等人則打入敵特組織內部，分別充當敵特組織的偵緝隊長和監視八路軍辦事處的特務。
秘密工作需要同各方面人物打交道。吳德峯對西安社會各階層進行了系統、詳盡的調查研究，掌握了他們的政治觀點、思想狀況、生活習慣以及社會交往情況。經過認真分析，他認為在國民黨內部存在左、中、右三種勢力，並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特徵，中間派佔大多數，是可以爭取共同抗日的力量。他將調查與分析寫成材料上報黨中央，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吳德峯幾次回延安，毛澤東都親自與他長談，瞭解情況。這為黨中央制定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提供了重要參考。
吳德峯非常注意蒐集國民黨政治、軍事動態，這是秘密情報工作的重要方面。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加緊反共。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此後又秘密頒發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吳德峯將這些情報及時報告黨中央，中央據此編寫了《磨擦從何而來》的小冊子，揭露國民黨的陰謀。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重點地區是陝甘寧邊區、山西和河北地區。吳德峯通過戴中溶的關係，獲得大量有價值的情報，為擊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掌握鬥爭主動權提供了情報保障。
在延安指導情報和交通工作
1940年6月，因吳德峯在西安的處境日益危險，黨中央調他回延安任中央交通局局長。中央交通局對外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即“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實際上，農委並不管農村的事，乾的仍然是情報和交通工作，主要負責敵後及國統區的交通，護送幹部到晉察冀、華北、太行山一帶開展工作，同時還負責部分國內情報工作，並承擔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聯繫。
吳德峯到任後不久，就接受了派送一批秘密工作幹部到西安的任務。他帶着一卡車剛培養出來的地下工作人員，包括髮報員、譯電員和機要員等去西安分配工作。派送途中通過國民黨的重重封鎖和檢查，才抵達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等這些秘密工作幹部分赴全國各地後，吳德峯化裝成國民黨陝西省黨部高級官員返回延安。這次行動是他西安秘密情報工作的延續。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各抗日根據地需要大批幹部，延安的許多幹部也要到各地工作，因此開闢延安至各地的交通線迫在眉睫。秘密交通是吳德峯的老本行，幹起來得心應手。在他的領導下，農委很快建立健全了延安至內蒙古、新疆、上海、重慶、晉察冀、太行山、東北等地的秘密交通線，交換秘密情報、機密文件和運送物資、輸送幹部等工作也順利開展起來。吳德峯還組織工作人員在農委的窯洞頂上架起電台天線，負責中共中央與莫斯科的聯繫，並打通了經內蒙古、外蒙和蘭州、新疆往來蘇聯的兩條國際交通線，保證了延安與蘇聯的交通暢通。
20世紀40年代前期，黨內交通有幾次重大行動。一是1941年皖南事變後部分突圍的新四軍指戰員轉移到蘇北；二是1941年至1943年全國各地主要是縣團幹部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黨的七大；三是1942年劉少奇從華中局回延安；四是一批批黨的幹部和優秀青年從延安出發前往各地崗位；五是嚮往進步、追求光明的青年學生、愛國民主人士奔赴延安。這些大的交通行動，都是在吳德峯及中央交通局的統一領導下進行的。
1942年3月，劉少奇一行從蘇北回延安，黨內交通負責護送工作。劉少奇途經山東分局、湖西區、魯西區、北方局、太嶽區、晉綏分局，於12月底平安抵達延安。途中負責帶路和護送任務的黨內交通，採取接力的辦法分段轉送，一路穿越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103道封鎖線，多次遇到掃蕩、伏擊。在艱險的行軍過程中，黨內交通人員配合部隊，克服各種困難，圓滿完成了護送任務。
在長期領導隱蔽戰線工作的革命生涯中，吳德峯捨生忘死，嚴守紀律，縝密細緻，臨危不懼，多謀善斷，充分展現了一位隱蔽戰線重要領導人的風采。特別是其堅定不移的信仰令人欽佩。他出身於士紳家庭，其父兄在湖北軍政界都有顯赫的地位，但他為了救國救民，毅然拋棄高官厚祿和榮華富貴，投身於黨的革命事業。王震曾説：人家鬧革命是被逼上梁山，吳德峯卻是家產萬貫自己走上梁山。吳德峯與戚元德生了9個子女，大多送人或夭折、下落不明。他晚年諄諄教誨子女：自家在中華民族存亡危急之際，從‘維新變法’經過‘辛亥革命’，歷時三代人最後才找到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革命真理。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昌盛富強，多少革命者前赴後繼。後輩必須繼承先烈遺志，更加努力刻苦為之而奮鬥。

吳德峯人物評價

1969年5月1日，得知吳德峯正在遭受迫害，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當着“四人幫”和最高法院“造反派”代表的面，向毛澤東彙報説：據講吳德峯同志身體很不好，到今還沒有解放。吳德峯同志是忠於黨、忠於革命的，他對王明、張國燾等的“左”“右”傾錯誤做過堅決的鬥爭，在打敗胡宗南的戰鬥中立過很大的功勞的。毛澤東馬上説：吳德峯同志是個好同志，一定要解放。不久，吳德峯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毛澤東握着吳德峯的手説：德峯同志，要交好革命的班，把過去的工作經驗傳下去。 [2] 
王震等人評價他説：“德峯同志是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者，越是滄海橫流，越顯出他的英雄本色。”
吳德峯本人、家人和革命歷程相關圖片
吳德峯本人、家人和革命歷程相關圖片(10張)
參考資料